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見《宣武門》

2024-03-20 17:23:44 來源：北京晚報

觀看：305

“一輪明月照乾坤，茫茫大海并不深。日行千里身不動，兩腳懸空賽神仙。”

這是老北京玉雕行流傳的一句順口溜，刻畫了傳統玉匠們的工作狀態——終日坐在“水凳”上操作，靠腳蹬提供動力（略似健身用的動感單車），帶動砣具磨玉。一天下來，雙腿運動多，卻“身不動”“兩腳懸空”，對褲襠的磨損較大，有“好女不嫁磨玉郎，日日夜夜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轉，補了襪子補褲襠”之說。

治玉的主要工具是砣具（即“一輪明月”），種類甚多：鍘砣開料，鏨砣粗雕，鉤砣刻線，軋砣、釘砣細雕，沖砣磨平，碗砣磨碗，膛砣磨內膛，彎砣掏膛，磨砣制珠，膠砣、木砣、皮砣和氈砣拋光……

老北京玉雕作為老北京美術“四大名旦”（另三為漆雕、牙雕和景泰藍）之一，曾涌現出姚宗仁、鄒景德、潘秉衡、劉德瀛、王樹森、何榮等大師，文化積淀深厚，惜今人知之甚少。

近日，電視劇《宣武門》開播，講述了老北京玉雕藝人李天順保護國寶玉器的故事。查清后期造辦處記錄，玉器作未見李家；李天順磨玉，竟直接在桌上操作；劇中對玉器行規矩的呈現較少；慈禧太后是在中止“百日維新”后，才知康有為、譚嗣同的“圍園劫后”之謀，劇中搞錯了時間順序……

電視劇是藝術創作，不必糾纏細節。《宣武門》故事發生的背景，值得鉤沉。

元朝玉匠聚居廣安門

中國玉史悠久，河姆渡文化（距今5500—7000年）的玉璜、龍山文化（距今5500年）的玉龍、良渚文化（距今4300—5300年）的玉琮等即為明證。甲骨文中有“玉”字，周代設專門機構“掌玉瑞、玉器之藏”。

自元朝起，北京成全國政治中心和手工藝制造中心。中統二年（1261年），元朝在北京設金玉局，至元三年（1266年）改稱總管府，其中“瑪瑙玉局”負責治玉，另有“玉提舉司”“瑪瑙提舉司”“瓘（音如冠，一種玉器）玉局”，亦掌治玉。

元重手工業，忽必烈在北方“括其民匠，得七十二萬戶”，滅南宋后，又“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編入匠籍（世代服務官府，不得脫籍），入宮作勞動，玉匠亦在其中。《元史》稱：“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北京治玉水平陡升。

傳說治玉祖師爺是丘處機，據說他“掐金如面、琢玉如泥”，西行見成吉思汗時，學會西域的相玉、琢玉技巧。《白云觀玉器業公會善緣碑》（立于1932年）稱：“（丘處機）慨念幽州地瘠民困，乃以點石成玉之法，教市人習治玉之術。”在老北京，會念《水凳歌訣》的道士，就會得到玉匠招待。據說丘處機先傳治玉，后收道門弟子，故道士稱玉匠為師兄。

元代玉匠住在哪？據元熊夢祥《析津志》載：“南城彰儀門外，去二里許，望南有人家百余戶，俱碾玉，是名磨玉局。”彰儀門即今廣安門，距宣武門不遠（約2.2公里），當時最頂級的玉匠“俱西域國手”。

明朝“蘇琢”更勝一籌

明朝時，宮廷玉作歸御用監管理，御用監職責是“凡御前所用圍屏、床榻諸木器，及紫檀、象牙、烏木、螺甸諸玩器，皆造辦之”。

明朝重和田玉，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稱：“凡玉入中國，貴重用者盡出于闐、蔥嶺。”學者王君秀考證，因無法有效管控和田玉產地，“宮廷治玉的玉料獲得主要是靠朝貢和貿易兩種管道”。《明史》載：景泰七年（1456年），撒馬爾罕貢玉，“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適于用”。

當時蘇州治玉水準最高，宋應星說：“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

自明代起，蘇州以閶門為中心，在專諸巷和吊橋一帶，出現200多家玉作，稱“蘇琢”，奉周宣王為祖師爺，建有周王廟。周宣王是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啟“宣王中興”。一次大旱，他舍玉圭祈雨，《詩經》中記為“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蘇琢”有名師陸子岡，或嘉靖、萬歷年間人。據《太倉府志》：“五十年前，有州人陸子剛（岡）者用刀雕刻，遂擅絕，今所遺玉簪，價一支值五六十金，子剛死，技亦不傳。”陸子岡是首位在玉器上落私款的匠人，他所制玉牌聞名，即“子岡牌”。據說他有獨門刻刀，名“昆吾”，從不示人。

明代王世貞在《觚不觚錄》中稱：“（陸子岡之作）皆比常價兩倍，其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其勢尚未已也。”傳說萬歷皇帝招陸子岡入宮，命他制玉壺，他把名字偷刻在壺嘴中，后遭人告發，被誅。

明代玉雕被稱為“粗大明”，粗獷、寬厚，細節常不足。

清宮玉作匠人難發揮

清代宮廷玉作歸造辦處，初期在故宮養心殿，至遲到乾隆十三年（1735年）時，圓明園、故宮均設“如意館”，且蘇州、揚州、江寧、淮關、長蘆（后遷至天津）等八地設官玉局。無官派活計，匠人可自行生產，仍有官糧可領，即“停機養匠，以備傳奉活計”。

據楊伯達先生《清代宮廷玉器》一文鉤沉：蘇州治玉勝在精巧，乾隆贊為“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稱蘇工“精練”，京工“草率”；揚州治玉以大取勝，整玉雕成的山水景觀“玉山子”，多送揚州，代表作是《大禹治水圖》，重達5噸。

宮作則人才不足，玉匠多來自南方。楊伯達先生從檔案中，鉤沉出楊玉、許國正、陳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韓士良、鄒學文、黃國柱、施仁心、陳宜嘉、王咸、鮑友信、顧規光、倪秉南、周云章、張家賢、朱彩、金振寰等南匠。宮作分南匠、北匠和八旗家內匠。

南匠“每月食錢糧銀四兩，每年春秋兩季衣服銀十五兩”，旗人僅二兩。南匠分傳差南匠（臨時招來，事畢可還鄉）、供奉南匠（長期服務，退休后還鄉）和抬旗南匠（隸內務府，永不歸南）。顯然，《宣武門》中李天順的祖上應是抬旗南匠。

北匠中有和田人，乾隆不太欣賞他們：“和闐（今作田）雖有玉工，而不能精琢。”

宮作與蘇州、揚州鼎足而三，技藝卻稍遜，或因皇家管得太多。雍正說：“從前造辦處所做的活計，好的雖少，還是內廷宮造式樣，近來雖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做時，不要失其內廷宮造之式。”扼殺了發揮空間。

皇帝給匠人撐腰

《宣武門》中，李天順敢跟宮廷衛兵叫板，甚至不懼崔太監，未必是夸張。清代皇家對玉匠較寬容。

雍正曾下旨：“如匠人有遲來、早散、懶惰、狡猾、肆行爭斗、喧嘩高聲、不遵禮法，應當重責者，令該管人員告訴爾管理官，啟我知道再行責處，不許該作柏唐阿（滿語，意為執事人，無品級）等借公務以報私仇，擅自私責匠役。”管事的無權直接處分匠人。

乾隆也偏袒玉工，他最欣賞姚宗仁，撰文說：“宗仁雖玉工，常以藝事諮之，輒有近理之談，夫圬（音如污，圬者即瓦匠）者、梓人（木匠、刻字工）雖賤役，其事有足稱，其言有足警，不妨為立傳。”姚宗仁是蘇州人，也是抬旗南匠，在宮中服務了24年。

傳統工匠均稱“師傅”，唯玉匠稱“先生”。傳說乾隆曾得一塊好玉，便定了題，要求按期完成，玉匠認為題與料不符，遂怠工。乾隆怒責，玉匠申辯說，按題制作，玉就毀了。乾隆大悟，此后不再定題，玉匠自行問料、自行設計，遂稱“先生”。

清帝中，乾隆最喜玉，他在位時，和田每年貢玉4000斤，其實常超此數。乾隆禁止私人販運，否則“照竊盜例計贓論罪”，目的是牟利。他將玉分成五等，一等宮中用，二等每斤銀一兩三錢，三等銀一兩，四等銀八錢，五等銀六錢。

然而，民間走私難止。乾隆下江南時，見“蘇揚玉肆率多精璆（音如求，美玉）”“一望而知為和闐之產”，但禁不勝禁，只好裝看不見，“知其為竊賣而不深禁也”。

嘉慶時國力衰退，雖貢玉數量未減，但已很少做大件了。

“青山居”崛起

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第二年，停貢玉，杭州等地官玉局亦停辦，至清亡未再恢復。慈禧太后時，宮廷玉作“回光返照”，據楊伯達先生鉤沉，圓明園被毀后，只剩故宮北五所最西一所院落，工匠銳減，檔案中僅記周文元、周昆崗兩名玉匠，無李家。

慈禧太后喜玉，“主要是向織造、鈔關索要”，光緒皇帝登基需35方印，交蘇州織造去刻，3年后才將玉料呈覽。

宮作衰落，民作崛起。

光緒初，崇文門外北羊市口有黃酒館，號“青山居”，附近大柵欄有珠寶市，“紅貨行”（珠寶玉器行業）商人上午10點到此交易玉器，下午即散，朝鮮、日本、美國等國商人也來此。

此前玉器行多“內局”（不在門市交易），1922年，一名叫李敬軒的商人牽頭，買下附近地面，改建成玉器市場，近1000平方米，200多攤位，回族商人居多。據李偉的《抗日戰爭中的回族》：“（舊京玉器行）從業人員2000多人，其中回民占70%以上。”

學者蘇欣在《京都玉作》中認為，老北京玉器行“袖內拉手”的交易方式，可能就來自西北“掏麻雀”的習俗，此外，“牙齒當金使”，不立字據，全靠口頭承諾，也是回民珠寶古玩商的規矩。“翡翠大王”鐵寶亭就是回族商人，他已是百萬富翁，每年農忙仍回鄉務農，因他的父親要求，既經商也要種地。

寫老北京玉器行，也許稱《崇文門》更合適，崇文門附近玉匠多，但也有不少生活在宣武門附近，比如牛街有“壽面劉”，擅做玉鼻煙壺，煙壺兩耳稱“壽面”，故有此稱，他收徒弟18人，影響頗大。

太多故事還沒講

老北京玉器行文化積累深。

據學者蘇欣鉤沉，玉器行規矩森嚴，車間“三不許”：不許大聲喧嘩；不許隨意竄車間，不許隨意竄凳，不經允許嚴禁動別人的活；不許放音樂。

治玉大師李博生說，傳統車間讓人“覺得很神圣，很有殿堂的感覺”。同事間嚴防偷藝，做一半，暫時離開時，玉匠會在半成品上撒一把沙子，如被偷看，能迅速發現。

玉行“同行不串門”，別家“先生”到訪，“了作的”（作坊主管）立刻帶開。被允許進玉作坊的人，進門后要背手，表示不會偷料，參觀時遠離水凳。到店買玉器，掌柜送客到庫頭（倉庫門口），會背過臉去，因門口會放一些小件玉器，供客人免費拿，但“只能送，不能偷”，偷竊者無法再混玉行。

“夾包的”（又稱“包袱齋”）串玉坊收購，他們靠眼力吃飯，一位“夾包的”給李博生留下印象：“他一去世，所有做玉的人都覺得惋惜和遺憾，因為感覺沒人欣賞自己的東西了，有真本事的人沒了。”

民國時期，老北京玉行涌現出“四杰”，即“大大咧咧是何榮，惹不起的劉德瀛，王樹森是小諸葛，臭要飯的潘秉衡”，技術出眾，生活卻艱難。以“四杰”之首潘秉衡為例，他曾在北京大學夜大學習一年，后復原了失傳多年的“玉器薄胎金鑲玉”技藝，名噪一時，可品珍坊倒閉時，不得不攜子女沿路乞討返鄉（河北固安），直到上世紀50年代后，生活才有著落，安心研究技藝。

老北京玉器的故事數不勝數，《宣武門》開了個頭，希望未來有心人能更深入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