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圖峙北壓中原，佳氣成龍擁帝闇。秦地山河雄四塞，漢家宮闕蔚千門。”
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朝鮮詩人許筠以陳奏副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第一次看到北京的紫禁城，感其氣勢，在《入京師有作》中這樣寫到。詩的結(jié)尾，許筠盛贊“昨夜觀臺占景緯，使星光燭紫微垣”。
許筠另有一首《詠雪后早朝》，也提到了紫禁城：“天飚吹雪凍蓬瀛，璧瓦銀甍耀玉清。輕旭漸暾（音如吞，意為日出）鳷鵲觀（鳷音如支，鳷鵲是古代傳說中的異鳥，鳷鵲觀是漢代甘泉宮中的樓觀，被認為是標志性建筑之一），宿云初霽鳳凰城。”
“蓬瀛”“玉清”“鳷鵲觀”“鳳凰城”……可見故宮給詩人帶來的震撼力。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故宮是明清兩朝留給北京的最大文物，但“故宮的總設計師”是誰，一直存爭議，有蒯祥說、蔡信說、吳中說等。
令人驚訝的是，《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部分提出，故宮的“設計師是一位名叫阮安的安南（即越南）太監(jiān)，他也在重建北京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此說被廣泛傳播，也被國內(nèi)的網(wǎng)絡寫手演繹成《故宮的總工程師是個越南人？》《故宮明明屬于中國，越南人卻說：越南人的功勞最大？》等，雖有辨析，卻不得要領(lǐng)。
阮安是何許人也？他真是建筑設計師？他在哪學的設計？本文主要依據(jù)學者孫紅芬、許建華的《明代香山幫工匠的輝煌杰作——紫禁城》，予以解讀。
四家合作，太監(jiān)權(quán)力最大
了解故宮，須先了解明代皇家工程運作方式。據(jù)學者高壽仙的《明代北京營建事宜述略》，明代皇家工程由四部門負責：
一是工部：“掌天下百工營作”，為六部之末，向被仕進者視為冷局，嘉靖時大興土木，“營繕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員，得驟升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者，人始慕之”。
二是宛平、大興二附郭京縣（即國都轄縣，明代北京以中軸線為界，東為大興，西為宛平）：下屬工房設南、北科，南科辦物料，北科征集匠人。
三是兵部：京衛(wèi)中的武功三衛(wèi)皆工匠，且常從外地部隊中抽調(diào)，軍人往往占參與施工全體工匠的半數(shù)，有工程，即“兵部撥軍，戶部支糧，工部止于辦料”。
四是內(nèi)官監(jiān)：原名內(nèi)使監(jiān)，奉侍內(nèi)廷外，通掌“內(nèi)史名籍，總督各職”，即管理宮中所有太監(jiān)，是明初內(nèi)官第一署，鄭和曾長期任內(nèi)官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明宣宗時，行票擬制度，即內(nèi)閣學士將奏章“用小票墨書”交司禮監(jiān)，由皇帝裁決。明宣宗去世時，明英宗僅9歲，司禮監(jiān)掌控了裁決權(quán)，地位始高于內(nèi)使監(jiān)，后者成了內(nèi)官中的工部，遇皇家工程，則“董（監(jiān)督管理）其役”。
四部門合作，內(nèi)官監(jiān)權(quán)最大，明代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稱：“工曹修造諸差，多與內(nèi)監(jiān)同事，迕之未免得禍，若與協(xié)和，必同染膩穢，為清流所薄，后日吏議每從此搜抉，以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
《明實錄》也說：“庶務叢脞（音如從挫，意為細碎雜亂），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系。”
修一扇窗槅報價五千金
該模式致腐敗嚴重，內(nèi)官監(jiān)總多報預算。據(jù)《明實錄》，工部知虛報三分已成定例，會“量減一分”，太監(jiān)們明白后，“往往過為加增，以圖侵克”。
1610年，正陽門樓毀于火，內(nèi)官報的修復預算達13萬兩白銀，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嘉言“素以負氣稱”，反駁：“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眾，宜加倍為六千。”太監(jiān)們暴怒，“奮于拳欲毆之”，在場科道無人直言。第二年官員考核，張嘉言“以不謹被斥”。最后，批準的預算是三萬兩白銀。
沈德符說：“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shù)百倍。曾聞乾清宮窗槅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nèi)珰猶未滿志也。”明末官員李廷機也說，國家工役，預算會高出成本“一倍至二三十倍”。
據(jù)高壽仙鉤沉，明代北京工程花銷驚人：武宗初建豹房，費銀24萬余兩；天啟時重建三大殿，費銀595萬余兩，尚稱“工倍費省，未有如斯舉者”；長陵、永陵、定陵費銀各800余萬兩……
明中后期，營建費用暴增，非明初統(tǒng)治者勤儉節(jié)約，而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將皇家的窮奢極欲暴露出來。
明初行徭役制度，明成祖建北京，征用23萬工匠、百萬民工和大量士兵，只需月給赴京工匠米5斗、在京民匠米4斗，即可應付。市場化后，真實成本暴露，“計木一株，山林僅十余金，拽運輒至七八百人，耽延輒至八九月，盤費輒至一二千兩之上”。人力騰貴，皇家只好“京師營建，率役京軍”，初期靠三大營，后“簡選三大營余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且許罪犯“輸役贖罪”。
接了別人不愿接的重任
營建是明朝腐敗的重災區(qū)。以吳中為例，他在工部任職20多年，“勤敏善算”，官至尚書。一次被提拔，領(lǐng)誥命回家，妻子問：“這是皇帝寫的？”吳中告以翰林代筆，妻子說，翰林果然知人，誥命中從頭到尾沒寫一個“廉”字。
氛圍如此，阮安如一道清流。
阮安，字阿留，交阯（今屬越南）人。永樂五年（1407年），安南陳朝外戚黎季犛（又名胡季犛，先祖是浙江人）篡位，建胡朝（大虞國）。明成祖派使譴責，黎季犛反譏朱棣也是篡位者。明成祖大怒：“此而不誅，兵則奚用？”派33歲的張輔率80萬大軍，滅胡朝，俘胡季犛及親戚至南京。
張輔將1.6萬名安南匠人、文人分三次送至明廷，并閹三千童子，給皇家當太監(jiān)，阮安年幼，與興安、阮浪等至“內(nèi)館”學習。此前多稱王振始設內(nèi)書堂，不確。
10年后，阮安可能參與了明成祖營建北京的工作，《明史》記：“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guī)制，工部奉行而已。”
永樂十九年，皇宮建成僅4個月，三大殿（即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清改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火燒光，第二年，乾清宮毀于火災。此后15年，明朝未修皇宮，明仁宗下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準備回南京。
明英宗一上位，為防草原部落襲擾，“命太監(jiān)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率軍夫數(shù)萬人，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別人均“視而避之，無意接此重任”，阮安等用時兩年，使其“煥然金湯，鞏固足以聳萬國之瞻矣”。
身后遺產(chǎn)不足十金
修京師九門城樓前，工部侍郎蔡信認為“非征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經(jīng)阮安籌劃，僅用萬余京兵和國庫所存物料，便完成任務。名臣楊士奇說阮安：“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為畫也。”
修完城樓，阮安被派去整治白河決口，僅用1.5萬余人，一個多月便竣工，明英宗大喜，賜名“通濟河”。
正統(tǒng)五年（1440年），明廷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宮、坤寧宮，阮安用“材木諸料俱舊所采辦儲積者，故事集而民不擾”，明英宗賜給他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彩緞八表里、鈔萬貫，是賞內(nèi)臣最多的一次。
正統(tǒng)七年，明英宗令“建宗人府、吏部、戶部、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jiān)、太醫(yī)院于大明門之東，翰林院于長安左門之東”，同年修“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錦衣衛(wèi)各衙門于大明門之西，行人司于長安右門之西”，阮安“皆大著勞績”。
正統(tǒng)九年，阮安修盧溝橋，此前“工費累鉅萬，經(jīng)歲不得休”，阮安不到一個月便完成，“民不被其擾，不預其勞”。
正統(tǒng)十年，阮安被派去加固北京城墻，當時外側(cè)是磚墻，內(nèi)側(cè)仍是土墻，遇雨常坍塌，阮安使內(nèi)外一致。
正統(tǒng)十四年，英宗命“太監(jiān)阮安、陳鼎行視，自通州抵南京漕運水路”，景泰四年（1453年），阮安去山東治理張秋河，病死途中。
阮安一生從事皇家工程，去世時，遺產(chǎn)竟“幣無十金”。明人葉盛在《水東日記》中贊：“為人清苦介潔。”“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
《明宮城圖》實有兩幅
阮安有功于北京建設，卻不為后人所知。
一是阮安有《營建紀成詩》集，“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被太監(jiān)王振“一言而止”，王振主持過多項皇家工程，卻沒參與北京城營建，不愿讓阮安聞名。一是清代修《欽定歷代職官表》時，認為阮安是宦官，督理皇家工程，有越權(quán)之嫌，“嗣自內(nèi)臣日益恣橫，往往擅興工役，侵漁干沒不可殫計”。
著名學者張秀民說：“明自永樂、宣德以后，宦官權(quán)重，當時宦官除本國人外，又多朝鮮人與交阯人，而交阯派尤有勢力。”但阮安為人低調(diào)，一生清廉。可能與他無黨附有關(guān)，且此時在宮中，內(nèi)官監(jiān)權(quán)力已下降。
阮安多次主持皇家工程，不等于他是“設計師”。阮安沒接受過設計師教育，亦無家學，他在“內(nèi)館”只是識字、讀經(jīng)，所以他會寫詩、出詩集；阮安的主要貢獻在工程管理，古人建筑設計程式化，常由主持官員決定組合方式，下屬會提交多種方案，且提交方案的是多人，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總設計師”。
同理，吳中、蔡信等官員應該也不懂設計。孫紅芬、許建華認為，故宮的“總設計師”應是蒯祥。故宮現(xiàn)仍存一幅《明宮城圖》，上繪一紅袍官員，標為“工部侍郎蒯祥”，它是紫禁城工程圖，“給皇上和一些官員作為驗收之用的”。
有學者提出異議，因南京博物館也有一幅《明宮城圖》，紅衣官員下未標名，則故宮藏畫的標注可能是后人偽造。但《明宮城圖》不強調(diào)藝術(shù)性，只是工作報告，蒯祥可能畫了好幾幅，一幅署名上繳，留在故宮，另一幅被帶回南京。
阮氏王朝曾模仿故宮
孫紅芬、許建華指出：“紫禁城的工程浩大而漫長，歷時十四年……在洪熙、正統(tǒng)、景泰、成化的近一百年期間均有修造，最終才形成了規(guī)模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的設計和建造者顯然不可能是一個人，而是一幫人。”即“香山幫”，以蒯明思、蒯福能、蒯祥祖孫為代表。
學者施曉平鉤沉，蒯家本湖北襄陽人，明初遷至蘇州吳縣香山（今屬蘇州市），蒯明思“優(yōu)游于畎畝間”，可能不是工匠，他的兒子蒯福能“主大營繕，為木工首”，參與了明成祖建北京的工程。
“香山幫”擅干闌式建筑，但“最遲在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蘇州先民已能建造這種建筑”，可見，蒯祥的貢獻是把傳統(tǒng)設計與明廷需要有機結(jié)合起來，需以扎實的操作技術(shù)為基礎(chǔ)，阮安顯然不行。
古代木工多有家傳，因“童子功”重要，年略長則手指關(guān)節(jié)不靈活，蒯祥應在童年時已跟著父親學木工，“能以兩手握筆畫雙龍，合之如一；每宮中有所修繕，中使導以入，祥略用尺準度，若不經(jīng)意，及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明憲宗稱為“蒯魯班”，俸至從一品。
元朝時，安南使節(jié)鄧汝霖到北京，密畫宮苑圖本。1803年，阮氏王朝開國皇帝阮福定都順化，多次派使團到北京求封，并學習城市規(guī)劃、建筑。1832年阮氏王朝建順化皇城，也設中軸線，名稱（紫禁城、大內(nèi)、午門、大朝儀、太和殿、太廟等）都來自故宮，建筑面積不足故宮的一半。在創(chuàng)意上，越南長期模仿和學習中國，阮安不太可能在建筑設計做出獨到的貢獻。
阮安不算設計師，更不可能是“故宮的總設計師”。
“黃圖峙北壓中原，佳氣成龍擁帝闇。秦地山河雄四塞，漢家宮闕蔚千門。”
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朝鮮詩人許筠以陳奏副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第一次看到北京的紫禁城，感其氣勢，在《入京師有作》中這樣寫到。詩的結(jié)尾，許筠盛贊“昨夜觀臺占景緯，使星光燭紫微垣”。
許筠另有一首《詠雪后早朝》，也提到了紫禁城：“天飚吹雪凍蓬瀛，璧瓦銀甍耀玉清。輕旭漸暾（音如吞，意為日出）鳷鵲觀（鳷音如支，鳷鵲是古代傳說中的異鳥，鳷鵲觀是漢代甘泉宮中的樓觀，被認為是標志性建筑之一），宿云初霽鳳凰城。”
“蓬瀛”“玉清”“鳷鵲觀”“鳳凰城”……可見故宮給詩人帶來的震撼力。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故宮是明清兩朝留給北京的最大文物，但“故宮的總設計師”是誰，一直存爭議，有蒯祥說、蔡信說、吳中說等。
令人驚訝的是，《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部分提出，故宮的“設計師是一位名叫阮安的安南（即越南）太監(jiān)，他也在重建北京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此說被廣泛傳播，也被國內(nèi)的網(wǎng)絡寫手演繹成《故宮的總工程師是個越南人？》《故宮明明屬于中國，越南人卻說：越南人的功勞最大？》等，雖有辨析，卻不得要領(lǐng)。
阮安是何許人也？他真是建筑設計師？他在哪學的設計？本文主要依據(jù)學者孫紅芬、許建華的《明代香山幫工匠的輝煌杰作——紫禁城》，予以解讀。
四家合作，太監(jiān)權(quán)力最大
了解故宮，須先了解明代皇家工程運作方式。據(jù)學者高壽仙的《明代北京營建事宜述略》，明代皇家工程由四部門負責：
一是工部：“掌天下百工營作”，為六部之末，向被仕進者視為冷局，嘉靖時大興土木，“營繕司尤盛，郎中多至十余員，得驟升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者，人始慕之”。
二是宛平、大興二附郭京縣（即國都轄縣，明代北京以中軸線為界，東為大興，西為宛平）：下屬工房設南、北科，南科辦物料，北科征集匠人。
三是兵部：京衛(wèi)中的武功三衛(wèi)皆工匠，且常從外地部隊中抽調(diào)，軍人往往占參與施工全體工匠的半數(shù)，有工程，即“兵部撥軍，戶部支糧，工部止于辦料”。
四是內(nèi)官監(jiān)：原名內(nèi)使監(jiān)，奉侍內(nèi)廷外，通掌“內(nèi)史名籍，總督各職”，即管理宮中所有太監(jiān)，是明初內(nèi)官第一署，鄭和曾長期任內(nèi)官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明宣宗時，行票擬制度，即內(nèi)閣學士將奏章“用小票墨書”交司禮監(jiān)，由皇帝裁決。明宣宗去世時，明英宗僅9歲，司禮監(jiān)掌控了裁決權(quán)，地位始高于內(nèi)使監(jiān)，后者成了內(nèi)官中的工部，遇皇家工程，則“董（監(jiān)督管理）其役”。
四部門合作，內(nèi)官監(jiān)權(quán)最大，明代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稱：“工曹修造諸差，多與內(nèi)監(jiān)同事，迕之未免得禍，若與協(xié)和，必同染膩穢，為清流所薄，后日吏議每從此搜抉，以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
《明實錄》也說：“庶務叢脞（音如從挫，意為細碎雜亂），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系。”
修一扇窗槅報價五千金
該模式致腐敗嚴重，內(nèi)官監(jiān)總多報預算。據(jù)《明實錄》，工部知虛報三分已成定例，會“量減一分”，太監(jiān)們明白后，“往往過為加增，以圖侵克”。
1610年，正陽門樓毀于火，內(nèi)官報的修復預算達13萬兩白銀，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嘉言“素以負氣稱”，反駁：“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眾，宜加倍為六千。”太監(jiān)們暴怒，“奮于拳欲毆之”，在場科道無人直言。第二年官員考核，張嘉言“以不謹被斥”。最后，批準的預算是三萬兩白銀。
沈德符說：“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shù)百倍。曾聞乾清宮窗槅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nèi)珰猶未滿志也。”明末官員李廷機也說，國家工役，預算會高出成本“一倍至二三十倍”。
據(jù)高壽仙鉤沉，明代北京工程花銷驚人：武宗初建豹房，費銀24萬余兩；天啟時重建三大殿，費銀595萬余兩，尚稱“工倍費省，未有如斯舉者”；長陵、永陵、定陵費銀各800余萬兩……
明中后期，營建費用暴增，非明初統(tǒng)治者勤儉節(jié)約，而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將皇家的窮奢極欲暴露出來。
明初行徭役制度，明成祖建北京，征用23萬工匠、百萬民工和大量士兵，只需月給赴京工匠米5斗、在京民匠米4斗，即可應付。市場化后，真實成本暴露，“計木一株，山林僅十余金，拽運輒至七八百人，耽延輒至八九月，盤費輒至一二千兩之上”。人力騰貴，皇家只好“京師營建，率役京軍”，初期靠三大營，后“簡選三大營余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且許罪犯“輸役贖罪”。
接了別人不愿接的重任
營建是明朝腐敗的重災區(qū)。以吳中為例，他在工部任職20多年，“勤敏善算”，官至尚書。一次被提拔，領(lǐng)誥命回家，妻子問：“這是皇帝寫的？”吳中告以翰林代筆，妻子說，翰林果然知人，誥命中從頭到尾沒寫一個“廉”字。
氛圍如此，阮安如一道清流。
阮安，字阿留，交阯（今屬越南）人。永樂五年（1407年），安南陳朝外戚黎季犛（又名胡季犛，先祖是浙江人）篡位，建胡朝（大虞國）。明成祖派使譴責，黎季犛反譏朱棣也是篡位者。明成祖大怒：“此而不誅，兵則奚用？”派33歲的張輔率80萬大軍，滅胡朝，俘胡季犛及親戚至南京。
張輔將1.6萬名安南匠人、文人分三次送至明廷，并閹三千童子，給皇家當太監(jiān)，阮安年幼，與興安、阮浪等至“內(nèi)館”學習。此前多稱王振始設內(nèi)書堂，不確。
10年后，阮安可能參與了明成祖營建北京的工作，《明史》記：“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guī)制，工部奉行而已。”
永樂十九年，皇宮建成僅4個月，三大殿（即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清改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火燒光，第二年，乾清宮毀于火災。此后15年，明朝未修皇宮，明仁宗下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準備回南京。
明英宗一上位，為防草原部落襲擾，“命太監(jiān)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率軍夫數(shù)萬人，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別人均“視而避之，無意接此重任”，阮安等用時兩年，使其“煥然金湯，鞏固足以聳萬國之瞻矣”。
身后遺產(chǎn)不足十金
修京師九門城樓前，工部侍郎蔡信認為“非征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經(jīng)阮安籌劃，僅用萬余京兵和國庫所存物料，便完成任務。名臣楊士奇說阮安：“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為畫也。”
修完城樓，阮安被派去整治白河決口，僅用1.5萬余人，一個多月便竣工，明英宗大喜，賜名“通濟河”。
正統(tǒng)五年（1440年），明廷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宮、坤寧宮，阮安用“材木諸料俱舊所采辦儲積者，故事集而民不擾”，明英宗賜給他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彩緞八表里、鈔萬貫，是賞內(nèi)臣最多的一次。
正統(tǒng)七年，明英宗令“建宗人府、吏部、戶部、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jiān)、太醫(yī)院于大明門之東，翰林院于長安左門之東”，同年修“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錦衣衛(wèi)各衙門于大明門之西，行人司于長安右門之西”，阮安“皆大著勞績”。
正統(tǒng)九年，阮安修盧溝橋，此前“工費累鉅萬，經(jīng)歲不得休”，阮安不到一個月便完成，“民不被其擾，不預其勞”。
正統(tǒng)十年，阮安被派去加固北京城墻，當時外側(cè)是磚墻，內(nèi)側(cè)仍是土墻，遇雨常坍塌，阮安使內(nèi)外一致。
正統(tǒng)十四年，英宗命“太監(jiān)阮安、陳鼎行視，自通州抵南京漕運水路”，景泰四年（1453年），阮安去山東治理張秋河，病死途中。
阮安一生從事皇家工程，去世時，遺產(chǎn)竟“幣無十金”。明人葉盛在《水東日記》中贊：“為人清苦介潔。”“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
《明宮城圖》實有兩幅
阮安有功于北京建設，卻不為后人所知。
一是阮安有《營建紀成詩》集，“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被太監(jiān)王振“一言而止”，王振主持過多項皇家工程，卻沒參與北京城營建，不愿讓阮安聞名。一是清代修《欽定歷代職官表》時，認為阮安是宦官，督理皇家工程，有越權(quán)之嫌，“嗣自內(nèi)臣日益恣橫，往往擅興工役，侵漁干沒不可殫計”。
著名學者張秀民說：“明自永樂、宣德以后，宦官權(quán)重，當時宦官除本國人外，又多朝鮮人與交阯人，而交阯派尤有勢力。”但阮安為人低調(diào)，一生清廉。可能與他無黨附有關(guān)，且此時在宮中，內(nèi)官監(jiān)權(quán)力已下降。
阮安多次主持皇家工程，不等于他是“設計師”。阮安沒接受過設計師教育，亦無家學，他在“內(nèi)館”只是識字、讀經(jīng)，所以他會寫詩、出詩集；阮安的主要貢獻在工程管理，古人建筑設計程式化，常由主持官員決定組合方式，下屬會提交多種方案，且提交方案的是多人，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總設計師”。
同理，吳中、蔡信等官員應該也不懂設計。孫紅芬、許建華認為，故宮的“總設計師”應是蒯祥。故宮現(xiàn)仍存一幅《明宮城圖》，上繪一紅袍官員，標為“工部侍郎蒯祥”，它是紫禁城工程圖，“給皇上和一些官員作為驗收之用的”。
有學者提出異議，因南京博物館也有一幅《明宮城圖》，紅衣官員下未標名，則故宮藏畫的標注可能是后人偽造。但《明宮城圖》不強調(diào)藝術(shù)性，只是工作報告，蒯祥可能畫了好幾幅，一幅署名上繳，留在故宮，另一幅被帶回南京。
阮氏王朝曾模仿故宮
孫紅芬、許建華指出：“紫禁城的工程浩大而漫長，歷時十四年……在洪熙、正統(tǒng)、景泰、成化的近一百年期間均有修造，最終才形成了規(guī)模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的設計和建造者顯然不可能是一個人，而是一幫人。”即“香山幫”，以蒯明思、蒯福能、蒯祥祖孫為代表。
學者施曉平鉤沉，蒯家本湖北襄陽人，明初遷至蘇州吳縣香山（今屬蘇州市），蒯明思“優(yōu)游于畎畝間”，可能不是工匠，他的兒子蒯福能“主大營繕，為木工首”，參與了明成祖建北京的工程。
“香山幫”擅干闌式建筑，但“最遲在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蘇州先民已能建造這種建筑”，可見，蒯祥的貢獻是把傳統(tǒng)設計與明廷需要有機結(jié)合起來，需以扎實的操作技術(shù)為基礎(chǔ)，阮安顯然不行。
古代木工多有家傳，因“童子功”重要，年略長則手指關(guān)節(jié)不靈活，蒯祥應在童年時已跟著父親學木工，“能以兩手握筆畫雙龍，合之如一；每宮中有所修繕，中使導以入，祥略用尺準度，若不經(jīng)意，及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明憲宗稱為“蒯魯班”，俸至從一品。
元朝時，安南使節(jié)鄧汝霖到北京，密畫宮苑圖本。1803年，阮氏王朝開國皇帝阮福定都順化，多次派使團到北京求封，并學習城市規(guī)劃、建筑。1832年阮氏王朝建順化皇城，也設中軸線，名稱（紫禁城、大內(nèi)、午門、大朝儀、太和殿、太廟等）都來自故宮，建筑面積不足故宮的一半。在創(chuàng)意上，越南長期模仿和學習中國，阮安不太可能在建筑設計做出獨到的貢獻。
阮安不算設計師，更不可能是“故宮的總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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