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繳翼飛 實習生 王嘉琪 北京報道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的預期目標，不僅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放在工作任務的第一位，并且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更突出了“因地制宜”。當前如何調整好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的關系？“因地制宜”有何深意？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群慧。
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群慧（受訪者供圖）
黃群慧指出，今年5%的增長目標彰顯了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的決心。實現這一目標，需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聚焦提振消費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有效投資，要將 “投資于物” 轉向 “投資于人” 以拉動消費，構建良性國民經濟循環，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高水平動態平衡。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發展新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布局未來產業和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過程中要警惕地方一哄上，更不能盲目求“新”而忽視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
不可忽視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21世紀》：各地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技條件差異顯著，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們應該如何評估好區域優勢，防止部分地方政府為追求“新質”標簽而忽視實際條件？
黃群慧：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根本保證、五個必須統籌”，進一步認識到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總供給和總需求、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實際上是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與更新舊動能”的必然要求，具體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一個是產業層面，“因地制宜”可以理解為根據具體情況來發展產業。我們基于技術成熟度可以將產業體系界定為未來產業、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三類產業組成的系統，各類產業因技術成熟度差異，發展機制、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呈現不同特征。
所以現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未來產業和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很重要，同時要警惕地方一哄而上，卻忽視了傳統產業。如果想讓新質生產力真正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關鍵還是在于傳統產業能否實現深度轉型升級。
傳統產業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利用未來技術和新興技術與自身實現深度融合。就像現在強調的“實數融合”，數字技術本身是一種廣泛滲透性的技術，盡管它的產品和應用可以歸類為數字經濟，但實際上離不開實體經濟這一部分。
關鍵在于如何將更高級的數字技術賦能到傳統產業中，使其實現綠色化、智能化的升級。尤其是現在人工智能在其中的牽引作用也變得更加突出。相比以前，現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和產業應用的距離大大縮短了。以前我們可能覺得人工智能是未來技術，距離實際應用還有一段時間，但現在，尤其是像DeepSeek等技術的推出，大家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的實際應用變得越來越近了。
另一個是區域層面，每個地方在發展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時，關鍵是要基于本地的資源稟賦、基礎條件、產業基礎以及前期的各方面積累。“因地制宜”的核心在于根據本地實際情況來制定發展策略，這也涉及發展體制機制的問題。
對于未來產業，其體制機制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傳統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例如，未來產業需要大量的要素投入，但風險和不確定性極高。然而，未來產業又是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必須堅定投入。因此，建立一個穩定的投入增長機制尤為關鍵，比如各地通過“耐心資本”的培育，包括國有企業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方式來支持。
而對于新興產業，多年來一直在發展，從統計數據看，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的增速每年都比平均產業高2—3個百分點。這也導致各地在發展新興產業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內卷”。因此，需要通過治理和引導來規范發展。
對于傳統產業，很重要一個問題在于大量中小企業不知道如何轉型。一方面，他們難以獲得技術支持，不知道如何朝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方向轉型；另一方面，大型企業對中小企業的支持也不足。因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制定國家標準來引導轉型升級，通過標準引導中小企業實現轉型升級。這可以幫助中小企業明確轉型路徑，但接下來還需要解決技術來源和創新能力的問題，這需要通過健全創新體制機制來實現。
《21世紀》：你之前多次強調過要“以人工智能全方位賦能新型工業化”。連續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要推動“人工智能+”行動，如今DeepSeek等新一批大模型的崛起，在降低算力成本、擴大應用范圍方面是否有明顯改善？
黃群慧：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層次賦能新型工業化，是提高現代化產業體系技術先進性的關鍵路徑和突出標志。現在我們鼓勵要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層次賦能新型工業化，要針對裝備制造業、電子信息、原材料、能源電力、消費品等重點行業，構建重點行業大模型和工業知識庫，以場景應用為牽引，大力發展智能產品，以制造業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實現人工智能和制造業深度融合。
其實結合工業革命的演進規律來看。新技術經過多年積累后會有一個爆發期，然后為生產力帶來質的飛躍。我們在人工智能方面積累多年，以DeepSeek為代表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就是進入爆發期的一個標志，這些產品降低了人工智能的訓練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算力“卡脖子”問題，擴大人工智能的應用范圍，對我國推進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提高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技術先進性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我認為，并不能因為有了這些低成本技術路線之后就覺得可以放松算力建設了。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仍然要高度重視網絡、算力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21世紀》：之前就有 “未來會像用電用水一樣地用算力”這種說法，對此應該怎么看？
黃群慧：總體來看，當前存在我國高端智能算力芯片“卡脖子”、智能算力規模遠低于美國、算力資源分散等問題，DeepSeek的出現有利于緩解我國算力“短板”問題，但是隨著應用范圍擴大，算力總需求會增加，而隨著算力總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帶來的數據流動加速，更高質量的算力網絡需求也會越發突出。
實際上，隨著AI效率提高、易用性增強，算力增長將遵循“杰文斯悖論”和“規模定律”，用戶對AI服務的總需求將呈指數級增長，持續強化算力供給仍將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現代化產業體系先進性的關鍵要求。
以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內卷”根源
《21世紀》：“反內卷”、優化產能調整是我們目前產業發展的重點，政府工作報告也是首次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目前一些行業“內卷”的成因是什么？
黃群慧：其實內卷是一個特別復雜的經濟現象，是多種因素的集中體現。我們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這三個層面來逐步剖析。
宏觀層面上，自2015年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但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是我國經濟面臨的一個問題，隔一段時間產能問題就被關注，有明顯的周期性特征，這也和我國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的低成本、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相關。外部市場一旦出現波動，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便會凸顯，這也正是我們當前大力倡導擴大內需，特別是提振消費的原因所在。
但由于目前消費需求還沒有完全提起來，而生產能力依然強盛。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在競爭中生存，往往會選擇壓低生產成本，降低出廠價格，進而引發了“內卷”。
其實有關部門已經開始付諸行動了，希望提高工人工資，提升居民收入占比，特別是勞動報酬占比。但一些企業家也反饋過他們的顧慮，“雖然十分希望提高工人工資，可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即便提高了工人工資，生產出高質量產品、提供優質服務，卻因‘內卷’嚴重，高價產品難以售出，劣幣驅逐良幣，最終還是不得不壓低工人工資。”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理想的良性循環應當是收入提高帶動消費質量提升，進而促進高質量產品的供給，實現更高水平的動態供需平衡。但目前在宏觀層面的“投資—就業—收入—消費”這一循環中存在短板，主要是在消費和收入增長的這一環節，這種短板的長期積累最終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導致企業為求生存陷入“內卷式”競爭。
中觀層面上，主要涉及產業和區域兩個方面。在產業方面，產業轉型升級滯后是一個突出問題。以2015年去產能為例，產業轉型升級不足，使得部分產業難以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或者生產出過多過剩產品，從而引發“內卷”。
在區域方面，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內卷式”招商現象，在響應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號召時，各地往往一哄而上，集中資源發展某些特定行業，結果導致這些領域競爭過度，出現“內卷”。
微觀層面上，主要涉及市場和企業兩個方面。在市場方面，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力度有待加強，市場機制尚不完善。在理想狀態下，高質量產品理應能夠賣出高價，這是市場的基本運行機制。但目前這一機制并未充分發揮作用，導致優質產品難以實現其價值，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依然存在。同時，市場中還存在諸多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內卷”。
在企業方面，企業自身的轉型升級、科技創新等內在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許多企業因懼怕風險，寧愿選擇在自己熟悉的“紅海”中 停留，也不愿冒險創新去探索未知“藍海”，這也是導致“內卷”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說， 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的問題相互交織，共同催生了“內卷式”競爭的現象。而當下推進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一項系統集成式改革，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重要著力點。
《21世紀》：目前發展新質生產力，傳統GDP指標難以反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否需要引入一些地方工作考核的新指標，避免地方政府為短期政績盲目上馬項目？
黃群慧: 就當下高質量發展而言，我認為地方政府確實需要重新調整考核方式。這背后有兩大背景：其一，統一大市場建設是國家體制機制的重大改革，這意味著地方政府不能再單純依靠招商引資來推動發展；其二，未來生產力發展方向發生了變化，未來很多發展將更依賴于對人才的吸引，而非土地要素。
過去，土地是地方政府手中的主要資源和招商手段，但未來繼續依賴土地顯然不可行，地方政府必須實現轉變。而轉變的關鍵在于如何營造一個綜合的、有利于吸引人才的環境，這也正是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的關鍵轉變。但是，這個轉變并不容易，這涉及到人們心理上的舒適感，以及文化、社會等多個方面，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想要在短期內實現轉變仍有不小的阻力。
處理供需關系需要“補短板”與“促升級”并重
《21世紀》：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是把“提振消費”放在工作任務最前面的，我們應該怎么看待當前的供需關系？
黃群慧：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是“五個必須統籌”中的另外一個必須統籌好的關系，具體指導方針是要求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需求戰略相結合。
實際上，經濟運行存在一種循環邏輯，即“投資—就業—收入—消費”相互關聯，形成一個循環，供給和需求同樣如此。在這個循環中，我們需要關注不同階段的短板所在。過去，我們在投資和供給方面投入較多力量，目前來看，消費是短板，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和支持措施，比如推進收入和就業體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體制、優化消費場景等。要通過促進就業、提高收入來拉動消費，同時提供便利的消費條件，如技術支持、交易便利、完善基礎設施等。
其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最為關鍵。若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自然不愿消費。所以一定要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加快建立健全基礎制度規則，制定重點領域公平競爭合規指引，出臺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政策。
今年將提升消費放在首位，十分重要且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有效投資的支撐作用，僅靠消費無法解決所有問題，還需要積極擴大有效投資。現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強化宏觀政策的民生導向，強調以消費提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以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本質上是實現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
《21世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 為何報告專門強調“投資于人”？應該怎么投？
黃群慧：過去我們側重投資，如今在強調消費的同時，投資應轉向民生導向，需從重點“投資于物” 轉變為重點“投資于人”。從“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投資于人”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從分配角度看，重視 “投資于人”，就是要求推進數據要素與人力資本有機結合參與分配，徹底扭轉長期以來形成的“重物不重人”、“重視物質資本不重視人力資本”的導向，激發勞動、知識、技術、數據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力資本導向。
有人或許會問，“投資于物” 和 “投資于人” 有何區別？從經濟學增長理論來看，這無非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差異。過去，我們更多投資于設備和機器等物質資本，而現在需要更多投入到人力資本上，這包括提升教育水平、增加個人工資收入等。尤其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背景下，人作為更重要的因素，與數據等新要素緊密相關。
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 “投資于物”，有效投資的基本理念依然適用，如補齊民生領域短板、促進產業升級等。若民生領域存在基礎設施、教育等短板，就需要通過投資來彌補；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對于未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意義重大，這些投入同樣不可或缺。因此，將補短板與促升級相結合，是完全合理的。
總之，對于供需關系中的消費與投資問題，需要辯證看待，當某一方面短板突出時，必須將其置于優先位置強調，這也正是必須統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的內涵要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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