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作家中，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名氣或許沒有那么大，但他卻以奇特的方式度過了自己的文學生涯。這位烏拉圭作家的代表作被譽為西語文學的重要作品，小說的藝術創造力在拉美文學中首屈一指，同時，他在多部小說中創造出了一個虛構的城市圣瑪利亞，大量的小說人物都漫游在他用文字建造的這座城市中。
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奧內蒂卻選擇了足不出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最后十二年，他每天躺在公寓的床上與威士忌和書籍相伴，沉浸在自己的文學構想以及——對現實的失望之中。
近年來的一些流行詞似乎完全可以套在烏拉圭國寶級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身上：“喪”“宅”“躺平”“極度i人”……他曾在生命的最后十數年里閉門不出，整日躺在床上閱讀、吸煙、喝酒；他曾拒絕一切來訪，無論是記者、讀者還是同行、友人；面對話筒的他會不住地發抖，回答所有問題時都只說一句話；在無奈隨同作家一起旅行時，每到一地就把自己鎖在酒店房間里（繼續閱讀、吸煙、喝酒）……這不禁讓我們心生疑惑：這樣一個看上去“負能量滿滿”的人，是如何成為文學大師的？
波折起伏的一生
奧內蒂1909年出生于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彼時的烏拉圭也許算得上是拉丁美洲最民主和平等的國度，奧內蒂的父親卡洛斯·奧內蒂是海關的普通員工，祖上是從直布羅陀來的移民，奧內蒂的母親奧諾莉婭·博爾赫斯是巴西人，但很小的時候就隨家人一同搬到烏拉圭生活。
奧內蒂家境貧寒，中學畢業后即開始謀生，也有一說是他連中學也未畢業，盡管如此，奧內蒂仍然自幼酷愛閱讀，甚至曾表示“我近視這么厲害，就是因為從小讀書太多”。小奧內蒂曾每天步行往返十公里（奧內蒂語，疑有夸大之嫌）到親戚家借書，只是因為親戚規定一次只能借一本書。
大約20歲時，奧內蒂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求職，當過校對、編輯、記者；四十年代初任路透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辦事處主任，同時為《民族報》《號角報》和《前進》雜志撰稿。從1950年起任阿根廷《請看請讀》雜志編輯部主任，后又主編《沖動》廣告雜志。
1954年，烏拉圭舉行大選，路易斯·巴特萊·貝雷斯獲勝。奧內蒂回國，執政黨的朋友們請他主持其機關報《行動》的工作，他欣然接受，但數年后辭職。1957年任蒙得維的亞圖書館館長、藝術與文學博物館館長兼國家戲劇院領導委員會委員。1974年在擔任《前進》雜志小說評獎委員會成員時，由于同意將該獎授予一篇“影射警方”的作品而受到牽連，被拘捕送入精神病院監禁三個月。同年，西班牙文化學院的友人為了搭救他，向烏拉圭政府發出邀請，希望他出席在馬德里召開的巴羅克代表大會，奧內蒂因此得以逃出烏拉圭，隨后定居馬德里，直到1994年患病逝世，他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
夢幻迷離的人物與微型宇宙
奧內蒂以小說家的身份著稱，既寫長篇小說，也寫中短篇小說，盡管如今提到奧內蒂，人們通常最先會想到他的“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但在創作生涯早期，奧內蒂的短篇小說的質量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是要高于他的長篇小說的。在《井》（1939）、《無主之地》（1941）和《為了今夜》（1943）這三部小說中，奧內蒂此后作品中常見的主題已現端倪，如：絕望、孤獨、失敗、死亡、邊緣人物、虛構與現實的關系等，但從寫作手法上來看還處于學習和探索階段，閃回、時空變換、敘事視角切換等大量現代小說寫作技巧的運用使得這幾部小說的情節顯得有些碎裂，因而未能被該時期的拉丁美洲讀者很好地接受。在短篇小說方面，奧內蒂于1933年發表了首個故事《五月大道—南對角線街—五月大道》，而在1941年發表的《圓夢》和1944年發表的《歡迎，鮑勃》則被視為其短篇小說創作的經典之作，這兩則故事依然圍繞上文提及的眾多主題展開，但篇幅更短，情節也更為緊湊，藝術表現力更強。
在《圓夢》中，奧內蒂對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這一主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一位女士向故事的敘述者朗格曼管理的劇團付錢，希望他們把自己做的一場夢排練出來，朗格曼雇傭了一個酒鬼、一個街頭找見的姑娘和汽車駕駛員，這些人最終成功地將那場夢境表演了出來，可在演出結束后，眾人卻發現那位女士死了。她是自殺的嗎？是那場夢殺死了她？那個夢是否本來就是以她的死結束的呢？她在現實中的死亡是否補全了那場表演（夢）呢？我們在文本中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而這也成為了奧內蒂此后許多作品的重要主題：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幻想和虛構的能力，現實和虛構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這一主題最終在他于195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短暫的生命》中走向了成熟。
《歡迎，鮑勃》則描寫了意氣風發、懷揣理想的青年人鮑勃逐漸衰老、夢想慢慢破滅，最終成為了他曾經鄙視的那種“失敗者”的過程，而故事的敘述者正是當年被鮑勃唾棄的失敗者之一，鮑勃甚至因瞧不起對方而阻止自己的妹妹伊內絲同這位敘事者交往，這位失敗而頹廢的敘事者就那樣看著鮑勃一步步變成與自己相似的模樣，進而完成了自己的“復仇”。懷揣希望的人逐漸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所有人都在掙扎求生，同時又無比消極、懶惰，似乎總是在命運面前顯得毫無招架之力，這正是奧內蒂在作品中習慣刻畫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品的故事發生地基本都在城市，有時是（像）布宜諾斯艾利斯，有時是（像）蒙得維的亞，有時是（像）二者的結合體，在當時的語境中，這是極具創新性的特征。巴爾加斯·略薩在評論《井》時就曾提出：“看上去像個謊言：1939年，當拉丁美洲小說還未從大地主義或地域主義的思想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只有羅伯特·阿爾特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等少數特例——一個30歲、中學未畢業的烏拉圭年輕人竟然能寫出這樣一部‘狡猾的’小說，不僅為西班牙語小說打開了現代性的大門，還為其本人的小說世界奠定了基礎，他后來的作品在這一基礎上逐漸豐富發展，最終變成了微型的巴爾扎克式的‘人間喜劇’或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式的迷你宇宙”。
如果說奧內蒂的上述幾部早期作品是為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小說打開了現代性大門的話，他在1950年出版的代表作《短暫的生命》則獲得了巴爾加斯·略薩更高的評價，后者在文集《想象的火焰》中的《拉丁美洲的原始小說和創造性小說》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在他看來，《短暫的生命》標志著拉丁美洲小說由所謂的“原始小說”轉向“創造性小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拉美小說由此擺脫了醉心于描寫草原林莽、土著居民的大地主義、土著主義文學，開始進入到新小說的創作階段。而“新小說”正是囊括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博爾赫斯、卡彭鐵爾、魯爾福、阿斯圖里亞斯、奧內蒂等作家及后來的“文學爆炸”代表作家的綜合性概念，由此可見《短暫的生命》在拉美小說史上的重要意義。
奧內蒂的文學偶遇
作為“圣瑪利亞系列小說”開山之作的《短暫的生命》描寫碌碌無為的廣告公司職員布勞森家庭事業均不如意，妻子赫爾特魯迪斯剛剛接受了乳房切除手術，與他漸行漸遠，他在公司里也面臨被裁員的風險，布勞森只能將生之希望寄托于虛構的力量：偷聽、窺探鄰居妓女蓋卡的生活，后以虛假的身份出現在蓋卡面前；專心創作以由他虛構出的城鎮圣瑪利亞為背景的故事腳本，哪怕這一委托任務被取消后也不停筆。這兩股虛構的力量在蓋卡被殺后交匯到了一起：布勞森決定幫助殺死蓋卡的兇手逃亡，而目的地正是由他虛構出的城鎮圣瑪利亞。可以看到，《圓夢》和《歡迎，鮑勃》中的核心主題也在《短暫的生命》中實現了融合與交匯，奧內蒂的文學世界終于有了完整的面貌。
回到巴爾加斯·略薩在評價《井》時提出的問題中去：為什么奧內蒂的作品會以城市為背景，而非當時流行的農村林莽呢？這很大程度上與他本人穿梭于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經歷有關。正因為這樣，許多人認為圣瑪利亞的原型應是兩座城市其中之一，不過奧內蒂本人否認了這種說法，他堅稱圣瑪利亞的形象源自他陪伴友人前往阿根廷恩特雷里奧斯省的一次旅行，也就是說，圣瑪利亞的原型是恩特雷里奧斯省中的數座城鎮。而《短暫的生命》的故事靈感來源也很有趣，據奧內蒂本人所言，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他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獨立大街858號期間，某日上班途中，突然覺得“靈感從天而降、肉眼可見”，于是他就“開始絕望地創作起了那本小說”。
命運之神似乎很喜歡給奧內蒂安排這樣的“文學偶遇”。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某日午后，他在趕赴一場約會的途中，偶然間在書店里買了本由維多利亞·奧坎波創辦的雜志《南方》，那是他第一次讀到威廉·福克納的作品，是一則“翻譯很糟糕”的短篇小說，他邊走邊讀，后來索性鉆進一家咖啡館里，把那個故事讀了一遍又一遍，完全忘了約會的事情。后來，在獲得1980年塞萬提斯文學獎后（無奈）接受的一次訪談中，在被問及自己喜愛的作家時，奧內蒂報出了福克納、巴爾扎克、梅爾維爾的名字，但在回答最喜愛的作家是誰這一問題時，奧內蒂毫不猶豫地表示是福克納，他尤其喜愛后者的名作《押沙龍，押沙龍》。有趣的是，在提問者希望他談談西班牙語作家時，奧內蒂答道：“嘿，別自討沒趣。”
《略薩談博爾赫斯》一書中曾記錄了一則趣聞：有次，在烏拉圭著名文學評論家羅德里格斯·莫內加爾的引薦下，奧內蒂和博爾赫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酒館里會面了，不善言談的奧內蒂一直寡言少語，而博爾赫斯則跟莫內加爾聊了許多關于博氏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亨利·詹姆斯的話題，此時奧內蒂插了一嘴：“可是您二位覺得亨利·詹姆斯到底好在哪兒呢？”據說博爾赫斯從此便不再理睬奧內蒂了。有趣的是，從所接受的文學影響的角度來看，博爾赫斯和奧內蒂似乎都與英語文學走得更近，而與西班牙語文學傳統距離稍遠。兩人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都擺脫了文學前輩的“影響”之禁錮，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藝術風格。
雖然人們大多認為奧內蒂的“圣瑪利亞系列小說”學習自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小說”，且二者語言風格多有相似之處，但仔細觀察便能發現，奧內蒂與福克納的文學世界還是存在諸多根本性差異的，例如，福克納筆下的人物雖然也在掙扎，但大多在命運面前表現出了頑強、不甘的一面，是主動的掙扎，可奧內蒂筆下的小人物們卻始終在被動地掙扎，表現得慵懶而無奈，仿佛挫敗感不是外界造就的，而是從他們的內心中生出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反英雄。這一特點在“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中另外兩部最負盛名的作品《造船廠》（1961）和《收尸人》（1964）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圣瑪利亞的故事們
實際上，《收尸人》雖然在出版時間上晚于《造船廠》，但其故事內容和寫作時間均早于后者，只是由于在創作《收尸人》的過程中，奧內蒂因為機緣巧合走訪了兩家造船廠，并聽說了許多與之相關的故事，接著再次靈感閃現，于是決定先寫《造船廠》。在《收尸人》和《造船廠》中，由《短暫的生命》的主人公布勞森創造的圣瑪利亞已經成為了無比現實的故事背景地了，甚至連布勞森的雕像都出現在了城鎮中心的廣場上，《短暫的生命》中的迪亞斯·格雷醫生等圣瑪利亞城中的重要人物也出現在了這兩部作品中。
《造船廠》的故事晚于《收尸人》的故事五年。回到圣瑪利亞的拉爾森認識了造船廠的主人佩特魯斯。此人經營無方，致使船廠倒閉。他把船廠交給拉爾森管理，任命后者為總經理。拉爾森上任后盡職盡責，決心振興造船廠。同時追求佩特魯斯的半瘋半傻的女兒安赫莉卡，安撫著廠里的兩個幾乎食不果腹的職員。他想在事業上取得成功，想使自己的生活過得有意義。他還打算以船廠作踏板，進而成為那個體面、富有、能夠給他帶來他在圣瑪利亞人面前從沒有過的威望的家庭的主人。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佩特魯斯由于暗中打著船廠的招牌行騙，被總管加爾維斯告發后鋃鐺入獄。拉爾森如大夢初醒，面對破滅的美夢和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想逃走，但是太遲了。故事給了我們兩個結局，拉爾森一死一生，他的結局和他的命運一樣縹緲難測。讀完《造船廠》，讀者可能會對拉爾森的情況產生疑問：五年前到底發生了什么？《造船廠》中多次提及拉爾森有“收尸人”的綽號，這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許只有讀過《收尸人》，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答，而拉爾森的形象也才會更加飽滿。
《收尸人》中的拉爾森懷著與其在《造船廠》中懷有的抱負相似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受人歧視、命運坎坷的拉爾森試圖扭轉人生的走向，他相信自己能夠在圣瑪利亞開辦一家完美的妓院，而自己也能夠成為“窮妓女們的收容者”這樣的英雄人物。他在市議員、藥劑師巴爾特的幫助下建立起了妓院，手下只有三個年老色衰、如行尸走肉般的妓女（“收尸人”的綽號由此而來）。面對這一局面，圣瑪利亞的男人分成了兩派：一派支持建立妓院，如巴爾特；一派反對，如神父貝爾格納。于是圣瑪利亞就變成了一座道德戰場，爾虞我詐的斗爭或明或暗地展開了，但正如虛構與現實的關系一樣，實際上善與惡之間也并沒有如此明晰的界限。最終，所有人都失敗了，有的在肉體上失敗，有的在精神上或道德上失敗。
群像式寫法與短小說形式
有研究者認為奧內蒂在創作圣瑪利亞時還用到了多斯·帕索斯的群像式寫法，即作品中沒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人物，而是通過描寫群體中的眾多人物，更全面地展現社會的風貌。不過這一寫法在奧內蒂的作品中似乎不如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凈的地區》中表現得那樣明顯，盡管除《造船廠》和《收尸人》外，“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中的其他作品均未以“收尸人”拉爾森為主人公，但它們大多有非常明確的核心人物，如《死亡與女孩》（1973）中的迪亞斯·格雷醫生、格羅恩德爾和貝爾格納神父，《請聽清風傾訴》（1979）中的麥迪納警長等，而且這些人物大多在該系列的其他作品中也起著關鍵性作用。
不過不容置疑的是，盡管學界公認“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中最杰出的作品是《短暫的生命》《造船廠》和《收尸人》，且西班牙出版方曾在2010年將這三部小說合成一冊，以《圣瑪利亞》為名出版，但要想更加全面地欣賞和理解奧內蒂筆下的圣瑪利亞，還是應該結合這一系列的其他作品。
有評論家認為，1979年出版的《請聽清風傾訴》是“圣瑪利亞系列小說”的終章，如果從出場人物與其他作品之間互有關聯的角度來看，這一判斷還是比較準確的，但如果只按圣瑪利亞是否是故事背景地的角度來看，奧內蒂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小說《當一切不再重要時》（1993）似乎也可歸入到該系列中，不過這一問題似乎并沒有太多重要性。
這部小說實際上是知識分子卡爾的日記，他的妻子決定離開他，搬到另一個國家生活。精神和物質上的苦難是他與妻子唯一的共同點，因此分手并不是什么戲劇性的事件，恰恰相反，這是他重建新生活的契機，這似乎讓我們又回想起了《短暫的生命》中布勞森與妻子赫爾特魯迪斯的關系。后來，卡爾開始在圣瑪利亞工作，然而他很快發現，他的工作實際上是為走私者的襲擊提供便利的掩護，類似的懸疑色彩實際上也貫穿奧內蒂作品的始終，這也是奧內蒂鐘愛雷蒙德·錢德勒等偵探小說作家作品的反映。這部小說被視為奧內蒂晚年的杰作，西班牙著名的豐泉出版社負責人庇拉爾·雷耶斯曾表示，如果自己只能出版一部文學作品，那部作品將是《當一切不再重要時》。
小人物與反英雄的掙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我們在前面使用了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等概念，但這種劃分方式在奧內蒂身上有時會呈現出矛盾的一面。記得柯南·道爾在投稿《血字的研究》時曾收到過一條拒稿通知，拒稿者認為那個故事“作為長篇小說太短，作為短篇小說太長”，奧內蒂的許多作品的篇幅就很符合這種描述，在西班牙語文學界沒有中篇小說的概念，常見的定義是：短小說（novela breve）。
2012年和2022年，西班牙出版方曾出版《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短小說》一書，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的《井》和《死亡與女孩》都被收入其中，同時入選的還包括《生離死別》（1954）、《為了一座無名之墳》（1959）、《不幸的面龐》（1960）、《哈科沃和另一個人》（1961）和《像她那樣悲傷》（1963），從篇幅的角度來看，它們有的曾被歸入短篇小說集，有的則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從內容的角度來看，這些故事有的發生在圣瑪利亞，有的則獨立展開，但都緊扣奧內蒂作品中的那些經典主題。
表面看上去，奧內蒂的作品寫小人物、反英雄，寫失敗、掙扎，寫現實與虛構的關系，有人曾批評奧內蒂的作品過于壓抑頹廢，無益于展現拉丁美洲的悲慘歷史和政治現實，可是換個角度去看，奧內蒂描寫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在艱難條件下求生的人，而在每個時代的每個社會中，這樣的人都是多數群體，或許奧內蒂沒有直接去描寫拉丁美洲的歷史與政治，但那些反英雄式的小人物之所以不斷墮落失敗，拋開個體的種種問題和缺陷，那種歷史和那種政治自然脫不了干系，人類社會的種種弊病同樣是重要的誘因，這樣的描寫和刻畫放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
文學的力量也正在于此：在很多時候，它能讓我們這些讀者如照鏡子般在書中看到自己的樣子、自己的人生，有的人會因為發現有寫作者在關注自己、書寫自己而感受到慰藉，也有的人會心生不甘，進而反思，然后去探索更多的人生可能。從這個角度看，奧內蒂可以“喪”，可以“宅”，可以“躺平”，自然也可以永遠當“極度i人”，這無礙于他成為拉丁美洲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因為他就和《短暫的生命》中的布勞森一樣，在自己的虛構世界里，他是另一個奧內蒂，是配得上被圣瑪利亞居民在城鎮中心廣場上為之塑像的永生的奧內蒂。
在拉美作家中，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名氣或許沒有那么大，但他卻以奇特的方式度過了自己的文學生涯。這位烏拉圭作家的代表作被譽為西語文學的重要作品，小說的藝術創造力在拉美文學中首屈一指，同時，他在多部小說中創造出了一個虛構的城市圣瑪利亞，大量的小說人物都漫游在他用文字建造的這座城市中。
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奧內蒂卻選擇了足不出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最后十二年，他每天躺在公寓的床上與威士忌和書籍相伴，沉浸在自己的文學構想以及——對現實的失望之中。
近年來的一些流行詞似乎完全可以套在烏拉圭國寶級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身上：“喪”“宅”“躺平”“極度i人”……他曾在生命的最后十數年里閉門不出，整日躺在床上閱讀、吸煙、喝酒；他曾拒絕一切來訪，無論是記者、讀者還是同行、友人；面對話筒的他會不住地發抖，回答所有問題時都只說一句話；在無奈隨同作家一起旅行時，每到一地就把自己鎖在酒店房間里（繼續閱讀、吸煙、喝酒）……這不禁讓我們心生疑惑：這樣一個看上去“負能量滿滿”的人，是如何成為文學大師的？
波折起伏的一生
奧內蒂1909年出生于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彼時的烏拉圭也許算得上是拉丁美洲最民主和平等的國度，奧內蒂的父親卡洛斯·奧內蒂是海關的普通員工，祖上是從直布羅陀來的移民，奧內蒂的母親奧諾莉婭·博爾赫斯是巴西人，但很小的時候就隨家人一同搬到烏拉圭生活。
奧內蒂家境貧寒，中學畢業后即開始謀生，也有一說是他連中學也未畢業，盡管如此，奧內蒂仍然自幼酷愛閱讀，甚至曾表示“我近視這么厲害，就是因為從小讀書太多”。小奧內蒂曾每天步行往返十公里（奧內蒂語，疑有夸大之嫌）到親戚家借書，只是因為親戚規定一次只能借一本書。
大約20歲時，奧內蒂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求職，當過校對、編輯、記者；四十年代初任路透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辦事處主任，同時為《民族報》《號角報》和《前進》雜志撰稿。從1950年起任阿根廷《請看請讀》雜志編輯部主任，后又主編《沖動》廣告雜志。
1954年，烏拉圭舉行大選，路易斯·巴特萊·貝雷斯獲勝。奧內蒂回國，執政黨的朋友們請他主持其機關報《行動》的工作，他欣然接受，但數年后辭職。1957年任蒙得維的亞圖書館館長、藝術與文學博物館館長兼國家戲劇院領導委員會委員。1974年在擔任《前進》雜志小說評獎委員會成員時，由于同意將該獎授予一篇“影射警方”的作品而受到牽連，被拘捕送入精神病院監禁三個月。同年，西班牙文化學院的友人為了搭救他，向烏拉圭政府發出邀請，希望他出席在馬德里召開的巴羅克代表大會，奧內蒂因此得以逃出烏拉圭，隨后定居馬德里，直到1994年患病逝世，他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
夢幻迷離的人物與微型宇宙
奧內蒂以小說家的身份著稱，既寫長篇小說，也寫中短篇小說，盡管如今提到奧內蒂，人們通常最先會想到他的“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但在創作生涯早期，奧內蒂的短篇小說的質量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是要高于他的長篇小說的。在《井》（1939）、《無主之地》（1941）和《為了今夜》（1943）這三部小說中，奧內蒂此后作品中常見的主題已現端倪，如：絕望、孤獨、失敗、死亡、邊緣人物、虛構與現實的關系等，但從寫作手法上來看還處于學習和探索階段，閃回、時空變換、敘事視角切換等大量現代小說寫作技巧的運用使得這幾部小說的情節顯得有些碎裂，因而未能被該時期的拉丁美洲讀者很好地接受。在短篇小說方面，奧內蒂于1933年發表了首個故事《五月大道—南對角線街—五月大道》，而在1941年發表的《圓夢》和1944年發表的《歡迎，鮑勃》則被視為其短篇小說創作的經典之作，這兩則故事依然圍繞上文提及的眾多主題展開，但篇幅更短，情節也更為緊湊，藝術表現力更強。
在《圓夢》中，奧內蒂對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這一主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一位女士向故事的敘述者朗格曼管理的劇團付錢，希望他們把自己做的一場夢排練出來，朗格曼雇傭了一個酒鬼、一個街頭找見的姑娘和汽車駕駛員，這些人最終成功地將那場夢境表演了出來，可在演出結束后，眾人卻發現那位女士死了。她是自殺的嗎？是那場夢殺死了她？那個夢是否本來就是以她的死結束的呢？她在現實中的死亡是否補全了那場表演（夢）呢？我們在文本中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而這也成為了奧內蒂此后許多作品的重要主題：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幻想和虛構的能力，現實和虛構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這一主題最終在他于195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短暫的生命》中走向了成熟。
《歡迎，鮑勃》則描寫了意氣風發、懷揣理想的青年人鮑勃逐漸衰老、夢想慢慢破滅，最終成為了他曾經鄙視的那種“失敗者”的過程，而故事的敘述者正是當年被鮑勃唾棄的失敗者之一，鮑勃甚至因瞧不起對方而阻止自己的妹妹伊內絲同這位敘事者交往，這位失敗而頹廢的敘事者就那樣看著鮑勃一步步變成與自己相似的模樣，進而完成了自己的“復仇”。懷揣希望的人逐漸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所有人都在掙扎求生，同時又無比消極、懶惰，似乎總是在命運面前顯得毫無招架之力，這正是奧內蒂在作品中習慣刻畫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品的故事發生地基本都在城市，有時是（像）布宜諾斯艾利斯，有時是（像）蒙得維的亞，有時是（像）二者的結合體，在當時的語境中，這是極具創新性的特征。巴爾加斯·略薩在評論《井》時就曾提出：“看上去像個謊言：1939年，當拉丁美洲小說還未從大地主義或地域主義的思想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只有羅伯特·阿爾特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等少數特例——一個30歲、中學未畢業的烏拉圭年輕人竟然能寫出這樣一部‘狡猾的’小說，不僅為西班牙語小說打開了現代性的大門，還為其本人的小說世界奠定了基礎，他后來的作品在這一基礎上逐漸豐富發展，最終變成了微型的巴爾扎克式的‘人間喜劇’或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式的迷你宇宙”。
如果說奧內蒂的上述幾部早期作品是為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小說打開了現代性大門的話，他在1950年出版的代表作《短暫的生命》則獲得了巴爾加斯·略薩更高的評價，后者在文集《想象的火焰》中的《拉丁美洲的原始小說和創造性小說》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在他看來，《短暫的生命》標志著拉丁美洲小說由所謂的“原始小說”轉向“創造性小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拉美小說由此擺脫了醉心于描寫草原林莽、土著居民的大地主義、土著主義文學，開始進入到新小說的創作階段。而“新小說”正是囊括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博爾赫斯、卡彭鐵爾、魯爾福、阿斯圖里亞斯、奧內蒂等作家及后來的“文學爆炸”代表作家的綜合性概念，由此可見《短暫的生命》在拉美小說史上的重要意義。
奧內蒂的文學偶遇
作為“圣瑪利亞系列小說”開山之作的《短暫的生命》描寫碌碌無為的廣告公司職員布勞森家庭事業均不如意，妻子赫爾特魯迪斯剛剛接受了乳房切除手術，與他漸行漸遠，他在公司里也面臨被裁員的風險，布勞森只能將生之希望寄托于虛構的力量：偷聽、窺探鄰居妓女蓋卡的生活，后以虛假的身份出現在蓋卡面前；專心創作以由他虛構出的城鎮圣瑪利亞為背景的故事腳本，哪怕這一委托任務被取消后也不停筆。這兩股虛構的力量在蓋卡被殺后交匯到了一起：布勞森決定幫助殺死蓋卡的兇手逃亡，而目的地正是由他虛構出的城鎮圣瑪利亞。可以看到，《圓夢》和《歡迎，鮑勃》中的核心主題也在《短暫的生命》中實現了融合與交匯，奧內蒂的文學世界終于有了完整的面貌。
回到巴爾加斯·略薩在評價《井》時提出的問題中去：為什么奧內蒂的作品會以城市為背景，而非當時流行的農村林莽呢？這很大程度上與他本人穿梭于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經歷有關。正因為這樣，許多人認為圣瑪利亞的原型應是兩座城市其中之一，不過奧內蒂本人否認了這種說法，他堅稱圣瑪利亞的形象源自他陪伴友人前往阿根廷恩特雷里奧斯省的一次旅行，也就是說，圣瑪利亞的原型是恩特雷里奧斯省中的數座城鎮。而《短暫的生命》的故事靈感來源也很有趣，據奧內蒂本人所言，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他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獨立大街858號期間，某日上班途中，突然覺得“靈感從天而降、肉眼可見”，于是他就“開始絕望地創作起了那本小說”。
命運之神似乎很喜歡給奧內蒂安排這樣的“文學偶遇”。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某日午后，他在趕赴一場約會的途中，偶然間在書店里買了本由維多利亞·奧坎波創辦的雜志《南方》，那是他第一次讀到威廉·福克納的作品，是一則“翻譯很糟糕”的短篇小說，他邊走邊讀，后來索性鉆進一家咖啡館里，把那個故事讀了一遍又一遍，完全忘了約會的事情。后來，在獲得1980年塞萬提斯文學獎后（無奈）接受的一次訪談中，在被問及自己喜愛的作家時，奧內蒂報出了福克納、巴爾扎克、梅爾維爾的名字，但在回答最喜愛的作家是誰這一問題時，奧內蒂毫不猶豫地表示是福克納，他尤其喜愛后者的名作《押沙龍，押沙龍》。有趣的是，在提問者希望他談談西班牙語作家時，奧內蒂答道：“嘿，別自討沒趣。”
《略薩談博爾赫斯》一書中曾記錄了一則趣聞：有次，在烏拉圭著名文學評論家羅德里格斯·莫內加爾的引薦下，奧內蒂和博爾赫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酒館里會面了，不善言談的奧內蒂一直寡言少語，而博爾赫斯則跟莫內加爾聊了許多關于博氏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亨利·詹姆斯的話題，此時奧內蒂插了一嘴：“可是您二位覺得亨利·詹姆斯到底好在哪兒呢？”據說博爾赫斯從此便不再理睬奧內蒂了。有趣的是，從所接受的文學影響的角度來看，博爾赫斯和奧內蒂似乎都與英語文學走得更近，而與西班牙語文學傳統距離稍遠。兩人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都擺脫了文學前輩的“影響”之禁錮，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藝術風格。
雖然人們大多認為奧內蒂的“圣瑪利亞系列小說”學習自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小說”，且二者語言風格多有相似之處，但仔細觀察便能發現，奧內蒂與福克納的文學世界還是存在諸多根本性差異的，例如，福克納筆下的人物雖然也在掙扎，但大多在命運面前表現出了頑強、不甘的一面，是主動的掙扎，可奧內蒂筆下的小人物們卻始終在被動地掙扎，表現得慵懶而無奈，仿佛挫敗感不是外界造就的，而是從他們的內心中生出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反英雄。這一特點在“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中另外兩部最負盛名的作品《造船廠》（1961）和《收尸人》（1964）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圣瑪利亞的故事們
實際上，《收尸人》雖然在出版時間上晚于《造船廠》，但其故事內容和寫作時間均早于后者，只是由于在創作《收尸人》的過程中，奧內蒂因為機緣巧合走訪了兩家造船廠，并聽說了許多與之相關的故事，接著再次靈感閃現，于是決定先寫《造船廠》。在《收尸人》和《造船廠》中，由《短暫的生命》的主人公布勞森創造的圣瑪利亞已經成為了無比現實的故事背景地了，甚至連布勞森的雕像都出現在了城鎮中心的廣場上，《短暫的生命》中的迪亞斯·格雷醫生等圣瑪利亞城中的重要人物也出現在了這兩部作品中。
《造船廠》的故事晚于《收尸人》的故事五年。回到圣瑪利亞的拉爾森認識了造船廠的主人佩特魯斯。此人經營無方，致使船廠倒閉。他把船廠交給拉爾森管理，任命后者為總經理。拉爾森上任后盡職盡責，決心振興造船廠。同時追求佩特魯斯的半瘋半傻的女兒安赫莉卡，安撫著廠里的兩個幾乎食不果腹的職員。他想在事業上取得成功，想使自己的生活過得有意義。他還打算以船廠作踏板，進而成為那個體面、富有、能夠給他帶來他在圣瑪利亞人面前從沒有過的威望的家庭的主人。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佩特魯斯由于暗中打著船廠的招牌行騙，被總管加爾維斯告發后鋃鐺入獄。拉爾森如大夢初醒，面對破滅的美夢和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想逃走，但是太遲了。故事給了我們兩個結局，拉爾森一死一生，他的結局和他的命運一樣縹緲難測。讀完《造船廠》，讀者可能會對拉爾森的情況產生疑問：五年前到底發生了什么？《造船廠》中多次提及拉爾森有“收尸人”的綽號，這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許只有讀過《收尸人》，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答，而拉爾森的形象也才會更加飽滿。
《收尸人》中的拉爾森懷著與其在《造船廠》中懷有的抱負相似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受人歧視、命運坎坷的拉爾森試圖扭轉人生的走向，他相信自己能夠在圣瑪利亞開辦一家完美的妓院，而自己也能夠成為“窮妓女們的收容者”這樣的英雄人物。他在市議員、藥劑師巴爾特的幫助下建立起了妓院，手下只有三個年老色衰、如行尸走肉般的妓女（“收尸人”的綽號由此而來）。面對這一局面，圣瑪利亞的男人分成了兩派：一派支持建立妓院，如巴爾特；一派反對，如神父貝爾格納。于是圣瑪利亞就變成了一座道德戰場，爾虞我詐的斗爭或明或暗地展開了，但正如虛構與現實的關系一樣，實際上善與惡之間也并沒有如此明晰的界限。最終，所有人都失敗了，有的在肉體上失敗，有的在精神上或道德上失敗。
群像式寫法與短小說形式
有研究者認為奧內蒂在創作圣瑪利亞時還用到了多斯·帕索斯的群像式寫法，即作品中沒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人物，而是通過描寫群體中的眾多人物，更全面地展現社會的風貌。不過這一寫法在奧內蒂的作品中似乎不如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凈的地區》中表現得那樣明顯，盡管除《造船廠》和《收尸人》外，“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中的其他作品均未以“收尸人”拉爾森為主人公，但它們大多有非常明確的核心人物，如《死亡與女孩》（1973）中的迪亞斯·格雷醫生、格羅恩德爾和貝爾格納神父，《請聽清風傾訴》（1979）中的麥迪納警長等，而且這些人物大多在該系列的其他作品中也起著關鍵性作用。
不過不容置疑的是，盡管學界公認“圣瑪利亞系列小說”中最杰出的作品是《短暫的生命》《造船廠》和《收尸人》，且西班牙出版方曾在2010年將這三部小說合成一冊，以《圣瑪利亞》為名出版，但要想更加全面地欣賞和理解奧內蒂筆下的圣瑪利亞，還是應該結合這一系列的其他作品。
有評論家認為，1979年出版的《請聽清風傾訴》是“圣瑪利亞系列小說”的終章，如果從出場人物與其他作品之間互有關聯的角度來看，這一判斷還是比較準確的，但如果只按圣瑪利亞是否是故事背景地的角度來看，奧內蒂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小說《當一切不再重要時》（1993）似乎也可歸入到該系列中，不過這一問題似乎并沒有太多重要性。
這部小說實際上是知識分子卡爾的日記，他的妻子決定離開他，搬到另一個國家生活。精神和物質上的苦難是他與妻子唯一的共同點，因此分手并不是什么戲劇性的事件，恰恰相反，這是他重建新生活的契機，這似乎讓我們又回想起了《短暫的生命》中布勞森與妻子赫爾特魯迪斯的關系。后來，卡爾開始在圣瑪利亞工作，然而他很快發現，他的工作實際上是為走私者的襲擊提供便利的掩護，類似的懸疑色彩實際上也貫穿奧內蒂作品的始終，這也是奧內蒂鐘愛雷蒙德·錢德勒等偵探小說作家作品的反映。這部小說被視為奧內蒂晚年的杰作，西班牙著名的豐泉出版社負責人庇拉爾·雷耶斯曾表示，如果自己只能出版一部文學作品，那部作品將是《當一切不再重要時》。
小人物與反英雄的掙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我們在前面使用了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等概念，但這種劃分方式在奧內蒂身上有時會呈現出矛盾的一面。記得柯南·道爾在投稿《血字的研究》時曾收到過一條拒稿通知，拒稿者認為那個故事“作為長篇小說太短，作為短篇小說太長”，奧內蒂的許多作品的篇幅就很符合這種描述，在西班牙語文學界沒有中篇小說的概念，常見的定義是：短小說（novela breve）。
2012年和2022年，西班牙出版方曾出版《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短小說》一書，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的《井》和《死亡與女孩》都被收入其中，同時入選的還包括《生離死別》（1954）、《為了一座無名之墳》（1959）、《不幸的面龐》（1960）、《哈科沃和另一個人》（1961）和《像她那樣悲傷》（1963），從篇幅的角度來看，它們有的曾被歸入短篇小說集，有的則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從內容的角度來看，這些故事有的發生在圣瑪利亞，有的則獨立展開，但都緊扣奧內蒂作品中的那些經典主題。
表面看上去，奧內蒂的作品寫小人物、反英雄，寫失敗、掙扎，寫現實與虛構的關系，有人曾批評奧內蒂的作品過于壓抑頹廢，無益于展現拉丁美洲的悲慘歷史和政治現實，可是換個角度去看，奧內蒂描寫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在艱難條件下求生的人，而在每個時代的每個社會中，這樣的人都是多數群體，或許奧內蒂沒有直接去描寫拉丁美洲的歷史與政治，但那些反英雄式的小人物之所以不斷墮落失敗，拋開個體的種種問題和缺陷，那種歷史和那種政治自然脫不了干系，人類社會的種種弊病同樣是重要的誘因，這樣的描寫和刻畫放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
文學的力量也正在于此：在很多時候，它能讓我們這些讀者如照鏡子般在書中看到自己的樣子、自己的人生，有的人會因為發現有寫作者在關注自己、書寫自己而感受到慰藉，也有的人會心生不甘，進而反思，然后去探索更多的人生可能。從這個角度看，奧內蒂可以“喪”，可以“宅”，可以“躺平”，自然也可以永遠當“極度i人”，這無礙于他成為拉丁美洲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因為他就和《短暫的生命》中的布勞森一樣，在自己的虛構世界里，他是另一個奧內蒂，是配得上被圣瑪利亞居民在城鎮中心廣場上為之塑像的永生的奧內蒂。
本文鏈接：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奧內蒂選擇了足不出戶的生活方式http://www.sq15.cn/show-6-12760-0.html
聲明：本網站為非營利性網站，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下一篇： 2024年，讀幾本“冷門”歷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