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張梓桐 福州報道
5月25日，第七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在福州閉幕，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現場獲悉，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保持穩健增長，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
與此同時，數據要素市場日趨活躍，2023年數據生產總量達32.85ZB（1個ZB等于十萬億億字節），同比增長22.44%。數字基礎設施不斷擴容提速，算力總規模達到230EFLOPS（EFLOPS是指每秒百億億次浮點運算次數），居全球第二位。
但與此同時，在業內人士看來，一方面，“數據要素”碰上“人工智能+”，數據的流通速度更快、規模更大、通過的節點更多、價值也更高；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安全挑戰也悄然浮現。
“人工智能打破了攻防平衡，數據要素既是目標也可能成為毒藥；其次，人工智能加大了數據非法獲取、數據泄露以及惡意濫用等安全問題；最后，人工智能擴大了攻擊暴露面，數據要素流通風險激增。”奇安信董事長齊向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這一背景下，行業要探索用人工智能驅動安全，為數字政府打造高效、智能的安全防護能力，把傳統的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等AI技術以及大模型技術，賦能到安全場景和安全設備中，來更高效地分析和檢測安全威脅。
數據要素與AI產業化
作為AI產業化最重要的底層資源，數據要素的重要性在近年來快速提升。
“AI 2.0時代，垂直領域的數據會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并帶來新的生產力突破。” 商湯科技董事長兼CEO徐立在“人工智能與數據要素產業生態大會”上說。
徐立表示，Scaling Law（尺度定律）被認為是大模型時代的“牛頓定律”，也是指導人工智能發展的基本法則，即隨著模型參數量、數據量、算力的增加，模型的性能也會勇往直前不斷提升。之所以稱之為“尺度定律”而非“規模定律”，因為它是一個資源調配的“指示器”。
“具體而言，尺度定律具有兩個特性，可預測性：可以跨越5~7個數量級尺度依然保持對性能的準確預測；保序性：可以在小尺度上驗證性能優劣，并在更大尺度上依然保持。”徐立說道。
而這一定律的產業意義在于，從業者可以在有限的研發資源上，找到最優的模型架構和數據配方，讓較小的模型也能具備大模型的能力。
在徐立看來，小模型在優化數據的情況下，性能上可以逼近甚至超越跨數量級的大模型。這背后，主要源于高質量的數據要素。
“人工智能正成為中國移動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驅動因，同時人工智能正在引領三大趨勢。”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高同慶表示，AI首先帶來了技術通用化。算法、數據、算力共同驅動人工智能跨越式提升，AI從輔助人類的“副駕駛”轉變為人機深度協作的“智能體”，并將實現對人類智力的延伸甚至超越，加速邁向通用人工智能時代。
其次，伴隨計算智能、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和運動智能融合突破，智能體、人形機器人等一大批AI新型應用將走深向實，人、機、物向原生一體轉變，將重塑經濟、社會、組織形態，重構世界經濟版圖。
最后，隨著大模型向上突破百萬億參數邊界，向下探索極小尺寸下限，激發AI服務從集中向邊端流動，成為數字經濟的“內驅力”，提升數實經濟的深度及廣度，迅速發展并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
數字安全治理
在數據要素與AI產業化雙向融合的另一面，是加速數據高效、安全治理的迫切需求。
近年來，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網絡攻擊門檻，不懂代碼和技術的普通人也能成為黑客，網絡攻擊數量大增。專業的黑客組織還能利用人工智能對攻擊進行升級改造，數據既是重要攻擊目標，也能被用于發動網絡攻擊。
“黑客可以通過數據投毒、對抗樣本、模型竊取等多種方式攻擊AI算法，使其產生錯誤判斷，由于算法黑箱和算法漏洞的存在，這些攻擊往往難以檢測和防范。”齊向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加大了數據非法獲取、數據泄露以及惡意濫用等安全問題。國外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導致網絡釣魚郵件攻擊增長了135%。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對話交互過程中還能獲取用戶數據或輸出訓練數據，帶來了數據泄露及惡意濫用等安全問題。
最后，齊向東表示，人工智能擴大了攻擊暴露面，數據要素流通風險激增。“當前，企業數據在終端、應用、云上、數據中心側之間流轉，鏈路非常復雜，提高了邊界和接口的管理難度，導致訪問者的身份難以辨認、行為難以管控，黑客能披著合法的外衣做壞事，很難及時捕捉安全風險，增加了數據泄露的機會和攻擊面。”
在這一背景下，當前業內普遍認為，數字信任的建立過程涉及非常多方面，有安全、隱私、見證以及質量保證等部分。
ISACA中國技術委員會主席、萬豪亞太區信息安全副總裁蔡俊磊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指出，數字信任框架中的透明性與個人信息的披露程度高度匹配，因此在企業的披露過程中，如果能將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實踐透明地向社會公眾進行發布，在本質上會增強消費者對企業的信心，從數字信任角度來看也可以建立起完整的信任過程。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信息披露是基于財務報表的內容，但如果企業后續可以將其個人信息的處理過程——比如刪除數據的時候企業怎么操作，企業內部又有什么樣的制度體系更好去保護消費者的個人信息等，能跟公眾去做一些交代，對于企業建立整體的數字信任會非常有幫助。”蔡俊磊表示。
在具體的挑戰方面，齊向東表示，數字時代網絡安全行業主要面臨“網絡安全理念、安全投入不足、安全人員匱乏”三大挑戰。
在他看來，目前，全社會對網絡安全建設的理解還是停留在“有病治病”的階段，片面認為網絡安全就是簡單的網絡防御，對網絡安全應付了事，網絡安全防護手段落后。由于對網絡安全防護不夠重視，也就導致許多政企機構的安全投入不足。
“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網絡安全投資要占IT總投資占比的10%以上才能起到支撐數字化業務的作用，目前我國的占比還不到3%。網絡安全人才匱乏。數據顯示，到2027年，我國網絡安全人員缺口將達327 萬，而高校人才培養規模每年僅3萬，人才數量嚴重不足。隨著數字化、智能化不斷加深，我國網絡安全人才需求愈發旺盛，亟需培養壯大高水平、實戰化的網絡安全人才隊伍。”齊向東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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