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先秦時期是一個思想碰撞、文化交融的輝煌時代。這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各種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墨子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深厚的學識，成了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一部涵蓋學科廣泛、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典著作。早在19世紀，《墨子》就已經成為世界漢學界的研究對象之一；150多年來，世界上出現了多個《墨子》全譯本或節譯本?！赌印芬渤蔀橹醒朦h校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李慧的常讀之書。她說：“重讀《墨子》，你會發現，千百年來他的精神一直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從未走遠。”
在黑夜中一直行走
墨子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顏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說其他的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學派的理論和職能來命名，那么，墨家則用一種顏色發言，而這個顏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馮友蘭先生、錢穆先生都做過考證，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為自己的姓氏，作為自己學派的名號，也就是承認自己代表著社會底層。“墨”指黑衣、黑皮膚、黑臉，是社會底層的形象。
先秦諸子中不乏走過很多路的人，但他們畢竟一會兒坐牛車、一會兒坐馬車，有時候還坐轎子，但墨子只是靠雙腳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去楚國，勸阻一場伐宋之戰，并跟公輸班（即魯班）辯論。這條路很長，它的起點在泰山腳下，而它的目的地是楚國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荊州一帶。這意味著墨子要穿過山東的一小半，再穿過河南全境，可能還要經過安徽，然后再到湖北。十天十夜，他全部靠步行，走得腳上起泡，他只能從黑色的衣服上撕下布條，包扎一下后繼續走在黑夜里，就這么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國攻打宋國。當時還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門下躲雨，卻被宋國的人趕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個人吶，靠大智慧救苦救難，誰也不會知道；憑小聰明整天折騰，誰都會認識他。
這個人，白天別人當他是乞丐，晚上別人睡著了他還在走。為了民間公義，就那么質樸而篤定地奔走在社會底層。他的這種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獨，其實他一直擁有一個與他言行相依的團隊，組合成一種正義的集體力量。這樣一個人，真是讓每個中國人懷念。司馬遷所說的任俠精神，在墨子身上獲得了完美的體現，也就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品德。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天重讀《墨子》的意義之一。
偉大并不意味著成功
遺憾的是，墨家過于追求極致而走向了衰微。錢穆先生說，墨家的衰亡，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墨家追求一種徹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而中國的文化類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難徹底貫徹這樣一種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講“非樂”，不要音樂了；講“節葬”，節儉葬禮，就連父母的喪禮也很苛刻，做得很徹底，很決絕，徹底折斷個人的家庭理念。這些思想并不適應中國傳統的社會形態。
墨家的毛病出在極端化和權力化這兩個方面。過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進了一個很小的地盤，成了“懸崖上的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極端化使得它要花費巨大的精力制定規則、調配力量、執行紀律，這就使一個學派無法再在學理上創新發展，而只能停步不前。僅僅在這一點上，墨家便不如儒家生生不息了。由于權力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墨家又找不到足以維系團隊生存需要的經濟基礎，無法擺脫這種嚴重的生存危機。
墨家無可挽回地衰微了，但這并不影響它的偉大。就連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著時代的原因。這又一次證明，偉大并不意味著成功。
必須把這種精神追回來
讀了《墨子》就會知道，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和文化范疇，丟失在史官的筆墨間，卻暈染沉淀在了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當中。千百年來老百姓所一直稱道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處事原則；恪守情義的交友之道；危難中拔刀相助的俠肝義膽；從不拒絕艱險困苦，甚至不惜赴湯蹈火的精神，一直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
不要小看這些品質，它們雖然很少見諸朝廷廟堂、書齋文苑，卻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品質，與田頭巷陌、槐下童叟息息相關。與它們對比，那些書籍中記述的，反倒顯得生硬、淺薄。
這讓我想起一些近代武俠小說，它們正是把這種民間正氣提煉成了現代成人的童話，而廣受華語讀者歡迎，拍成電影后，也能讓外國觀眾眼睛一亮。如果從歷史學的刻板標準來衡量，它們好像缺少太多依據，但從民族精神來衡量，它們反倒比歷史更真實。一種游離在歷史文本之外，卻滲透在歷史事實中的民間潛藏，在那里燦爛地呈現著。我認為，這種民間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見諸文本，就是墨子的基本思想——“兼愛”和“非攻”。
“兼愛”思想和儒家的“仁愛”思想有所不同。在那個時代，儒家和墨家對此有過激烈的爭論。《墨子》一書里有許多批評儒家的內容，后來孟子對墨子也有過嚴厲的批評。儒家講究有等差的愛，有等差的愛確實比兼愛更便于實行。按照儒家的設計，中國人把家庭倫理之愛發揮到了極致。但是，當這種家庭倫理之愛被放大到朝廷的時候，等差觀念就遠遠超過了仁愛觀念。等差把仁愛當作了敬畏、窺測、追隨，變成了一種上下服從的行政文化。這種狀況對王朝的鞏固有很大的強化作用和幫助，但也帶來了嚴重的缺漏。
例如，長期以來中國士子追求“忠孝兩全”，也就是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兩端。但是，對于朝廷和家庭之間遼闊的中間地帶，卻很少給予關注。這遼闊的中間地帶，也就是公共空間。有等差的愛，使人們在公共空間的行為缺少明確引導。而當年墨子正是要用這種“兼愛”，填補這些無愛的公共空間。墨子的形象，也因此在我們的一次次遺憾中重新清晰起來。
墨子的“非攻”思想，就是徹底反對戰爭，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勞苦大眾的心理。從表面上看，那時上層社會說了很多“息忿止戰”“和為貴”的話，但都還想在戰爭中謀取名利。真正反對戰爭的，永遠是勞苦大眾。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做壯丁、當炮灰，背井離鄉，拋尸萬里。
墨子的“兼愛”“非攻”品德，也是人類精神的制高點。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他寫道：“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梁啟超先生在《新民叢報》中說：“中國要救亡，就要學墨子。”他還專門寫了《墨子學案》，把墨子與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對比。他說，一對比就知道孰輕孰重了。他感傷地寫了一段話：“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有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二千年。如何才能一雪前恥？請君努力??！”孫中山和梁啟超，都把墨子當作中國精神的最高代表。他們認為必須把這種精神追回來，才能救中國。
文化不是單純地傳播知識，更不是關起門來搞一些自得其樂的研究，而應該像墨子一樣，實現一種精神的傳承。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經歷了諸多的慘痛記憶之后，和平主義的興起顯得那么有價值。我們不能永遠做審時度勢的實用主義者。想一想墨子吧，這個為了和平事業不惜步行千里的黑衣壯士背著精神食糧已經走了很久很久，如果他累了，就讓我們來背吧。托一把，扛到我們的肩上。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先秦時期是一個思想碰撞、文化交融的輝煌時代。這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各種思想流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墨子以其獨特的理念和深厚的學識，成了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一部涵蓋學科廣泛、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典著作。早在19世紀，《墨子》就已經成為世界漢學界的研究對象之一；150多年來，世界上出現了多個《墨子》全譯本或節譯本。《墨子》也成為中央黨校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李慧的常讀之書。她說：“重讀《墨子》，你會發現，千百年來他的精神一直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從未走遠。”
在黑夜中一直行走
墨子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顏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說其他的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學派的理論和職能來命名，那么，墨家則用一種顏色發言，而這個顏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馮友蘭先生、錢穆先生都做過考證，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為自己的姓氏，作為自己學派的名號，也就是承認自己代表著社會底層。“墨”指黑衣、黑皮膚、黑臉，是社會底層的形象。
先秦諸子中不乏走過很多路的人，但他們畢竟一會兒坐牛車、一會兒坐馬車，有時候還坐轎子，但墨子只是靠雙腳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去楚國，勸阻一場伐宋之戰，并跟公輸班（即魯班）辯論。這條路很長，它的起點在泰山腳下，而它的目的地是楚國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荊州一帶。這意味著墨子要穿過山東的一小半，再穿過河南全境，可能還要經過安徽，然后再到湖北。十天十夜，他全部靠步行，走得腳上起泡，他只能從黑色的衣服上撕下布條，包扎一下后繼續走在黑夜里，就這么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國攻打宋國。當時還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門下躲雨，卻被宋國的人趕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個人吶，靠大智慧救苦救難，誰也不會知道；憑小聰明整天折騰，誰都會認識他。
這個人，白天別人當他是乞丐，晚上別人睡著了他還在走。為了民間公義，就那么質樸而篤定地奔走在社會底層。他的這種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獨，其實他一直擁有一個與他言行相依的團隊，組合成一種正義的集體力量。這樣一個人，真是讓每個中國人懷念。司馬遷所說的任俠精神，在墨子身上獲得了完美的體現，也就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品德。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天重讀《墨子》的意義之一。
偉大并不意味著成功
遺憾的是，墨家過于追求極致而走向了衰微。錢穆先生說，墨家的衰亡，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墨家追求一種徹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而中國的文化類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難徹底貫徹這樣一種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講“非樂”，不要音樂了；講“節葬”，節儉葬禮，就連父母的喪禮也很苛刻，做得很徹底，很決絕，徹底折斷個人的家庭理念。這些思想并不適應中國傳統的社會形態。
墨家的毛病出在極端化和權力化這兩個方面。過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進了一個很小的地盤，成了“懸崖上的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極端化使得它要花費巨大的精力制定規則、調配力量、執行紀律，這就使一個學派無法再在學理上創新發展，而只能停步不前。僅僅在這一點上，墨家便不如儒家生生不息了。由于權力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墨家又找不到足以維系團隊生存需要的經濟基礎，無法擺脫這種嚴重的生存危機。
墨家無可挽回地衰微了，但這并不影響它的偉大。就連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著時代的原因。這又一次證明，偉大并不意味著成功。
必須把這種精神追回來
讀了《墨子》就會知道，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和文化范疇，丟失在史官的筆墨間，卻暈染沉淀在了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當中。千百年來老百姓所一直稱道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處事原則；恪守情義的交友之道；危難中拔刀相助的俠肝義膽；從不拒絕艱險困苦，甚至不惜赴湯蹈火的精神，一直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
不要小看這些品質，它們雖然很少見諸朝廷廟堂、書齋文苑，卻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品質，與田頭巷陌、槐下童叟息息相關。與它們對比，那些書籍中記述的，反倒顯得生硬、淺薄。
這讓我想起一些近代武俠小說，它們正是把這種民間正氣提煉成了現代成人的童話，而廣受華語讀者歡迎，拍成電影后，也能讓外國觀眾眼睛一亮。如果從歷史學的刻板標準來衡量，它們好像缺少太多依據，但從民族精神來衡量，它們反倒比歷史更真實。一種游離在歷史文本之外，卻滲透在歷史事實中的民間潛藏，在那里燦爛地呈現著。我認為，這種民間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見諸文本，就是墨子的基本思想——“兼愛”和“非攻”。
“兼愛”思想和儒家的“仁愛”思想有所不同。在那個時代，儒家和墨家對此有過激烈的爭論?！赌印芬粫镉性S多批評儒家的內容，后來孟子對墨子也有過嚴厲的批評。儒家講究有等差的愛，有等差的愛確實比兼愛更便于實行。按照儒家的設計，中國人把家庭倫理之愛發揮到了極致。但是，當這種家庭倫理之愛被放大到朝廷的時候，等差觀念就遠遠超過了仁愛觀念。等差把仁愛當作了敬畏、窺測、追隨，變成了一種上下服從的行政文化。這種狀況對王朝的鞏固有很大的強化作用和幫助，但也帶來了嚴重的缺漏。
例如，長期以來中國士子追求“忠孝兩全”，也就是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兩端。但是，對于朝廷和家庭之間遼闊的中間地帶，卻很少給予關注。這遼闊的中間地帶，也就是公共空間。有等差的愛，使人們在公共空間的行為缺少明確引導。而當年墨子正是要用這種“兼愛”，填補這些無愛的公共空間。墨子的形象，也因此在我們的一次次遺憾中重新清晰起來。
墨子的“非攻”思想，就是徹底反對戰爭，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勞苦大眾的心理。從表面上看，那時上層社會說了很多“息忿止戰”“和為貴”的話，但都還想在戰爭中謀取名利。真正反對戰爭的，永遠是勞苦大眾。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做壯丁、當炮灰，背井離鄉，拋尸萬里。
墨子的“兼愛”“非攻”品德，也是人類精神的制高點。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他寫道：“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梁啟超先生在《新民叢報》中說：“中國要救亡，就要學墨子。”他還專門寫了《墨子學案》，把墨子與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對比。他說，一對比就知道孰輕孰重了。他感傷地寫了一段話：“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有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二千年。如何才能一雪前恥？請君努力啊！”孫中山和梁啟超，都把墨子當作中國精神的最高代表。他們認為必須把這種精神追回來，才能救中國。
文化不是單純地傳播知識，更不是關起門來搞一些自得其樂的研究，而應該像墨子一樣，實現一種精神的傳承。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經歷了諸多的慘痛記憶之后，和平主義的興起顯得那么有價值。我們不能永遠做審時度勢的實用主義者。想一想墨子吧，這個為了和平事業不惜步行千里的黑衣壯士背著精神食糧已經走了很久很久，如果他累了，就讓我們來背吧。托一把，扛到我們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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