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繳翼飛 北京報道
2023年是中國經濟走出疫情沖擊、恢復發展的第一年。面對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等重重挑戰，恢復之路雖顯曲折，但依然順利完成了5%以上的增長目標。
如何看待2023年經濟表現？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將如何行穩致遠？未來經濟增長的還有哪些新動能？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華泰資產首席經濟學家王軍。
圖：華泰資產首席經濟學家王軍
王軍表示，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經濟復蘇仍然具有較好的基礎，預計將逐步走出疫情的影響和信心不足的困擾，經濟增長仍有可能保持在4.5%~5%左右的水平，較過去4年的平均增速略有加快，特別是名義GDP增速有望達到6%左右，快于實際GDP增速。新一年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需要探索建立宏觀調控的新模式。比如，將擴大內需的著力點放在消費上而非投資上，明確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擴張”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
“三駕馬車”均有改善
《21世紀》：2023年的經濟恢復過程中，顯現出第三產業恢復快于第二產業，服務消費快于實體消費的情況，如何看待其中的分化現象？
王軍：2023年，服務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8%，明顯快于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6%的數據，且服務業每個季度的數據都快于工業。在消費當中，服務零售額比上年增長20%，餐飲收入同比增長20.4%，均遠快于同期5.8%的商品零售增速和7.2%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這反映了疫情之后的經濟復蘇是結構性和不均衡的，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景氣分化。這種分化隨著疫情影響因素的逐步消退，也將出現明顯的收斂。
《21世紀》：2023年四季度中國CPI連續3個月負增長，PPI更是連續15個月負增長，引發市場有關“通縮”的討論。國家統計局回應表示，這是結構性的階段性的。如何看待當前物價表現？
王軍：溫和通脹有益于經濟增長，通縮則是經濟復蘇的大敵，既不利于經濟持續復蘇，也不利于企業利潤改善和上市公司估值提升。盡管當前的低通脹格局是結構性和階段性的，但不排除這種趨勢進一步演化為通貨緊縮的局面。12月CPI和PPI繼續低迷，雙雙為負值已持續三個月，顯示國內需求修復仍然較弱、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內需不足是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對此，必須要未雨綢繆，及時采取強有力的反通縮政策予以應對。
展望2024年，一季度大概率是CPI全年的底部，二到四季度位于相對高位，全年將呈現前低后高的走勢，波動中樞大致為1%~1.5%；PPI的波動中樞大致為0~1%，擴大內需措施的發力、房地產行業逐步止跌、原油價格走高、地緣政治沖突等將是主要的支撐因素。
《21世紀》：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情況來看，2024年與2023年相比會有哪些變化，消費、出口和投資哪一個有望成為我們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
王軍：2024年，隨著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政策調控的影響，三大需求都將有所改善， “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也將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消費仍將保持一定的韌性，預計將實現5%~6%左右的增長。其支撐因素主要是名義GDP增速加快會帶動就業形勢穩中趨好、居民收入增長。不利因素則包括，居民消費意愿和心態仍將謹慎，房地產市場低迷間接打擊消費意愿，社會集團消費仍將保持相對低迷。
固定資產投資有望在財政發力基建、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投資亮點、政策呵護地產等因素的支持下，在去年3%的基礎上可能小幅反彈至4%~5%左右。不利因素則是相對過剩的傳統產業投資乏力，制造業投資增速可能會基本持平，同時受政府債務和“三大工程”增量相對有限的影響，基建投資增速可能會略微放緩。
出口的拖累將有所減輕，全年有望實現2%~3%的正增長。這可能主要是得益于全球制造業和商品貿易周期觸底，美、日、韓等國對中國出口的拉動明顯提升，美聯儲加息周期結束有助于全球需求的復蘇，以及全球消費電子產業鏈的邊際回暖。盡管近年來我們也面臨著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挑戰，部分外貿訂單流向了東南亞和墨西哥等地，但其中也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中國企業主動走出去實現了從中國本土制造向全球化制造的升級所帶來的。不僅中國商品在繼續出海，中國的供應鏈也在主動出海。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內國際的雙循環正在相互促進、變為現實。
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21世紀》：2023年初FDI直線下降，三季度甚至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負值。商務部的全年外資利用數據也是同比下降8.0%，如何看待當前外商投資與利用外資的形勢？
王軍：過去幾年，受疫情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外資撤離或者利用外資出現下滑的現象較為明顯，這從外管局國際收支平衡表和商務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雙重口徑都可以得到印證。這體現了外資對中國經濟前景和營商環境的信心不足，外資寧愿將利潤從中國匯回國內，而不愿繼續在中國進行再投資。對這一現象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必須盡快扭轉這一趨勢，從根本上提振外資的信心，而不要認為我們現在已經不再像改革開放之初那樣需要外資了。
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外資已經深度參與中國經濟發展，深度嵌入中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已經成為中國市場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外資對于中國不僅意味著資金和技術，還意味著龐大的外貿訂單和無法替代的就業，更意味著中國參與國際分工、釋放巨大產能、分享價值鏈紅利的深度和廣度，這在中國致力于實現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下，外資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1世紀》：2023年房地產投資、銷售數據仍然是負增長，雖然相較2022年降幅有所收窄。2023年三季度以來，穩樓市政策在不斷推出，給房地產市場帶來一些積極效應，但是投資和銷售數據整體仍在下行。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房地產市場下行的趨勢能否在2024年扭轉？
王軍：房地產市場表現慘淡主要源于擠牙膏式的被動放松遠遠低于市場預期，逆周期調節力度不夠、針對性不強、發力遲緩、節奏太慢，不僅沒有拯救樓市，反而加劇了購房者的觀望謹慎情緒。2024年樓市能否見底企穩甚至出現反彈，有兩個關鍵。一是支持政策出臺的力度、方向和節奏，決定開發商的資金鏈和信心，決定居民的購房預期，決定制約市場回暖的諸多限制性政策何時調整甚至退場。二是制度層面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的內涵、落地的節奏和效果，這些方面的推進都會影響市場恢復的效果。
對于今年的房地產市場，除了以“三大工程”部分對沖房地產投資的持續下滑，我們還需要探索更多的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首先，要讓開發商能把房子賣出去。為此需要徹底糾正過去在市場長期過熱階段陸續出臺的緊縮政策和各種行政性限制措施，如限購、限貸、限售、限價等，繼續降低政策利率并引導長期LPR的降低，繼續降低首套住房和二套房的按揭貸款利率，并逐步降低所有存量住房的按揭貸款利率，大幅降低房地產交易的相關稅費。
其次，要讓開發商能把房子蓋起來。不僅“三支箭”不能停，而且不能光靠“三支箭”，還需要政府信用的強力介入。央行應安排專門資金甚至是設立處置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的專門金融機構，各級政府也應盡快成立專門的“保交樓”基金，加大力度救助問題房企、確保交樓，推動出險、暴雷房企盡快開展債務重組或者破產重整，幫助房地產企業恢復融資能力，改善流動性。
此外，還要重點為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設提供中長期低成本資金支持，如PSL。
探索建立宏觀調控新模式
《21世紀》：在房地產市場低位運行的情形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是什么？
王軍：從增量角度看，2024年中國經濟主要有三大潛在新動能。
一是新質生產力將成為經濟轉型期的全新增長極，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投資，將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的爆發式增長。
二是以“三大工程”為抓手的投資擴張，將在一定程度上對沖2024年房地產投資繼續下滑的態勢，帶動整體投資的反彈和經濟復蘇。為此，需要充分調動包括中央財政、地方財政、金融機構、改造主體及社會資本等多元化資金的積極介入。
三是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所形成的良性循環。有效益的投資可以帶來有潛能的消費，低效益的投資會影響消費潛能的激發。從投資的角度看，擴投資的同時要綜合考慮投資的效益，既要有利于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還要有利于提升消費能力，改善消費環境，提高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在內的公共服務水平，從而激發消費潛能。
《21世紀》： 2023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你認為有哪些合適的短期政策？
王軍：新一年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需要探索建立宏觀調控的新模式。
首先是在穩增長方面應有新突破。面對當前較為嚴重的總需求不足問題、經濟主體信心不足問題，必須明確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擴張”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而沒必要過早地擔憂過度刺激、通貨膨脹、銀行壞賬、債務負擔等更為長期的問題。擴大內需、穩定增長是當前最大的經濟任務，政府必須挺身而出，用真金白銀提振信心。為此，建議今年兩會可將狹義赤字率至少定在3.5%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同時，實際政策在執行上可以更加靈活，為潛在的變化留有余地。
其次，在防通縮方面應有新思路。雖然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一般都會提出把物價總水平增速控制在3%左右，但在實踐中，我們不會因為通脹率增速低于計劃增速而采取額外措施。因此，政府在確立新一年物價控制目標時，能否不僅明確漲幅的上限，也明確漲幅的下限和底線，例如只要通脹率低于2%，便采取大幅降息等擴張性貨幣政策，努力使通脹率上升到2%以上?？傂枨舐源笥诳偣┙o，維持適度通脹，對經濟增長才更為有利。
同時，在政策目標上應有新關注。未來貨幣政策也應當高度關注資產價格變動，包括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如何對資產價格變動特別是股價的持續暴跌做出適當的反應，應當加強前瞻性的研究。在這方面，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實踐，研究、儲備和及時推出更多、更靈活的政策工具，甚至包括一些非常規的政策，以更豐富的政策工具來應對未來可能會到來的更加困難的局面。
此外，在恢復和擴大消費方面應有新舉措。這需要財政轉變思路，將擴大內需的著力點放在消費而不是投資上。從中央到地方、到各部門要像重視招商引資、重視項目投資一樣，重視恢復和擴大居民消費和公共服務消費。為此，要從頂層設計上創設一套支持擴大消費的全新模式和政策體系，大幅度增加擴大消費的財政預算。例如，可以嘗試每年都發行一定規模的專項債，并且創設中央財政直接補貼消費、直達居民部門的創新型工具，用于促進和擴大消費，特別是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消費，如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醫療、教育、培訓、社保、養老等方面的消費，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最后，在防控風險方面應有新手段。為妥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中央政府除了繼續發行較低利率、較大規模的特別國債來置換較高利率的地方債，還可以大膽地嘗試發行30年甚至50年的只付息、不還本的永續國債，來為地方債務化解探索新手段。這不僅能夠明顯降低地方債務的付息壓力，還可以拉長債務期限，平滑償債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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