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樂時刻，應該打開一瓶紅酒。”在太多人的腦海中，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紅酒被認為是異域風情、享受、風度、品位、健康……的象征，卻少有人意識到，它淡而寡味，并不適合所有人；此外，世界衛生組織已將酒精列為一級致癌物，任何一杯酒都是有害的。
人類對紅酒的喜愛，有被塑造的成分。以深得贊賞的澳大利亞紅酒為例，上世紀時，英國酒評家曾毫不客氣地評價道：“甜得令人惡心，嘗起來味道辛辣，聞起來也很刺鼻。毫無疑問，它很受下層階級的歡迎。”
紅酒為何能封神？這本《紅酒帝國：市場、殖民地與英帝國興衰三百年》（詹妮弗·里根·列斐伏爾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揭開了內幕。
不產紅酒的英國人，卻將紅酒帶往全球
8000年前，紅酒起源于格魯吉亞，后傳至古埃及和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它變成最重要的外銷商品之一，并融入到神話中：發明紅酒的是狄奧尼索斯，奧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古希臘人用一套宗教秘儀來祭祀他。在《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就是帶著家鄉產的紅酒，和從太陽神祭祀那里騙來的高酒精度紅酒，踏上旅程的。
羅馬人通過軍事征服，將紅酒帶到英國。英國氣候不適合種植葡萄，無法生產紅酒。但在英國人看來，是羅馬人帶來了文明，紅酒即其象征。英國一直從法國、德國進口紅酒，初期只有極少數人能享受。
18世紀初，英國出現了“消費革命”：中國的瓷器、茶葉，印度的棉布，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紛至沓來……在此刺激下，“工業革命”與“攫取殖民地”猶如雙翼，帶英國最早跨過近代化門檻。
英國先后占據馬耳他、塞浦路斯、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英國移民每到一地，便開始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
最早在殖民地種植葡萄的是法國人——他們有傳教士的莊園文化。在歐洲，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小莊園，教士們參與葡萄種植，并將葡萄酒用于宗教儀式。他們生產出高品質的葡萄酒。可真正推動“殖民地葡萄酒”的卻是英國人。當今世界主要葡萄酒產地（除歐洲外）都是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唯一例外是印度，它被設計為“殖民地葡萄酒”的傾銷地——不能降關稅照顧“殖民地紅酒”時，它們可以去開辟印度這個新市場。
葡萄是特殊植物，不占耕地，還可以給農民帶來額外收入。但種植葡萄需持續投入，一旦開始種植，就很難擺脫它；且葡萄酒銷售渠道復雜，生產者面臨極大風險，愿者不多。直到今天，以葡萄酒聞名的法國，葡萄園所占耕地面積也只有3%。
英國殖民者醉心于此，因為葡萄酒是一種意識形態商品，它代表著身份：擁有葡萄園的殖民者會覺得自己和當地的“土人”完全不同，能生產葡萄酒的殖民地意味著已完成“教化”，成功地讓“野蠻地區”變成“文明地區”。
殖民者們的自作多情并沒得到回報。英國本土的紅酒大多來自歐洲，在英國消費者們看來，“殖民地紅酒”品質低劣，難以入口。南非、澳大利亞的緯度低，日照充分，葡萄含糖分更多，導致酒精度高。此外，為長途販運到英國而不變質，人們會在葡萄酒中加入烈酒，或在釀造中加糖，提高它的酒精度。
為推動“殖民地紅酒”的銷售，各殖民地與英國就關稅問題多次交鋒。享受比歐洲更低的關稅，會大大促進銷量，但相關政策不穩定。一輪輪波動，“殖民地紅酒”竟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
對身體有害的紅酒為何成了“藥”
紅酒被推廣，初期竟是為了戒酒。早期歐洲人普遍嗜酒，帶來種種社會問題，而紅酒度數低，飲用方法斯文，不像烈酒那樣易醉，也不像啤酒那樣讓人放松警惕。
紅酒作為成癮性飲料，不利于身體健康，但在相當時期，卻被當成“養生飲料”。遇到疑難雜癥，英國醫生會將紅酒寫在處方上——紅酒被認為能治療貧血、精神不振、胃病、營養不良、睡眠差、活血化瘀、心血管疾病……
之所以產生這種認識誤差，其實是帝國隱喻的內化。對英帝國來說，紅酒是“健康的”，它強化了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力。能生產紅酒的地區，意味著那里的人民積極、愛國、衛生、文明，是英帝國軀干上“健康的肌體”。
按當時“殖民地紅酒”生產商的標準說法，紅酒是“一種健康、令人振奮的飲料，幾乎每個農場都會生產這種飲料，并且這種習慣肯定會給當地人帶來樂趣，提升當地人的生活質量”。為表明葡萄酒在社會工程中的積極作用，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一個人越清醒，家庭就越快樂。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清醒，他的葡萄園就不會得到妥善的管理，也不能及時收獲。”
葡萄酒從“帝國飲品”“文明象征”，延伸出“忠于祖國”的含義，殖民地葡萄種植者們肉麻地表白：“實際上我們葡萄園的第一批果實，是為了向女王表達敬意和感激。”“這件事是如此令人寬慰，正在干活的勞動者更喜歡殖民地自制的葡萄酒，而不是任何其他飲料。”
為推動“殖民地紅酒”銷售，也是為了加強英國本土與殖民地的一體化，英國成立了“帝國營銷委員會”。委員會推出的各種銷售文案，是如今各種紅酒神話的源頭之一。紅酒被打上“愛國”的標簽，即：“你可以把愛國主義和經濟結合起來，購買帝國葡萄酒時，你會感受到額外的滿足感，因為你知道你的錢付給了自己的同胞。”
可從結果看，銷售業績不算理想。
其實，早期葡萄酒是帶血的。大量奴隸被安排在葡萄園勞動，普通莊園平均需8名奴隸，葡萄園則需16名，葡萄園主是奴隸制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英國頒布《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后，葡萄園主們普遍采用“dop”“tot”方案，即年底發工資，一部分工資用產品的方式（即紅酒）支付，從而限制種植者的購買力和自由行動的能力，使他們不得不與土地綁定在一起。
中產階級崛起，讓紅酒走上神壇
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殖民地紅酒”的地位，英國無法從歐陸進口紅酒，只能用“殖民地紅酒”替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公民被教導，他們正與法西斯主義斗爭。戰后，德軍死亡集中營曝光，更使他們確信，他們一直在進行一場正義的戰爭。但或許，當時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不過是應該捍衛他們在酒館中悠閑品啜紅酒的生活方式——德國人對倫敦長達6個月的空襲，使這種方式成為幻想。
二戰中，英國采取了嚴格的食品配給制度，卻對紅酒不加限制。英國政府認為，紅酒是一種正當的興奮劑，可以讓英國人更富自我犧牲精神。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是醉醺醺的。
二戰終于結束，因歐洲農業遭戰爭嚴重破壞，直到1954年，英國才取消了食物配給制度。讓各殖民地失望的是，英國人又轉向歐洲紅酒，“殖民地紅酒”迅速被拋棄。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況類似。
上世紀60年代，隨著重工業衰落，英國出現了“社會階級化”，即中產階級數量增加，似乎人人都成了中產。區別中產和中產的唯一方式已成“是否擁有房產”，越來越多的人也可以嘗試傳說中的紅酒了。他們不知道“高品質的紅酒”是何滋味，多從價格低廉的“殖民地紅酒”開始，并將其視為正宗。
傳統飲客都有自己專門的供酒商，定期送貨。紅酒很少整瓶出售，而是散裝發貨，經銷商灌瓶，因即使是同一產地，彼此的口味仍有很大差異，難以統一。中產階級崛起后，小超市成了紅酒銷售的主渠道，標準化成了主流，口味日漸統一。人們只會根據標簽來判斷，不再根據相關知識和品味能力。
1961年，英國人均年消費紅酒兩瓶半；1970年，翻了一倍，達到5瓶；1980年，再翻了一倍，成了10瓶；到2008年，已達到驚人的27瓶。1976年，英國人消費紅酒只占全部飲料的6%，到1989年，已是15%。喝掉如此多的紅酒，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
上世紀90年代起，澳大利亞等紅酒產地通過技術革新，大大提升了質量。至此，“殖民地紅酒”才真正甩掉品質惡劣的帽子。
紅酒成了大英帝國價值觀的傳教士
本書作為一本視角獨特的紅酒史，不僅關注紅酒自身的發展史，且深入鉤沉了帝國與紅酒之間的微妙關系——紅酒本是小眾飲品，卻因其獨特的屬性（成癮，種植過程對個體綁定度高，高度依賴銷售），被帝國征用為價值觀的傳教士。
在紅酒身上，大英帝國寄寓了自由貿易、文明教化、愛國主義等內涵。它像病毒一樣，將相關的文化基因植入到人們的腦海中，成為日常規訓的一部分：對于飲酒者來說，他是自由和歡快的，他愿意接受世俗化的生活，而非嚴格的規訓；對于葡萄種植者來說，他體會到與眾不同的自豪，畢竟當地的“土人”無法從事如此復雜的生產；對于葡萄酒釀造者來說，他有了發揮技藝的空間，這來自歐洲傳統的數千年積淀；對于葡萄酒銷售者來說，他對大英帝國充滿期待，那里是最大的市場……
一杯葡萄酒將不同的人們串聯起來，美味只是借口，而身在其外的人們所看到的，卻是它的儀式感。他們試圖理解葡萄酒為何如此讓英國人陶醉，通過反復嘗試與自我說服，終于融入其中，并由此產生了身份意識——作為“土人”的我，和其他“土人”是不一樣的，我已成世界主流的一部分。
文明總植根在表演之上，強勢者創造表演方式，弱勢者只能模仿。帝國用葡萄酒充當說客的價值在于，它的成本更低，且說服的過程并不免費，會源源不斷給帝國貢獻收益。
英國不生產葡萄酒，卻通過概念的營造、傳播，左右了全球葡萄酒市場的秩序。這也是一種能力，它能將任何產品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正如茶葉原產于中國，但今天全球接受的主流口味卻非中國綠茶，而是英國紅茶。如何用別人生產的產品，為自己牟利，并推動自己的價值觀，深入綁架所有人，是帝國成功的關竅。
傳授知識的歷史書汗牛充棟，傳遞思想的歷史書鳳毛麟角。本書給人以醍醐灌頂的閱讀快感。
“歡樂時刻，應該打開一瓶紅酒。”在太多人的腦海中，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紅酒被認為是異域風情、享受、風度、品位、健康……的象征，卻少有人意識到，它淡而寡味，并不適合所有人；此外，世界衛生組織已將酒精列為一級致癌物，任何一杯酒都是有害的。
人類對紅酒的喜愛，有被塑造的成分。以深得贊賞的澳大利亞紅酒為例，上世紀時，英國酒評家曾毫不客氣地評價道：“甜得令人惡心，嘗起來味道辛辣，聞起來也很刺鼻。毫無疑問，它很受下層階級的歡迎。”
紅酒為何能封神？這本《紅酒帝國：市場、殖民地與英帝國興衰三百年》（詹妮弗·里根·列斐伏爾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揭開了內幕。
不產紅酒的英國人，卻將紅酒帶往全球
8000年前，紅酒起源于格魯吉亞，后傳至古埃及和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它變成最重要的外銷商品之一，并融入到神話中：發明紅酒的是狄奧尼索斯，奧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古希臘人用一套宗教秘儀來祭祀他。在《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就是帶著家鄉產的紅酒，和從太陽神祭祀那里騙來的高酒精度紅酒，踏上旅程的。
羅馬人通過軍事征服，將紅酒帶到英國。英國氣候不適合種植葡萄，無法生產紅酒。但在英國人看來，是羅馬人帶來了文明，紅酒即其象征。英國一直從法國、德國進口紅酒，初期只有極少數人能享受。
18世紀初，英國出現了“消費革命”：中國的瓷器、茶葉，印度的棉布，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紛至沓來……在此刺激下，“工業革命”與“攫取殖民地”猶如雙翼，帶英國最早跨過近代化門檻。
英國先后占據馬耳他、塞浦路斯、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英國移民每到一地，便開始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
最早在殖民地種植葡萄的是法國人——他們有傳教士的莊園文化。在歐洲，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小莊園，教士們參與葡萄種植，并將葡萄酒用于宗教儀式。他們生產出高品質的葡萄酒。可真正推動“殖民地葡萄酒”的卻是英國人。當今世界主要葡萄酒產地（除歐洲外）都是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唯一例外是印度，它被設計為“殖民地葡萄酒”的傾銷地——不能降關稅照顧“殖民地紅酒”時，它們可以去開辟印度這個新市場。
葡萄是特殊植物，不占耕地，還可以給農民帶來額外收入。但種植葡萄需持續投入，一旦開始種植，就很難擺脫它；且葡萄酒銷售渠道復雜，生產者面臨極大風險，愿者不多。直到今天，以葡萄酒聞名的法國，葡萄園所占耕地面積也只有3%。
英國殖民者醉心于此，因為葡萄酒是一種意識形態商品，它代表著身份：擁有葡萄園的殖民者會覺得自己和當地的“土人”完全不同，能生產葡萄酒的殖民地意味著已完成“教化”，成功地讓“野蠻地區”變成“文明地區”。
殖民者們的自作多情并沒得到回報。英國本土的紅酒大多來自歐洲，在英國消費者們看來，“殖民地紅酒”品質低劣，難以入口。南非、澳大利亞的緯度低，日照充分，葡萄含糖分更多，導致酒精度高。此外，為長途販運到英國而不變質，人們會在葡萄酒中加入烈酒，或在釀造中加糖，提高它的酒精度。
為推動“殖民地紅酒”的銷售，各殖民地與英國就關稅問題多次交鋒。享受比歐洲更低的關稅，會大大促進銷量，但相關政策不穩定。一輪輪波動，“殖民地紅酒”竟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
對身體有害的紅酒為何成了“藥”
紅酒被推廣，初期竟是為了戒酒。早期歐洲人普遍嗜酒，帶來種種社會問題，而紅酒度數低，飲用方法斯文，不像烈酒那樣易醉，也不像啤酒那樣讓人放松警惕。
紅酒作為成癮性飲料，不利于身體健康，但在相當時期，卻被當成“養生飲料”。遇到疑難雜癥，英國醫生會將紅酒寫在處方上——紅酒被認為能治療貧血、精神不振、胃病、營養不良、睡眠差、活血化瘀、心血管疾病……
之所以產生這種認識誤差，其實是帝國隱喻的內化。對英帝國來說，紅酒是“健康的”，它強化了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力。能生產紅酒的地區，意味著那里的人民積極、愛國、衛生、文明，是英帝國軀干上“健康的肌體”。
按當時“殖民地紅酒”生產商的標準說法，紅酒是“一種健康、令人振奮的飲料，幾乎每個農場都會生產這種飲料，并且這種習慣肯定會給當地人帶來樂趣，提升當地人的生活質量”。為表明葡萄酒在社會工程中的積極作用，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一個人越清醒，家庭就越快樂。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清醒，他的葡萄園就不會得到妥善的管理，也不能及時收獲。”
葡萄酒從“帝國飲品”“文明象征”，延伸出“忠于祖國”的含義，殖民地葡萄種植者們肉麻地表白：“實際上我們葡萄園的第一批果實，是為了向女王表達敬意和感激。”“這件事是如此令人寬慰，正在干活的勞動者更喜歡殖民地自制的葡萄酒，而不是任何其他飲料。”
為推動“殖民地紅酒”銷售，也是為了加強英國本土與殖民地的一體化，英國成立了“帝國營銷委員會”。委員會推出的各種銷售文案，是如今各種紅酒神話的源頭之一。紅酒被打上“愛國”的標簽，即：“你可以把愛國主義和經濟結合起來，購買帝國葡萄酒時，你會感受到額外的滿足感，因為你知道你的錢付給了自己的同胞。”
可從結果看，銷售業績不算理想。
其實，早期葡萄酒是帶血的。大量奴隸被安排在葡萄園勞動，普通莊園平均需8名奴隸，葡萄園則需16名，葡萄園主是奴隸制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英國頒布《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后，葡萄園主們普遍采用“dop”“tot”方案，即年底發工資，一部分工資用產品的方式（即紅酒）支付，從而限制種植者的購買力和自由行動的能力，使他們不得不與土地綁定在一起。
中產階級崛起，讓紅酒走上神壇
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殖民地紅酒”的地位，英國無法從歐陸進口紅酒，只能用“殖民地紅酒”替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公民被教導，他們正與法西斯主義斗爭。戰后，德軍死亡集中營曝光，更使他們確信，他們一直在進行一場正義的戰爭。但或許，當時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不過是應該捍衛他們在酒館中悠閑品啜紅酒的生活方式——德國人對倫敦長達6個月的空襲，使這種方式成為幻想。
二戰中，英國采取了嚴格的食品配給制度，卻對紅酒不加限制。英國政府認為，紅酒是一種正當的興奮劑，可以讓英國人更富自我犧牲精神。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是醉醺醺的。
二戰終于結束，因歐洲農業遭戰爭嚴重破壞，直到1954年，英國才取消了食物配給制度。讓各殖民地失望的是，英國人又轉向歐洲紅酒，“殖民地紅酒”迅速被拋棄。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況類似。
上世紀60年代，隨著重工業衰落，英國出現了“社會階級化”，即中產階級數量增加，似乎人人都成了中產。區別中產和中產的唯一方式已成“是否擁有房產”，越來越多的人也可以嘗試傳說中的紅酒了。他們不知道“高品質的紅酒”是何滋味，多從價格低廉的“殖民地紅酒”開始，并將其視為正宗。
傳統飲客都有自己專門的供酒商，定期送貨。紅酒很少整瓶出售，而是散裝發貨，經銷商灌瓶，因即使是同一產地，彼此的口味仍有很大差異，難以統一。中產階級崛起后，小超市成了紅酒銷售的主渠道，標準化成了主流，口味日漸統一。人們只會根據標簽來判斷，不再根據相關知識和品味能力。
1961年，英國人均年消費紅酒兩瓶半；1970年，翻了一倍，達到5瓶；1980年，再翻了一倍，成了10瓶；到2008年，已達到驚人的27瓶。1976年，英國人消費紅酒只占全部飲料的6%，到1989年，已是15%。喝掉如此多的紅酒，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
上世紀90年代起，澳大利亞等紅酒產地通過技術革新，大大提升了質量。至此，“殖民地紅酒”才真正甩掉品質惡劣的帽子。
紅酒成了大英帝國價值觀的傳教士
本書作為一本視角獨特的紅酒史，不僅關注紅酒自身的發展史，且深入鉤沉了帝國與紅酒之間的微妙關系——紅酒本是小眾飲品，卻因其獨特的屬性（成癮，種植過程對個體綁定度高，高度依賴銷售），被帝國征用為價值觀的傳教士。
在紅酒身上，大英帝國寄寓了自由貿易、文明教化、愛國主義等內涵。它像病毒一樣，將相關的文化基因植入到人們的腦海中，成為日常規訓的一部分：對于飲酒者來說，他是自由和歡快的，他愿意接受世俗化的生活，而非嚴格的規訓；對于葡萄種植者來說，他體會到與眾不同的自豪，畢竟當地的“土人”無法從事如此復雜的生產；對于葡萄酒釀造者來說，他有了發揮技藝的空間，這來自歐洲傳統的數千年積淀；對于葡萄酒銷售者來說，他對大英帝國充滿期待，那里是最大的市場……
一杯葡萄酒將不同的人們串聯起來，美味只是借口，而身在其外的人們所看到的，卻是它的儀式感。他們試圖理解葡萄酒為何如此讓英國人陶醉，通過反復嘗試與自我說服，終于融入其中，并由此產生了身份意識——作為“土人”的我，和其他“土人”是不一樣的，我已成世界主流的一部分。
文明總植根在表演之上，強勢者創造表演方式，弱勢者只能模仿。帝國用葡萄酒充當說客的價值在于，它的成本更低，且說服的過程并不免費，會源源不斷給帝國貢獻收益。
英國不生產葡萄酒，卻通過概念的營造、傳播，左右了全球葡萄酒市場的秩序。這也是一種能力，它能將任何產品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正如茶葉原產于中國，但今天全球接受的主流口味卻非中國綠茶，而是英國紅茶。如何用別人生產的產品，為自己牟利，并推動自己的價值觀，深入綁架所有人，是帝國成功的關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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