幾年前，國內某頭部“雙一流”高校博士畢業生李磊（化名）本有機會到“雙一流”高校任教，但幾經權衡，還是選擇了一所普通的地方高校。
前段時間，李磊的電子郵箱里收到了一份訪談邀請函，對方想和他聊一聊，作為一名從研究型高校畢業的博士，到普通地方高校工作的感受。
這封郵件讓李磊覺得有什么東西戳中了自己，并產生了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
近年來，國內大量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選擇到地方高校就業。根據已有研究統計，我國院校層次、學科等級的“高畢低就”率分別達到51.3%和63.9%，在以研究型大學為主的中央部屬高校中，超過50%的博士畢業生選擇在高校就職，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地方高校。
“受不同層次高校差異化的平臺條件、制度文化以及青年教師學術習慣等因素的影響，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在入職地方高校后，會面臨更多的無奈和挑戰?！闭沁@些無奈直接引發了李磊的“不吐不快”，也成為了天津大學教育學院英才副教授李永剛關注這一現象的原因。
研究中，李永剛用了四個字形容那些年輕老師們的境遇——鳳凰落架。
倒置的“中心與邊緣”
李永剛第一次關注到這一現象，是在他剛剛工作后不久。
2018年，從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畢業的李永剛入職天津大學。工作之余，他經常和同學、朋友一起交流“初入職場”的感受。在這一過程中，一些人的抱怨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些同學或朋友大多在地方普通高校任教，他們的吐槽涉及科研、教學乃至人際關系等多個方面，但他們所說的情況我卻很少遇到?！边@樣的反差讓李永剛意識到，同樣是從研究型大學畢業的博士生，在不同高校的境遇差別或許要比自己預想的大得多。
當時的李永剛還只是在猜想，而與他幾乎同時進入高校的李磊則已經有了“切膚之痛”。
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李磊本碩博均在原“985工程”高校就讀?！扒髮W過程中，我接受的知識、理論、方法和視野都相對前沿，研究課題也比較主流。”他說，但來到地方高校后，學校的要求卻讓他極不適應。
李磊所在的學校位于國內某著名革命老區，他所在學科的優勢研究領域幾乎全部集中于對當地史的研究。
“在校內很多人看來，我之前的研究方向過于‘高高在上’，對于強化學校的學科優勢沒有任何作用。”李磊說，這并不是簡單的“研究理念”不同的問題，“因為那些人往往掌握著對學術資源、課題經費的分配權，在設置選題、劃撥經費時，如果不選擇他們‘中意’的選題或議題，就會很‘吃虧’”。
李磊口中那些校方“中意”的議題，更偏向于應用、政策、咨詢類，而他此前的研究更多偏向于純學術類，這兩者很難銜接，從而使來自研究型高校的青年教師處于“科研孤兒”的狀態。
“相較于理工學科講求團隊合作，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往往是‘單打獨斗’。因此，我們在面對這樣的壓力時，更加難以承受。”李磊說。
事實上，類似的問題在理工學科也同樣存在。
劉暢（化名）博士階段就讀于國內某地質類頭部高校，研究方向是地質構造。如今，他就職的某地方高校處于某類礦藏的富集區，校方一直要求年輕教師將研究方向轉到相關領域。
“我已經在學校工作了五六年，但直到今天，校方還在用各種方式要求我們轉換研究方向?！眲痴f，但問題是，如果轉換領域，就意味著自己的科研必須從頭再來；如果堅持原有研究方向，則意味著要承受更多來自校方的壓力。
“和我一起入職的年輕老師中，有些人已經聽從了學校的‘意見’；有些人還在硬挺著，比如我。”劉暢笑著說。
李永剛將這種現象稱為“個體與組織的學術價值觀之爭”。
“在學術方向的判斷上，研究型大學偏好具有世界主義導向的基礎性問題，而地方高校則對地方主義的特色議題青睞有加?！崩钣绖傉f，這種不同是兩類高校在學術金字塔體系中定位差異的結果。
對于身處“地方”的高校來說，其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都要緊密圍繞所在區域的發展。換言之，對于地方高校教師而言，“地方”就是中心，而更遙遠的世界則被推向邊緣。這種“中心與邊緣”二元學術價值觀的倒置，使研究型高校博士畢業生與其所在的地方高校之間，在發展目標和方向選擇上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鴻溝。
“如果說在入職早期，他們尚可依靠原有學術積淀和資源繼續發展，那么隨著時間推移，二者間的分歧會日益擴大，地方高校很難給予持續支持?！崩钣绖偙硎荆祟惉F象在自己的調查中并非孤例。“90%以上的受訪者都會遭遇研究方向和地方高校支持領域不一致的挑戰，進而陷入個體需求和組織資源供給失配的困境?！?span style="display:none">0x5速刷資訊——每天刷點最新資訊，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SUSHUAPOS.COM
畢業生不關注，高校不在乎
當初畢業時，李磊之所以沒有選擇其他“雙一流”高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所地方高校能解決他妻子的工作問題。
“我在讀博期間已經結婚，但一直處于兩地分居的狀態。我找工作的一個重要訴求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崩罾谠蛞恍┯幸馄赣盟摹半p一流”高校提出相關訴求，但均沒有得到滿足。
可以說，李磊到地方高校工作是有些無奈的，而這種無奈，很多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都曾有過。比如，2018年從某頂尖“雙一流”高校博士畢業的王瑋（化名），因為妻子在東部某二線城市工作，最終選擇當地的一所地方師范大學；劉暢之所以選擇目前所在的高校，也是因為作為本地人，“不想離家太遠”。
在李永剛所做的一項涉及近千個樣本量的調查中，當被問及到地方高校工作的原因時，“為與配偶/戀人團聚或照顧父母”的認同比例達到62.9%，“可以解決配偶/戀人工作”的比例也達到了24.69%。
與此相對的是，在選擇入職地方高校的動機排序中，與學術發展密切相關的“學科平臺”卻只能排到第八位。
“這說明很多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選擇地方高校的原因，并非為了學術上的‘對口’，而是多種因素權衡的結果。”李永剛說，其中，學術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因此，畢業生往往較少考慮自身研究方向與學校特色學科的匹配度。
這個問題畢業生甚少考慮，學校同樣考慮得不多。
劉暢畢業那年，和他一同入職的博士畢業生多達100多人。之所以一次性招聘如此多的學生，背后的原因很簡單——當時該校正要沖擊本省的某個教育工程，需要大幅提升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
“這種現象很常見?！眲痴f，地方高校為了提升排行榜位次，或者沖擊某個項目，會在短時間內大規模招聘博士生，尤其是名校博士生。這一過程中，他們不會過多考慮求職者研究方向的匹配問題，“只要是名校的，就先招進來再說”。
畢業生不關注，高校不在乎，這就為雙方的沖突埋下了伏筆。而加劇這種沖突的，則是學校對于“名校博士”的另一重訴求——發論文。
李永剛解釋說，如果將國內高等教育體系比作金字塔的話，處于“塔尖”的研究型大學無疑是眾多地方高校的發展動力和目標。當下，想要提升學校的學術聲望，發表高質量、高“檔次”論文無疑是一個重要途徑，因此那些從“塔尖”下來的名校博士生們就成了校方寄予厚望的對象。
“事實上，地方高校招聘研究型高校博士畢業生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們能發表高質量論文，借此提升學校在各種排名中的位次。為此，他們會效仿研究型大學，制定諸多科研激勵性政策?！崩钣绖傉f，比如規定發影響因子多少的文章，就獎勵多少萬元的績效等。
然而同時，這些高校又要求教師轉變自身研究方向，將研究重點與所在區域的發展綁定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師們的學術發表。
李磊就曾申請到一個與當地文化密切相關的省級課題。然而，當課題行將結題，他需要發表相關論文時，卻發現由于研究方向過于“小眾”，幾乎所有的C刊全部拒收。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崩罾谡f，地方高校對于教師科研能力的評價往往比較單一，即是否能在有足夠分量的刊物上發文，但過于側重“地方化”的課題，往往不會受到重量級刊物的青睞，導致發文困難。
“更重要的是，對于年輕教師的職業發展極為重要的職稱評定等，其主要的考查標準也在于是否有足夠分量的論文發表?！崩罾谡f，評副教授必須發三四篇SCI論文，至于那些廳級甚至省級的課題，其選題項目和到賬經費則根本不能作數，“這就是‘兩張皮’”。
在研究型大學中，這樣的問題就不會出現嗎？李永剛搖了搖頭：“即便有，情況也會好得多。”
他解釋說，一方面，研究型大學由于其自身學術地位以及待遇、平臺等優勢，求職者眾多，它們可以從容挑選專業“對口”的教師；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型高校大多處于經濟發達地區或中心城市，因此家庭等非學術因素不會成為求職者考慮的重要因素。
“云里霧里”的東西不要講
類似的問題在教學領域也同樣存在。
李永剛表示，受自身成長路徑的影響，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大多秉持專注于純粹知識探索、自由人格成長的非功利主義教育理念，然而，當他們帶著這種教育理念走進地方高校的教室時，往往會遭遇理想與現實的激烈碰撞。
在這方面，王瑋深有體會。
“我的學生并不要求老師講理論基礎和前沿知識，因為絕大部分學生未來只想當一名小學老師，所以對于探索性學習和通識類教育并不感興趣。他們似乎只關心老師能不能教給他們最實用的教學技巧，包括如何把PPT做好?！彼f。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思想并不僅僅存在于學生群體中。
在教學中，王瑋承擔了一門“教育政策”的本科課程。作為授課教師，他自然要將目前國際上比較前沿的教育政策研究內容引入課堂。然而，校內的教學督導卻在課后給他提出了“意見”——不要講那些“云里霧里”的東西，只要和學生講清楚什么是“‘雙減’政策”“教科書改革”就可以了，這些才是能真正影響學生的內容，你講的知識與他們未來從事教師工作并無關聯。
對此，王瑋只能苦笑。
“在教學領域，我感覺學校領導還是相對開明的，也鼓勵我們做一些教學探索，但阻力在于一些已經在地方高校從教多年的老教師?！蓖醅|說，雖然這些老教師并非“領導”，但很多時候，他們可以借助諸如“教學督導”之類的身份，對年輕教師的教學產生影響。
采訪中記者發現，青年教師，特別是從研究型高校畢業的青年教師與老教師之間的矛盾普遍存在。
比如，曾有研究型高校畢業的青年教師向記者抱怨，他在入職地方高校時，選擇的是擔任科研型教師，此類教師每年的課時量要求只有80個學時。但事實上，他每年的課時量幾乎沒有低于200個學時。
究其原因，“學校里很多缺乏研究能力的老教師會選擇教學型路線，這類教師每年要求280個課時，但從事教學費時費力，且課時費低，所以很多老教師并不愿意上課，這就導致很多課程沒有人上?！痹摻處煼Q，此時，學院往往會將這些課程強制分配給年輕教師。
“類似現象并不在少數，”李永剛坦言，特別是一些新開設課程往往會交給年輕教師承擔，但這些課程與教師自身的專業方向并不匹配，“這給這些教師帶來很大的壓力”。
解決不了的“小事”
面對上述種種壓力，那些進入地方高校的名校博士們也在或主動、或被動地規劃著自己的“職業生涯”。
李永剛根據不同教師的應對策略，將教師劃分成4種類型。
第一類被稱為“規則游戲者”的超越。此類青年教師不僅擁有較高的學術追求，而且會主動構建人脈網絡，有意識地強化既有的學緣關系，并在一些關鍵資源的競爭中搶占先機，進而在有限的學術平臺上獲得更多資源。
第二類被稱為“學術朝圣者”的堅守。相較于第一類，此類教師對復雜的校內關系冷眼旁觀，或保持適當距離，只是專注于自己認為有價值的研究，甚至呈現出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游離狀態。
第三類被稱為“戴著枷鎖起舞”的權變。李永剛解釋說，此類博士畢業生的學術能力相對較弱，因此往往需要通過“社會交換”建立支持性關系網絡，也就是通過承擔院系的一些“雜事”，顯示自己的價值。
第四類則被稱為“江湖兩相忘”的浮游。他們不在意組織內部的評價，更不會追求外部學術共同體的聲譽，只是最低限度完成分內之事，甚至在屢屢受挫的情況下，抱著“破罐破摔”的心態在高校中消磨時光。
在采訪中，記者還遇到了第五種類型——有人直言，“高校教師”對他而言只是一份職業，但社會上并不只有這一種職業……
不過，更多在地方高校就職的名校博士們仍然希望校方能夠通過一些方式，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態。
劉暢就在受訪時直言，對于學校的有些做法，比如更強調科研的地域性和實用性等，自己雖然不愿接受，但也能部分理解其背后的苦衷，畢竟地方高校有其自身的生存壓力。但他同時表示，自己身邊很多來自名校的青年教師有著很好的學術素養和積累，如果對他們的束縛過多，的確會嚴重影響這些人的學術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在現有的條件下，為那些‘學術朝圣者’們單獨開設一些‘特區’，以保護他們原有的學術成長路徑？”他問道。
據王瑋觀察，大約從2018年開始，受各種因素影響，國內頂尖高校博士畢業生中，到研究型大學就業者與到地方高校就業者之間的學術水平差距越來越小?！斑@說明地方高校青年教師的整體學術水平是提升的。對此，高校在制定教師發展政策時必須有所考慮。”
不過在受訪時，“王瑋”們最強烈的訴求并不在于此，他們更希望提升校內行政部門對于教師科研、教學方面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在這方面，有位教師講述了一件自己遇到的“小事”——平時，他和同事們很喜歡到學校圖書館看書和備課，但由于圖書館的桌椅并不配備電源插座，這給他們帶來了很多不便。針對此問題，他們向校內有關部門反映了很長時間，但始終沒有解決。校方給出的解釋是“圖書館建筑屬于老樓，改造成本太大”。
“事實上，那座樓不過是六七年前才建成的，而在周邊的一些研究型大學，即便是幾十年的老樓也早已配備足夠的插座?！痹谠摻處熆磥恚瑢W校真正不愿改造的原因在于管理人員并非學術出身，無法理解這樣一件“小事”對教師工作的影響。
對此，李永剛表示，行政權力與教師訴求之間的矛盾，在國內高校普遍存在，但在地方高校中的表現更加明顯。身處其中的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由于其自身對于周圍環境有更多不適應，所以對這種矛盾也會更加敏感。
“必須承認，受各種因素以及現行制度壓力的影響，指望在短期內，使地方高校的管理與研究型高校博士畢業生的訴求達成一致并不現實?！崩钣绖傉f，但提升行政管理部門的管理水平、優化校內組織的生態環境，的確是一個更具現實意義的改革方向?！霸谶@方面，地方高校需要做更多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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