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羞恥癥”，顧名思義，指個體在面對自己努力時感到羞愧或不安，害怕他人看到自己努力的一種心態。
處于學習階段的“學生黨”有這種心態的比例更高、表現得也會更明顯，但也有許多“工作黨”也羞于讓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甚至很多人在愛好、特長中都忍不住打造一種毫不費力就成功的人設。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迎合“反內卷”“松弛感”社會心理偏向，還能營造自己的獨特。而這樣的群體在看到“努力羞恥癥”這種以癥候形式概括群體心理的詞語后，又很難不進行自我對照，進而找尋同類與情感共鳴。
“成群結隊”的癥候名
近些年，我們時常能聽到各類有趣的癥候名。比如以下幾例。
冒名頂替綜合征（Impostor syndrome）：一種特殊的心理模式，在這種心理模式中，即便有外部證據證明當事人的能力，他們仍然會長期懷疑自己的成就，認為自己不值得擁有這些名譽，并對自己被揭露為“騙子”有一種持久的內在恐懼。
浮鴨綜合征：鴨子在水面上優雅滑行的形象，表面看起來它們輕松自如，但水下的腳卻在瘋狂劃動。用以形容那些看似游刃有余，實則內心承受巨大壓力的人。
社交恐懼癥：即“社恐”，在處于社交場合或與人打交道時，個體會出現明顯而持久的害怕、焦慮，害怕尷尬、害怕丟臉的行為舉止，為了減輕這些恐懼，他們往往會回避社交場合。
成人ADHD：即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動癥，主要癥狀包括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和沖動行為。
癥候名出現在社交平臺的頻率也越來越高。這些癥候有的是心理模式，也有的是精神類疾病，但年輕人在使用這些癥候進行自我描述時，很少表現出精神類疾病患者的病恥感，更多是出于為自己的某種情緒提供合理化解釋的心態。大多數使用者鮮少表現出病恥感，反而會將癥候視作一種標簽，便于自己在社交媒體找尋同類。
貼標簽并非新鮮事，“佛系青年”“蹲族”“空心人”等各類詞語層出不窮，成為大眾媒體或學界概括、解釋當代青年的一種方式。但癥候類標簽有別于這些詞：一方面，這是一種年輕人主動進行自我解釋后流行的標簽；另一方面，這些標簽存在明顯的病理化特點，也即將個體的心理和行為模式歸因于一種具體的疾病。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年輕人如何實現將癥候從病理化轉向流行化甚至娛樂化，以及他們為何會采用這種方式解釋自我。
優雅的焦慮
聰明、天賦比勤懇更有用似乎來自我們的生活經驗。盡管讀書時期，家長老師都告訴我們“天道酬勤”，盡管我們自小學過“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但是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也會發現，聰明的人很容易比勤奮的人受到更多的艷羨，而勤奮、努力則更像是對“笨拙”的一種彌補。哪怕是在校園小說中，相比勤奮苦學、挑燈夜戰的學霸，不聽課不學習就能斬獲第一的學神更容易受到讀者喜愛。
此外，隨著長大，我們也意識到努力未必就能贏得想要的結果，奮力備考或許還是無法上岸，付出全部心血去做的項目也可能會失敗，當十分耕耘換不了一分收獲后，不愿讓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更像是一種自我保護，這樣哪怕最后的結果并不如人意，也可以笑說自己其實只是隨便“水水”。
恥于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反內卷”風向有關。“內卷”早已不是新鮮話題，當個體的需求與有限的社會資源之間產生沖突，理性競爭已無法保證個體對資源的獲得時，陷入“進退兩難”困境的個體選擇反抗這種無效的、非理性的競爭，采用的方式常常表現為“躺平”。這里的“躺平”與其說是放棄努力，倒不如說是一種回應現實困境的“生存法則”，看似調侃、娛樂化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消解焦慮，為我們在“強內卷”的“高壓生活”中營造了一個“回旋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努力很容易被打上“卷”的標簽。如果說，過去許多人的努力羞恥源于一種打造毫不費力就能成功的人設渴求，或者對勤奮難以獲得回報的擔憂，那么如今許多人的努力羞恥更像是對無法融入大環境的恐懼。
人的社會性決定了我們無法不在意他人的眼光與評價，特別是當自己與大多數人有明顯不同時，很容易陷入不安與焦慮，并迅速掩藏自己的不同，嘗試重新回到群體之中。
矛盾的是放棄努力并不能帶我們逃離“內卷”困境，也無法讓我們實現期冀的目標，因此，有“努力羞恥癥”的人往往同時有著“浮鴨綜合征”，以看似毫不費力實則極為拼命的姿態維持著現狀。
拼命的背后是一種對“優績主義”的追求。尼爾·馬科維茨認為，“優績主義理念對平等的承諾在于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表現出色而獲得成功”。習慣了這種思維的我們也會習慣于以努力在競爭中獲勝的方式贏得成功。但這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無止境的競爭陷入了“不進則退”的階層焦慮感，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在擔憂因不夠優秀而被淘汰，而一旦被淘汰，人生可能就此無望了。
從這一點看，那些“冒名頂替綜合征”的人中很多人的焦慮或許也來自這種競爭可能失敗的擔憂，正如馬科維茨所言，“無論是在學業上還是工作中，拔得頭籌的競爭中也因此是最沒有安全感的，因為越是處于頂層的人，表現上的微小差異越會造成獎勵回報的巨大差異。”
盡管松弛感在社交平臺上盛極一時，也有越來越多人在嘗試以更松弛的狀態生活，但從現實來看，更多人依然處于焦慮中，這種焦慮并不是個體的病理性表現，反而更像是某種社會性癥候，這樣看來，或許那些流行癥候是社會癥候的一部分。
自我的病理化
如果說此前的“佛系青年”“空巢青年”更像是某種概括式形容，那么如今的流行化癥候就更像是病理化解讀。尤其是“社恐”“成人ADHD”等名詞，似乎指向的是一種具體疾病，但實際上被泛化為一些帶有疾病特征的性格或個性。
許多在社交平臺自稱為“社恐”“成人ADHD”的年輕人其實并未經過診斷，這種自稱更近似于此前流行過的“確診為……”敘事，即認為自己具有一些角色的特質，或者符合角色的一些臺詞，本質上都是在社交媒介給自己貼標簽的方式。
用一些癥候作為表意符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賦予自我感知以意義。網絡信息傳播的發達會加速大眾的符號生產與傳播，這些符號既是大眾對社會現實的一種回應，也會進一步重塑大眾對現實生活的認識。經過社交媒介的傳播，這些符號能夠營造出具有獨特“風格”和“意蘊”的亞文化空間。
年輕人在互聯網使用這些符號時，已經順利完成符號的意義生產、彼此交換并共享的全過程。由此，這些癥候與此前的社會所指有了區分。而年輕人在社交平臺的使用中又對這些符號重新編碼，賦予了其新內涵，流行癥候也就有了新的所指。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些癥候在大眾媒介中產生了語意的偏移。
流行癥候的使用背后同樣有著青年人利用自我污名化的方式轉移和消解焦慮的需求。
在戈夫曼的最初理論中，污名化是指給人或物貼上負面或侮辱性標簽，使其在互動中受到損害，這是一種社會特征。但自我污名化的獨特之處在于，個體主動選擇這些負面標簽，從而對其原本的消極意義進行了稀釋。表面上，自我污名化是在用負面標簽進行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但實際上因標簽的消極意義已經被稀釋，主動選擇后實現的是一種自我安慰和情感歸依。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一些精神類疾病患者往往有極強的病恥感，但主動貼上疾病標簽的人群能更坦然甚至更樂于以“病友”自稱，完成自我污名化的他們已經削弱了疾病的負面屬性，表達癥狀也變為了抒發情緒、尋找同類的方法。
以流行癥候自稱、自我污名的現象在近幾年尤為突出。此前引起過許多人討論的“985廢物”“小鎮做題家”等標簽背后，同樣有著一批陷入自我身份建構困境的年輕人。當自我身份難以確認之時，尋找一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概括自己的狀態、又能有一些同類的標簽就成為一種應對之策。
成長于互聯網時代的青年群體，習慣于在社交平臺完成自我表達與身份認同，而大眾媒介又加劇了個體身份的碎片化、標簽化，因此，在網絡尋找同類更像是尋找持有某一特定標簽的群體，進而再共同打造一個只屬于這一群體的社群，年輕人便能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一種自我身份確認。
我們常說當代社會已經是原子化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個體的孤獨似乎成為一種必然。于是，年輕人嘗試通過社交媒介緩解現實社交難以解決的孤獨感。但身體交往的缺失、心照不宣的“社交禮儀”“在線自我”與“真實自我”間無法逾越的鴻溝，都弱化了交往中的情感屬性，最終帶來社交異化。
通過社群找尋同類或許也是一些人對抗社交異化的方式。按照慣性思維，與自己相似之人更能理解我們的處境與心情，因此，持有相似標簽、在共同社群的“網友”或許更容易看到“社交禮儀”之下的情緒流動，也更容易觸碰在線“自我背后”的“真實自我”，如此，便可能對抗線上社交帶來的“群體性孤獨”。
顯然，這種社交模式背后是一種渴求被看見、被理解的心理需求。社交媒介讓我們有了更多自我披露的機會，但披露只是一種展演，無法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被看見”。對許多人來說，所謂的被看見是關注到展演背后真實而具體的個體，看見個體完整的喜怒哀樂，并理解其所有允許或不被允許的情緒與情感。特別是當所有人都按照一定的風氣和標準學習、生活、工作時，個體內心有悖于這一標準的部分就會極其渴望被允許并被理解。
喜歡用各類癥候、名詞給自己貼上標簽的年輕人，看似是在明確一種與他人的共性，實際上更希望被看到的是共性背后的個性。換言之，他們常做的就是將真實的自我掩藏于容易讓人共情的標簽之下，等待有人能撕開這層標簽，看見他們內在的焦慮、不安與抵抗。這樣看來，那些羞恥癥、綜合征、障礙之下，其實只是一個個擔心自己無法滿足他人要求、無法迎合社會標準的焦慮又脆弱的個體罷了。
“努力羞恥癥”，顧名思義，指個體在面對自己努力時感到羞愧或不安，害怕他人看到自己努力的一種心態。
處于學習階段的“學生黨”有這種心態的比例更高、表現得也會更明顯，但也有許多“工作黨”也羞于讓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甚至很多人在愛好、特長中都忍不住打造一種毫不費力就成功的人設。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迎合“反內卷”“松弛感”社會心理偏向，還能營造自己的獨特。而這樣的群體在看到“努力羞恥癥”這種以癥候形式概括群體心理的詞語后，又很難不進行自我對照，進而找尋同類與情感共鳴。
“成群結隊”的癥候名
近些年，我們時常能聽到各類有趣的癥候名。比如以下幾例。
冒名頂替綜合征（Impostor syndrome）：一種特殊的心理模式，在這種心理模式中，即便有外部證據證明當事人的能力，他們仍然會長期懷疑自己的成就，認為自己不值得擁有這些名譽，并對自己被揭露為“騙子”有一種持久的內在恐懼。
浮鴨綜合征：鴨子在水面上優雅滑行的形象，表面看起來它們輕松自如，但水下的腳卻在瘋狂劃動。用以形容那些看似游刃有余，實則內心承受巨大壓力的人。
社交恐懼癥：即“社恐”，在處于社交場合或與人打交道時，個體會出現明顯而持久的害怕、焦慮，害怕尷尬、害怕丟臉的行為舉止，為了減輕這些恐懼，他們往往會回避社交場合。
成人ADHD：即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動癥，主要癥狀包括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和沖動行為。
癥候名出現在社交平臺的頻率也越來越高。這些癥候有的是心理模式，也有的是精神類疾病，但年輕人在使用這些癥候進行自我描述時，很少表現出精神類疾病患者的病恥感，更多是出于為自己的某種情緒提供合理化解釋的心態。大多數使用者鮮少表現出病恥感，反而會將癥候視作一種標簽，便于自己在社交媒體找尋同類。
貼標簽并非新鮮事，“佛系青年”“蹲族”“空心人”等各類詞語層出不窮，成為大眾媒體或學界概括、解釋當代青年的一種方式。但癥候類標簽有別于這些詞：一方面，這是一種年輕人主動進行自我解釋后流行的標簽；另一方面，這些標簽存在明顯的病理化特點，也即將個體的心理和行為模式歸因于一種具體的疾病。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年輕人如何實現將癥候從病理化轉向流行化甚至娛樂化，以及他們為何會采用這種方式解釋自我。
優雅的焦慮
聰明、天賦比勤懇更有用似乎來自我們的生活經驗。盡管讀書時期，家長老師都告訴我們“天道酬勤”，盡管我們自小學過“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但是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也會發現，聰明的人很容易比勤奮的人受到更多的艷羨，而勤奮、努力則更像是對“笨拙”的一種彌補。哪怕是在校園小說中，相比勤奮苦學、挑燈夜戰的學霸，不聽課不學習就能斬獲第一的學神更容易受到讀者喜愛。
此外，隨著長大，我們也意識到努力未必就能贏得想要的結果，奮力備考或許還是無法上岸，付出全部心血去做的項目也可能會失敗，當十分耕耘換不了一分收獲后，不愿讓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更像是一種自我保護，這樣哪怕最后的結果并不如人意，也可以笑說自己其實只是隨便“水水”。
恥于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反內卷”風向有關。“內卷”早已不是新鮮話題，當個體的需求與有限的社會資源之間產生沖突，理性競爭已無法保證個體對資源的獲得時，陷入“進退兩難”困境的個體選擇反抗這種無效的、非理性的競爭，采用的方式常常表現為“躺平”。這里的“躺平”與其說是放棄努力，倒不如說是一種回應現實困境的“生存法則”，看似調侃、娛樂化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消解焦慮，為我們在“強內卷”的“高壓生活”中營造了一個“回旋空間”。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努力很容易被打上“卷”的標簽。如果說，過去許多人的努力羞恥源于一種打造毫不費力就能成功的人設渴求，或者對勤奮難以獲得回報的擔憂，那么如今許多人的努力羞恥更像是對無法融入大環境的恐懼。
人的社會性決定了我們無法不在意他人的眼光與評價，特別是當自己與大多數人有明顯不同時，很容易陷入不安與焦慮，并迅速掩藏自己的不同，嘗試重新回到群體之中。
矛盾的是放棄努力并不能帶我們逃離“內卷”困境，也無法讓我們實現期冀的目標，因此，有“努力羞恥癥”的人往往同時有著“浮鴨綜合征”，以看似毫不費力實則極為拼命的姿態維持著現狀。
拼命的背后是一種對“優績主義”的追求。尼爾·馬科維茨認為，“優績主義理念對平等的承諾在于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表現出色而獲得成功”。習慣了這種思維的我們也會習慣于以努力在競爭中獲勝的方式贏得成功。但這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無止境的競爭陷入了“不進則退”的階層焦慮感，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在擔憂因不夠優秀而被淘汰，而一旦被淘汰，人生可能就此無望了。
從這一點看，那些“冒名頂替綜合征”的人中很多人的焦慮或許也來自這種競爭可能失敗的擔憂，正如馬科維茨所言，“無論是在學業上還是工作中，拔得頭籌的競爭中也因此是最沒有安全感的，因為越是處于頂層的人，表現上的微小差異越會造成獎勵回報的巨大差異。”
盡管松弛感在社交平臺上盛極一時，也有越來越多人在嘗試以更松弛的狀態生活，但從現實來看，更多人依然處于焦慮中，這種焦慮并不是個體的病理性表現，反而更像是某種社會性癥候，這樣看來，或許那些流行癥候是社會癥候的一部分。
自我的病理化
如果說此前的“佛系青年”“空巢青年”更像是某種概括式形容，那么如今的流行化癥候就更像是病理化解讀。尤其是“社恐”“成人ADHD”等名詞，似乎指向的是一種具體疾病，但實際上被泛化為一些帶有疾病特征的性格或個性。
許多在社交平臺自稱為“社恐”“成人ADHD”的年輕人其實并未經過診斷，這種自稱更近似于此前流行過的“確診為……”敘事，即認為自己具有一些角色的特質，或者符合角色的一些臺詞，本質上都是在社交媒介給自己貼標簽的方式。
用一些癥候作為表意符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賦予自我感知以意義。網絡信息傳播的發達會加速大眾的符號生產與傳播，這些符號既是大眾對社會現實的一種回應，也會進一步重塑大眾對現實生活的認識。經過社交媒介的傳播，這些符號能夠營造出具有獨特“風格”和“意蘊”的亞文化空間。
年輕人在互聯網使用這些符號時，已經順利完成符號的意義生產、彼此交換并共享的全過程。由此，這些癥候與此前的社會所指有了區分。而年輕人在社交平臺的使用中又對這些符號重新編碼，賦予了其新內涵，流行癥候也就有了新的所指。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些癥候在大眾媒介中產生了語意的偏移。
流行癥候的使用背后同樣有著青年人利用自我污名化的方式轉移和消解焦慮的需求。
在戈夫曼的最初理論中，污名化是指給人或物貼上負面或侮辱性標簽，使其在互動中受到損害，這是一種社會特征。但自我污名化的獨特之處在于，個體主動選擇這些負面標簽，從而對其原本的消極意義進行了稀釋。表面上，自我污名化是在用負面標簽進行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但實際上因標簽的消極意義已經被稀釋，主動選擇后實現的是一種自我安慰和情感歸依。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一些精神類疾病患者往往有極強的病恥感，但主動貼上疾病標簽的人群能更坦然甚至更樂于以“病友”自稱，完成自我污名化的他們已經削弱了疾病的負面屬性，表達癥狀也變為了抒發情緒、尋找同類的方法。
以流行癥候自稱、自我污名的現象在近幾年尤為突出。此前引起過許多人討論的“985廢物”“小鎮做題家”等標簽背后，同樣有著一批陷入自我身份建構困境的年輕人。當自我身份難以確認之時，尋找一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概括自己的狀態、又能有一些同類的標簽就成為一種應對之策。
成長于互聯網時代的青年群體，習慣于在社交平臺完成自我表達與身份認同，而大眾媒介又加劇了個體身份的碎片化、標簽化，因此，在網絡尋找同類更像是尋找持有某一特定標簽的群體，進而再共同打造一個只屬于這一群體的社群，年輕人便能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一種自我身份確認。
我們常說當代社會已經是原子化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個體的孤獨似乎成為一種必然。于是，年輕人嘗試通過社交媒介緩解現實社交難以解決的孤獨感。但身體交往的缺失、心照不宣的“社交禮儀”“在線自我”與“真實自我”間無法逾越的鴻溝，都弱化了交往中的情感屬性，最終帶來社交異化。
通過社群找尋同類或許也是一些人對抗社交異化的方式。按照慣性思維，與自己相似之人更能理解我們的處境與心情，因此，持有相似標簽、在共同社群的“網友”或許更容易看到“社交禮儀”之下的情緒流動，也更容易觸碰在線“自我背后”的“真實自我”，如此，便可能對抗線上社交帶來的“群體性孤獨”。
顯然，這種社交模式背后是一種渴求被看見、被理解的心理需求。社交媒介讓我們有了更多自我披露的機會，但披露只是一種展演，無法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被看見”。對許多人來說，所謂的被看見是關注到展演背后真實而具體的個體，看見個體完整的喜怒哀樂，并理解其所有允許或不被允許的情緒與情感。特別是當所有人都按照一定的風氣和標準學習、生活、工作時，個體內心有悖于這一標準的部分就會極其渴望被允許并被理解。
喜歡用各類癥候、名詞給自己貼上標簽的年輕人，看似是在明確一種與他人的共性，實際上更希望被看到的是共性背后的個性。換言之，他們常做的就是將真實的自我掩藏于容易讓人共情的標簽之下，等待有人能撕開這層標簽，看見他們內在的焦慮、不安與抵抗。這樣看來，那些羞恥癥、綜合征、障礙之下，其實只是一個個擔心自己無法滿足他人要求、無法迎合社會標準的焦慮又脆弱的個體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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