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一天，在夜色掩護下，載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火車從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基地悄悄出發，駛向新疆大漠深處。中國即將展開第一次核試驗。
按照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指示，這趟“一級專列”沿途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規格的保衛。就連燃燒的每一塊煤都是手工挑揀的，以免混入雷管等危險物品。列車也是特別定制的，而車輛廠并不知道其特殊用途。今年86歲的董淑身當時在221基地器材處工作，她仍記得廠家的一個來電。有一天，他們在辦公室接到電話，對方問這列火車是運什么的，想要知道載重和貨物擺放位置等情況。
董淑身的一位同事回復對方，“其他不要你管，我是掛豬肉的”。
“當時廠家問，就隨口這樣回答了。”董淑身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雖然說法不嚴謹，但主要是為了保密。她說，不管是原子彈還是其他核武器，在這里都被稱為“產品”。拉“產品”的專列，對貨物的擺放、減震、保溫等有特殊要求，一般車廂無法勝任。221基地設計圖紙并提出需求，請廠家去生產。
董淑身所在的器材處協作科負責“外協”，主要是從外部廠家協調基地所需的各種設備。對這些工廠來說，無一例外，221是一個神秘客戶。“只是告訴他們，按我圖紙施工、按我圖紙設計、按我圖紙加工、按我技術要求交貨，我們去驗收。”董淑身說。
有一次，她去沈陽驗收一種機床，有些情況需要告訴基地。出于保密需要，她坐火車來到北京，通過保密電話與青海聯系，打完電話后再返回沈陽。
如今，86歲的董淑身仍保留著當年“外協”驗貨時一絲不茍的習慣。受訪前，她把要談的事項逐一寫在紙上，條理清晰——仍是“按我圖紙施工”。
1960年，董淑身畢業于南京機器制造學校，被選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國家秘密設立于1958年的核武器研究所。1961年11月，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副局長吳際霖突然召集他們開會，動員大家“進軍大西北”。她來到221基地器材處，屬于第一批從“后方”轉移到“前方”的工作人員，更大規模的轉移是在1963年。
她到來時，221基地仍在建設，她住的樓房還沒供暖。人們在房間里生煤爐取暖，曾有人一氧化碳中毒，她自己就經歷過一次。
1968年，力學家郭永懷從221基地返回北京，其乘坐的小型飛機發生了空難。董淑身對此事印象深刻。她還記得這位從美國辭掉教職回國的大科學家經常戴著淺咖啡色的鴨舌帽。她說，大家都非常為郭永懷感到惋惜和難過，“都念著他”。
那次空難也影響了她第一次坐飛機的選擇。當時，青海省會西寧只有小型飛機起降。她第一次坐飛機出差時，單位專門要求從蘭州機場出發。她解釋說，就是因為郭永懷先生出了事，此后凡是執行重要任務、攜帶重要資料的人員，絕不能再坐小飛機了。
直到今天，董淑身仍然感懷221基地的老領導和老科學家們。在她們使用的簡易澡堂里，一名姑娘被人發現身上生了虱子，人們同時注意到，那是吳際霖的女兒——基地的領導吳際霖、王志剛等都把孩子帶了過去。董淑身對記者感慨，那時條件那么艱苦，這些人把自己的孩子帶去為國家出力。“‘頭兒’都把孩子送到最苦的地方，這確實是非常好的范例。”
董淑身的宿舍也是領導讓給他們居住的。她看到樓下搭起帳篷，左一頂右一頂，一位高大的“首長”時常在這里出入，有時身邊還跟著警衛員。有一次，她和幾名女同事遇到此人，對方問她們苦不苦，并告訴她們，“這個是暫時的，大家克服困難，我們總會解決的”。此人就是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局長、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長李覺少將，他率領行政人員讓出了樓房。
在221基地，董淑身此生最刻骨銘心的收獲，是遇上了丈夫夏永泰——他1958年畢業于華中工學院，先是分到蘭州，1959年又被調到221基地。他們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結婚。
二人屬于同一個團支部，1963年，團支部書記王潤民找到她說：“我來給你做紅娘了。”
61年后，董淑身對記者回憶當時的心情，“這正中我意”。她已對他很有好感。她母親希望女兒找到一位學歷比她高、人品好、脾氣好的丈夫，夏永泰超出了這個條件。“除了學歷比我高，人品好，多才多藝，長得又帥——沒想到找到長得那么帥的人，一下子就同意了。”
夏永泰是河南人，在質量管理處工作，日后成為高級工程師。基地的許多演出中，他負責拉小提琴或手風琴。他還是那里的“神劍文學藝術學會”會員。221基地后來改為“國營二二一廠”，于1987年撤銷，那一年，夏永泰成為廠志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梳理這個秘密基地的來龍去脈——自1959年以來，他的人生就與這個基地的歷史密不可分。
1964年，兩個年輕人領了結婚證，給同事分了喜糖。沒有任何儀式，也沒有房子，仍然各住各的宿舍。夏永泰手里有塊黑色緞子，是他祖母準備用來做壽衣的料子，做成被面套在舊被子上，算是結婚用的新棉被。他們收到的禮物是托盤、暖瓶和臉盆。
隨著221基地建設的推進，這個小家庭后來終于分到了自己的房子，是一間狹小的廚房，只放得下一張雙層床。那是一個5口之家的起點。他們后來在這里頗為出名的是把陸續出生的3個女兒都培養成了大學生，其中長女回到基地醫院工作。
不過，董淑身在同事中更為出名的是，當她還是“小董”的時候，人們都知道“小董帶來了兩個弟弟”。她來到221基地后不久，江蘇睢寧老家遭了水災，“房倒屋塌”。她把在農村開拖拉機的大弟弟董旭帶走，參加221基地的招工，進了電廠。
等到她再一次探親，家里為她準備了一些蠶豆，臨走時聽到年幼的小弟弟董昶說，真希望自己也能變成小蠶豆，這樣也能跟姐姐走了。她又一次下了決心，把小弟弟也帶在身邊，讓他在基地上學和工作。
2023年，221基地舊址建了一面紀念墻，上面刻了3萬多個在此工作過的人員姓名。墻上，董淑身、夏永泰、董旭、董昶的名字都在。
二二一廠撤銷后，董淑身和一批同事一起被安置到了河北廊坊。夏永泰于2005年因病逝世。他的岳母曾評價，他是一位“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好女婿”。女兒們則記得，父親在她們物資匱乏的少年時代，騎自行車走很遠的路，到村莊去“收雞蛋”，帶回來給孩子補充營養。在那個年代，221基地的很多父母都做過這樣的事情。
近20年來，董淑身將丈夫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客廳里，沒有下葬。她也從臥室搬到了客廳居住，她說，這樣他們依然能朝夕相對。“很多人說，讓他入地為安。我說，他離開我，他能安嗎？”她解釋。
這位86歲的老人并不忌諱談到后事。她說，自己早就買好了一塊墓地，并且決定以后要“和他在一個骨灰盒里”，永不分離。
在那間擺放著不同獎章的客廳里，有一枚紀念章就放在夏永泰的骨灰盒前。董淑身早就考慮過，這枚刻著中國第一朵蘑菇云的紀念章，將來會貼到他們的墓碑上。
60年前的一天，在夜色掩護下，載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火車從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基地悄悄出發，駛向新疆大漠深處。中國即將展開第一次核試驗。
按照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指示，這趟“一級專列”沿途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規格的保衛。就連燃燒的每一塊煤都是手工挑揀的，以免混入雷管等危險物品。列車也是特別定制的，而車輛廠并不知道其特殊用途。今年86歲的董淑身當時在221基地器材處工作，她仍記得廠家的一個來電。有一天，他們在辦公室接到電話，對方問這列火車是運什么的，想要知道載重和貨物擺放位置等情況。
董淑身的一位同事回復對方，“其他不要你管，我是掛豬肉的”。
“當時廠家問，就隨口這樣回答了。”董淑身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雖然說法不嚴謹，但主要是為了保密。她說，不管是原子彈還是其他核武器，在這里都被稱為“產品”。拉“產品”的專列，對貨物的擺放、減震、保溫等有特殊要求，一般車廂無法勝任。221基地設計圖紙并提出需求，請廠家去生產。
董淑身所在的器材處協作科負責“外協”，主要是從外部廠家協調基地所需的各種設備。對這些工廠來說，無一例外，221是一個神秘客戶。“只是告訴他們，按我圖紙施工、按我圖紙設計、按我圖紙加工、按我技術要求交貨，我們去驗收。”董淑身說。
有一次，她去沈陽驗收一種機床，有些情況需要告訴基地。出于保密需要，她坐火車來到北京，通過保密電話與青海聯系，打完電話后再返回沈陽。
如今，86歲的董淑身仍保留著當年“外協”驗貨時一絲不茍的習慣。受訪前，她把要談的事項逐一寫在紙上，條理清晰——仍是“按我圖紙施工”。
1960年，董淑身畢業于南京機器制造學校，被選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國家秘密設立于1958年的核武器研究所。1961年11月，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副局長吳際霖突然召集他們開會，動員大家“進軍大西北”。她來到221基地器材處，屬于第一批從“后方”轉移到“前方”的工作人員，更大規模的轉移是在1963年。
她到來時，221基地仍在建設，她住的樓房還沒供暖。人們在房間里生煤爐取暖，曾有人一氧化碳中毒，她自己就經歷過一次。
1968年，力學家郭永懷從221基地返回北京，其乘坐的小型飛機發生了空難。董淑身對此事印象深刻。她還記得這位從美國辭掉教職回國的大科學家經常戴著淺咖啡色的鴨舌帽。她說，大家都非常為郭永懷感到惋惜和難過，“都念著他”。
那次空難也影響了她第一次坐飛機的選擇。當時，青海省會西寧只有小型飛機起降。她第一次坐飛機出差時，單位專門要求從蘭州機場出發。她解釋說，就是因為郭永懷先生出了事，此后凡是執行重要任務、攜帶重要資料的人員，絕不能再坐小飛機了。
直到今天，董淑身仍然感懷221基地的老領導和老科學家們。在她們使用的簡易澡堂里，一名姑娘被人發現身上生了虱子，人們同時注意到，那是吳際霖的女兒——基地的領導吳際霖、王志剛等都把孩子帶了過去。董淑身對記者感慨，那時條件那么艱苦，這些人把自己的孩子帶去為國家出力。“‘頭兒’都把孩子送到最苦的地方，這確實是非常好的范例。”
董淑身的宿舍也是領導讓給他們居住的。她看到樓下搭起帳篷，左一頂右一頂，一位高大的“首長”時常在這里出入，有時身邊還跟著警衛員。有一次，她和幾名女同事遇到此人，對方問她們苦不苦，并告訴她們，“這個是暫時的，大家克服困難，我們總會解決的”。此人就是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局長、北京第九研究所所長李覺少將，他率領行政人員讓出了樓房。
在221基地，董淑身此生最刻骨銘心的收獲，是遇上了丈夫夏永泰——他1958年畢業于華中工學院，先是分到蘭州，1959年又被調到221基地。他們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結婚。
二人屬于同一個團支部，1963年，團支部書記王潤民找到她說：“我來給你做紅娘了。”
61年后，董淑身對記者回憶當時的心情，“這正中我意”。她已對他很有好感。她母親希望女兒找到一位學歷比她高、人品好、脾氣好的丈夫，夏永泰超出了這個條件。“除了學歷比我高，人品好，多才多藝，長得又帥——沒想到找到長得那么帥的人，一下子就同意了。”
夏永泰是河南人，在質量管理處工作，日后成為高級工程師。基地的許多演出中，他負責拉小提琴或手風琴。他還是那里的“神劍文學藝術學會”會員。221基地后來改為“國營二二一廠”，于1987年撤銷，那一年，夏永泰成為廠志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梳理這個秘密基地的來龍去脈——自1959年以來，他的人生就與這個基地的歷史密不可分。
1964年，兩個年輕人領了結婚證，給同事分了喜糖。沒有任何儀式，也沒有房子，仍然各住各的宿舍。夏永泰手里有塊黑色緞子，是他祖母準備用來做壽衣的料子，做成被面套在舊被子上，算是結婚用的新棉被。他們收到的禮物是托盤、暖瓶和臉盆。
隨著221基地建設的推進，這個小家庭后來終于分到了自己的房子，是一間狹小的廚房，只放得下一張雙層床。那是一個5口之家的起點。他們后來在這里頗為出名的是把陸續出生的3個女兒都培養成了大學生，其中長女回到基地醫院工作。
不過，董淑身在同事中更為出名的是，當她還是“小董”的時候，人們都知道“小董帶來了兩個弟弟”。她來到221基地后不久，江蘇睢寧老家遭了水災，“房倒屋塌”。她把在農村開拖拉機的大弟弟董旭帶走，參加221基地的招工，進了電廠。
等到她再一次探親，家里為她準備了一些蠶豆，臨走時聽到年幼的小弟弟董昶說，真希望自己也能變成小蠶豆，這樣也能跟姐姐走了。她又一次下了決心，把小弟弟也帶在身邊，讓他在基地上學和工作。
2023年，221基地舊址建了一面紀念墻，上面刻了3萬多個在此工作過的人員姓名。墻上，董淑身、夏永泰、董旭、董昶的名字都在。
二二一廠撤銷后，董淑身和一批同事一起被安置到了河北廊坊。夏永泰于2005年因病逝世。他的岳母曾評價，他是一位“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好女婿”。女兒們則記得，父親在她們物資匱乏的少年時代，騎自行車走很遠的路，到村莊去“收雞蛋”，帶回來給孩子補充營養。在那個年代，221基地的很多父母都做過這樣的事情。
近20年來，董淑身將丈夫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客廳里，沒有下葬。她也從臥室搬到了客廳居住，她說，這樣他們依然能朝夕相對。“很多人說，讓他入地為安。我說，他離開我，他能安嗎？”她解釋。
這位86歲的老人并不忌諱談到后事。她說，自己早就買好了一塊墓地，并且決定以后要“和他在一個骨灰盒里”，永不分離。
在那間擺放著不同獎章的客廳里，有一枚紀念章就放在夏永泰的骨灰盒前。董淑身早就考慮過，這枚刻著中國第一朵蘑菇云的紀念章，將來會貼到他們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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