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確理解這句話的人不多：一些人誤以為，關乎“興替”的才是歷史，無視“小歷史”中的大智慧，忽略了歷史經驗的豐富性；另一些人則誤以為，邏輯完整、有頭有尾、令人慷慨激昂的才是歷史，沉迷于故事，忽略了歷史經驗的深度性。
人類思維有天然短板，易將“故事”當成“事實”，不自覺地將偏見、誤會、自以為是等合法化。太多“大文章”建構在“誤讀+架空”的規律之上，無非“六經注我”。
因此讀史有時是一個步步驚心的過程，須警惕虛假的“因為……所以”。好的歷史書會時時提醒讀者，使人審慎，但這種體現專業性、責任感的好書，常被譏為“難讀”“故事性不強”，成了“冷門”書。
所幸讀者的認識總在進階，真誠之作終會替代虛假之作。與其明日追讀，不如當下讀起。2024年，至少這四本略顯“冷門”的歷史書，我們不應錯過。
王安石為什么愛“抬杠”
若王安石 自稱第二“杠頭”，無人敢認第一。司馬光稱他“用心太過，自信太厚”。朱熹稱他“直是強辯，邈視一世”。
北宋重“異論相攪”，言論環境寬松。王安石多次面刺宋神宗“不明于帝王大略”，宋神宗不以為忤。可奇怪的是，寬容既未推進政治文明，亦未實現富國強兵，反致朝堂上意見激烈對立、黨爭不已，事事議而不決。
王安石學問大、腦子快、善駁難，任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時，只用一年便將耿直的同僚唐介氣死（或許這是南宋人編的段子），主政后，常令司馬光等啞口無言。
王安石的辯論技巧不復雜：一是氣場強，自信絕對正確。二是多談大原則，忽略細節。宋神宗焦慮于“盜賊增多”，王安石立刻反駁，堯舜治天下，也有盜賊。三是動輒人身攻擊，誰質疑新法，誰就是“小人”“奸臣”。
王安石屢屢在嘴上取勝，因時人不講邏輯，建言皆來自古書，王安石能一口氣列出數條記載，搞“文史轟炸”，別人用此法反駁，王安石能迅速找到漏洞，展開反擊。
互掉書袋本是最低級的論辯術，新信息不等于新證據，一萬條與一條無別。讀《王安石“強辯考”：十一世紀中國政治的常識與詭辯》一書，每每扼腕：千載前亞里士多德已創形式邏輯，為何智慧如王安石等，連基礎水平都達不到？或因古希臘議論面對大眾，需說服萬人，倒逼議論工具走向成熟；而宋人只面對皇帝一人，投其所好即可，講邏輯太迂闊。
王安石被重用，因宋神宗也“好辯”，喜當庭駁難，令臣子窘迫，王安石則隨時能接上話。王安石、宋神宗都在“虛擬環境”中長大，前者以會讀書、會考試而成功，后者以好學、有進取心而上位，這扭曲了他們的現實感，他們會因一句經典錯引而憤怒，對百姓挨餓卻無感。他們心有靈犀，卻未必是眾生之福。
北宋的寬容之風，系于皇帝的個人修養，而非權力約束，在此脆弱基礎上，王安石雖人格高尚，也難被長久信任，變法失敗早已注定。時代困局中，北宋士大夫多“強辯”，只是王安石獨背污名。可惜一番掙扎后，王安石式辯論術仍在，但集體理性未得寸進，歷史反而陷入停滯。
本書體量雖小，感慨卻深，唯有愿者能得之。
科技能拯救世界嗎
“要么西方衰落，要么亞特蘭特羅帕成為轉折點和新目標。”這是德國建筑奇才赫爾曼·索爾格爾的名言。他提出了瘋狂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在直布羅陀海峽、土耳其海峽建大壩，把地中海變成陸地，使德國得以擴張，“西方文明”獲得新生。
該計劃源于19世紀中后期法國工程師魯代雷提出的“撒哈拉海計劃”：引海水淹沒撒哈拉沙漠，改善地球氣候。魯代雷不是氣候學家，對沙漠了解甚少，但他得到許多人的支持，他的話術是：沙漠有害；不治理，沙漠會入侵歐洲；到那時，想治理已來不及；靠科技拯救世界。
歐洲推進現代化的話術是：傳統有害；推翻傳統，才能進步；落后了，就再難追上；靠科技擺脫落后。
魯代雷抄襲了這種現代化話術，這種話術屏蔽多種因素，將復雜世界簡單化，只為激起人們的參與意識。
“撒哈拉海計劃”漏洞百出，地中海周邊地勢高，海水根本無法進入撒哈拉沙漠。但在魯代雷忽悠起的焦慮感下，越無法實現，人們越憤怒，反而熱衷于提出更大、更“徹底”的終極解決方案。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有類似計劃被提出、被嘗試。
《撒哈拉海計劃：技術、殖民與氣候危機》一書作者菲利普·萊曼指出，魯代雷、索爾格爾的最大偏頗，在于試圖用工程思維解決系統問題。面對復雜世界，工程思維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會制造出另一個問題，使人們陷身其中，永無寧日。要解決系統問題，只能采取系統思維。然而，系統思維太慢、太繞遠，工程思維卻給人以虛幻的掌控感。工程師們提出越來越“大膽”的計劃，到后來，除非依靠強權，才有可能實現。索爾格爾于1928年加入納粹，后任希姆萊的副官，以“造福人類”為名，最終變成“人類之敵”。
魯代雷、索爾格爾等已作古，但工程思維仍在，它潛伏在現代生活的諸多細節中，比如廣告里，家庭主婦因廚房污穢而崩潰；代言去污劑的人從天而降，一揮手，一切潔凈；家庭主婦快樂地奔跑在草地上……
這種“危機出現—迅速解決—生活變好”仍是“現代迷信”的話術，它暗示“只要找到辦法，問題瞬間解決”。如人類沉浸在這樣的幻想中，“撒哈拉海計劃”只會一次次卷土重來。
陰謀論是怎么制造出來的
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多位記者因及時報道，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其背后卻是天大的笑話：刺殺發生時，記者們都在媒體報道車內，距肯尼迪數十米，無人留下一手信息，唯一一段模糊影像出自路過的札普魯德，他是裁縫，不是記者。
很多記者沒聽到槍聲，卻寫出“現場報道”。輸給業余的札普魯德，他們很不爽，強烈要求集體采訪刺客奧斯瓦爾德，監獄方被迫同意。兩天后，采訪現場擠滿笨重的攝像機、電纜，四處亂哄哄，杰克·魯比混了進去，槍殺了奧斯瓦爾德。從來沒有一個記者反省他們造成了奧斯瓦爾德的死亡，反而歡呼：這是“人類首次被直播的兇殺案”，標志著電視采訪從此成為王者。
第一時間沒出現在現場，寫出來的只能算假新聞，但那些報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記者們“專業”地掩蓋了這一致命缺陷。掩蓋技術包括采訪在場的普通人、做新聞的第二落點等，此外，每逢肯尼迪遇刺周年，媒體都大加炒作，一次次邀請不在現場卻寫出報道的“名記者”“回憶”過去。為了讓持續炒作更具吸引力，一位“刺殺現場的記者”突然提出陰謀論，而他在一年前還認為此說太荒唐。
陰謀論是一口挖不干的井，它成功引起大眾的好奇，帶來潑天流量。到肯尼迪去世20周年紀念時，陰謀論已成主流。與此同時，媒體上肯尼迪的形象越來越好，沒人再提他墮落的生活方式、日常蠢行等，肯尼迪成了“完美的受害者”。
新聞追求真相。可現實是，誰擅長傳播，誰反而會被視為“專家”。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遇刺新聞的集體謊言并非串謀的產物，初期只是記者們為掩蓋失職，進而是為追求流量，而隨著大眾信以為真，他們已無力澄清真相。《報道肯尼迪之死：新聞媒體與集體記憶塑造》引人思考：現實中還有多少類似的謊言？人們該怎樣擺脫謊言的包圍？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這是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提出的觀點。
宋代經濟繁榮有目共睹，頗多學者認為，它已進入“近世國家”，遠超歐洲同期水準，與17世紀前現代國家比，亦不遑多讓。這自然引發疑問：宋代遙遙領先，為何中國卻未能率先跨過現代化門檻？
《繁榮與衰退——中國市場經濟：1000—1500年》通過扎實的數據分析，提出獨家見解：隨著宋亡，元代和明初轉向用管制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引發長達200余年的衰退，使中國在全球競爭中喪失先機，留下永遠遺憾。
作者認為，元明逆市場化體現在四方面：一是禁民自由遷徙；二是發行紙幣，管控物價，取消了貨幣的獨立性；三是在經濟活動中去貨幣化；四是抄沒私人土地，嚴控兼并，大規模強制移民和屯田。
元明如此操作，有其長遠考慮：商品經濟拉大貧富差距，隨著土地兼并，可能引發饑荒。既然市場無法自動均平，政府就應站出來，強制均平。
可結果卻適得其反：1080年（宋）時，年人均糧食收入7.5石，白銀收入7.5兩；到1400年（明）時，年人均糧食收入降至3.8石，白銀收入0.73—0.95兩。宋朝農民的戶均貿易量是明初農民的7—10倍。
明初農民的收入只有宋朝的一半，納稅比重卻增一倍。為養活自己，“不得不在缺乏農具的情況下耕種近100畝的土地”，全國畝產降至極低水平，經濟向粗放型農業倒退。
國力被削弱，人民更窮，饑荒頻繁……元明的誤操作導致“三敗”，這是因為，古人沒意識到市場經濟可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只有社會繁榮，才能擁有一切。基于架空的責任感和直線思維，只能帶來災難。尊重客觀規律，包括市場規律，就能確保公平、正義與秩序；不尊重客觀規律，只會造成文明倒退，人人皆成受害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500年興衰的教訓刻骨銘心，值得后人牢記。
本書立論扎實，在數據搜集、研判和選取上不遺余力，全書一半以上是注釋，可謂針腳綿密，不發空言。
唐太宗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確理解這句話的人不多：一些人誤以為，關乎“興替”的才是歷史，無視“小歷史”中的大智慧，忽略了歷史經驗的豐富性；另一些人則誤以為，邏輯完整、有頭有尾、令人慷慨激昂的才是歷史，沉迷于故事，忽略了歷史經驗的深度性。
人類思維有天然短板，易將“故事”當成“事實”，不自覺地將偏見、誤會、自以為是等合法化。太多“大文章”建構在“誤讀+架空”的規律之上，無非“六經注我”。
因此讀史有時是一個步步驚心的過程，須警惕虛假的“因為……所以”。好的歷史書會時時提醒讀者，使人審慎，但這種體現專業性、責任感的好書，常被譏為“難讀”“故事性不強”，成了“冷門”書。
所幸讀者的認識總在進階，真誠之作終會替代虛假之作。與其明日追讀，不如當下讀起。2024年，至少這四本略顯“冷門”的歷史書，我們不應錯過。
王安石為什么愛“抬杠”
若王安石 自稱第二“杠頭”，無人敢認第一。司馬光稱他“用心太過，自信太厚”。朱熹稱他“直是強辯，邈視一世”。
北宋重“異論相攪”，言論環境寬松。王安石多次面刺宋神宗“不明于帝王大略”，宋神宗不以為忤。可奇怪的是，寬容既未推進政治文明，亦未實現富國強兵，反致朝堂上意見激烈對立、黨爭不已，事事議而不決。
王安石學問大、腦子快、善駁難，任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時，只用一年便將耿直的同僚唐介氣死（或許這是南宋人編的段子），主政后，常令司馬光等啞口無言。
王安石的辯論技巧不復雜：一是氣場強，自信絕對正確。二是多談大原則，忽略細節。宋神宗焦慮于“盜賊增多”，王安石立刻反駁，堯舜治天下，也有盜賊。三是動輒人身攻擊，誰質疑新法，誰就是“小人”“奸臣”。
王安石屢屢在嘴上取勝，因時人不講邏輯，建言皆來自古書，王安石能一口氣列出數條記載，搞“文史轟炸”，別人用此法反駁，王安石能迅速找到漏洞，展開反擊。
互掉書袋本是最低級的論辯術，新信息不等于新證據，一萬條與一條無別。讀《王安石“強辯考”：十一世紀中國政治的常識與詭辯》一書，每每扼腕：千載前亞里士多德已創形式邏輯，為何智慧如王安石等，連基礎水平都達不到？或因古希臘議論面對大眾，需說服萬人，倒逼議論工具走向成熟；而宋人只面對皇帝一人，投其所好即可，講邏輯太迂闊。
王安石被重用，因宋神宗也“好辯”，喜當庭駁難，令臣子窘迫，王安石則隨時能接上話。王安石、宋神宗都在“虛擬環境”中長大，前者以會讀書、會考試而成功，后者以好學、有進取心而上位，這扭曲了他們的現實感，他們會因一句經典錯引而憤怒，對百姓挨餓卻無感。他們心有靈犀，卻未必是眾生之福。
北宋的寬容之風，系于皇帝的個人修養，而非權力約束，在此脆弱基礎上，王安石雖人格高尚，也難被長久信任，變法失敗早已注定。時代困局中，北宋士大夫多“強辯”，只是王安石獨背污名。可惜一番掙扎后，王安石式辯論術仍在，但集體理性未得寸進，歷史反而陷入停滯。
本書體量雖小，感慨卻深，唯有愿者能得之。
科技能拯救世界嗎
“要么西方衰落，要么亞特蘭特羅帕成為轉折點和新目標。”這是德國建筑奇才赫爾曼·索爾格爾的名言。他提出了瘋狂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在直布羅陀海峽、土耳其海峽建大壩，把地中海變成陸地，使德國得以擴張，“西方文明”獲得新生。
該計劃源于19世紀中后期法國工程師魯代雷提出的“撒哈拉海計劃”：引海水淹沒撒哈拉沙漠，改善地球氣候。魯代雷不是氣候學家，對沙漠了解甚少，但他得到許多人的支持，他的話術是：沙漠有害；不治理，沙漠會入侵歐洲；到那時，想治理已來不及；靠科技拯救世界。
歐洲推進現代化的話術是：傳統有害；推翻傳統，才能進步；落后了，就再難追上；靠科技擺脫落后。
魯代雷抄襲了這種現代化話術，這種話術屏蔽多種因素，將復雜世界簡單化，只為激起人們的參與意識。
“撒哈拉海計劃”漏洞百出，地中海周邊地勢高，海水根本無法進入撒哈拉沙漠。但在魯代雷忽悠起的焦慮感下，越無法實現，人們越憤怒，反而熱衷于提出更大、更“徹底”的終極解決方案。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有類似計劃被提出、被嘗試。
《撒哈拉海計劃：技術、殖民與氣候危機》一書作者菲利普·萊曼指出，魯代雷、索爾格爾的最大偏頗，在于試圖用工程思維解決系統問題。面對復雜世界，工程思維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會制造出另一個問題，使人們陷身其中，永無寧日。要解決系統問題，只能采取系統思維。然而，系統思維太慢、太繞遠，工程思維卻給人以虛幻的掌控感。工程師們提出越來越“大膽”的計劃，到后來，除非依靠強權，才有可能實現。索爾格爾于1928年加入納粹，后任希姆萊的副官，以“造福人類”為名，最終變成“人類之敵”。
魯代雷、索爾格爾等已作古，但工程思維仍在，它潛伏在現代生活的諸多細節中，比如廣告里，家庭主婦因廚房污穢而崩潰；代言去污劑的人從天而降，一揮手，一切潔凈；家庭主婦快樂地奔跑在草地上……
這種“危機出現—迅速解決—生活變好”仍是“現代迷信”的話術，它暗示“只要找到辦法，問題瞬間解決”。如人類沉浸在這樣的幻想中，“撒哈拉海計劃”只會一次次卷土重來。
陰謀論是怎么制造出來的
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多位記者因及時報道，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其背后卻是天大的笑話：刺殺發生時，記者們都在媒體報道車內，距肯尼迪數十米，無人留下一手信息，唯一一段模糊影像出自路過的札普魯德，他是裁縫，不是記者。
很多記者沒聽到槍聲，卻寫出“現場報道”。輸給業余的札普魯德，他們很不爽，強烈要求集體采訪刺客奧斯瓦爾德，監獄方被迫同意。兩天后，采訪現場擠滿笨重的攝像機、電纜，四處亂哄哄，杰克·魯比混了進去，槍殺了奧斯瓦爾德。從來沒有一個記者反省他們造成了奧斯瓦爾德的死亡，反而歡呼：這是“人類首次被直播的兇殺案”，標志著電視采訪從此成為王者。
第一時間沒出現在現場，寫出來的只能算假新聞，但那些報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記者們“專業”地掩蓋了這一致命缺陷。掩蓋技術包括采訪在場的普通人、做新聞的第二落點等，此外，每逢肯尼迪遇刺周年，媒體都大加炒作，一次次邀請不在現場卻寫出報道的“名記者”“回憶”過去。為了讓持續炒作更具吸引力，一位“刺殺現場的記者”突然提出陰謀論，而他在一年前還認為此說太荒唐。
陰謀論是一口挖不干的井，它成功引起大眾的好奇，帶來潑天流量。到肯尼迪去世20周年紀念時，陰謀論已成主流。與此同時，媒體上肯尼迪的形象越來越好，沒人再提他墮落的生活方式、日常蠢行等，肯尼迪成了“完美的受害者”。
新聞追求真相。可現實是，誰擅長傳播，誰反而會被視為“專家”。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遇刺新聞的集體謊言并非串謀的產物，初期只是記者們為掩蓋失職，進而是為追求流量，而隨著大眾信以為真，他們已無力澄清真相。《報道肯尼迪之死：新聞媒體與集體記憶塑造》引人思考：現實中還有多少類似的謊言？人們該怎樣擺脫謊言的包圍？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這是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提出的觀點。
宋代經濟繁榮有目共睹，頗多學者認為，它已進入“近世國家”，遠超歐洲同期水準，與17世紀前現代國家比，亦不遑多讓。這自然引發疑問：宋代遙遙領先，為何中國卻未能率先跨過現代化門檻？
《繁榮與衰退——中國市場經濟：1000—1500年》通過扎實的數據分析，提出獨家見解：隨著宋亡，元代和明初轉向用管制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引發長達200余年的衰退，使中國在全球競爭中喪失先機，留下永遠遺憾。
作者認為，元明逆市場化體現在四方面：一是禁民自由遷徙；二是發行紙幣，管控物價，取消了貨幣的獨立性；三是在經濟活動中去貨幣化；四是抄沒私人土地，嚴控兼并，大規模強制移民和屯田。
元明如此操作，有其長遠考慮：商品經濟拉大貧富差距，隨著土地兼并，可能引發饑荒。既然市場無法自動均平，政府就應站出來，強制均平。
可結果卻適得其反：1080年（宋）時，年人均糧食收入7.5石，白銀收入7.5兩；到1400年（明）時，年人均糧食收入降至3.8石，白銀收入0.73—0.95兩。宋朝農民的戶均貿易量是明初農民的7—10倍。
明初農民的收入只有宋朝的一半，納稅比重卻增一倍。為養活自己，“不得不在缺乏農具的情況下耕種近100畝的土地”，全國畝產降至極低水平，經濟向粗放型農業倒退。
國力被削弱，人民更窮，饑荒頻繁……元明的誤操作導致“三敗”，這是因為，古人沒意識到市場經濟可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只有社會繁榮，才能擁有一切。基于架空的責任感和直線思維，只能帶來災難。尊重客觀規律，包括市場規律，就能確保公平、正義與秩序；不尊重客觀規律，只會造成文明倒退，人人皆成受害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500年興衰的教訓刻骨銘心，值得后人牢記。
本書立論扎實，在數據搜集、研判和選取上不遺余力，全書一半以上是注釋，可謂針腳綿密，不發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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