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席睿德教授（Alfred Schipke）
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上海報道
“在可預見的未來，區域或雙邊合作的動力都很強。多邊體系目前正承受壓力，我們大概不會看到多邊層面的實質性改革。因此，唯一的選擇是尋找志同道合的國家。尤其是在本地區，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與投資聯系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近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在2025外灘年會期間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趨勢，本地區更深入的互利合作，將有利于降低對域外國家的依賴，特別是美國。
中國與東盟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和重要投資伙伴。雙方自2002年開啟自貿區建設進程，2010年自貿區1.0版全面建成，2015年完成2.0版升級。3.0版建設于2022年11月正式啟動，2025年5月全面完成談判并于10月簽署。這不僅是雙方開放合作的又一里程碑，也在關鍵當口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注入了強勁動能。
談及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意義，席睿德表示，它有助于進一步加深雙方在貿易與投資方面的聯系，從而推動本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發展，減少對向域外經濟體出口的依賴。“該協定是積極的，有助于將中國的供應鏈進一步融入東盟。”
席睿德預言，未來十年全球貿易體系將迎來三大結構性變化：一是全球貿易正在“轉向”全球南方市場；二是投資流動更加多元化，東南亞成為增長亮點；三是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的勢頭正在加強，貿易結構正在發生系統性變化。在這一格局演化中，亞歐合作的重要性正不斷上升。
展望未來，他對具包容性的東亞經濟秩序持樂觀態度。在他看來，本區域具備成功的諸多要素，只要政策制定者與企業家敢于推進改革、承擔風險，就能抓住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下的機遇，迎來豐厚回報。他強調，實現目標的關鍵要素包括：繼續減少貿易與非貿易壁壘，促進雙向投資，特別是讓東南亞更多地投資中國，同時中國繼續在服務業等領域開放。
席睿德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國際金融實踐教授，兼東亞研究所（EAI）所長。他的研究領域是宏觀經濟與金融，尤其關注中國和印度的相關問題。他還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教授，并定期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國際金融。此前，他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過多個高級職務，包括IMF亞太部主任、中國區高級代表和負責人等。
2025外灘年會于?10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市黃浦區召開，主題為“擁抱變局：新秩序·新科技”。
全球貿易體系出現三大變化，亞歐合作意義重大
《21世紀》：在未來十年，全球貿易體系將出現哪些最顯著的結構性變化？
席睿德：我們看到三種現象正在同時發生。第一，貿易正在發生轉向。與東南亞、全球南方，甚至中東的貿易明顯增加。第二是投資流動的變化，資金也在流向世界不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從中獲益明顯。第三，由于全球貿易體系面臨挑戰，如今出現了推動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的趨勢。例如，歐洲即將與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就是一個例子，還有許多類似的倡議正在推進。因此，我們將看到貿易結構的變化。
對我來說，關鍵問題在于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關系。雙方都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并從中受益。問題是，能否在各個層面加強對話、增進互信，并解決那些迄今妨礙對話的問題。
《21世紀》：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區域化”而非“全球化”的新階段嗎？這些變化可能會如何影響依賴貿易驅動增長的亞洲新興經濟體？
席睿德：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區域或雙邊合作的動力都很強。多邊體系目前正承受壓力，我們大概不會看到多邊層面的實質性改革。因此，唯一的選擇是尋找志同道合的國家。尤其是在本地區，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與投資聯系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這是積極的趨勢。如果你看這一地區的中產階層，包括東南亞和中國，大約有6億人，而且還在增長。如果區域能專注于更深入、互利的融合，這對中國和整個地區都有好處。
中國與東盟加強合作有利于減少對美依賴
《21世紀》：面對全球供應鏈碎片化，中國—東盟貿易關系的韌性如何？
席睿德：供應鏈遷移部分是對地緣政治的反應。如今，無論在馬來西亞還是越南，都能看到越來越多中國供應鏈的轉移，這是一種應對。關鍵問題在于，這些供應鏈的調整，最終是為了繼續向美國供應商品和服務，還是說這一地區本身已從中受益？理想的情況是，如果雙方都進一步開放，減少貿易與投資壁壘，那么雙方之間的雙向貿易和投資將大幅增加，從而降低對美國需求的依賴。
《21世紀》：是否有一些領域，如數字經濟、綠色轉型或基礎設施，最有可能實現快速合作？
席睿德：這些領域自然非常重要——綠色技術、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等。中國在這些方面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該地區也能從中受益，比如通過太陽能等方式生產更多能源。
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為區域合作注入新動力
《21世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到3.0版。這對雙方有何戰略意義？又將如何影響更廣泛的區域穩定與增長？
席睿德：這正好印證了我剛才提到的一點——區域內部應更多地相互融合，而不是主要依賴對外出口。該協定是積極的，有助于將中國的供應鏈進一步融入東盟。東盟往往有宏大的目標，關鍵在于執行。相關規則尚待完善，雙方都需要具備足夠的執行能力。當前的挑戰是，在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背景下如何推進這一切。
《21世紀》：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如何與其他區域框架（如RCEP或CPTPP）的關系是怎樣的？
席睿德：我認為，它們最終都有不同的目標。CPTPP在某種意義上更具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表達了加入CPTPP的興趣。這些框架并非互斥，只要它們能夠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建立各方認可的規范與標準，那就更有益。
《21世紀》：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能否成為深化金融與科技合作的平臺？
席睿德：通常是貿易和投資先行，金融一體化隨后跟進。但隨著融合加深，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可以成為推動這一進程的有益機制。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框架有助于建立更深的信任與信心，從而為未來在金融或與金融相關的數字領域進一步整合創造條件。
《21世紀》：讓我們談談中國的金融改革，這是你的專長領域之一。鑒于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關鍵作用，你認為應進行哪些具體改革以增強其金融市場的韌性與開放性？
席睿德：首先，中國會繼續改革自身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這是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外部壓力。一個更高效的金融體系，能將儲蓄配置到經濟中最具生產力的領域，就能帶來更高的增長。一個更強大的中國本身就能為地區乃至全球帶來積極溢出效應。
因此，中國應首先聚焦國內改革，以提升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中國在許多領域仍有改進空間，特別是公司債市場，信息質量不高、隱性擔保等問題仍可能存在，使得金融體系難以有效定價風險，而風險定價正是金融市場的核心功能。
此外，中國可以進一步改革破產法——在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中，失敗是創新的一部分。如果不允許不良企業退出，就會導致產能過剩和價格下行壓力。中國需要一種機制，使企業退出過程在社會和經濟層面上都不會造成過度沖擊。
以硅谷為例，每100家公司中，可能只有一家能存活，但我們很少聽到其他99家的消息，因為那里的制度允許失敗的有序退出。投資者知道可能會虧錢，但也知道可能贏得巨大回報。這種機制促進了創新與增長。
《21世紀》：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能否在中國—東盟金融聯通中發揮作用？
席睿德：我認為，隨著貿易與投資往來的增加，人民幣的使用范圍會更加寬廣。部分貿易結算采用人民幣計價將自然擴大其使用范圍，也就是說，真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是貿易與投資本身。
21世紀：最后，你如何展望一個包容性的東亞經濟秩序？
席睿德：我相當樂觀。本地區具備成功的所有要素——只要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家敢于推進改革、承擔風險。中國和本地區的部分投資將面臨風險，但也可能帶來豐厚回報。政策制定者和企業若能抓住當前地緣政治格局的機遇，大膽改革，將會受益匪淺。
21世紀：能否總結一下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要素？
席睿德：繼續減少貿易與非貿易壁壘，促進雙向投資——讓東南亞能夠更多投資中國，同時中國也繼續擴大開放，尤其是在服務業領域，我認為這是相對容易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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