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供圖
南方財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朱麗娜 香港報道
今年前三季度，香港IPO融資額重返全球第一。然而，在這份亮眼成績單背后，香港金融業正面臨一場更深刻的變革：美國納斯達克已開始試驗代幣化股票交易，印度央行在推進數字盧比跨境支付，新加坡則通過Project Guardian項目搶占數字資產高地……在這場看不見硝煙的金融科技競賽中，香港能否守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作為香港回歸后首位華人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在任期間主導建立了香港現代證券監管體系，推動了H股市場的快速發展，見證了香港從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重生。
近期，梁定邦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時，系統闡述了他對香港金融未來發展路徑的思考。在他看來，香港必須在鞏固傳統優勢的基礎上，抓住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科技創新和粵港澳大灣區融合三大戰略機遇，特別是要在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上先行先試。
"這已經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必答題'，"梁定邦語氣堅定地表示，"留給香港的窗口期不會太長。如果我們再等兩三年，可能就真的來不及了。"
香港金融市場的三大基石
《21世紀》：你作為香港回歸后首位華人證監會主席，親歷了香港金融市場幾十年的發展。在你看來，香港的金融監管體系能在國際上獲得如此高的聲譽，其最核心的競爭優勢是什么？
梁定邦： 香港金融市場的成功，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第一是法治。我們擁有一套非常穩健、透明且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這是整個監管體系的基石。每個監管體系都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來支撐，而香港的法治環境讓國際投資者對我們的制度充滿信心。沒有信心，資本就不會流入。
第二是專業水平。香港的金融從業人員，無論是監管機構還是業界，專業程度都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在很多方面，我們甚至處于世界前列。這種高水平的專業能力，是香港能夠處理復雜金融交易、應對市場風險的重要保障。
第三是資本自由流動。香港沒有貨幣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這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三個因素相互支撐，共同造就了香港龐大的金融體量。
具體來看，香港的銀行業總資產是我們本地生產總值（GDP）的10倍左右。我們的GDP現在大約是4000億美元，而銀行資產達到4萬億美元。股票市場的總市值更是高達GDP的16倍。此外，香港是除美國之外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中心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處理著全球約80%的離岸人民幣交易。
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也為市場提供了穩定的貨幣環境。從2005年到現在，港元的匯率一直在7.75到7.85這個區間內波動，從未突破過。即使在市場波動較大的時候，金管局動用的外匯儲備也不超過600億港元，而我們的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港元，儲備非常充足。
《21世紀》：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動蕩，我們看到不少國際資本流入香港。這些"熱錢"在短期內會帶來哪些金融風險？香港應如何防范，并引導這些資本真正惠及實體經濟？
梁定邦： 首先要明確，現在說資本大規模涌入香港還為時過早。目前流入的資金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場，這些資金的流動性很強，隨時可以撤出，因此很難界定是長期資本還是短期資本。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資金并未大量進入房地產市場。商業地產價格仍在調整，雖然住宅市場因為剛性需求有所好轉，但價格也未回到此前的高點，大約比幾年前下跌了30%左右。
要引導資本進入實體經濟，首先要看香港的經濟結構。香港GDP中超過93%是服務業，所以所謂進入實體經濟，主要是指進入服務業。近年來，我們看到一些積極的變化：數百家新的科技公司在香港落戶，一些大型企業也重新將地區總部設在香港，這帶動了相關服務業的增長。
同時，通過"高才通"、"優才通"等計劃，香港吸引了大量內地及海外的金融人才。這些人才的回流或前來發展，為金融行業的擴張提供了支持。我們看到，現在銀行和證券行業的新分析師，很多都是從美國、英國回來的，其中不少是原來從內地出去的人才。
這些變化反映在數據上，香港今年的GDP增長接近4%。這說明消費和服務業都有所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并非所有行業都欣欣向榮，比如餐飲業仍面臨挑戰。
為何黃金是最佳切入點
《21世紀》：你之前提到，香港應拓展與內地的"互聯互通"機制，尤其是在大宗商品領域。香港過去為什么沒能發展起大宗商品市場？現在的機會在哪里？
梁定邦： 原因很簡單：沒有用家。期貨市場不能只有投機者，必須有實體產業的需求作為支撐。你必須有一部分用家，有一部分炒家，市場才能運轉。以前，內地企業用人民幣進行貿易和生產，根本沒有必要來香港進行交易。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隨著中國內地企業，特別是制造業，將部分產業鏈轉移到東南亞，一個在境外、但與內地緊密聯系的、使用外幣計價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有了存在的價值。香港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黃金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上海黃金交易所已經表示有意在境外設立倉庫，香港是其中一個重要選擇。最近，香港特區政府也宣布要擴建黃金倉庫，這為發展黃金交易提供了基礎設施保障。
此外，香港發展黃金市場還有幾個有利條件：一是我們有成熟的銀行體系，黃金ETF做得不錯；二是黃金現貨交易也很活躍；三是東南亞（及南亞）對黃金的需求很大，特別是印度，香港可以成為連接內地和東南亞（及南亞）的橋梁。
過去香港曾嘗試過做大宗商品，但失敗了。原因有幾個：第一，資本金不足，清算業務不得不外包給倫敦，大筆收入讓給了別人；第二，當時用家太少；第三，時機不好，那時黃金價格還在1200-1300美元左右，市場比較低迷。現在黃金價格已經突破4000美元，市場環境完全不同了。
《21世紀》：在監管協調方面，香港與內地的大宗商品互聯互通需要克服哪些障礙？
梁定邦： 監管協調應該是可以克服的。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股票通、債券通、ETF互聯互通都運作得比較順暢。大宗商品的互聯互通在技術上是類似的。
從我擔任（香港）證監會主席開始，香港與內地監管機構就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關系一直延續到現在，為各種互聯互通機制的實施提供了基礎。
關鍵是要找到一個雙方都受益的合作模式。如果我們能提供外幣交易的渠道，為人民幣交易提供補充，就能實現雙贏。大家要找到一個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競爭。
人民幣國際化真正的路徑
《21世紀》：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香港應該扮演什么角色？你特別強調了mBridge項目，這個項目對香港意味著什么？
梁定邦： 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很多人以為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讓更多人買人民幣、投資人民幣，但這是不夠的。真正的國際化，是要把人民幣融入到制度中去。什么制度？支付系統、貿易融資、供應鏈金融。
現在人民幣國際化主要還是在貿易領域，而不是投資領域。所以最有效的戰略部署應該是在支付系統和供應鏈中推進互聯互通。
mBridg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由國際清算銀行（BIS）和多國央行共同推進的項目，全稱是"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ultipl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ridge）。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區塊鏈技術，讓不同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可以直接進行跨境支付，不需要經過傳統的SWIFT系統，也不需要美元作為中介貨幣。
這個項目已經證明了其經濟效益。他們做了很多測試，發現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使用mBridge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已經達到了所謂的"最小盈利價值"（Minimum Profitable Value），也就是打平了。現在很多央行都想參加。
我認為下一步應該進一步發展mBridge，將其融入貿易融資、貿易清算和貿易結算系統。香港現在在貿易融資和貿易數字化方面，包括清關、供應鏈聯通等，都在進入數字化時代。如果能把mBridge融入這個貿易制度，就可以不只使用美元，還可以使用人民幣、泰銖、歐元等多種貨幣。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分散對美元的依賴，我們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在美元這個籃子里；二是自然而然地增加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這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正確路徑。
重構金融市場的"底層邏輯"
《21世紀》：你多次提到"資產代幣化"（Tokenization），這個概念對很多讀者來說可能比較陌生。能否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一下，這對香港意味著什么？
梁定邦： 讓我先解釋一下傳統金融交易是怎么運作的。現在的交易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交易（Trading），你在交易所下單買賣；第二步是清算（Clearing），交易所和清算機構核對賬目；第三步是交收（Settlement），貨和錢真正交換。這三個步驟需要不同的系統，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資源。比如你今天買股票，可能要等兩三天才能真正拿到股票，這就是T+2或T+3結算。
資產代幣化的核心思想，就是把這三個步驟合并到一個系統中，實現"交易即結算"（Atomic Settlement）。怎么做？就是把所有資產都變成"數字憑證"，也就是代幣（Token）。
其實代幣不是新概念。股票本質上就是一種代幣，代表你對公司的所有權。但傳統股票是在不同的系統中流轉，效率很低。如果把股票變成區塊鏈上的數字代幣，就可以在一個系統中完成所有操作，實現即時結算。
但這里有個關鍵問題：你不僅要把股票代幣化，還要把貨幣代幣化。否則你怎么完成交易？這就是為什么央行數字貨幣（CBDC）或穩定幣如此重要。
美國已經開始在納斯達克進行代幣化股票的試驗，并使用穩定幣（比如USDC）進行結算，實現了T+0的即時結算。美國不做CBDC，他們用穩定幣。但中國可以用CBDC，因為我們有人民銀行的數字人民幣。
《21世紀》：如果香港要建立這樣一個基于資產代幣化的新型資本市場，需要克服哪些障礙？
梁定邦：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是技術基礎設施。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基于區塊鏈的交易和結算系統。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升級，而是要重構整個金融市場的"底層邏輯"。
第二是監管框架。虛擬資產、數字貨幣，這些都是新事物，需要新的監管規則。但監管不能太嚴，否則會扼殺創新；也不能太松，否則會出現風險。這需要用"沙盤"（Sandbox）的方式，先小范圍試驗，然后逐步推廣。
第三是市場接受度。投資者、金融機構，他們是否愿意使用這套新系統？這需要教育、推廣，需要時間。
但香港有一個獨特的優勢：內地因為對虛擬資產持謹慎態度，所以沒有大規模推進這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恰好給了香港一個先行先試的機會。我相信中央政府也希望香港先做。如果香港做成功了，監管到位了，內地還可以借鑒。這就是為什么我說香港可以成為國家的"金融沙盤"。
馴服野馬，而非扼殺創新
《21世紀》：有人認為香港的金融監管過于保守，限制了創新，導致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落后于新加坡。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梁定邦： 我不同意香港監管過于保守這個說法。香港的金融監管一直是比較開放和開明的。但確實，市場創新永遠走在監管前面，這是客觀規律。監管要做的，不是去扼殺創新，而是像馴服一匹野馬一樣，在觀察和了解的基礎上進行引導和規范。
你怎么馴服一匹野馬？你要先讓它跑，觀察它的習性，然后逐步引導。如果一開始就把它關起來，它永遠也跑不快。
"沙盤"（Sandbox）監管模式就是這個思路。對于新生事物，我們可以在一個有限的、風險可控的范圍內進行試驗。監管機構、企業、科研機構共同參與，在試驗中發現問題、完善規則。
現在香港很多新的東西都在用沙盤方法。比如我此前參加的低空經濟論壇，香港已經有十幾家公司與（香港）民航處一起在做低空經濟的沙盤試驗。金融領域也是一樣，包括虛擬資產，我們也是先觀察，然后再逐步納入監管。
當然，有些東西確實會滯后一點。比如前幾年的虛擬資產，我們一開始沒有監管，等到出現問題后才跟上。但最后我們還是把它納入了監管框架。所以監管當然希望能跟得上，但市場永遠會有一些新東西是監管還沒想到的。關鍵是要有一個靈活的監管框架，既能給創新留出空間，又能在風險暴露時及時介入。
《21世紀》：新加坡在數字金融方面確實走在前面，比如他們的Project Guardian項目。香港還有機會嗎？
梁定邦： 新加坡確實做得不錯，但香港有自己的優勢。第一，香港背靠內地這個巨大的市場，這是新加坡沒有的；第二，香港的金融市場規模比新加坡大得多，我們的銀行資產、股市市值都遠超新加坡；第三，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這個地位短期內很難被取代。
但我必須承認，留給香港的窗口期不會太長。美國、印度、新加坡都在快速推進，如果我們再等兩三年，可能就真的來不及了。所以我說這是一道"必答題"，不是"選擇題"。
VC/PE通與"港版FDA"
《21世紀》：在全球科技競爭的背景下，你認為香港如何利用自身優勢，為大灣區的科技創新提供支持？
梁定邦：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九個內地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門，總GDP超過2萬億美元。這么大的經濟體，應該有很強的創新能力，也應該產生大量的風險投資機會。
香港應該成為連接大灣區科創企業與國際資本的橋梁。我們可以探索建立"VC通"和"PE通"，讓國際資本通過香港，更便捷地投資到大灣區的初創企業中，并在未來順利退出。
這與現有的QDII、QFII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在額度管理和運作效率上。我把它比喻成"穿褲子"：QDII就像穿一條很緊的褲子，褲腿沒有彈性，運作效率不高。"通"的概念就是要讓這個"褲腿"更有彈性，運作更高效。但這需要兩地深度合作，包括央行之間的通力合作。可能一開始可以由幾家大的發展銀行來做，建立一個比較大的額度，然后逐步擴大。
《21世紀》：除了資金的"通"，你還提到了"港版FDA"。這對大灣區的科技創新有什么意義？
梁定邦：大灣區有很多優秀的生物醫藥企業，港交所也有很多18A公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但這些企業面臨一個問題：如果想走向全球市場，必須獲得國際認可的藥品監管機構的批準，比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香港正在籌備建立自己的藥品審批機構，即"港版FDA"。但這個機構成功的關鍵在于建立國際公信力。
建立公信力需要時間，但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加快這個進程。比如，我們可以邀請一些國際上有聲望的專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等來參與，提升機構的權威性。同時，要與國家藥監局保持充分的默契和聯系。同時，我們可能需要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建立一個區域性的藥品審批體系。
一旦建立起這樣一個有公信力的審批體系，大灣區的藥企就可以通過香港獲得全球市場的"通行證"，VC和PE的投資也才能真正實現價值回報。這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如果不開始做，永遠也做不成。
未來五到十年：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
《21世紀》：你多次提到資產證券化，這在香港未來的發展中將扮演什么角色？
梁定邦：資產證券化非常重要。在資產代幣化的框架下，你需要把各種資產裝進去。現在主要是債券和股票，但其他資產呢？
中國內地的資產證券化市場是全球第二大，但這些資產基本上都沒有出來，國際投資者買不到。其實全球投資者是想買內地資產的，但現在買不了。如果能通過香港把內地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面向全球發行，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這就像打通"任督二脈"一樣。一旦打通，內地的優質資產就可以通過香港獲得國際資本的支持，而國際投資者也可以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
而且，資產證券化不僅限于傳統資產。我剛才說的低空經濟、太空經濟，這些未來的收益都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變成可以交易的金融產品。這就是新型資本市場的魅力所在。
《21世紀》：最后，請你總結一下，未來五到十年，香港金融發展的最大機遇和最大挑戰分別是什么？
梁定邦：最大的機遇，就是我剛才說的，建設一個全新的、數字化的資本市場基礎設施。通過資產代幣化和央行數字貨幣的結合，我們可以重塑整個市場的運作方式。
內地因為對虛擬資產持謹慎態度，尚未大規模推進，這恰好給了香港一個先行先試的機會。香港可以成為國家的"金融沙盤"，為國家在金融創新領域探索路徑。
一旦我們成功建立起這套高效、可信的新型基礎設施，就可以將內地龐大的資產證券化市場，以及低空經濟、太空經濟等新興產業的巨大融資需求，與全球資本連接起來。這將是香港發展的巨大引擎。
最大的挑戰，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地緣政治風險。美國的金融制裁、科技封鎖，這些都可能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第二是人才競爭。新加坡在積極吸引金融人才，香港也面臨人才的壓力。第三是時間壓力。我剛才說的這些創新，美國、印度、新加坡都在做。如果我們不加快腳步，就有被淘汰的風險。
所以，這已經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必答題"。香港必須果斷前行，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最大的確定性，也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重塑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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