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招錄取中，包括西湖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福建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在內的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學都錄取了排位非常靠前的優秀學子。
后面三所大學今年首次招收本科生，就“首戰告捷”。與之相對應，一些老牌名校的招生遇冷，個別學校投檔線還出現了“歷史低分”。
于是，一時間社會上就有一種“聲音”響起了：似乎這些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可以“取代”老牌名校的地位。
無論是從數據還是從趨勢上來看，這種“聲音”都是一種“雜音”，既不是事實，更不代表趨勢。老牌名校和新型大學絕非零和博弈，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
第一，從錄取本科生數量上看，老牌名校是絕對主力，新型研究型大學還是“試驗田”。
教育部《202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普通本科招生489.97萬人，另有專科起點本科招生87.40萬人。
其中，很多名校長期以來都是本科招生“大戶”，有的一年就接近甚至超過萬人的規模。這些名校包括但不限于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中南大學、中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和浙江大學。這些名校本科招生多的已經破萬，少的也已經超過了六千，為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自身的巨大貢獻。
新型研究型大學少的50人，多的也不過數百人。已經招收本科生超十年的南方科技大學去年也才招錄了1350名本科生。
正是有這些名校的招生數托底，我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才會年年攀升，已經日益普及化了。也正是有這些名校的招生數托底，新型研究型大學才可以從容不迫地慢慢拓展自己的招生規模。畢竟，有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學屬于公辦或者民辦公助，本身就有義務為國家分擔育才責任。
講究“小而美”、“小而精”和極致師生比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后面的本科招生人數增加也會很有限。
第二，專業、研究機構設置絕非單一標準，老牌名校還承擔了“為往圣繼絕學”的歷史使命。
高校專業、研究機構的設置不僅僅只有就業這一個衡量標準。名校的專業、研究機構的設置，更承擔了為國家賡續“冷門絕學”的歷史使命。
在國家社科基金的申報項目中，有一類冷門絕學研究專項。這說明國家通過制度化的力量來呵護“冷門絕學”的賡續。
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是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這項工作你不去做、他不去做，總要有人做。名校很多時候就自覺承擔了這樣的歷史責任，也給新型研究型大學從容設置專業、研究機構創造了可能。
總有人為這個國家負重前行。
第三，加速批準設立新型研究型大學，是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迫切需求。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和產業結構。建設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正是高等教育領域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轉型和歷史性變革。
正如你看到的，近一年來，國家明顯加快了批準設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速度，正是基于上述判斷而做出的戰略安排，是全國一盤棋戰略。
我們打一個比方：老牌名校就像是坐帳中軍的老帥，而新型研究型大學就是沖鋒在前的年輕將軍。沒有老帥居中調度指揮，舉重若輕，沖鋒在前的年輕將軍也會腹背受敵。
不說別的，你看看這些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校長們，哪一個不是這些名校的“無私奉獻”，在人才政策、科研工作上予以保駕護航，這些新型大學才可以揚帆起航。更別說名校這些年來和這些新型大學的碩士生、博士生聯合培養，沒有充分的信任和奉獻精神，根本做不到。
可以說，新型研究型大學就是長在老牌名校這根主干上的新芽，兩者非但不是零和博弈，更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任何對立兩者的言行都是錯誤的。
（作者陳良飛系澎湃新聞政治新聞部總監、港澳臺新聞部總監，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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