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潤生和學生在一起。中國科學院大學新聞中心供圖
他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全球規模最大的生命科學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重要參與者，曾開發出一系列關鍵數據分析方法與工具；作為我國非編碼基因研究的拓荒者，他引領該領域步入國際前沿，為人類探索生命奧秘、攻克重大疾病帶來了新的希望；憑借敏銳的洞察力，他早早預見到人工智能的技術變革，并帶領團隊開發生物醫學大模型，積極推動中西醫結合在疾病治療中的探索與應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博士生導師陳潤生，這位中國生物信息學的奠基人，用60年的科研生涯生動詮釋了“探索未知的勇氣”。在他看來，真正的創新往往誕生于學科交叉的“無人區”，而甘于“坐冷板凳”的執著堅守，才是開啟科學寶藏的關鍵鑰匙。
在我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經歷了3次重要的轉折，每一次都引領我進入全新的研究領域。在那些看似無人問津的“荒地”上，我堅持走了下去，歷經艱苦跋涉，最終干成了一些別人想過，卻未能堅持做到底的事情。
第一次轉折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我從德國紐倫堡大學訪學歸國后，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從事國內尚屬空白的生物信息學研究。1990年，我在《自然》雜志上讀到關于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論文，敏銳意識到這將是生命科學的前沿方向。于是，我給“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寫信，意外獲得了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詳細文本。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越讀越覺得這簡直像是為我量身定制的研究方向。1992年，我第一時間加入吳旻院士發起的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將生物信息學方法引入基因組研究，帶領團隊承擔人類基因組計劃1%任務的測序數據分析和解讀工作。
第二次轉折出現在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過程中。我的研究重心逐漸從編碼蛋白質的序列轉向占基因組97%的非編碼區域。過去，97%的非編碼區域被一些科學家視為“垃圾DNA”。但我始終相信，漫長的進化歷程不會保留大量無用的序列，剩下的97%絕對有用。于是，我帶領團隊開始開墾這片“荒地”。
從1993年到2000年，非編碼RNA研究一直是個冷門領域，國內外研究者寥寥無幾，缺乏成熟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但我們堅持了下來，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數據庫。至今，我和團隊已對全球科學家發現的64萬多個非編碼RNA進行了系統整理、分類與歸檔。如今，非編碼RNA已成為生命科學的熱點方向，我國科學家在這一領域的疾病治療、農業應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項國際領先的突破技術。
第三次轉折是深入學習和研究人工智能。其實早在1988年，我就開始使用復雜神經網絡，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人工智能開展生物信息學研究。盡管人工智能歷經幾次高潮與低谷，但我還是一直關注其發展。在DeepSeek崛起之前，我就曾公開指出不能一味堆積算力，而應注重底層創新。事實證明，這一判斷基本符合后來的技術演進方向。近兩年，我們開發出生物醫學垂直大模型“靈樞”，整合多維度醫學數據，并正在嘗試將傳統中醫藥知識納入模型，探索中西醫結合的新可能。
這三次轉折讓我始終站在科技前沿，無所畏懼地攀登科技創新高峰。我想一方面是因為我認準方向后能夠長期堅持，擁有甘坐“冷板凳”的毅力和定力；另一方面也與我的求學經歷密不可分。
我于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是學校面向全國統一招生的第一屆學生。中國科學院當時舉全院之力培養學生，華羅庚、嚴濟慈、錢臨照等一批頂尖科學家都曾親自為學生授課。正如中科大的校歌所唱“勇于攀登科學高峰”，整所學校都洋溢著創新求索的氛圍，倡導學科交叉，鼓勵我們開拓新的領域。老師們時常提醒我們要關注哪些問題亟待解決。這種熏陶讓我們明白：不能只做會讀書的人，更要學會獨立思考，運用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
老一代科學家們各有其治學之道，他們在授課過程中，通過只言片語將寶貴的經驗傳遞給我們。華羅庚先生曾教導我們，讀書要經歷“從薄到厚，再從厚到薄”的過程。什么是“從薄到厚”？就是你剛開始學習時，知識儲備有限，通過不斷積累，掌握的內容越來越豐富，這就是“厚”的階段。但僅僅停留在“厚”還不夠，因為具體知識太多，大腦難以全部容納。這時就需要“從厚到薄”，提煉出知識的精華，把握其綱領脈絡。
這番話讓我受益終身。我深切體會到，具體細節可能會遺忘，真正留在我們記憶里的，正是那些經過自己消化、提煉的根本道理。尤其在探索未知領域的時候，可能會面對全新的知識點，但根本的道理是相通的。
記得那時，生物物理學還是一門飽受爭議的學科，從老師到學生都是開拓者。第一堂課上，系主任貝時璋先生向我們介紹何為生物物理學，他說是用物理學的方法來研究生命現象，是一門大交叉學科。為了培養真正的學科交叉人才，他讓我們前四年主要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最后一年才轉向生物學。物理、化學、生物都和專業院系的學生一起上，為我們打下了堅實的數理基礎。回頭看，這樣的教育布局極具前瞻性。正如我現在研究的生物信息學是典型的交叉學科，需要寬廣的學科視野和扎實的數理功底。
科學的發展永遠離不開交叉融合，新學科不斷涌現是必然趨勢。因此，我常鼓勵年輕人勇于探索未知，積極關注學科交叉帶來的新機遇。
科學的生命力在于傳承，而傳承有賴于教育。科學家如果能夠承擔起教育者的責任，就能持續培養年輕一代，推動科學事業系統性地延續。我是國內首個開設生物信息學課程的人。1988年，這門課首次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中國科學院大學前身）開設，至今我仍堅持為本科生授課。這門課被學生戲稱為“比春運火車票還難搶的課”。由于選課人數持續增加，教室一再更換，最后只能在能容納上千人的學生禮堂進行。
我認為這門課之所以受歡迎，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始終將生物信息學方法與實際科研問題緊密結合，讓學生及時了解國際前沿進展。課程內容不斷迭代：第一階段聚焦遺傳密碼破譯，隨著生物芯片和功能基因組學的發展，第二階段拓展至功能基因組分析，再后來有了系統生物學，我又把系統生物學內容融入這門課。整門課程始終緊跟學科發展前沿，持續更新。我也會根據學生不同學科背景調整講解方式，用幽默生動的語言打破專業知識壁壘，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教學過程中，我自己也收獲良多，深刻體會到“教學相長”的意義。有一次在課堂上，我講到哈佛大學一項科學實驗：科學家訓練兩只鸚鵡唱歌，之后破壞其中一只鸚鵡大腦中負責唱歌的區域，再將另一只鸚鵡的干細胞移植到受損鸚鵡腦內，使其恢復唱歌能力。我原本想用這個例子說明干細胞的功能，但有一名學生提問：“陳老師，這只鸚鵡唱的歌，還和原來一樣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富洞察力的問題。能重新唱歌，說明基本功能得以恢復；而能唱出原來的旋律，則意味著高級腦功能——記憶與認知的復原。這個問題本質上是在追問：干細胞能否重建高級智能？當時我無法給出確切答案，但這個充滿創見的提問為我后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靈感與方向。
我常對年輕人說，要想在一個領域成為引領者，不僅要能提煉出該領域的關鍵科學問題，找準研究方向，更重要的是，要有堅持信念、付諸實踐的勇氣。很多創新并非無人想過，只是很少有人能堅持到底。因此，我希望年輕人勇于走出舒適區，嘗試一些別人沒有做過或別人沒有想過的事情，為社會發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這樣社會才能更加活躍、更加創新。
（本報記者焦以璇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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