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美術史上，北宋名畫《清明上河圖》以場面宏大、用筆細膩的藝術風格而著稱。畫家張擇端全方位地描繪出北宋都城汴京城內及近郊在清明時節社會上各個階層的生活景象，展示了北宋大都市的商業、民俗、建筑、市井、手工業、交通工具等，將一個時代的繁華與日常盡收眼底，稱得上是一幅極具歷史價值的民間風俗長卷。
臺灣著名的跨界設計師、第一代民歌手姚任祥，將她最新編著的一部有關臺北人文歷史的圖文書取名為《臺北上河圖》，正是為了向《清明上河圖》致敬，進而借鑒《清明上河圖》的創意，以視覺與文字相結合的形式，記錄臺北篳路藍縷的建城史，再現臺北從古至今的種種變遷，諸如政策、事件、商業、交通、建筑、藝術、文學、娛樂……乃至布帛菽粟、衣食住行。在這條以時間串聯起來的軸線中，我們所看到的并不僅僅只是一座城市的成長歷程——它的面貌，它的精神，它的表情，它的神態；同時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氣息，觸摸到一座城市的肌理，找尋到一座城市的靈魂，品味到一座城市濃濃的世俗人情味與人間煙火氣。而隨著年華的流逝，許許多多的事物都在逐漸消失，《臺北上河圖》則以豐富的圖片和文字，留住了臺北曾經的滄海桑田，留住了一座城市的雪泥鴻爪。
宏大與微末的編年史
《臺北上河圖》一共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以連貫的手繪臺北城市街景圖，對應不同時期的民生新聞，以記錄城市的變遷，以及與之相關的市井百態與時代嬗變，有點像圖片編年史；下冊以臺北的老照片為線索，重繪歷史事件和家族圖譜，以不同人物的經歷和故事，以個體的視角描述他們對臺北的不同印象，有點像斷代史和紀傳史。
編年史中記錄了臺北建城史上的諸多個“第一”，比如：1887年，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成立全臺鐵路商務總局，開辦臺灣第一條鐵路；1955年，臺北警局首度在延平北路設置“紅綠燈”；1962年，臺灣第一家電視臺“臺灣電視公司”正式開播……其中既有歷史事件的宏大敘事，卻也不乏一些當時看似并不起眼的微末小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者依然意義重大，后者則象征著時代的進步，同樣影響深遠。而臺北的建城史，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才終于成就了臺北這座城市，成就了臺北獨特的城市風貌。
事實上，每一座城市的建城史都是不同的，也各有不同的探索歷程，臺北也并不例外。在臺北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負面新聞，比如轟動一時的17歲少女白曉燕被殺案，警方反應遲鈍，不良媒體攪局，暴露出彼時的社會治安存在著巨大的問題，是為臺灣社會復雜現象的一個綜合反映。還有北市中央家禽市場女攤販為牟利，將水灌入肉鴨增重遭查獲；不良藥商從美國進口家畜用飼料奶粉，改制成嬰幼兒專用奶粉出售；德泰油行老板提煉劣質餿水油販賣給臺北夜市攤商，十年間獲利5000萬元……如此種種，均反映出當時臺北公共安全衛生方面存在的巨大隱患。
另外，像餐館女老板愛上有婦之夫，開價30萬元要原配讓出老公；愛車輪胎不翼而飛，鳳飛飛的哥哥報警等等這類瑣屑的細節，則無不印證了那句“太陽之下，并無新事”的老話。可見日常生活中的雞毛蒜皮，才真正構成了世間百態與人間萬象。
臺北人的紀傳史
與臺北建城的編年史相比，我個人更感興趣的是臺北建城的斷代史和紀傳史。毫無疑問，一座城市的記憶，說白了就是一群人的記憶；而一座城市的歷史，說白了就是不同時代的人的歷史。臺北的建城史其實是與臺北人的個人生活、與他們的不同際遇、與他們的生命和故事分不開的，誠如葉子明所言：“這城市因歷史的因緣際會，南北的人文遷集，東西文化融合，交織成一出時代的精彩大戲。”在這座城市歷史的因緣際會中，人始終處于中心的位置；在這出時代的精彩大戲中，人則是唯一的主角。也正是因為這樣，葉子明才堅執地認為，淡淡細述的素人素描彩繪和浮世繪的庶民素人觀點，乃是了解臺北世世代代生活形態的進化、商業模式的更迭、百工百業的興衰、流行文化的演變以及人文價值消長的最佳視角。
清代同治年間，臺北依靠茶葉貿易迅速崛起，成為臺灣的經濟中心。在隨后的歲月里，臺北先后經歷了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民國時期，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之后，來自大江南北的人們會聚臺北，無論是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還是在經濟騰飛的年代，每個人都在人生的舞臺上認真地扮演著自己，演繹著自己精彩的人生。
媒體人王偉忠對臺北的第一印象，是臺北居然有一個“點心世界”，鋪子里全是各式各樣的精美糕點，這對于來自嘉義鄉下的王偉忠來說，簡直太不可思議了。王偉忠的青春歲月是在臺北拉開帷幕的，盡管他一直抱有“南部小孩”的自卑心理，但他后來終究有了“臺北男孩樣”，他的初戀和失戀都與臺北息息相關，而他的心情也從最初的“去臺北”，終于轉變為“回臺北”……
作家季季的寫作生涯是在臺北的明星咖啡館開始的。那時的季季經常在午后走進這家白俄開辦的咖啡館，她登上三樓，找一個冷僻的角落坐下，叫上一杯檸檬水，慢慢地喝，慢慢地寫，一直寫到晚間打烊才下樓。在來明星咖啡館的路上，季季經常會在“明星西點面包”的騎樓下，看到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他是一個清癯的中年男子，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神色肅穆，垂眉閱讀。季季說那是一段奢侈而又幸福的時光，她“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象，無拘無束描摹，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里總是依依不舍，而且快樂又滿足”。周夢蝶是一位“逐水草而居”的詩人，而季季則是一位自由寫作者，在臺北這座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城市里，他們各適其適，各得其所；在這間記載著白俄傳奇史的明星咖啡館里，他們共同見證了臺北這座多元雜陳的城市。
一座理想的城市，應該有許許多多動人的傳說，應該有豐富多彩的社區生活，應該有刻滿年輪的古老街巷，應該有歷史悠久的博物館、歌劇院、咖啡館、舊書店……大家都在城市中生存，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棲身之地，都有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生氣淋漓，一群人眾聲喧嘩，濃縮了整個人性的組合，如同《清明上河圖》中的蕓蕓眾生。這樣的城市還應當優容異類、包容叛逆，就像服裝設計師呂芳智所說的那樣：“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就像時尚達人洪偉明所說的那樣：“不時尚毋寧死，不夠美絕不屈服。”畢竟，時尚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敢穿、敢現、敢忠于自我本色，不曾為了忌憚禁東禁西，乃是臺北時尚達人的宣言。
作家張大春最懷念老臺北有三輪車、郵筒和鐵框玻璃電話亭的時代，他說那部黑得發亮、始終嵌入墻身的木架之上的電話，是一個極其豐富的象征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又是去往陌生遠方的門徑。
出版人詹宏志則將自己比作一個饑渴的吸收者，將臺北比作他的“大蘋果”，他認為是臺北的經濟富饒給了他生存所需的收入，是臺北的文化富饒給了他心智成長所需的養分。臺北從沒有排斥過他這個農村來的“小愣子”，臺北給他求知的機會，給他工作的機會，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舞臺；他在臺北娶妻生子，酬酢親友，尋書覓食，飲茶咖啡，高談闊論，集會游行，悲歡交集，不知老之將至……
美國城市規劃學家沙里寧曾經說過：“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其實將沙里寧的話反過來說也未嘗不可——看到一座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就能夠看到這個城市的抱負。我們在《臺北上河圖》中看到了臺北居民的文化追求，同時看到了臺北作為一座城市的抱負。
在中國美術史上，北宋名畫《清明上河圖》以場面宏大、用筆細膩的藝術風格而著稱。畫家張擇端全方位地描繪出北宋都城汴京城內及近郊在清明時節社會上各個階層的生活景象，展示了北宋大都市的商業、民俗、建筑、市井、手工業、交通工具等，將一個時代的繁華與日常盡收眼底，稱得上是一幅極具歷史價值的民間風俗長卷。
臺灣著名的跨界設計師、第一代民歌手姚任祥，將她最新編著的一部有關臺北人文歷史的圖文書取名為《臺北上河圖》，正是為了向《清明上河圖》致敬，進而借鑒《清明上河圖》的創意，以視覺與文字相結合的形式，記錄臺北篳路藍縷的建城史，再現臺北從古至今的種種變遷，諸如政策、事件、商業、交通、建筑、藝術、文學、娛樂……乃至布帛菽粟、衣食住行。在這條以時間串聯起來的軸線中，我們所看到的并不僅僅只是一座城市的成長歷程——它的面貌，它的精神，它的表情，它的神態；同時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氣息，觸摸到一座城市的肌理，找尋到一座城市的靈魂，品味到一座城市濃濃的世俗人情味與人間煙火氣。而隨著年華的流逝，許許多多的事物都在逐漸消失，《臺北上河圖》則以豐富的圖片和文字，留住了臺北曾經的滄海桑田，留住了一座城市的雪泥鴻爪。
宏大與微末的編年史
《臺北上河圖》一共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以連貫的手繪臺北城市街景圖，對應不同時期的民生新聞，以記錄城市的變遷，以及與之相關的市井百態與時代嬗變，有點像圖片編年史；下冊以臺北的老照片為線索，重繪歷史事件和家族圖譜，以不同人物的經歷和故事，以個體的視角描述他們對臺北的不同印象，有點像斷代史和紀傳史。
編年史中記錄了臺北建城史上的諸多個“第一”，比如：1887年，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成立全臺鐵路商務總局，開辦臺灣第一條鐵路；1955年，臺北警局首度在延平北路設置“紅綠燈”；1962年，臺灣第一家電視臺“臺灣電視公司”正式開播……其中既有歷史事件的宏大敘事，卻也不乏一些當時看似并不起眼的微末小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者依然意義重大，后者則象征著時代的進步，同樣影響深遠。而臺北的建城史，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才終于成就了臺北這座城市，成就了臺北獨特的城市風貌。
事實上，每一座城市的建城史都是不同的，也各有不同的探索歷程，臺北也并不例外。在臺北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負面新聞，比如轟動一時的17歲少女白曉燕被殺案，警方反應遲鈍，不良媒體攪局，暴露出彼時的社會治安存在著巨大的問題，是為臺灣社會復雜現象的一個綜合反映。還有北市中央家禽市場女攤販為牟利，將水灌入肉鴨增重遭查獲；不良藥商從美國進口家畜用飼料奶粉，改制成嬰幼兒專用奶粉出售；德泰油行老板提煉劣質餿水油販賣給臺北夜市攤商，十年間獲利5000萬元……如此種種，均反映出當時臺北公共安全衛生方面存在的巨大隱患。
另外，像餐館女老板愛上有婦之夫，開價30萬元要原配讓出老公；愛車輪胎不翼而飛，鳳飛飛的哥哥報警等等這類瑣屑的細節，則無不印證了那句“太陽之下，并無新事”的老話。可見日常生活中的雞毛蒜皮，才真正構成了世間百態與人間萬象。
臺北人的紀傳史
與臺北建城的編年史相比，我個人更感興趣的是臺北建城的斷代史和紀傳史。毫無疑問，一座城市的記憶，說白了就是一群人的記憶；而一座城市的歷史，說白了就是不同時代的人的歷史。臺北的建城史其實是與臺北人的個人生活、與他們的不同際遇、與他們的生命和故事分不開的，誠如葉子明所言：“這城市因歷史的因緣際會，南北的人文遷集，東西文化融合，交織成一出時代的精彩大戲。”在這座城市歷史的因緣際會中，人始終處于中心的位置；在這出時代的精彩大戲中，人則是唯一的主角。也正是因為這樣，葉子明才堅執地認為，淡淡細述的素人素描彩繪和浮世繪的庶民素人觀點，乃是了解臺北世世代代生活形態的進化、商業模式的更迭、百工百業的興衰、流行文化的演變以及人文價值消長的最佳視角。
清代同治年間，臺北依靠茶葉貿易迅速崛起，成為臺灣的經濟中心。在隨后的歲月里，臺北先后經歷了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民國時期，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之后，來自大江南北的人們會聚臺北，無論是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還是在經濟騰飛的年代，每個人都在人生的舞臺上認真地扮演著自己，演繹著自己精彩的人生。
媒體人王偉忠對臺北的第一印象，是臺北居然有一個“點心世界”，鋪子里全是各式各樣的精美糕點，這對于來自嘉義鄉下的王偉忠來說，簡直太不可思議了。王偉忠的青春歲月是在臺北拉開帷幕的，盡管他一直抱有“南部小孩”的自卑心理，但他后來終究有了“臺北男孩樣”，他的初戀和失戀都與臺北息息相關，而他的心情也從最初的“去臺北”，終于轉變為“回臺北”……
作家季季的寫作生涯是在臺北的明星咖啡館開始的。那時的季季經常在午后走進這家白俄開辦的咖啡館，她登上三樓，找一個冷僻的角落坐下，叫上一杯檸檬水，慢慢地喝，慢慢地寫，一直寫到晚間打烊才下樓。在來明星咖啡館的路上，季季經常會在“明星西點面包”的騎樓下，看到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他是一個清癯的中年男子，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神色肅穆，垂眉閱讀。季季說那是一段奢侈而又幸福的時光，她“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象，無拘無束描摹，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里總是依依不舍，而且快樂又滿足”。周夢蝶是一位“逐水草而居”的詩人，而季季則是一位自由寫作者，在臺北這座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城市里，他們各適其適，各得其所；在這間記載著白俄傳奇史的明星咖啡館里，他們共同見證了臺北這座多元雜陳的城市。
一座理想的城市，應該有許許多多動人的傳說，應該有豐富多彩的社區生活，應該有刻滿年輪的古老街巷，應該有歷史悠久的博物館、歌劇院、咖啡館、舊書店……大家都在城市中生存，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棲身之地，都有屬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生氣淋漓，一群人眾聲喧嘩，濃縮了整個人性的組合，如同《清明上河圖》中的蕓蕓眾生。這樣的城市還應當優容異類、包容叛逆，就像服裝設計師呂芳智所說的那樣：“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就像時尚達人洪偉明所說的那樣：“不時尚毋寧死，不夠美絕不屈服。”畢竟，時尚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敢穿、敢現、敢忠于自我本色，不曾為了忌憚禁東禁西，乃是臺北時尚達人的宣言。
作家張大春最懷念老臺北有三輪車、郵筒和鐵框玻璃電話亭的時代，他說那部黑得發亮、始終嵌入墻身的木架之上的電話，是一個極其豐富的象征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又是去往陌生遠方的門徑。
出版人詹宏志則將自己比作一個饑渴的吸收者，將臺北比作他的“大蘋果”，他認為是臺北的經濟富饒給了他生存所需的收入，是臺北的文化富饒給了他心智成長所需的養分。臺北從沒有排斥過他這個農村來的“小愣子”，臺北給他求知的機會，給他工作的機會，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舞臺；他在臺北娶妻生子，酬酢親友，尋書覓食，飲茶咖啡，高談闊論，集會游行，悲歡交集，不知老之將至……
美國城市規劃學家沙里寧曾經說過：“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其實將沙里寧的話反過來說也未嘗不可——看到一座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就能夠看到這個城市的抱負。我們在《臺北上河圖》中看到了臺北居民的文化追求，同時看到了臺北作為一座城市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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