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生化所，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前身之一）的實驗室內，當晶瑩透亮的重合成胰島素結晶第一次映入眼簾時，張友尚萬分激動。這也是張友尚參與的人工全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研究工作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一次。然而，因時代際遇，他終與這份殊榮失之交臂。
但從那個歷史性的時刻開始，張友尚與胰島素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里，他將對科學的純粹熱愛化為持續探索的動力，深耕生物化學領域。他曾多次呼吁應加大對原創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并積極推動專利轉化，這樣中國科學家才能拿到更多的“世界冠軍”。
今年，適逢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友尚百歲誕辰。追溯其跨越世紀的科學人生，他的精神與故事，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傳承與銘記。
張友尚院士
甘當鋪路石子
1925年，張友尚出生于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我國著名的臨床醫學家、現代胃腸病學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張孝騫。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年僅12歲的張友尚隨家人踏上了艱辛的南遷之路。
這段在戰火中輾轉求學的經歷，讓年少的目睹山河破碎的張友尚深切感受到國家積貧積弱的苦痛。懷著“工業救國”的抱負，加之對化學的濃厚興趣，1943年他考入浙江大學，毅然選擇攻讀化工專業，而非繼承父親的醫學事業。
1956年，中國科學院開始面向全國招收研究生，懷著對科學研究的執著追求，32歲的張友尚毅然決定報考，并于次年進入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1958年起該所生化大組獨立，建立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蛋白質專業，師從生物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曹天欽，正式開啟科研生涯。
進所的第二年，張友尚就參與了一項振奮人心的重大課題——“人工全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為攻克這項課題，生化所于1958年制定了“五路進軍”的戰略方案，張友尚所在的研究小組承擔了天然胰島素拆合的研究任務。
在團隊協作下，研究組首次成功將胰島素拆分為A、B兩條鏈并重組。其中，從粗產物中分離并純化出結晶的重合成胰島素的難題，由張友尚攻克完成。
當時，分離純化蛋白質的方法遠沒有現在先進，在設備簡陋、條件有限的現實約束下，他創造性地利用“酸性仲丁醇”進行萃取，并采用透析結晶的方法獲得了晶瑩剔透的胰島素結晶，為胰島素的人工合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天然胰島素的重合成，不僅首次證明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具有與天然胰島素相同的空間結構，更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生命科學原理——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其空間結構。
這是一項具有諾貝爾獎級分量的發現。但對于自己的貢獻，張友尚始終保持謙遜。他以一顆“鋪路石子”自喻，并表示：“在胰島素人工合成中我能作為一顆鋪路石子是十分幸運的。”
然而，盡管這項成果于1959年已經完成，但由于它關系到人工合成胰島素的保密路線，論文推遲到1961年才公開發表。
令張友尚感到遺憾的是：“我們1961年發表的文章里沒有強調這個原理，以致讓安芬森專美于前。”后者因同年在核糖核酸酶研究中提出相同原理，于1972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我們的實驗難度其實比安芬森的更大，但我們沒有把這個科學發現上升到理論高度。這是一個教訓。”張友尚晚年曾總結說。雖然與這份榮譽擦肩而過，但他也堅信，只要國家給予原創性研究更大的支持，中國科學家一定能拿到諾獎，而且遠不止一次。
1964年，張友尚被選派到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MB）進修。學成歸國后，他將國際前沿經驗融入自己的研究，積極推動我國胰島素的深入研究，先后完成了酶促方法合成結晶的胰島素活力片段、重組人胰島素在酵母細胞中的高表達、胰島素的蛋白質工程、微量酶促方法合成表皮生長因子類似物等開創性研究工作。
其中，利用酶促半合成方法成功獲得去六肽胰島素（DHI）結晶的重要成果于1981年發表在《自然》上，成為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篇登上該刊的論文。一位國際同行曾贊稱，張友尚帶領團隊“在陳舊的玻璃儀器中做出了世界級工作”。
在潛心基礎研究的同時，張友尚也非常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他曾多次前往山東兗州肉聯廠，指導工廠利用磷酸鈣凝膠吸附的新方法生產豬胰島素。這一新方法不僅較原有工藝更加簡便，實現了“就地取材、就地生產”，還大幅節省了胰島素藥物的生產成本。
此外，張友尚也致力于為整個學科構建高水平的研究平臺。20世紀80年代，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我國生命科學領域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子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正式籌建。
在籌建工作千頭萬緒之際，面對有限的資金和眾多研究組的需求，張友尚極具前瞻性地確立了設備共用的核心原則，倡導資源開放共享，避免了重復購置。如今，這一理念仍在研究所內沿用，澤被后學。
2001年，憑借在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領域的卓越貢獻，張友尚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純粹之心，開闊之境
在同事們的心中，每當談及科研中的張友尚，“純粹”總是第一個浮現在腦海中的詞匯。
在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退休研究員崔大敷的印象里，張友尚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設計、更樂于動手的“行動派”學者。
“改革開放后，我們所引進了超速離心機等先進設備，張先生常常親自上手安裝、調試。就連實驗用的玻璃毛細管，他也自己動手拉制，技術非常嫻熟。”崔大敷回憶。
這種親力親為的作風，源于張友尚對科研每個環節的深度投入與熱愛。即便是測試胰島素生物活性這類需要精細操作的動物實驗，他也堅持自己完成。“他不需要我們為他準備實驗用的小白鼠，自己注射地又快又好。”崔大敷感慨說，“他非常享受自己動手做實驗的過程。”
醉心于科研的同時，張友尚也從未將自己局限于實驗室的方寸天地。他的才能與熱忱，更揮灑在推動國際交往的廣闊舞臺。
20世紀80、90年代，國內學者向國際期刊投稿頗為不易，擁有深厚英語功底的張友尚，常會充當所內的“英語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恩多至今記得一件小事：“有一次，我要發表一篇關于‘9肽’的文章，不知道這個詞用英文該如何準確表達，發郵件請教張先生，他很快就回復了。”這份相助，對于當時從俄語轉向英語的科研同仁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
與此同時，語言優勢與學術修養也使張友尚成為國際學術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2008年上海國際生化大會上，83歲的他欣然接受王恩多的邀請，全程陪同諾貝爾獎獲得者Sidney Altman。兩位曾同在劍橋從事研究的科學家一見如故，相談甚歡，遠遠超出了普通禮儀接待的范疇。
更重要的是，張友尚的國際交往始終心系國家利益。當他通過摯友、諾獎得主Edmond H. Fischer獲悉有人試圖借諾獎頭銜到中國以不正當手段爭取科研資源時，他立即通過正式渠道反映。對此，王恩多評價說：“張先生為國家考慮，以科學為重，有力維護了國家科學事業的健康發展”
除了在國際舞臺為國擔當，張友尚對后輩的提攜同樣不遺余力。
“張先生用人唯才，從不問出身。”崔大敷說，“他不僅邀請大學生方繼康來管理儀器，并最終送他出國深造；就連在兗州結識的中專生徐英鎬，也因實驗能力出色，被他賞識并親自帶入了團隊。”
永葆好奇的“老頑童”
在嚴謹的科學家的身份之外，回歸生活的張友尚則是一位熱愛生活、興趣廣泛的“探索者”。
他癡迷京劇，不僅愛聽，更拉得一手好京胡；他愛好游泳，直至八十高齡仍堅持每日晨泳；他對攝影同樣充滿熱情，從調配顯影劑、定影劑到沖洗，全部親手完成。甚至在研究所的聯歡會上，這位長者也會欣然加入年輕人行列，一起哼唱流行歌曲。
即便步入晚年，張友尚仍堅持學習使用電腦，不僅能熟練處理郵件、修改文稿，還會下載京胡曲譜，用數字化方式延續藝術愛好。
“他就像個‘老頑童’，對什么都感興趣。”張友尚的女兒張紹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笑著回憶。
在張紹暉看來，父親對生活始終保有新鮮感和好奇心，與他對科學的癡迷同根同源。
2015年，胰島素人工合成五十周年之際，90歲高齡的張友尚在病房中接受了中央電視臺《大家》欄目的專訪。盡管身體虛弱，但他仍堅持西裝革履，將那段波瀾壯闊的科學歷程娓娓道來。一個多小時的講述結束時，汗水早已浸透了他的鞋襪。
直至生命的最后階段，科學依然是他最深的眷戀。“每當有同事前往醫院探望張友尚，他問起的第一個問題始終是‘科研情況怎么樣了’。”前中國科學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院士聯絡員秦正葳回憶。
2022年12月23日，張友尚與世長辭，享年97歲。他的故事告訴后輩——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源于最純粹的熱愛與堅守；最豐盈的人生，來自永不熄滅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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