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正在美國猶他山谷大學演講的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被一顆子彈擊中身亡。一個本應以言說為武器的空間，被這一聲槍響打碎。這不是孤立的惡行，它折射出了美國大學作為公共理性的工作坊，已經滑入了“情緒優先、身份先于論證”的泥沼。對美國大學有觀察的人不難發現，多年來，美國大學中贊成以暴力阻止演講的比例在上升，課堂自我審查已成常態。這次槍擊事件帶來的驚懼，不過是全美高校現狀的縮影。當辯論被驅逐、程序被漠視，大學便由“緩沖器”淪為“放大器”。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美國大學中的言論生態是如何斷裂的，左右兩派的沖突敘事是如何演進的。更重要的是追問如何以“暴力零容忍、表達有邊界、程序可預期”三條底線，把“文化戰”引回到“思想戰”中。
一所“開放入學”的州立大學被推向聚光燈
猶他山谷大學位于美國猶他州奧勒姆市，是猶他州在讀人數最多的公立大學，長期以“開放入學、職業導向、社區聯結”為定位，學生中有相當比例為家族第一代大學生，校內社團與公共活動極為活躍。正因這類“開放”氣質，猶他山谷大學近年來頻繁承辦外部演講與校園辯論活動。
9月10日中午，美國保守派非營利組織“美國轉折點”聯合創始人查理·柯克應猶他山谷大學學生社團之邀，在校內露天劇場發表演講。按照原定計劃，他將一如既往地擺出“反駁我”的桌臺，與反對者近距離辯論，繼續其在各地校園倡議“用言論對話、以觀點交鋒”的慣常做法。活動由猶他山谷大學的“美國轉折點”學生分會發起、組織及宣傳。
然而，意外突至。一名槍手從遠處屋頂開槍，柯克頸部中彈倒地，送醫后不治，終年31歲。案發現場隨即被封鎖，校方啟動應急預案，全校活動停擺，全部停課；警方與美國聯邦機構介入調查，嫌疑人很快被鎖定并遭到重罪指控。對于“為何在光天化日、公共空間、對話型活動中仍會發生致命暴力事件”，網絡輿論與校內外社群都表示震驚。
事發后，猶他山谷大學舉行燭光悼念，校長與學生領袖呼吁“以團結與關懷回到校園”，并強化心理輔導與安全溝通機制。校方在隨后一周中發布“歡迎你們在關懷中返校”的信息，披露復課時間表、臨時安保措施及面向師生的資源清單，試圖在不讓“恐懼支配校園”的同時，正視大規模活動的安全邊界。
對猶他山谷大學而言，這不僅是一次公共安全事件，更是一次制度壓力測驗：在“歡迎爭鳴、保障表達”的辦學承諾與“防范極端個體暴力”的現實之間，如何重建穩定的程序？如何在不以“安全”為名取消異見者平臺的同時，真正把“可預防的風險”降到最低？
而美國社會所發出的追問更為尖銳：如果一個以“當面辯論”為形式的活動都需要以生命做注腳，那么大學的辯論傳統還能不能繼續？
校園極化、容忍度下滑與“暴力正當化”的蔓延
美國大學中，保守與進步的光譜在校園的撕裂絕非始于今日。過去十余年間，美國高校的公共空間日益“政治化”：課程與社團被貼上“左/右”標簽，演講邀請淪為站隊信號，管理層在“安全”與“自由”之間反復搖擺；“講臺-廣場-社媒”的回聲反復疊加，使校園從學術共同體滑向身份政治的前哨。
今年9月9日，美國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發布的《2026高校言論自由排行榜》顯示，被評估的257所院校中，有166所整體得分不及格，顯示出校園言論生態“整體偏冷”。更令人瞠目的是，在受訪的近7萬名學生中，居然有1/3的學生認為，“至少在極少數情況下，用暴力阻止演講者發言可以接受”，該比例攀升到了歷史高位。
“容忍度”的坍塌不僅體現在“暴力觀”，也體現在“程序性干擾”的普遍性上。上述調查顯示，贊成“起哄壓制”與“封堵入場”的比例也刷新了紀錄。美國《高等教育內參》對該榜單的解讀也指出，贊成“有時或總是可以使用暴力”的比例已升至15%，較2021年翻了一番，構成對校園治安與學術秩序的雙重威脅。換言之，部分學生把“我討厭這位演講者”與“我有權剝奪其發言資格”混為一談。
“自我審查”同樣在擴散。根據歷年數據呈現，在課堂討論、與同學或教師交流中，選擇“經常自我噤聲”的學生比重持續處于高位，2024—2025兩年的多組測量都給出接近“1/4到近三成”的區間。這意味著，課堂在相當程度上正從“可試錯的思想工作坊”退化為“謹言慎行的輿論場”。長期后果是，學生更少學習“與不同立場者理性交鋒”的能力，因回避沖突而放棄論證訓練，最終將公共對話外包給情緒與算法。
需要指出的是，極化并非單向，左右光譜雙方在“容忍彼此的演講者”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數據并不支持“某一方單方面壓制一切”的簡單神話，而更像是“互相扣動扳機”的現實真相——學生傾向于用“道德身份”先于“事實與邏輯”來判斷對話是否值得發生；管理層在“秩序/名譽風險”與“自由/學術使命”之間搖擺；公眾輿論則常把個案當作意識形態動員工具——進一步放大對立，侵蝕社會對高等教育的信任。
猶他山谷大學槍擊案之所以引發強烈回響，正在于它把這些趨勢作了可怕的定格：當“用話筒說服對手”的傳統被“用子彈讓對手閉嘴”取代，美國校園已不再是能矯正社會極化的緩沖器，而變成了極化的放大器。
“美國轉折點”會推動美國大學“向右轉”嗎
“美國轉折點”創立于2012年，由當時尚未讀大學的查理·柯克和比爾·蒙哥馬利在位于芝加哥郊區的一間車庫里創立。十余年間，它在全美高中與高校鋪設分會、舉辦保守派青年峰會與巡回辯論，逐步成為校園保守主義的主力載體之一。其策略強烈依賴“社團網絡＋內容媒體＋線下動員”三位一體。
柯克遇害后，“美國轉折點”出現“逆風擴張”。據該組織發言人與多家媒體披露，短短一周多時間，參加該組織的意向人數與咨詢量“突破5萬”；與此同時，董事會確認由柯克遺孀埃麗卡·柯克出任首席執行官，承諾“使命不停”。
那么，“美國轉折點”能否推動美國大學“向右轉”？短期看，它更可能放大“右翼組織密度”與“右翼敘事能見度”，使保守派學生敢于走到臺前、設桌辯論、申辦場地；同時，其主張所引發學界的自由與審查之爭，將會迫使校園管理與學術共同體反思“批評與抹黑”的邊界。中長期看，決定美國大學走向的，仍然是規則而非立場：如果高校回到“程序中立＋表達最大化”的軌道，那么“向右轉”與“向左轉”都將退居次席；倘若高校繼續以行政尺度差別對待不同立場的活動，那么任何一方的“擴張”都只會在“零和敘事”里互相正當化，進一步降低公眾對高等教育的信任。
“堪比國葬”的追悼
美國東部時間9月21日，美國亞利桑那州格倫代爾市舉行了大規模的柯克追悼會。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知名企業家埃隆·馬斯克都現身追悼會現場，媒體形容其規模與安保“堪比國葬”。它的象征意義顯而易見：以國家級規格悼念一位以辯論為業的青年政治家，既是對“槍口對言論”的公開譴責，也是對“在校園恢復對話”的再度動員。
然而，象征并不等于機制。大學的“向哪兒轉”，不可能靠一次儀式決定。左翼理念在美國校園的深刻影響，既與學術社群的歷史譜系有關，也與學院治理的制度偏好有關；要“盡快消除其對青年的影響”，并不現實。在我看來，真正需要“糾偏”的是，當“暴力可以偶爾被接受”成為1/3學生常見的觀點時，大學的第一要務不是“左右歸隊”，而是“程序歸位”。
從這個意義上說，柯克之死既是悲劇，也是拐點：如果高校、學生與社會能以此為契機，重申“暴力零容忍、表達有邊界、程序可預期”三條底線，并以可量化的執行與透明度來兌現承諾，那么美國校園仍有機會把“文化戰”熄火為“思想戰”，把“動員式正義”轉換為“論證式共識”。
本文鏈接：查理·柯克之死與美國大學的“文化戰”http://www.sq15.cn/show-11-264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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