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形容自己是一艘從沂蒙山區駛出的“小船”。
1963年，我出生在沂蒙山區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當時條件比較艱苦，村里的小學更是簡陋，把一棵樹劈開就是課桌，凳子要從自己家里帶。幸運的是，1980年我考入了山東大學光學系激光專業。
入學報到前，母親借了一塊布，給我縫了一件褂子。就這樣，我這艘“小船”駛出了沂蒙山區，開啟了求學求知的新航程，駛向浩瀚無垠的科學海洋。
有一次，學校舉行五四青年科學論文比賽，我發現課本上某個知識點講得不是很透徹，便和同學查找資料、翻閱課外書，對知識點進行深化，最后寫成了十幾頁的論文。最終，我們獲得了一等獎。這件事在我心底埋下了一顆從事科學研究的種子。
1984年，我大學畢業，成為曲阜師范大學的一名老師。1987年，我考上研究生，進入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態物理專業學習。我碩士3年和博士的前2年都是在物理研究所度過的。那時候，我用到的實驗儀器是場離子顯微鏡，樣品是金屬針尖。在導師的嚴格監督下，我每天至少要試做3個針尖，2年間做了1000多個針尖。盡管我沒有發表任何文章，熟練掌握的這些實驗技術，卻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直到1992年，在導師陸華的引薦下，我得以作為中日聯合培養的博士生，前往日本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學習深造。
那段日子，語言不通、睡眠不足、學業不順，靠著骨子里的“皮實”，我憋著一股勁兒，每天就做3件事：吃飯、睡覺、搞科研。終于，一年半后，我在化合物半導體砷化鎵和氮化鎵的一些基本規律方面做出了世界領先的科研突破，這成為日本東北大學近30年里最重要的成果。
1996年，我受邀參加美國物理學會年會，并作一個20分鐘的英語學術報告。為保證萬無一失，我把要講的每個單詞、每句話都寫下來，模擬練習了80多遍。當聽到現場的掌聲與贊揚時，我猶如夏日飲冰，暢快淋漓！這次經歷讓我明白：只要認真，沒有做不好的事。
一次次的竭盡全力，讓我養成了“追求極致”的習慣。海外留學8年，我拓寬了學術視野，也看到了當時的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心中升騰起一股強烈的信念：一定要為祖國盡一份力、做一點事，絕對不能辜負國家的培養和支持！在這份信念和責任感的驅動下，1999年8月，36歲的我毫不猶豫回到了祖國，開始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建立自己的實驗室，開啟超薄膜材料的制備、表征及其物理性能的研究工作。
量子科技是全世界爭奪的戰略要地。2009年，我瞄準量子反常霍爾效應，準備攀登這座全球凝聚態物理學家關注的高峰。我們團隊用來實驗的樣品，是用原子一層一層鋪上去的。5納米的厚度，每制備一個都非常不易。4年的時間，我們先后制備了1000多個樣品，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每次失敗后，我都會帶領團隊改進樣品、創新方法；再失敗，就再改進、再創新。
錢學森曾經說過：“常常是最后一把鑰匙打開了門。”在我看來，這至少包含兩層哲理：一是在找到開鎖鑰匙之前，要堅持不斷試錯；二是堅信總會有一把鑰匙能把鎖打開。我經常跟團隊成員分享“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對于基礎研究的意義：如果我們的科學研究達不到預期目標，只能證明我們的學術判斷不一定正確，這是改進學術判斷、提高學術能力的一個好機會。即使失敗，那也只是說明此路不通，也算是科學上的一種貢獻，是在探索正確路上的一次努力。
2012年10月12日晚，我收到實驗室值班學生常翠祖的短信：“薛老師，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出來了，等待詳細測量。”我立馬打電話再三確認，接著組織團隊成員設計方案，多次重復驗證。集中測試進行了兩個月，得出最終數據的那天，我和團隊成員一起慶祝了這一見證“奇跡”的時刻。
2013年4月，研究成果在《科學》雜志發表后，國際同行對這個實驗數據的真實性提出很多疑問，認為中國科學家不可能做出這么重要的成績。直到一年多后，美國和日本的兩個實驗室重復得出實驗結果，質疑才煙消云散。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覺得最幸福的一點是，剛開始出發時，不知道該怎么走，是該朝左朝右，還是朝東朝西。但根據自身的學術判斷和國際最新發展趨勢，大體感覺到，朝這個方向走下去，可能會看到美麗的風景，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有海浪，有狂風。我常常跟我的學生分享這樣的觀點：要把這種困難或者是不順利看成是鍛煉自己能力的重要機會，只要覺得有希望，就應該堅持走下去。
我一貫惜時如金，在科研工作中更是如此，不敢浪費任何一點時間，我也同樣以這樣的標準嚴格要求團隊成員。有一次“突擊”檢查實驗室，我發現有學生沒有盯著數據采集而是在上網閑逛，頓感痛心。我勸誡學生，做實驗必須專心致志，要對得起國家對我們的支持。
其實，做實驗就像騎自行車。剛開始學，沒有成就感；等學會了，騎車速度快了，就覺得很愉快。我常用對待自行車的標準來要求學生：要把儀器熟練掌握得像每天騎的自行車一樣，聽到鏈條響了就知道該給它上油，鏈子斷了要會修，讓儀器始終以一種完美的狀態運行。
“追求極致”是我做科研一直堅持的信念，也是我在培養學生過程中對他們提出的核心要求。這背后都需要勤奮和積累。在我看來，50米的高樓需要20米的地基，100米的高樓就需要40米的地基，瞄準的問題越難、科學問題越重大，越需要前面長期的積累和學術積淀。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積土成山，才能風雨興焉；積水成淵，才能蛟龍生焉。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能以“追求極致”為精神指引，懷揣“十年磨一劍”的堅定決心，不懼失敗、無畏艱辛，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腳踏實地、深耕細作，用日復一日的堅守與積累，一步一個腳印把科技強國戰略目標變為現實。
（薛其坤為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本報記者張勝、嚴圣禾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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