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9月18日電 題：應繼續堅持“降準優于降息”的政策取向
作者 盛松成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進入降息周期、美聯儲也開啟寬松轉向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選擇備受關注。筆者認為，中國應堅持“降準優于降息”的政策取向。這不僅是一個技術選擇，更是由中國金融體系的結構性特征所決定的。
從政策工具使用頻率看，中國近年來更倚重降準而非降息。從2018年以來，中國多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準)，相比之下，政策利率調整次數較少，且調整幅度有限。
這說明，中國貨幣政策的主軸是通過流動性釋放來支持經濟，而非大幅壓低利率水平。
為什么沒有一降到底？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商業銀行的凈息差壓力。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商業銀行凈息差為1.42%。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一指標――因為中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一旦利率大幅下行，可能直接威脅商業銀行的穩健運行，進而影響整個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而美國屬于典型的直接融資主導型經濟體。因此，美國降息對銀行體系的沖擊相對可控。正因如此，中國不能像美國那樣“一降到底”。
2020年3月，美聯儲在疫情沖擊下將準備金率降至零，如今已完全取消法定準備金要求。而中國仍保留著法定準備金制度，這恰恰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政策空間。中國目前的平均準備金率為6.2%，在全球范圍內仍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每下調0.5個百分點，即可釋放約1萬億元的長期資金，操作空間和傳導效率兼具。
降準將增加商業銀行可自由使用的資金，可以更好地支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果降準，商業銀行就可以有更多資金購買國債和地方債，這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方式之一。
與財政政策可以直接介入經濟活動不同，貨幣政策一般是間接發揮作用的，需要商業銀行甚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配合，其實施效果在相當程度上受市場反饋的影響。目前我國金融機構超儲率較低，降準對調節市場流動性較為有效。
我國消費和投資的利率彈性較低，降息對刺激消費、投資作用有限，因此不具備持續大幅降息的基礎。對居民而言，利率下降意味著存款收益減少，財富效應減弱，反而可能抑制消費。
今年7月，居民存款減少1.11萬億元，同比多減7800億元。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單月增加2.14萬億元――這背后，正是居民儲蓄向理財、基金等非銀渠道的轉移。筆者認為，這一現象與存款利率持續下行密切相關。
對企業而言，投資決策更多取決于市場前景、盈利預期和風險判斷，而非利率的小幅波動。因此，單純依靠降息難以有效撬動企業投資。反觀降準，它釋放的是長期、穩定的低成本資金，更有利于改善銀行信貸供給能力，從而精準支持實體經濟。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降息空間。筆者認為，當前仍具備適度降息的條件：一是物價水平持續偏低，實際利率偏高，存在調整空間；二是人民幣匯率兌美元呈現小幅緩慢升值態勢，外部壓力緩解；三是美國已開啟降息周期，9月的降息，為中國貨幣政策提供了更有利的外部環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獨有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25年5月的這次操作中，央行在下調政策利率的同時，還下調結構性貨幣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包括各類專項結構性政策利率、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結構性工具降息幅度更大。
近年來，中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創新，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支持經濟薄弱環節(如小微企業、防范化解房地產風險等)；二是支持重點領域，比如最近十年來特別強調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換代、先進制造、綠色發展等，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截至2024年末，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約占人民幣銀行總資產14.2%。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中國應繼續堅持“降準優于降息”的政策取向。降準既能釋放長期流動性，又不直接沖擊銀行凈息差；既能支持財政發力，又能避免過度刺激帶來的金融風險。而結構性工具則可彌補總量政策的不足，實現精準支持。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可持續、有韌性的貨幣政策路徑。(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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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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