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高校教師拒當副院長、副系主任成了網絡熱議話題。這些看似體面的崗位之所以讓教師們望而卻步，不外乎這些理由：事務繁重、科研荒廢、得不償失。
作為一名擔任過五年副系主任工作的高校教師，我對此感慨良多。
2009年，在國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我回到母校擔任副研究員。那幾年，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搞科研、發論文、評教授。到了2012年，系里分管教學的副系主任張老師找到我，希望我能做他的助理。
我當時猶豫過：行政工作會不會占用科研時間？家里還有小孩，能不能兼顧？張老師勸我：做副系主任助理能得到30%的年標準工作量，理論上每周只需付出12小時。說實話，我還有個考慮——能接觸系里有投票權的教授們，混個臉熟，對將來評教授或許有幫助。
一番權衡后，我答應了，沒想到這一干就是8年。2020年張老師卸任，我經過民主推薦和考察，正式接任教學副系主任，一直到今天。
眼看著一屆任期將滿，我常常在心里追問：副系主任，這份工作究竟值不值得？
“保姆式服務”
在不設學院的情況下，在一個系里，除了系主任，通常至少還要配三位副系主任。
一位分管行政，要負責后勤、實驗室安全、對外接待和系辦工作人員管理等；一位分管科研和外事，要抓論文發表、基金申報、成果獎項，以及校企合作的科研項目、國際交流等；還有一位負責教學，要統籌本科和研究生教學。
在這三條線上，教學副系主任的壓力往往最大，而網上討論的“拒當副院長”現象通常也指的是拒當教學副院長、副系主任。
剛上任時，我把工作分為兩塊：基礎工作和亮點工作。
所謂基礎工作，就是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運轉：每個老師都有課可上，教學指導委員會正常召開，學生選課順利進行，學校布置的各類事項都能落實。這些事看似瑣碎，卻必須時刻盯著。
相比之下，亮點工作更能帶來“政績”和成就感，尤其是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的成果和獎項。對此，副系主任必須上心。比如，學校教務處通知申報某個獎項，按理說只需讓教務員群發一封郵件就行，但我常常會親自給每位老師發郵件、發微信，從組織預報名，到修改申報材料，再到打印、簽字蓋章，最后送交教務處，每一步都親力親為，幾乎成了“保姆式服務”。
這些年，我也盡力發揮自己的寫作特長。申報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的文書，都由我起草。系里學工條線報給我的學生榮譽信息，我在寫材料時也逐一核實，做到“凡經我手，必有依據”。
正是這種全方位的投入，使得我們系入選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并在第五輪學科評估中從B+提升到A。
至今，我還保留著一份厚厚的榮譽表格，十幾頁紙，詳細記錄著這些年來我們系教師獲得的教學成就獎項、編寫的教材、承擔的教學改革項目等情況。這些成果我都如數家珍，幾乎倒背如流，因為背后都有我的心血。
每次新增一個獎項，我都會第一時間在系微信群發出祝賀。看著老師們因獲獎而開心，我作為副系主任，也能收獲一種獨特的成就感。
“雙肩挑”困境
然而，成就感背后，是電腦桌面上無休止的“to do list”（待辦清單）。
當上副系主任后，我才真正體會到什么叫“文山會海”。幾乎每天都有會議，最忙的時候，一天連開六場。微信群建了一個又一個，手機24小時不關機，晚上10點，系里正職領導還會連連發送60秒語音。
其實，很多“雙肩挑”的副系主任，都處于類似困境。
最直觀的，就是行政事務的重壓直接擠占了科研時間。根本沒時間看文獻，過去六七年，我寫過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沒有一個中的。科研產出減少，博士生招生名額也被“砍”。如今，我手里只剩下一名與同事共同指導的碩士生。
職稱評審方面，在重點大學，副系主任通常已是正教授。但如果再往上走，當系主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原因很簡單——缺少“帽子”。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只有獲得“長江”等國家級稱號的人，才有資格競爭院長、系主任職位。
于是，“雙肩挑”副系主任的工作陷入一個惡性循環：行政工作越重，科研越荒；科研一旦荒了，便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資格。
與此同時，二級院系干部的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過去，院系領導多由本院系的教師兼任，即便辛苦，多少也得兼顧科研。近些年，不少輔導員出身的學校機關部處干部進入院系擔任“一把手”，他們科研背景不足，更注重“行政邏輯”，這又產生了新的矛盾點。
作為學者，我習慣直言，不喜歡拿腔拿調，有時愛在博客和朋友圈發表想法。但也有領導提醒我說，“你現在是系領導了，不大方便作為個人在網上寫這些東西。”有一次，一位領導還要求我當面刪除一則朋友圈發言。
這幾年，系里的“一把手”換了兩任。新上任的就要改革，要創新，要露臉，一心想做出點成績。有的領導一會兒要建立拔尖班、創新班，一會兒又要開設熱點專業、簽署聯合辦學協議。于是各種專項工作接踵而來，每一件都緊急，幾個晚上就得趕出來。
我感到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因為被催得越來越急，甚至在重壓之下，感覺自己是“影響事業發展的罪人”，拖了后腿。
相比之下，基層教師的訴求再樸素不過：好好上課，不要折騰。
我們這些中層干部，卻成了典型的“夾心餅干”：一邊維持教學秩序，一邊滿足領導的形象需求——獎項要有，學校官微要上，最好還能換來校領導的點贊。
“理想主義者”
八月的假期，我幾次獨自開車去江堤散心。
江水在眼前延展，車里循環播放的歌聲一遍遍回蕩，而手機屏幕上又閃起新的工作消息。嘆了口氣，我還是在江邊逐一回復。生活與工作的邊界，早已模糊不清。
眼看副系主任的一屆任期將滿，我也在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做副院長、副系主任，到底值不值？
有人說，這是一份“虛名”，補貼一年不過幾萬元。有人說，做副職不難，當甩手掌柜，名利雙收；還有人說，當教學副職，不如當科研副職，隱性收益更大。
在我看來，教學副系主任是一個“良心活兒”，要干就得干好。這些年來，我帶領全系教師獲得了幾十項市級以上的教學成果和教學項目，還有多個國家級榮譽，校級教學榮譽和項目更是數以百計。
我也樂于跟學生打交道。到另一個校區開會時，我總會抽空組織面對面座談，傾聽他們對教學和個人成長的想法。最近，我還給我們系捐了三萬元學生獎學金。看著這些成果和學生的發展，我常常覺得，自己這些年的辛苦沒有白費。
前一任教學副系主任張老師曾告訴我：“要真想把這份工作干好，時間投入是無底洞。”也正因如此，花費時間推進工作的那份充實感、成就感，才讓我覺得值得。
走過十幾年的行政路，我依然是個理想主義者。奮斗過，失落過，也收獲過。心懷對教育的熱愛，不必計較利害得失。我相信，努力付出，天地終會給予回響。
（作者系某“雙一流”高校副系主任，署名為筆名，本報記者孟凌霄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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