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也充滿風險。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風險，是一個重要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要樹立底線思維，用“木桶原理”警示全黨既要善于補齊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風險意識、責任意識”“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我們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對防范化解風險提出的重要要求，堅持戰略思維和系統思維，提高科學預見能力，辨識各類風險挑戰，在大變局中贏得發展主動。
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風險
風險與不確定性直接關聯，如果這個世界都是確定性的，那就沒有風險可言?，F實生活中，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外部環境復雜，風險挑戰嚴峻，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從橫向看，全球風險上升且難以預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人類原來構建的規則在失效，秩序被打破，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從縱向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呈現“加速度”態勢。農耕社會是“慢變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1000年都不會有大的變化。工業化之后，變化開始加速，進入“快變社會”，100年就會有大的變化。三次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信息社會，數字化、人工智能帶來的變化速度更快，10年就會有不小的變化。在社會加速變化的背景下，一般風險演變為重大風險的頻次多了，演變速度也加快了。
以系統的思維審視風險
經濟系統是嵌入社會體系之中的，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挑戰增多，經濟風險也隨之增加。
從經濟循環與風險循環的邏輯關系看，經濟循環主要體現在“支出—收入”之間的循環、“資產—負債”之間的循環等，風險也蘊含在其中。例如，居民部門在企業部門購買產品，企業部門收回成本、獲得利潤就有錢雇用勞動力，勞動者拿到工資就有消費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間形成循環。如果循環不暢，甚至出現嚴重內需不足，就會形成供需負反饋，造成風險累積，風險累積導致的宏觀效應就是儲蓄與投資失衡、供給與需求失衡。宏觀經濟平衡的條件是儲蓄等于投資，如果儲蓄和投資失衡，就意味著市場沒有出清，需要宏觀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維系這個宏觀平衡條件。又如，負債形成資產，資產收益償還債務，在這個循環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流動性風險和資產貶值風險。
從風險循環聯動看，當某個企業出現問題，風險外部化之后，風險越積越多并擴散、公共化，變成公共風險，即轉化為宏觀風險。一旦公共風險上升，很多企業都會感覺到壓力。風險循環因參照系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經濟高速增長趨勢下，個體風險外部化下降，公共風險呈收斂趨勢。而在經濟下行趨勢下，個體風險外部化上升，違約增多，公共風險呈擴散態勢。
防控重大風險，首先要認識到風險循環，知道從何處下手、解決什么問題。在風險公共化過程中如果形成了關聯效應，就要及時斬斷，盡快轉變預期，不要讓所有企業遭受壓力。對風險循環的狀態要及時作出判斷，不要錯過低成本防范化解風險的機會，否則演變成危機，化解成本更高。
及時防范化解公共風險
充分認識政府在公共風險中的職責任務。政府作為公共風險的管理者，目標是公共風險最小化。公共風險最小化可以使宏觀確定性最大化，進而自然就會形成良好的市場預期。市場交易是有風險的，比如股市有風險，人們進入市場要做好準備。政府只要定好規則并進行監督，就可通過市場來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優勝劣汰。但如果變成了公共風險，大家無力化解，就需要政府出手。公共風險最小化之后，市場就可自主正常運行。
準確把握政府管理公共風險的職能定位。從方式看，政府管理公共風險就是遏制風險循環累積擴散。首先是防范，避免個體風險外溢而公共化。當一個企業出現風險且風險外溢越來越大的時候，如果政府判斷有可能變成系統性風險，并進一步蔓延成公共風險，就要及時遏制，避免個體風險公共化。其次是化解，避免公共風險導致市場收縮。如公共風險已經形成，要及時處置，避免內部化，導致經營主體的風險成本上升，從而產生悲觀預期。政府管理公共風險要從薄弱環節入手，遏制風險循環。從手段看，要增強契約的完備性。如果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拖欠時間越來越長，就容易導致一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出問題。如果中小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就會增加。同時，如果法律、制度、政策不完善，公共契約的不完備性就會擴大。增加契約完備性需要以法治和政策為保障，以改革為動力，形成一個制度性安排，讓經營主體有長遠的預期。
靈活運用政府管理公共風險的政策工具。一是提供“風險市場”，包括保險、銀行、證券、期貨及其衍生工具，微觀主體在這些市場上轉移風險、分散風險、套期保值，讓風險消化在市場內部，避免了風險外部化上升為公共風險。但這些市場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去組織和監管。二是提供無風險資產。國債被視為無風險資產，是風險資產定價的基準。優化國債的品種結構、促進國債流通、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是完善資本市場、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關鍵，需要抓緊推進。三是更好履行最后貸款人職能。中央銀行作為金融體系的最后貸款人，推動實現宏觀流動性充裕穩定、幣值穩定、估值穩定。此外，當其他主體買不起單的時候，就得由政府出手。風險救援的對象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有效的風險救援是當今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是防范經濟金融危機的先手棋。風險救援首先要切斷風險傳播鏈條，避免風險進一步公共化。需要強調的是，公共政策是政府對沖重大風險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個工具箱，是一個政策體系，通過不同政策組合來對沖經濟風險、失業風險、自然風險和外部風險。要按照風險生成的內在邏輯，區分輕重緩急，抓住風險鏈條，精準實施政策。風險權衡非常復雜，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判斷，不能從某一個行業、某一個部門去看。各自為政，容易產生“合成謬誤”，引發新的風險。風險權衡，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還要考慮社會因素，需要有整體觀。
把握好出清風險與穩定預期的關系。在風險社會中，行為主體的目標由利益最大化轉變為風險最小化，這個時候只有出清風險才能改變預期，才能出清市場，讓經濟產生活力和內在動力。出清風險并非讓風險清零，事實上風險永遠存在。風險出清的對象是公共風險或正在公共化的風險，而不是市場風險。市場風險不需要政府出清，恰恰是優勝劣汰機制所必需的。要把防風險穩預期放在首位，避免宏觀風險預期上升。從國內風險來講，要有效遏制房地產、地方債等領域的風險循環累積，增強政策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落實好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舉措，做好加強產權保護、理順央地關系等方面的工作，形成遏制風險循環累積的制度性安排，更好引導社會預期。從外部風險看，大國關系、周邊關系是重點，要防范外部風險輸入導致內部風險上升，通過風險權衡去應對充滿風險的世界。
總之，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仗，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仗。只有這樣，才能把握經濟發展大趨勢，不斷增強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
（劉尚希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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