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宋代政治的“題眼”

2024-03-20 17:23:44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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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斗爭不只是權力之爭，也往往是政治史的題眼所在，卻往往被官方修史刻意回避和掩蓋，比如宋史。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知名宋史研究學者吳錚強所著《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通過宮廷政治視角，圍繞宋代宮廷政治斗爭中聚訟紛紜的關鍵事件，如陳橋兵變、斧聲燭影、澶淵之盟、紹熙政變等，擺脫定論束縛，力圖從史料中尋找未被遮蔽和美化的蛛絲馬跡，還原宋代宮廷政治權力的聚散變幻，最大限度地發掘兩宋宮廷斗爭的真相，從另一個視角理解宋史。

缺失

因為宋朝宮廷政治的基本面貌被深度掩蓋了，也在一般的政治史敘述中被嚴重抽離了，所以需要把原本應該是最基本的宮廷政治這個脈絡重新放回到對宋史的理解中

讀書周刊：您為什么認為宮廷政治是理解宋史的關鍵？

吳錚強：中國古代自秦朝以來都是君主專制制度，宋朝也不例外。所謂的士大夫政治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儒生作為行政官僚的主體，這種模式自東漢以來就已確定；另一種是宋朝以來由程朱理學提出的，就是限制君權，但這只存在于理學家的構想中，在現實政治中根本沒有落實的機會。既然是君主專制，皇帝一人掌握最高政治權力，那么，皇位繼承問題當然是政權運作的核心問題，這是常識。宮廷政治之所以成為理解宋史的關鍵，是因為君主專制制度下皇位繼承永遠是在宮廷的場域內展開的，這不是一個可以放到朝堂上討論的問題。宋朝的士大夫那么愛發表政治意見，但對于皇位繼承問題，他們是極力避免討論的，因為這根本不是他們應該和可以討論的。

所以，宮廷政治其實是理解任何一個朝代政治史的關鍵，但這個話在別的朝代可以不講，唯獨對于宋史，需要專門提出來。因為這對于其他朝代是一個常識，唯獨對于宋史會顯得新鮮，這是因為宋朝宮廷政治的基本面貌被深度掩蓋了，也在一般的政治史敘述中被嚴重抽離了，所以需要把原本應該是最基本的宮廷政治這個脈絡重新放回到對宋史的理解中。因為缺失，所以變成了關鍵。

讀書周刊：具體來說，宮廷政治是如何在宋代歷史中發揮核心作用的？

吳錚強：每一次皇位繼承其實都是有不確定性的，最終的結果當然會決定新皇帝一朝的政治走向。具體談就得談整部宋史了。但我們可以在這里舉這么個例子：如果宋仁宗有兒子，那很可能就沒有后來的宋神宗變法，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王安石變法。我不是說變法不會產生，宋朝面臨著那樣的社會矛盾，變法可能有其必然性。但變法的方式與面貌可能會根本不同，其政治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這里的關鍵是，宋神宗變法是以否定仁宗朝政治為理由的，如果是宋仁宗的親生兒子繼承皇位，即使要變法也不會以否定老爹為理由。

這種區別不是形式上的，因為神宗變法激起了極端嚴重的黨爭，黨爭的本質就是繼承仁宗政治還是否定仁宗政治的立場問題。這一點，蘇軾就曾說得很清楚。如果宋仁宗有兒子，即便變法恐怕也不會形成這樣激烈的黨爭，那么，宋朝的走向肯定也會呈現根本不同的面貌。當然不是說那樣宋朝就一派和諧了，甚至就走向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變革了。現在有些業余人士喜歡這樣談宋史，這是很可笑的。但即便同樣有黨爭，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這種區別就是仁宗有沒有子嗣的問題決定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宮廷政治問題。

準確

不只關注文獻中記述的內容，同時關注文獻形成的過程以及書寫者的背景與動機，這樣就會獲得大量新鮮的、豐富得多的信息

讀書周刊：既然“宋朝宮廷政治的基本面貌被深度掩蓋了，也在一般的政治史敘述中被嚴重抽離了”，您如何去找出這種缺失和掩蓋，又如何確保自己對宋朝歷史的解讀是準確的？

吳錚強：我之前出過一本書《文本與書寫：宋代的社會史》，嘗試解讀文獻的新方法，就是不只關注文獻中記述的內容，同時關注文獻形成的過程以及書寫者的背景與動機，這樣就會獲得大量新鮮的、豐富得多的信息。這本書關注的是社會史，但我相信這種方法是有效的，所以就嘗試把這種方法運用到政治史的研究中。

如何處理文獻中的缺失與掩蓋？就是把有關事件的所有的記述都梳理出來，但不是直接去判斷其真偽，而是將各種記述之間的關系全部梳理清楚，對某一種記述形成的背景以及書寫者的關系全部梳理清楚，然后再去判斷每一種說法與歷史事實之間的距離與關系，最后推理出一個可以解釋所有這些文獻形成的歷史事實，而不是從既有的歷史事實中挑選出一個相對比較可靠的。應該說，這種方法比傳統的考證要復雜得多。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通過這個方法，我推論得出斧聲燭影的傳統敘事是假的，太宗繼統故事的關鍵是，張守真降神、黑殺將軍有一個太祖的死亡預言。為什么這么判斷？首先因為前者不僅出現的時間很晚、書寫者是一個與宮廷政治毫無關系的僧人，時間與人物就不太可靠。更重要的是，斧聲燭影其實是黑殺將軍死亡預言的民間傳說版本，故事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后來被解讀成另一個故事，完全是斷章取義的結果，這本身就印證了黑殺將軍的可靠性。而黑殺將軍雖然從正史中被刪除了，但我們有足夠的信息可以確定，這個故事最初是記錄在官方史書中的，而且是官方對太宗繼統事件最初的解釋，顯然是與歷史事實距離最近的一種記述。當然，還有一些佐證材料，比如張守真后來的飛黃騰達，黑殺將軍在宋朝的尊崇地位，這些現象如果不是他們在太宗繼統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就根本無法解釋。還有一些反證，比如為什么這個記述后來被刪掉了？因為這個事件為宋朝尊崇道教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后來士大夫政治崛起，掌握歷史書寫的儒生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所以要把這段歷史刪除掉。這樣一來就會發現，黑殺將軍的故事能通盤解釋所有這些現象。

皇后

坐在“皇后”寶座上的，不是皇后這個人，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她的背后都可能有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讀書周刊：說到宮廷政治，很多人會聯想到皇帝的后宮，這些年來，宮斗劇也是盛行不衰，但真實的歷史是怎樣的？在宋朝，皇帝與皇后之間的關系真的能對政治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嗎？

吳錚強：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沒有自由戀愛的，皇帝也不例外。皇帝的第一個皇后往往不是他自己選擇的，往往代表了限制甚至抵制皇帝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樣的結合，必然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后果。比如宋仁宗的第一個皇后郭氏，是劉太后給他立的，仁宗親政后就把她廢了。但仁宗的悲劇在于，他親政之后的皇后仍然不是他喜歡的。他本想立陳氏，沒有成功，后來就寵愛張貴妃。他的第二個皇后曹氏，是一股曾經支持仁宗的政治勢力強加給他的，仁宗和她的關系很糟糕。于是，他與支持曹皇后的那股政治勢力的關系就變得糾結，自然影響了整個政治局面的走向，這就關系到宋仁宗時期最著名的政治事件——慶歷新政曇花一現即被仁宗親自否定、拋棄了，但后來他又把慶歷黨人重新請回來了。

皇帝在宮廷中其實是受到極大限制的，皇帝幾乎可以隨便換朝堂上的宰相，但不能隨便換皇后。坐在“皇后”寶座上的，不是皇后這個人，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她的背后都可能有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皇后的角色往往比宰相重要。

讀書周刊：那權臣的影響呢？是否真能一手遮天？

吳錚強：說宋朝的權臣，一般特指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他們的背后依然還是有后宮勢力的。比如：韓侂胄背后是太皇太后吳氏與韓皇后，但主要是吳氏；史彌遠背后是楊皇后；賈似道背后也有一個賈貴妃。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宮廷政治，只是南宋基本沒有出現垂簾聽政的現象，后宮勢力一般是以權臣的形式出現的。

讀書周刊：看來皇后、太后這些女性，在宮廷政治中確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吳錚強：現在有些宮廷劇，尤其是大女主的宮廷劇，著力表現女主角的政治才能，其實這是為了迎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往往是脫離歷史情境的。我不是要否定女性的政治才能，而是說，問題的關鍵是，女性首先要獲得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也就是要有機會獲得政治權力。在中國古代的皇權結構中，唯一的機會就是成為皇后并生下兒子繼承皇位。宋朝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皇后如果不能生兒子，可以找人代孕，這個模式的開創者是真宗劉皇后。所以，女性在古代政治中的角色，其實是由妻子與母親這個角色來決定的，換言之，在宮廷之中，成為皇帝的妻子與下一任皇帝的母親，就是女性最大、最值得爭取的權力。

光是如此，女性還不一定能獲得權力。在古代宮廷之中，一般有兩種情況，女性有可能得以施展政治抱負。一種情況是，在男性角色缺位的情況下，妻子與母親是可以填補、代理男性權力的。另一種情況是，在家庭內部的私人關系中，男性作為丈夫與兒子未必總是處于強勢地位。對未成年兒子來說，母親處于強勢地位自然是不用說的；妻子的強勢地位往往來自丈夫對她的依賴，這種依賴可能是因為妻子本身的能力、對丈夫的支撐，也可能是因為妻子背后的勢力。所以，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體系，并不意味著女性個人喪失了所有掌握權力、掌控男性的機會，雖然這種機會只出現在某些權力的縫隙中。但從宋朝宮廷的情況來看，這個縫隙時不時會出現，有時這個縫隙還挺大的。

繼承

朝臣沒有資格參與立儲，但立儲的整個程序要由宰相機構來完成，宰相在這個過程中仍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提到宋代的許多政治斗爭與皇位繼承有關，這些斗爭對宋朝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有何影響？

吳錚強：宋朝政權延續300年，哪怕經過了靖康之變，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穩定的。政治斗爭與皇位繼承是任何一個王朝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好像人總會生病，有些病可能還影響他的就業，但如果這個人活了100歲，那要問生病對他的長壽有何影響，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或許沒有什么影響吧，一切都是正常現象。

所有的影響都是具體的，如果要講一個影響最大的，恰是我這本書中基本沒有涉及的，就是徽宗與欽宗父子之間的政治斗爭，其實直接導致了靖康之難。靖康之難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災難，從軍事與外交的角度來講，宋朝的應對是如此的荒謬，但是，如果把宮廷政治這個因素放進去，很多問題就解釋得通了。太上皇也是皇帝，在對金戰爭時宋朝出現了兩個皇帝，意味著有兩個中央，或者說宋朝政權分裂了，我現在傾向于把這個問題理解為靖康之難最主要的原因。

讀書周刊：權力交替與權臣興衰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嗎？

吳錚強：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必然的，特別是經過激烈的權力斗爭，這個現象就更嚴重了。但很多情況下宋朝權力更替后大臣的政治生命是得以延續的。這個問題比較有意思，我們可以簡單做一個梳理。

太祖、太宗更替，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大臣，他的政治生命橫跨兩朝，那就是趙普。趙普是權謀神人。

真宗是太宗的皇太子，順利過渡，真宗朝的宰執班子基本是太宗給真宗準備好的，就是呂端、寇準、畢士安這些人。

真宗、仁宗交替，中間夾了一個劉太后，問題就復雜了。其實這當中有一個起延續作用的大臣，就是呂夷簡，是真宗為仁宗準備的，負責從劉太后到仁宗親政的平穩過渡。所以呂夷簡的地位是很高的，后來范仲淹反對他，卻是無法觸動呂夷簡的。

仁宗、英宗更替，英宗差點被曹太后廢掉，全賴韓琦保護，韓琦是定策功臣。

接下來問題就大了，宋朝進入黨爭時代了。神宗繼位后，他把父親英宗時代的老臣都趕走了，任用王安石這些反韓琦的勢力。原本韓琦他們是有接班人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蘇軾。結果卻是王安石上臺，原來仁宗朝韓琦培養的蘇軾這股勢力、英宗朝興起的司馬光這股勢力，就成了反對派。神宗去世，高太后聽政，再把司馬光、蘇軾召回來。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司馬光、蘇軾就被打為奸臣。然后哲宗到徽宗，蔡京取代章惇，但屬于局部斗爭，對整個政局影響不大。

徽宗退位，徽宗與欽宗宮斗，李綱是欽宗提拔的，所以得不到高宗的信任。歷史就此進入南宋了。

南宋高宗是一個全新的班子，最后是秦檜掌政。孝宗是反秦檜的，他很警惕權臣，所以有段時間都不任命宰相。孝宗時期沒有權臣，光宗時孝宗還在，也沒有權臣。寧宗朝的權臣韓侂胄、史彌遠都是因為政變上臺的，都與后宮有勾連。

要說動因，宋朝有一個特點，就是朝臣沒有資格參與立儲，但立儲的整個程序是要由宰相機構來完成的，所以宰相在這個過程中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宰相不能跟皇帝說你應該立誰當太子，但可以催皇帝你趕緊立儲君，這時不管皇帝立誰，宰相都會變成顧命大臣，總有宰相出現在權力交替過程中，這個時候的宰相是最容易變成權臣的。

理解

在歷史研究中，只有理解是重要的，理解當然需要一定的同情。同情地理解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把自己的姿態放低

讀書周刊：您在研究中是否發現了宮廷政治與宋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之間的聯系？如果有，這些聯系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吳錚強：這本書不討論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問題，但跟文化肯定有關系。最大的關系就是道教與儒教之爭，因為有些皇帝是借助道教的力量上位的，士大夫對此就很反對。儒道之爭是伴隨著宮廷斗爭產生的。

張守真降神直接導致宋朝尊崇道教，這是文化上的深遠影響。但宮廷政治很大程度上都是破壞規則的，所以不太會對制度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讀書周刊：您提出宮廷政治是解讀宋史的關鍵，那么，在您看來，現代歷史研究者在分析宋代歷史時還容易忽視哪些問題？

吳錚強：現代研究者之所以忽視很多記載，一方面是迷信有些特別優秀的史書，比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另一方面是觀念上仍然深受儒家文化、理學的影響，不由自主地認同理學角度構建的歷史敘述，在文化認同上不存在懷疑的動力。當然也有方法論、史學觀念的局限。中國史學界基本上是拒絕所謂的后現代主義的史學觀念的，他們會覺得那是否定歷史客觀性的一種觀念。其實我也覺得后現代思想非常淺薄，但并不會沖擊歷史的客觀性，那是由于沒有深入理解而產生的過激反應。歷史的客觀性是不容挑戰的，問題是我們只能借助歷史敘述來研究歷史事實，而歷史敘述無疑是有主觀性的。拒絕后現代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歷史敘述與歷史事實，把歷史敘述直接當成歷史事實了，史書上寫的就是歷史事實——這種想法很荒唐。我說后現代思想很淺薄，是因為相關的問題在后現代之前早已有思想家非常系統、深入地闡釋了。

讀書周刊：您在寫作時，是如何平衡對歷史人物的同情理解與批判分析的？

吳錚強：我認為在歷史研究中，只有理解是重要的，理解當然需要一定的同情。同情地理解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把自己的姿態放低，這樣就能理解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就能破除很多虛妄的東西。這里的“批判分析”我不知道是指史料批判還是歷史批判，史料批判是個方法論的問題，前一個問題已經涉及了。歷史批判純粹是價值評判的問題，這個問題基本上超出了純學術研究的范疇。歷史批判當然也很重要，但這本書基本上是不涉及的，我沒有興趣去評判宋仁宗混亂的家庭關系，頂多就是“吃瓜”的心態吧。當然，“吃瓜”不是目的，研究的興趣是為了揭開歷史敘述的迷宮，但對于所揭示的事實本身是沒有必要過度干預的。

都說歷史研究像偵探破案，偵探破了案也不能再去介入當事人的生活吧，更不能介入案情本身吧，那就完全偏離偵探的職責了。作為專業的史學工作者，這種情況是要極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