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寧，原名查良鏞。雖有報人、社會活動家等多種身份，但以武俠小說家最為公眾熟知。1955年，他首次使用“金庸”名號在《大公報》上連載《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連載完畢《鹿鼎記》，共創作了15部作品——他將此概括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外加一部《越女劍》。金庸先生的作品，對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國人有著巨大影響。值其百年誕辰，推出系列文章，以申紀念之志。
作為華人世界公認的武俠小說泰斗，文學界對金庸予以越來越多嚴肅討論。而今回顧金庸，我想從兩則批評切入。通過對這兩則批評的回應和再思考，有助于我們認識造神與貶損之外，那個無法簡單概括的金庸武俠世界。
金庸小說最關鍵的價值 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現的
第一則來自王朔發表于《中國青年報》的《我看金庸》。他的觀點總結有如下幾條：一、武俠本是舊小說的一種，金庸小說的語言和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二、金庸大約是為娛樂大眾才寫這類讀物，不必抬高為文學；三、金庸筆下的俠，其實是罪犯，以道德的名義殺人。
王朔也指出：“金庸能賣，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的確，金庸武俠里上天遁地的武林豪杰，喚起了多少都市人現實里做不到的英雄夢?？赏跛房吹浇鹩剐≌f爽文的一面，卻忽略了其中意味深長的悲劇成分。蕭峰之死、靖康之恥、郭靖死守襄陽等情節，絕不能叫爽文，卻還回蕩在讀者心中，這不是“讀者活得太累”所能解釋。正如同王朔生猛時寫的小說，媒體贊譽反權威、反嚴肅。王朔能成為一代青年眼中的文學弄潮兒，也不能全賴大伙活得太累。
另一個觀點來自于劉震云：“他（金庸）從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他不算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夠不斷地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個作家。”
王朔和劉震云象征了文學界對金庸的兩種典型看法。而金庸小說剛在中國大陸流行時，也有作家和學者發現它的價值。譬如學者嚴家炎著有《金庸小說論稿》。陳平原將金庸作為珍貴的小說家來對待，認為“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游’（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松弛時思考的自由度”。
從1985年TVB電視劇《射雕英雄傳》被引進內地，同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取得授權出版《書劍恩仇錄》以來，金庸小說風靡大眾。說其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90年代中國人，并不為過。
而我要說，金庸小說最關鍵的價值，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現的：它是一種用文學喚起公共參與感的感染力。金庸小說，是一種極富有公共思辨性和命運倫理的文字。它指引讀者思考身份、家國、命運等議題，又提醒著“用宏大敘事犧牲具體之善”的恐怖。生逢亂世，徙居香港，金庸對現實具有極強的敏感度。他所要寫的，不只是千古文人武俠夢，還有個人如何在混亂割裂的世道中踐行理想、匡扶正義，又不以犧牲弱小者為代價。
金庸反復重申 “用宏大敘事犧牲具體之善”的恐怖
金庸小說里，大英雄的“不忍”，是他常常描繪的性格特征。張無忌可以在光明頂大戰天下英豪，但要他像朱元璋那樣冷酷果決，他做不到。蕭峰血戰聚賢莊，面對弱者和窮人常有慈悲之心，最終為阻止宋遼戰事帶來的生靈涂炭，他不惜犧牲自我；再如令狐沖、段譽、郭靖、楊過這一個個性格各異的豪杰，他們的共性就是對于具體弱者的善。他們不是為了宏圖偉愿能冷酷犧牲局部的政客，你無法想象他們說出“為了大局，苦一苦百姓”這種話。而楊過字“改之”這個細節，本身就是一重暗示，暗示人物身上的自省性。金庸筆下的大俠常是被命運悲劇和自省反復折磨的。這種自省，恰恰使他們可愛、慈悲。
金庸小說的形式和內核并不膚淺，它只是用了連載小說、類型文學的框架，引發部分人先入為主的成見。就劉震云的觀點而言，劉震云并不是說金庸不配稱為作家，而是認為金庸距離“文學家”還有一定差距。我想劉震云是將金庸和?？思{、卡夫卡這種具有文體創新意識的作家，或者中國近現代的魯迅、沈從文、李劼人等名家做對比，認為金庸是一個能夠批量制造故事爆款的手藝人，但在思想層面和寫作嚴謹程度上弱了一些。
劉震云確實點到了金庸小說的薄弱之處，但他也忽略了金庸作品寶貴的地方——金庸其實是當代中國少有的融合史詩精神與中文之美，又借助武俠小說來發揚光大的作家。海寧查氏是詩禮之家，但公允地說，由于金庸年少時沒有念過私塾，上的是新式學堂，缺乏舊學幼功，他在經史上的學問并不牢固：《天龍八部》新修版里，慕容博的書房竟然出現民國時期才出版的硬皮洋裝書《諸子集成》；活躍于北宋中期的段譽，脫口而出“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而“四書”說法自南宋朱熹起才流傳。
金庸的長處也很顯見。他閱讀量大，善于將不同學識融會貫通；他的經史不到大學問家的地步，但用到小說里已然綽綽有余。而他在節奏感與用典上是有天賦的，金庸小說化用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典故，比如用《洛神賦》《周易》《逍遙游》等典故，分別命名凌波微步、降龍十八掌、北冥神功；又如前人說過《天龍八部》回目恰可配成五個詞牌五首詞：《少年游》《蘇幕遮》《破陣子》《洞仙歌》《水龍吟》，而“蘇幕遮”即可隱喻蕭峰身世，也可代指姑蘇慕容家。
金庸小說中真正難得的地方 尚沒有被充分對待
從初讀金庸小說，到如今重新回味，不知不覺，金庸小說已陪伴我十余載。而筆者對它的認識，經歷了閱讀、驚喜、審思、懷疑、重溫，到如今平常心看待。雖然市面上有人宣傳其他武俠小說家常會用到“比金庸更文學”，或“重新定義武俠”這般話術；雖然也聽人辯論，講金庸如何被高估，他的小說沒什么文學性，但直到今天，筆者重溫最多次的武俠小說，依然是金庸。這出自閱讀直覺，而不能被任何理念替代。筆者不憚承認，金庸仍是自己心中分量最重的武俠小說家。
回顧金庸小說，若只說它是中國超級英雄，或文人情懷，都不準確。金庸小說是士人抱負、商品經濟與市民社會趣味的混合，是一種“借古話，說今事”，又在無形中沖擊著正派小說的邊界。
身逢亂世，徙居香港，金庸有一番投身社會、改良世道的決心，這是士人心態；香港商業發達，貧富差距極大，香港社會是資本主義與中華文明的雜交，文人在此經歷嚴酷的市場考驗，這是商品經濟的沖擊；而香港憑借特殊條件，在20世紀較少經歷戰亂，市民社會較完備。三者匯合，熔煉出金庸小說的底色。
作為一個報人和時評作者，金庸將他對現實的思考委婉地融進小說里。譬如《笑傲江湖》成書于1967年，書中對名門正派進行了非常辛辣的諷刺，對于那些打著正義口號卻讓小人物流水般犧牲的敘事，作者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構。單是這一條，便足以讓讀者浮想聯翩。
而《天龍八部》何嘗不是一出關于身份認同的悲?。渴挿灞臼沁|人，陰差陽錯生長于宋土，從小接受少林寺和丐幫恩澤，想要做一個匡扶正義、維護大宋百姓的英雄，卻在父輩設計的陰謀中一次次被誤解：一邊他要證明自己不是殺人兇手，一邊他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認同——到底是宋人，還是遼人？可是宋遼兩國，又有什么區別？不一樣也都有好人，都有壞人？樸素的話語中流淌著善念，也正因他沒有被過多辭令污濁，而其實最接近慈悲的境界。
《天龍八部》整部小說寫了太多的命運弄人與“執念的奴隸”：從渴望光復大燕的慕容父子，到種下一屁股情債、讓子女陷入悲劇的段正淳，再到天山童姥與李秋水之爭，乃至最具有古希臘英雄悲劇色彩的蕭峰——《天龍八部》是金庸小說中最具有史詩感，也每每讓人扼腕嘆息的一部。盡管它也存在不少情節設計上的硬傷，但放眼近二十年，你很難在中文世界找到類似這般立意深刻、人物繁多而鮮活、完成度高、具有古典史詩氣質的作品。
從《天龍八部》中的身份認同困境，到《神雕俠侶》中個人在父輩敘事、家國大義、個人自由之間尋找平衡，再到《笑傲江湖》的反烏托邦寓言、《鹿鼎記》對于理念正義和結果正義的思辨，金庸小說并非重復自我的文化快餐。它之所以到今天還被人懷念，恰恰是在于它有很強的思辨性和命運感。
金庸去世，代表著一種武俠公共性的消退。在他之后，武俠的潮流變成寫實和往小入手。那些粗制濫造的姑且不論，從徐皓峰的硬橋硬馬，到路陽的“繡春刀”系列，再到以《蓮花樓》為代表的偵探武俠、市井武俠風格，創作者求變求新，武俠也絕不只是金庸一種路數。但一個相當明顯的變化是，武俠作品的公共性在消退。
逐漸，讀者只是把武俠作為快餐或情緒按摩儀，他們會一聲嘆息，或討論某個武俠人物的魅力，但很難因此迸發出一種熱烈的現實參與感。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縱深復雜，本文難以展開。但或可思考的是，武俠小說氣質的變化也是這種環境變化的縮影。武俠徹底變成商品、快餐、匠人手藝。王朔批評的那種風氣，反倒不是在金庸那里完成，而恰恰是在金庸之后。
從文學與思想的尺度，筆者雖認為金庸不如魯迅、張愛玲等文學大家，但同時覺得，金庸小說中真正難得的地方，尚沒有被充分對待。金庸先生不僅是寫通俗小說的一代宗師，也為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方法論的啟示。
百年之后，這一代里大部分純文學作品會被遺忘，而金庸作為“大武俠小說”的代表，仍然會被記住。金庸走后，我才更意識到他的可貴。因為在他之后，很難再找到第二個人，像他這樣寫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這一原本堪稱社會最流行文化的門類，如今已然衰弱。
金庸的去世，不啻為武俠公共情懷退場的隱喻。我們紀念他，也是在懷念一個屬于武俠公共情懷的黃金時代。攝影/本報記者 崔峻
問答之生平
問：您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嗎?何時開始接觸諸子和佛家思想?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怎樣?
答：我祖父是清朝進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念書。我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學。我哥哥也上新式學校，與馮其庸是同學。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進塾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就念小學。傳統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學的。佛經讀得更晚。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好東西。像中國史筆講究忠于事實，記錄事實，這就很好，與西方觀點也完全一致。史識是作者的，但事實是客觀的，不能歪曲。評論可以自由，事實卻是神圣的。春秋筆法就是于記載事實中寓褒貶。齊國崔杼殺了莊公，齊太史就記載：“崔杼弒其君。”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殺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還是那樣記載，又被殺。到第三個弟弟，還是寫崔杼“弒莊公”。這種史筆就很了不起。
我對傳統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會感到虛無絕望。當然，中國傳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問：您何時開始大量接觸外國作品?在歐美文學方面，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戰后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我只好轉而到中央圖書館去工作，那里的館長是蔣復聰，他是蔣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圖書館里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一年時間里，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我比較喜歡西方18、19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這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致，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后來我就轉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后來到香港才讀的。
問：在中國新文學方面，您接觸或喜歡過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小說文字美，意境也美。魯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讀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問：有部《金庸傳》曾提到您對曾國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傳中所說的那樣?
答：我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漢奸。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我們就堅決反對。后來才改變看法。
《倪匡金庸合論》那里面對我評論得實在未必對(有關曾國藩)。
有一部《金庸傳》，是根據各種公開的文字材料七拼八湊再加上想象寫成的。作者在寫作成書之前并沒有訪問過我。講我家鄉是哪一縣、哪一市，很多是錯的。還說我50年代初2月份到北京時穿一件襯衫和牛仔褲。其實我一輩子從未穿過牛仔褲。在北京2月份只穿一件襯衣，非凍死不可，他以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關鄧小平接見前批示“可以”之類，更是胡編亂造。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先生曾于1995年3月3日對金庸先生進行過采訪。文稿經金庸先生親自過目，后收入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本文即摘自此書，謹致謝忱。）
金庸先生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寧，原名查良鏞。雖有報人、社會活動家等多種身份，但以武俠小說家最為公眾熟知。1955年，他首次使用“金庸”名號在《大公報》上連載《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連載完畢《鹿鼎記》，共創作了15部作品——他將此概括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外加一部《越女劍》。金庸先生的作品，對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國人有著巨大影響。值其百年誕辰，推出系列文章，以申紀念之志。
作為華人世界公認的武俠小說泰斗，文學界對金庸予以越來越多嚴肅討論。而今回顧金庸，我想從兩則批評切入。通過對這兩則批評的回應和再思考，有助于我們認識造神與貶損之外，那個無法簡單概括的金庸武俠世界。
金庸小說最關鍵的價值 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現的
第一則來自王朔發表于《中國青年報》的《我看金庸》。他的觀點總結有如下幾條：一、武俠本是舊小說的一種，金庸小說的語言和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二、金庸大約是為娛樂大眾才寫這類讀物，不必抬高為文學；三、金庸筆下的俠，其實是罪犯，以道德的名義殺人。
王朔也指出：“金庸能賣，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的確，金庸武俠里上天遁地的武林豪杰，喚起了多少都市人現實里做不到的英雄夢。可王朔看到金庸小說爽文的一面，卻忽略了其中意味深長的悲劇成分。蕭峰之死、靖康之恥、郭靖死守襄陽等情節，絕不能叫爽文，卻還回蕩在讀者心中，這不是“讀者活得太累”所能解釋。正如同王朔生猛時寫的小說，媒體贊譽反權威、反嚴肅。王朔能成為一代青年眼中的文學弄潮兒，也不能全賴大伙活得太累。
另一個觀點來自于劉震云：“他（金庸）從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他不算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夠不斷地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個作家。”
王朔和劉震云象征了文學界對金庸的兩種典型看法。而金庸小說剛在中國大陸流行時，也有作家和學者發現它的價值。譬如學者嚴家炎著有《金庸小說論稿》。陳平原將金庸作為珍貴的小說家來對待，認為“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游’（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松弛時思考的自由度”。
從1985年TVB電視劇《射雕英雄傳》被引進內地，同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取得授權出版《書劍恩仇錄》以來，金庸小說風靡大眾。說其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90年代中國人，并不為過。
而我要說，金庸小說最關鍵的價值，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現的：它是一種用文學喚起公共參與感的感染力。金庸小說，是一種極富有公共思辨性和命運倫理的文字。它指引讀者思考身份、家國、命運等議題，又提醒著“用宏大敘事犧牲具體之善”的恐怖。生逢亂世，徙居香港，金庸對現實具有極強的敏感度。他所要寫的，不只是千古文人武俠夢，還有個人如何在混亂割裂的世道中踐行理想、匡扶正義，又不以犧牲弱小者為代價。
金庸反復重申 “用宏大敘事犧牲具體之善”的恐怖
金庸小說里，大英雄的“不忍”，是他常常描繪的性格特征。張無忌可以在光明頂大戰天下英豪，但要他像朱元璋那樣冷酷果決，他做不到。蕭峰血戰聚賢莊，面對弱者和窮人常有慈悲之心，最終為阻止宋遼戰事帶來的生靈涂炭，他不惜犧牲自我；再如令狐沖、段譽、郭靖、楊過這一個個性格各異的豪杰，他們的共性就是對于具體弱者的善。他們不是為了宏圖偉愿能冷酷犧牲局部的政客，你無法想象他們說出“為了大局，苦一苦百姓”這種話。而楊過字“改之”這個細節，本身就是一重暗示，暗示人物身上的自省性。金庸筆下的大俠常是被命運悲劇和自省反復折磨的。這種自省，恰恰使他們可愛、慈悲。
金庸小說的形式和內核并不膚淺，它只是用了連載小說、類型文學的框架，引發部分人先入為主的成見。就劉震云的觀點而言，劉震云并不是說金庸不配稱為作家，而是認為金庸距離“文學家”還有一定差距。我想劉震云是將金庸和?？思{、卡夫卡這種具有文體創新意識的作家，或者中國近現代的魯迅、沈從文、李劼人等名家做對比，認為金庸是一個能夠批量制造故事爆款的手藝人，但在思想層面和寫作嚴謹程度上弱了一些。
劉震云確實點到了金庸小說的薄弱之處，但他也忽略了金庸作品寶貴的地方——金庸其實是當代中國少有的融合史詩精神與中文之美，又借助武俠小說來發揚光大的作家。海寧查氏是詩禮之家，但公允地說，由于金庸年少時沒有念過私塾，上的是新式學堂，缺乏舊學幼功，他在經史上的學問并不牢固：《天龍八部》新修版里，慕容博的書房竟然出現民國時期才出版的硬皮洋裝書《諸子集成》；活躍于北宋中期的段譽，脫口而出“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而“四書”說法自南宋朱熹起才流傳。
金庸的長處也很顯見。他閱讀量大，善于將不同學識融會貫通；他的經史不到大學問家的地步，但用到小說里已然綽綽有余。而他在節奏感與用典上是有天賦的，金庸小說化用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典故，比如用《洛神賦》《周易》《逍遙游》等典故，分別命名凌波微步、降龍十八掌、北冥神功；又如前人說過《天龍八部》回目恰可配成五個詞牌五首詞：《少年游》《蘇幕遮》《破陣子》《洞仙歌》《水龍吟》，而“蘇幕遮”即可隱喻蕭峰身世，也可代指姑蘇慕容家。
金庸小說中真正難得的地方 尚沒有被充分對待
從初讀金庸小說，到如今重新回味，不知不覺，金庸小說已陪伴我十余載。而筆者對它的認識，經歷了閱讀、驚喜、審思、懷疑、重溫，到如今平常心看待。雖然市面上有人宣傳其他武俠小說家常會用到“比金庸更文學”，或“重新定義武俠”這般話術；雖然也聽人辯論，講金庸如何被高估，他的小說沒什么文學性，但直到今天，筆者重溫最多次的武俠小說，依然是金庸。這出自閱讀直覺，而不能被任何理念替代。筆者不憚承認，金庸仍是自己心中分量最重的武俠小說家。
回顧金庸小說，若只說它是中國超級英雄，或文人情懷，都不準確。金庸小說是士人抱負、商品經濟與市民社會趣味的混合，是一種“借古話，說今事”，又在無形中沖擊著正派小說的邊界。
身逢亂世，徙居香港，金庸有一番投身社會、改良世道的決心，這是士人心態；香港商業發達，貧富差距極大，香港社會是資本主義與中華文明的雜交，文人在此經歷嚴酷的市場考驗，這是商品經濟的沖擊；而香港憑借特殊條件，在20世紀較少經歷戰亂，市民社會較完備。三者匯合，熔煉出金庸小說的底色。
作為一個報人和時評作者，金庸將他對現實的思考委婉地融進小說里。譬如《笑傲江湖》成書于1967年，書中對名門正派進行了非常辛辣的諷刺，對于那些打著正義口號卻讓小人物流水般犧牲的敘事，作者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構。單是這一條，便足以讓讀者浮想聯翩。
而《天龍八部》何嘗不是一出關于身份認同的悲??？蕭峰本是遼人，陰差陽錯生長于宋土，從小接受少林寺和丐幫恩澤，想要做一個匡扶正義、維護大宋百姓的英雄，卻在父輩設計的陰謀中一次次被誤解：一邊他要證明自己不是殺人兇手，一邊他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認同——到底是宋人，還是遼人？可是宋遼兩國，又有什么區別？不一樣也都有好人，都有壞人？樸素的話語中流淌著善念，也正因他沒有被過多辭令污濁，而其實最接近慈悲的境界。
《天龍八部》整部小說寫了太多的命運弄人與“執念的奴隸”：從渴望光復大燕的慕容父子，到種下一屁股情債、讓子女陷入悲劇的段正淳，再到天山童姥與李秋水之爭，乃至最具有古希臘英雄悲劇色彩的蕭峰——《天龍八部》是金庸小說中最具有史詩感，也每每讓人扼腕嘆息的一部。盡管它也存在不少情節設計上的硬傷，但放眼近二十年，你很難在中文世界找到類似這般立意深刻、人物繁多而鮮活、完成度高、具有古典史詩氣質的作品。
從《天龍八部》中的身份認同困境，到《神雕俠侶》中個人在父輩敘事、家國大義、個人自由之間尋找平衡，再到《笑傲江湖》的反烏托邦寓言、《鹿鼎記》對于理念正義和結果正義的思辨，金庸小說并非重復自我的文化快餐。它之所以到今天還被人懷念，恰恰是在于它有很強的思辨性和命運感。
金庸去世，代表著一種武俠公共性的消退。在他之后，武俠的潮流變成寫實和往小入手。那些粗制濫造的姑且不論，從徐皓峰的硬橋硬馬，到路陽的“繡春刀”系列，再到以《蓮花樓》為代表的偵探武俠、市井武俠風格，創作者求變求新，武俠也絕不只是金庸一種路數。但一個相當明顯的變化是，武俠作品的公共性在消退。
逐漸，讀者只是把武俠作為快餐或情緒按摩儀，他們會一聲嘆息，或討論某個武俠人物的魅力，但很難因此迸發出一種熱烈的現實參與感。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縱深復雜，本文難以展開。但或可思考的是，武俠小說氣質的變化也是這種環境變化的縮影。武俠徹底變成商品、快餐、匠人手藝。王朔批評的那種風氣，反倒不是在金庸那里完成，而恰恰是在金庸之后。
從文學與思想的尺度，筆者雖認為金庸不如魯迅、張愛玲等文學大家，但同時覺得，金庸小說中真正難得的地方，尚沒有被充分對待。金庸先生不僅是寫通俗小說的一代宗師，也為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方法論的啟示。
百年之后，這一代里大部分純文學作品會被遺忘，而金庸作為“大武俠小說”的代表，仍然會被記住。金庸走后，我才更意識到他的可貴。因為在他之后，很難再找到第二個人，像他這樣寫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這一原本堪稱社會最流行文化的門類，如今已然衰弱。
金庸的去世，不啻為武俠公共情懷退場的隱喻。我們紀念他，也是在懷念一個屬于武俠公共情懷的黃金時代。攝影/本報記者 崔峻
問答之生平
問：您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嗎?何時開始接觸諸子和佛家思想?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怎樣?
答：我祖父是清朝進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念書。我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學。我哥哥也上新式學校，與馮其庸是同學。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進塾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就念小學。傳統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學的。佛經讀得更晚。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好東西。像中國史筆講究忠于事實，記錄事實，這就很好，與西方觀點也完全一致。史識是作者的，但事實是客觀的，不能歪曲。評論可以自由，事實卻是神圣的。春秋筆法就是于記載事實中寓褒貶。齊國崔杼殺了莊公，齊太史就記載：“崔杼弒其君。”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殺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還是那樣記載，又被殺。到第三個弟弟，還是寫崔杼“弒莊公”。這種史筆就很了不起。
我對傳統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會感到虛無絕望。當然，中國傳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問：您何時開始大量接觸外國作品?在歐美文學方面，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戰后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我只好轉而到中央圖書館去工作，那里的館長是蔣復聰，他是蔣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圖書館里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一年時間里，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我比較喜歡西方18、19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這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致，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后來我就轉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后來到香港才讀的。
問：在中國新文學方面，您接觸或喜歡過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小說文字美，意境也美。魯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讀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問：有部《金庸傳》曾提到您對曾國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傳中所說的那樣?
答：我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漢奸。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我們就堅決反對。后來才改變看法。
《倪匡金庸合論》那里面對我評論得實在未必對(有關曾國藩)。
有一部《金庸傳》，是根據各種公開的文字材料七拼八湊再加上想象寫成的。作者在寫作成書之前并沒有訪問過我。講我家鄉是哪一縣、哪一市，很多是錯的。還說我50年代初2月份到北京時穿一件襯衫和牛仔褲。其實我一輩子從未穿過牛仔褲。在北京2月份只穿一件襯衣，非凍死不可，他以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關鄧小平接見前批示“可以”之類，更是胡編亂造。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先生曾于1995年3月3日對金庸先生進行過采訪。文稿經金庸先生親自過目，后收入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本文即摘自此書，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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