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候，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最初看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如今的翻譯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里的關鍵是，“輕”在生命之中，抑或它就是生命？生命中的“輕”已經讓人無法承受，那生命就不要“輕”了。
我不是因為昆德拉的故事或表述而喜歡上他的，而是因為他幫我澄清了心頭的某些困擾。以往生活中的經驗和片段的感覺、思考，不知該如何表達的，是昆德拉幫我表達出來，使我了然自己的困擾所在。所以，我遇到昆德拉，是一種偶然。
讀到《生活在別處》，亦復如是。
詩是人的一種本能
其實，這篇文章第一句話，我本來想寫：“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但實情是，我讀大學時遇到昆德拉，但已經忘記具體的時間了。我是歷史學者，應該說實話。然而，被我放棄的那一句聽起來好像更文藝、更有詩意些，所以我有些不舍得。
詩意在哪兒？大學四年，是不是太長了？“大一暑假”不然。詩意如同革命，瞬間發生，毫無預兆，“啪”地就來了。所以，《生活在別處》的開篇，詩人的母親一直在想：“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懷上詩人的？”“懷上詩人”是件大事，具有歷史意義，得找一個確定的“時候”。在某個時間點上，世界開始了，“啪”的一聲，從此一切不同，不需要含混、曖昧、拖延、期期艾艾。
所以——“大學時候，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這是歷史。
“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這是詩。
因為專業積習，所以我選擇了更準確的表達；但那個詩意的表述始終在我腦子里跳，想跳到紙面。這大概是因為，詩是人的一種本能。昆德拉說：“抒情態度是每一個人潛在的態勢；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范疇之一。”而歷史并不是。所以，我剛上大學時，當時的老師說：世上有年輕的詩人，而沒有年輕的歷史學家。
一個年輕人，只要在那里站著、坐著、躺著，隨意地、專注地，他就可能是個詩人，可歷史不是人的本能。要成為好的歷史學家，人得掙扎。因為歷史會把人拖進困惑里——天一樣大、水一樣深的困惑里，把人淹沒了。所以，從上大學到上研究生，我在困惑里撞來撞去，想撞見一條路。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困惑在何處，又怎么會找到答案？
根據隨手寫在扉頁的記錄，我的《生活在別處》是1995年3月在復旦大學南區書亭買的。那時候我研究生二年級都快結束了，人不年輕，詩已遠去。然而，它還是幫我在困惑中扯開一條裂縫，讓我看清自己掙扎的是什么，把它從我身上挪開，打量它、端詳它、思索它。
昆德拉這本書討論的是“抒情時代”：“抒情時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說是一部青春的敘事詩，也是對我所稱之為‘抒情態度’的一個分析。”它亙古如斯，無法消除：“抒情詩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因為千百年來人類就具有抒情態度的能力。詩人就是它的化身。”
這本書寫了一個年輕詩人的一生。因為他年紀輕輕就死去了。詩人名叫雅羅米爾，在捷克語中的意思是“他愛春天”和“他被春天所愛”：他和春天不分彼此，相互愛著對方。可是，雅羅米爾的春天不是我們平時說的春天。在生活和歷史的世界里，春天是一個季節，它離開了還會回來，像冬天一樣（雅羅米爾就死在冬天），永遠輪回。可是在雅羅米爾的世界里——在詩和抒情的世界里，春天只有一次，“啪”地一下來到，身后沒有冬天。
作者借助雅羅米爾的一生，討論、分析“抒情”的意義和影響。每一次分析都是一次分離：離開“詩”的世界，回到“史”的世界。實際上，我被這本書感動，是因為我自己那時還剛好扯著青年的尾巴梢，也是因為人類也剛剛經歷了一個“抒情時代”，余燼猶溫。《生活在別處》不但幫助我打理自己的青春，也幫我回看歷史。
抒情和革命之間住著夢
書的第一頁有我當年用鉛筆寫的批注：詩、青春與革命。這是我對它主題的概括。詩和青春有天然的關系，但它為何遇到革命？這當然得力于歷史的撮合：雅羅米爾生在二戰之前的捷克，而隨著戰爭結束，在捷克，革命成為落在每個人頭上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詩人卷入革命是一場意外。可是，這本書的主題讓我相信，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原因就在詩人自己：他愛春天并被春天所愛，而春天必然入夏。春天和夏天都是抒情的季節，可又根本不同。
雅羅米爾這個名字來自他的母親。她出身資產階級，對她來說，抒情就只是春天，它“使人聯想到翅膀和自由地飛翔”。就像布拉格郊外的溪谷，“到處都是裂罅、巖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可是它們隸屬“廣闊的自然”，是有詩意的裂罅、巖石；猶如她的懷孕，是對資產階級“平淡無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這是反抗，但它是“浪漫的反抗”，于是就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的生活軌道太遠或太久——它構成了這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對革命而言，抒情是夏天，是火焰，是艷陽高照、電閃雷鳴，沒有曖昧含蓄，只有黑白分明。詩人處在一個成年人統治的“不相容的世界”里，“猶如滄海之一粟”，所以他滿懷“焦慮（或憤怒）”，他需要認可。“這就是為什么年輕人都是這樣熱烈的一元論者，絕對的使者”；而年輕的革命者（他們的憤怒勝過焦慮）要堅持從一個單一的觀念里鍛造出一個絕對的新世界，因為“要么一切，要么全無”。
這就是為什么詩、青春要和革命待在一起。有兩種抒情，從一種走向另一種，只是不經意間的事，自然而流暢，有邏輯上的必然——雖然在事實上并不必然。然而，在抒情的世界里，事實抗不過邏輯。
而邏輯抗不過感覺。
昆德拉兩次提到焦慮和憤怒，兩次順序不同，重點在革命者的憤怒——憤怒激發行動。憤怒當然也從焦慮轉化而來，但焦慮是個體的，憤怒則將能量投向社會。如果和另一種個體性的情感——困惑比一下，焦慮和憤怒的親密性就更加清晰。困惑來自不確定感，它要尋找確定性，其能量目標始終指向自我；焦慮的主體則帶著一種掌握了真理的隱微感覺，重要的不是確定性，而是實現真理：只有不公消失，焦慮才會撫平。
在抒情和革命之間住著夢。在夢里，一個人可以為所欲為，全憑自己驅使（在這一點上，它和詩是一樣的）。雅羅米爾有一個化身，生活在他的腦海里，名叫澤維爾。澤維爾的生活是由夢構成的，從一個夢滑入另一個夢，沒有任何障礙。他在夢中而活，靠做夢而活。
這就是“生活在別處”，意味著生活不在這里。于是，你在當下（這里）可以為所欲為，因為除了“別處”，人生別無約束——而“別處”，從邏輯上說，又不可能真的約束你。
然而正是在“別處”，在夢中，抒情和革命，兩張面孔合而為一。
這不是昆德拉的虛構。在馬克西姆·古列耶夫為布羅茨基所寫的傳記中，我們讀到：“藝術家（作為創造者）在否定和排斥一種制度及其法則的同時，也必定在制定自己的規則，并試圖將自己周圍的一切——家庭、孩子、親戚、朋友——納入這種制度（大體上是強制性的）。”這里有“兩種專制——政治及創作上的專制的沖突”，而“當這種沖突發展到頂峰時，藝術家（由于客觀原因）無法與政權進行勢均力敵的論戰”，只能“和他周圍的人展開辯論”。
詩人敗訴。但詩人不會安于失敗。他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把自己當作炸藥包投出去，和他反對的力量同歸于盡。另一條是構建并維持一個以自己為圓心的王國，王國內的其他力量從此要么服從，要么消逝。
詩人死了。詩人在恍惚間，在看到澤維爾說“是的，我要背棄你”的時候，終于意識到他和澤維爾“迥然不同”，澤維爾“是他的仇敵”。就這樣，在結尾，革命和詩人分手了：詩人死去，革命則走進下一個夢，投入新的“冒險”。
所以，如今我想在第一頁上寫的三個詞后添加兩個詞：背叛和死亡。這兩組詞，前一組三個都是明亮的，后一組兩個是晦暗的。然而，這“晦暗”也正來自這“光亮”：它們緊密糾纏，難解難分。所以，這問題很難有明晰的答案。然而，我們也許可以把它們整個地從我們身上挪開，放在桌子對面，打量、端詳、思索。
問題也不在“別處”
故事快結束而未結束的時候，《生活在別處》把筆墨從年輕詩人身上蕩開，寫了一個中年男人：他因為“和資本主義英國的關系太深”而得不到當局信任，小心避世，卻又深通世故。他懂得放松，喜歡尋歡作樂，又明白怎樣保護自己，也不傷害別人。他也在“冒險”（如同澤維爾），可是在“冒險”中又維持著“一定的寧靜和秩序”。他和雅羅米爾不無相似：昆德拉說，他有一種“田園詩般的氣質”，并且“很久以來就覺得自己處在生活之外”，還有，他也在背叛：背棄了歷史以及它富有戲劇性的表演，背棄了他自己的命運。可是他和雅羅米爾不同：他是中年，雅羅米爾是青年；他的抒情是“田園詩”的、溫情脈脈，雅羅米爾的抒情狂飆突進；他背棄的是歷史和自我，雅羅米爾背棄的是戀人；他有“經驗”，雅羅米爾有“詞語”。這個中年男人“處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不也是“生活在別處”？那是另一種“生活在別處”。
但是，可以猜一猜：這是否意味著，問題不在生活，也不在“別處”——倘若“別處”在生活之中（生活中一定有“別處”的），而不等于生活，那它并非必然帶來悲劇；但如果生活和“別處”合一了，不是“別處”在生活之中，而是生活由“別處”界定，那才是悲劇。
這就如同雅羅米爾一直在尋找的“我”——尋找“我”，是雅羅米爾人生悲劇的根源。我如今知道，任何“我”都是在和不同的“我”的碰撞中建立起來、獲得承認的。我吾我以及人之我。所以，問題不在于尋找“我”，問題在于，雅羅米爾不知道“我”存在于和“人之我”的相“及”之中。他不能容忍雜質（異己之己），他要的是一個絕對的“我”。不存在。
那么，昆德拉在這里檢討的“抒情”呢？他究竟怎么看？他最討厭的“媚俗”呢？我們應該怎么看？“媚俗是所有政治家的美學理想。”昆德拉說。然而，我們不是政治家，我們是可以坦然地“把孩子抱起來，親孩子的臉蛋”的，對不對？
作者：王東杰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大學時候，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最初看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如今的翻譯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里的關鍵是，“輕”在生命之中，抑或它就是生命？生命中的“輕”已經讓人無法承受，那生命就不要“輕”了。
我不是因為昆德拉的故事或表述而喜歡上他的，而是因為他幫我澄清了心頭的某些困擾。以往生活中的經驗和片段的感覺、思考，不知該如何表達的，是昆德拉幫我表達出來，使我了然自己的困擾所在。所以，我遇到昆德拉，是一種偶然。
讀到《生活在別處》，亦復如是。
詩是人的一種本能
其實，這篇文章第一句話，我本來想寫：“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但實情是，我讀大學時遇到昆德拉，但已經忘記具體的時間了。我是歷史學者，應該說實話。然而，被我放棄的那一句聽起來好像更文藝、更有詩意些，所以我有些不舍得。
詩意在哪兒？大學四年，是不是太長了？“大一暑假”不然。詩意如同革命，瞬間發生，毫無預兆，“啪”地就來了。所以，《生活在別處》的開篇，詩人的母親一直在想：“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懷上詩人的？”“懷上詩人”是件大事，具有歷史意義，得找一個確定的“時候”。在某個時間點上，世界開始了，“啪”的一聲，從此一切不同，不需要含混、曖昧、拖延、期期艾艾。
所以——“大學時候，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這是歷史。
“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蘭·昆德拉。”這是詩。
因為專業積習，所以我選擇了更準確的表達；但那個詩意的表述始終在我腦子里跳，想跳到紙面。這大概是因為，詩是人的一種本能。昆德拉說：“抒情態度是每一個人潛在的態勢；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范疇之一。”而歷史并不是。所以，我剛上大學時，當時的老師說：世上有年輕的詩人，而沒有年輕的歷史學家。
一個年輕人，只要在那里站著、坐著、躺著，隨意地、專注地，他就可能是個詩人，可歷史不是人的本能。要成為好的歷史學家，人得掙扎。因為歷史會把人拖進困惑里——天一樣大、水一樣深的困惑里，把人淹沒了。所以，從上大學到上研究生，我在困惑里撞來撞去，想撞見一條路。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困惑在何處，又怎么會找到答案？
根據隨手寫在扉頁的記錄，我的《生活在別處》是1995年3月在復旦大學南區書亭買的。那時候我研究生二年級都快結束了，人不年輕，詩已遠去。然而，它還是幫我在困惑中扯開一條裂縫，讓我看清自己掙扎的是什么，把它從我身上挪開，打量它、端詳它、思索它。
昆德拉這本書討論的是“抒情時代”：“抒情時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說是一部青春的敘事詩，也是對我所稱之為‘抒情態度’的一個分析。”它亙古如斯，無法消除：“抒情詩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因為千百年來人類就具有抒情態度的能力。詩人就是它的化身。”
這本書寫了一個年輕詩人的一生。因為他年紀輕輕就死去了。詩人名叫雅羅米爾，在捷克語中的意思是“他愛春天”和“他被春天所愛”：他和春天不分彼此，相互愛著對方。可是，雅羅米爾的春天不是我們平時說的春天。在生活和歷史的世界里，春天是一個季節，它離開了還會回來，像冬天一樣（雅羅米爾就死在冬天），永遠輪回。可是在雅羅米爾的世界里——在詩和抒情的世界里，春天只有一次，“啪”地一下來到，身后沒有冬天。
作者借助雅羅米爾的一生，討論、分析“抒情”的意義和影響。每一次分析都是一次分離：離開“詩”的世界，回到“史”的世界。實際上，我被這本書感動，是因為我自己那時還剛好扯著青年的尾巴梢，也是因為人類也剛剛經歷了一個“抒情時代”，余燼猶溫。《生活在別處》不但幫助我打理自己的青春，也幫我回看歷史。
抒情和革命之間住著夢
書的第一頁有我當年用鉛筆寫的批注：詩、青春與革命。這是我對它主題的概括。詩和青春有天然的關系，但它為何遇到革命？這當然得力于歷史的撮合：雅羅米爾生在二戰之前的捷克，而隨著戰爭結束，在捷克，革命成為落在每個人頭上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詩人卷入革命是一場意外。可是，這本書的主題讓我相信，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原因就在詩人自己：他愛春天并被春天所愛，而春天必然入夏。春天和夏天都是抒情的季節，可又根本不同。
雅羅米爾這個名字來自他的母親。她出身資產階級，對她來說，抒情就只是春天，它“使人聯想到翅膀和自由地飛翔”。就像布拉格郊外的溪谷，“到處都是裂罅、巖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可是它們隸屬“廣闊的自然”，是有詩意的裂罅、巖石；猶如她的懷孕，是對資產階級“平淡無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這是反抗，但它是“浪漫的反抗”，于是就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的生活軌道太遠或太久——它構成了這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對革命而言，抒情是夏天，是火焰，是艷陽高照、電閃雷鳴，沒有曖昧含蓄，只有黑白分明。詩人處在一個成年人統治的“不相容的世界”里，“猶如滄海之一粟”，所以他滿懷“焦慮（或憤怒）”，他需要認可。“這就是為什么年輕人都是這樣熱烈的一元論者，絕對的使者”；而年輕的革命者（他們的憤怒勝過焦慮）要堅持從一個單一的觀念里鍛造出一個絕對的新世界，因為“要么一切，要么全無”。
這就是為什么詩、青春要和革命待在一起。有兩種抒情，從一種走向另一種，只是不經意間的事，自然而流暢，有邏輯上的必然——雖然在事實上并不必然。然而，在抒情的世界里，事實抗不過邏輯。
而邏輯抗不過感覺。
昆德拉兩次提到焦慮和憤怒，兩次順序不同，重點在革命者的憤怒——憤怒激發行動。憤怒當然也從焦慮轉化而來，但焦慮是個體的，憤怒則將能量投向社會。如果和另一種個體性的情感——困惑比一下，焦慮和憤怒的親密性就更加清晰。困惑來自不確定感，它要尋找確定性，其能量目標始終指向自我；焦慮的主體則帶著一種掌握了真理的隱微感覺，重要的不是確定性，而是實現真理：只有不公消失，焦慮才會撫平。
在抒情和革命之間住著夢。在夢里，一個人可以為所欲為，全憑自己驅使（在這一點上，它和詩是一樣的）。雅羅米爾有一個化身，生活在他的腦海里，名叫澤維爾。澤維爾的生活是由夢構成的，從一個夢滑入另一個夢，沒有任何障礙。他在夢中而活，靠做夢而活。
這就是“生活在別處”，意味著生活不在這里。于是，你在當下（這里）可以為所欲為，因為除了“別處”，人生別無約束——而“別處”，從邏輯上說，又不可能真的約束你。
然而正是在“別處”，在夢中，抒情和革命，兩張面孔合而為一。
這不是昆德拉的虛構。在馬克西姆·古列耶夫為布羅茨基所寫的傳記中，我們讀到：“藝術家（作為創造者）在否定和排斥一種制度及其法則的同時，也必定在制定自己的規則，并試圖將自己周圍的一切——家庭、孩子、親戚、朋友——納入這種制度（大體上是強制性的）。”這里有“兩種專制——政治及創作上的專制的沖突”，而“當這種沖突發展到頂峰時，藝術家（由于客觀原因）無法與政權進行勢均力敵的論戰”，只能“和他周圍的人展開辯論”。
詩人敗訴。但詩人不會安于失敗。他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把自己當作炸藥包投出去，和他反對的力量同歸于盡。另一條是構建并維持一個以自己為圓心的王國，王國內的其他力量從此要么服從，要么消逝。
詩人死了。詩人在恍惚間，在看到澤維爾說“是的，我要背棄你”的時候，終于意識到他和澤維爾“迥然不同”，澤維爾“是他的仇敵”。就這樣，在結尾，革命和詩人分手了：詩人死去，革命則走進下一個夢，投入新的“冒險”。
所以，如今我想在第一頁上寫的三個詞后添加兩個詞：背叛和死亡。這兩組詞，前一組三個都是明亮的，后一組兩個是晦暗的。然而，這“晦暗”也正來自這“光亮”：它們緊密糾纏，難解難分。所以，這問題很難有明晰的答案。然而，我們也許可以把它們整個地從我們身上挪開，放在桌子對面，打量、端詳、思索。
問題也不在“別處”
故事快結束而未結束的時候，《生活在別處》把筆墨從年輕詩人身上蕩開，寫了一個中年男人：他因為“和資本主義英國的關系太深”而得不到當局信任，小心避世，卻又深通世故。他懂得放松，喜歡尋歡作樂，又明白怎樣保護自己，也不傷害別人。他也在“冒險”（如同澤維爾），可是在“冒險”中又維持著“一定的寧靜和秩序”。他和雅羅米爾不無相似：昆德拉說，他有一種“田園詩般的氣質”，并且“很久以來就覺得自己處在生活之外”，還有，他也在背叛：背棄了歷史以及它富有戲劇性的表演，背棄了他自己的命運。可是他和雅羅米爾不同：他是中年，雅羅米爾是青年；他的抒情是“田園詩”的、溫情脈脈，雅羅米爾的抒情狂飆突進；他背棄的是歷史和自我，雅羅米爾背棄的是戀人；他有“經驗”，雅羅米爾有“詞語”。這個中年男人“處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不也是“生活在別處”？那是另一種“生活在別處”。
但是，可以猜一猜：這是否意味著，問題不在生活，也不在“別處”——倘若“別處”在生活之中（生活中一定有“別處”的），而不等于生活，那它并非必然帶來悲劇；但如果生活和“別處”合一了，不是“別處”在生活之中，而是生活由“別處”界定，那才是悲劇。
這就如同雅羅米爾一直在尋找的“我”——尋找“我”，是雅羅米爾人生悲劇的根源。我如今知道，任何“我”都是在和不同的“我”的碰撞中建立起來、獲得承認的。我吾我以及人之我。所以，問題不在于尋找“我”，問題在于，雅羅米爾不知道“我”存在于和“人之我”的相“及”之中。他不能容忍雜質（異己之己），他要的是一個絕對的“我”。不存在。
那么，昆德拉在這里檢討的“抒情”呢？他究竟怎么看？他最討厭的“媚俗”呢？我們應該怎么看？“媚俗是所有政治家的美學理想。”昆德拉說。然而，我們不是政治家，我們是可以坦然地“把孩子抱起來，親孩子的臉蛋”的，對不對？
作者：王東杰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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