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如何理解故宮博物院

2025-02-06 10:17:57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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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匾額被掛上紫禁城的城門，這座昔日皇家宮殿厚重的正紅宮門，自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以來，首度向百姓敞開。

百年之后，我們需要重新理解故宮，透過故宮的文化脈絡，細數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底，確立源遠流長的文化自信。深入故宮，我們以紫禁城為樣本，在傳承中創造新的文明；走出故宮，我們面向世界，構建更為奪目的“中國符號”。

近日，記者專訪了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他的故宮系列寫作，被譽為用文學建造了一個“紙上的故宮”。

祝勇

作家、紀錄片導演，藝術學博士，1968年出生于沈陽。現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出版作品數十種，有長篇小說《國寶》《血朝廷》，美學散文集《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文物南遷》等。

那些灰塵都是古物啊

周末周刊：您是很有知名度的故宮文化傳播者，在您眼中故宮是怎樣一方天地？

祝勇：故宮獨立而靜謐，它似乎停留在自己的時間里，不受現代時間的干擾，又在以獨特的方式與這個時代交互，它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大本營。

20世紀90年代，我就特別喜歡去故宮轉悠，覺得它是北京文化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后來我進入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工作，便覺得進入了一座深不見底的寶藏，越深入研究越發現瑰寶取之不竭。

周末周刊：深入寶藏，必然有許多令您心動、感慨處。

祝勇：比如故宮的雨花閣，雖然明代就有，但在清乾隆年間，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建成了一座藏傳佛教的密宗佛堂。閣頂上飛舞著4條巨大的蟠龍，游客站在保和殿北面的臺基上就可以望見它，但它沒有對游客開放。我第一次進入雨花閣時，看到里面的佛像、法器、唐卡等還按照乾隆時的原樣陳列著，上面落滿了灰塵。我開玩笑說：那些灰塵都是古物啊。

在故宮里，像這樣的藏傳佛教遺跡、文物很多，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皇后們信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對清朝的政治與文化影響巨大。所以故宮里的許多建筑、古物可以與西藏的建筑、文物對應起來看。從北京到拉薩、阿里，可以說山重水復，卻因文化而聯結成一個整體，這樣的聯系既神秘又奇妙。所以，故宮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這里有中華文明不同區域之間的互動。

還有一次，我從冰窖餐廳的廚師那里得知，他們每年冬天還在內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鎮餐飲。此后，每當我在凜冽的寒風中走過太和門廣場，聽到冰鎬的聲音在浩大的廣場上發出空曠的回聲，都會清晰地意識到，內金水河是一條歷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來瞻仰和憑吊的河，它仍是一條現實的、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動。

周末周刊：故宮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在時間的長河里沉浮。

祝勇：故宮是一個有機生命體，它有呼吸，也有情感。有形的故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參與者與見證者；無形的故宮延續著中華歷史文脈，承載著國家記憶，彰顯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實力和文化自信。

周末周刊：隨著文博產業的興盛，故宮成了中國人心目中的“頂級IP”，這暗合了中國崛起帶來的時代情緒的變化。看懂故宮，就是看懂中國人的精神家底。那么，該如何讓公眾更好地認識故宮？

祝勇：故宮從規劃到建筑布局，都體現著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和宇宙觀。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宮殿建筑群，明清兩代共有24位皇帝居住于此，政令四達。正如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李文儒所說，故宮博物院有它的職責和現代文化使命，應該將看向故宮的目光更多地放在科學價值、藝術價值、審美價值上。

文明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但傳播手段也尤為重要，如今我們正在利用更新的傳媒方式，更有效地進行傳播。故宮需要文化上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的，輕松之中見嚴肅，活潑之中見風骨。我們要讓故宮的文化傳播既惹人喜愛，又特立獨行。我的寫作也一樣，要懷著嚴謹的態度，在歷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這是我一直堅持的原則。

我們精神的來路

周末周刊：說起歷史中的真相，您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故宮那么大，為什么龍榻那么窄？”這似乎透露著您解讀歷史的不同視角？

祝勇：是的。故宮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為滿足皇家的權力需求，所以修建的建筑物很宏大。但是，另一方面，建筑和物品也要滿足人的生活的需求。比如，龍榻并不大，太大的床皇上睡著也會不舒服。比如成化年間的雞缸杯，大小很有講究，用虎口正好能握住。古物都是為了滿足當時人們生活習慣的訴求。所以，故宮里有權力的敘述，也有生活的細節。

周末周刊：您給了我們一種認識古物的新視角。您把故宮的物稱作“古物”而不是“文物”，有何深意？

祝勇：故宮是中國最大的藝術品博物館，珍藏的文物有186萬件之多，故宮的文物貫穿中華民族至少7000年歷史。

1914年在紫禁城內成立中國第一個皇家藏品博物館，就是以“古物”來命名的“古物陳列所”。我用“古物”二字，正是為了強調其時間屬性，因為每一件物品都收斂著歷朝的風雨，凝聚著時間的力量。

故宮的無窮時間里包含著無窮的物，可見的物或者消失的物。其中又包含著無窮的思緒、情感、盛衰、哀榮，我們面對如此磅礴的物質，其實也是面對無盡的時間。

周末周刊：您創作的《故宮古物之美》，字里行間像是進行了一場精神上的尋根之旅。

祝勇：面對古物，我相信那時的畫家或工匠，在完成曠世名作時腦子里未必會裝那么多的理念、術語，更多是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

就拿觀看古畫來說，作畫與觀畫，心動都是第一位的，假若心不動，則一切都不動。我們與古畫隔了百歲千載，古人作畫的時間、空間都已不再，假若觀者心無觸動，又如何能夠穿透時間的隔閡，去與作畫者心神相接？觀畫即是觀人，指向的終究是人的精神脈動。

我們透過紙頁去體會人的氣息、去透視歷史的命運，我們可以循著線條、筆墨的指引，一步步往回走，去貼近歷史原初的形跡，去體會創作者在特定環境下的呼喊與彷徨。

周末周刊：與古物的對話猶如“逆光之旅”，能給當下的時代帶來什么？

祝勇：“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古物是蕭蕭落木，透過它們，我們看到的是滾滾長江。

故宮的價值早已不限于朱紅高墻內的宮闕亭臺，故宮可以承載國家記憶、彰顯中華文化實力，并擔負起中外文化的交流。

優秀傳統文化是由故宮建成600多年以來的建筑和貫穿中華文明至少7000年歷史的古物共同建構的。這些物質文明屬于表層，反映的是中國人的精神特質、審美情趣和生活習慣等。所以，我們不能僅停留在物質層面去理解故宮，還應該透過物質去看人性、看人心、看中華民族的文明，那是我們精神的來路。

一墻之隔的寂寞與堅守

周末周刊：談到古物背后的古人，自然會令人想到今天的故宮人。

祝勇：如今的故宮周邊都是鬧市，穿越鬧市進入故宮，心就特別靜。我相信大部分故宮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他們一輩子從事研究或文物修復、古畫臨摹等，其實他們稍作轉型可以去搞文物鑒定、書畫創作等，都可以賺大錢，但故宮人只想守著故宮，把一輩子奉獻給這里。不同門類的專家年復一年在故宮開展研究，喧囂的現代生活與故紙堆里枯燥而絢爛的歷史似乎只有一墻之隔。

前幾天我去文物醫院，看到新來的年輕摹畫師正在十分耐心地臨摹古畫。按照我的眼光來看，她畫得與古畫幾乎一模一樣，但是老師傅說，她還在練習，水平還不夠摹畫呢。我想，這種耐心一半出于喜歡，一半出于責任感吧。故宮里的這些行當雖然寂寞，但它們不會消失，它們在傳承中更新換代，把中華民族優秀的藝術精神一直延續下去。

周末周刊：越是寂寞越見堅守的精神與價值。

祝勇：這樣的故事有很多。著名的故宮摹畫師馮忠蓮先生，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最早的會員之一，主攻山水、人物、佛像等。就在她的國畫創作才華大展時，因國家需要來到故宮博物院，默默無聞地從事古畫臨摹復制工作。

紙壽千年，絹壽八百，即使不算戰火輾轉，書畫卷軸也只能保存800年。臨摹應該算是最好的“保存”方式。馮忠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臨摹《清明上河圖》，至1980年完成，歷經20年之久，她的作品已成國家一級文物。2015年，《清明上河圖》真跡的展出十分轟動，但文物保護規定，脆弱的文物展覽時間不超過3個月，展品回到庫房休眠至少3年，讓它“恢復體力”。所以，馮先生臨摹的《清明上河圖》也成為重要的展品。

周末周刊：忘我與時間，成就了最好的“保存”。

祝勇：故宮有古銅、鐘表、裱畫、摹畫、書法、篆刻等行當的修復師。例如，上過央視的“故宮男神”王津，在故宮修了40多年鐘表。我的印象中，他總是戴著放大鏡、皺著眉頭，專心修復某座復雜的鐘表。讓我特別震撼的是，他的大工作臺上，零件鋪了一臺面，我問他，記得住嗎？是否需要照相才能復原？他說不用，完全記得住。王津是古鐘表修復技藝的第三代傳承人，他身上的一絲不茍、精益求精正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折射著各行各業一線勞動者的精神風貌。

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

周末周刊：您最近的故宮寫作聚焦哪些方面？

祝勇：我這幾年的創作以及未來的影視轉化，都圍繞著故宮文物南遷這一主題。

1933年，中國山河破碎之時，為防日寇劫毀，以易培基為首的故宮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運19000多箱故宮文物上路，時延十數年，地迤萬余里，輾轉顛沛，備嘗苦辛。這不是簡單的搶救珍寶，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搶救行動。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那段歷史更像是一段神話。一方面是因為它距離我們今天的生活足夠久遠，有關它的細節都已經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因為它在許多方面與我們的常識相悖。

近年來，我陸續到訪一些南遷途經地，寫下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和長篇小說《國寶》這兩部書稿。我希望通過寫作抵抗遺忘，讓那段珍貴的歷史記憶不被時光湮沒。歷史主題寫作的強大意義正蘊含于此。

周末周刊：在抵抗遺忘的過程中，您有何新發現？

祝勇：在尋訪故宮文物南遷的過程中，我與許多參與南遷故宮人的后代有聯絡，與他們中的一些人成了忘年交，也從他們口中得到許多細節。

老故宮人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老先生記憶力非常好，他的回憶復原了許多歷史細節。莊尚嚴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生，1924年參加“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故宮文物的工作，1925年入職故宮博物院。莊靈先生回憶，當時他們一家走的是西遷南路，在云貴高原上的邊塞小城安順，他們生活窘困，內心卻從容。當時，吃的是摻雜著沙子、石子、蟲子的“五子飯”，穿的衣服全是補丁。他們白天護著古物趕路，晚上在一起看書、做功課，全家人的心與桌上那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燈碗”一樣，一直亮著。

我看到莊尚嚴先生一家的照片，絲毫不曾感覺他們是離亂的書生。生逢亂世，人若飄蓬，他們的臉上看不出絲毫悵惘傷感。正是古物給了他們信心，他們運載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壓在他們心底，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的內心變得沉實安穩。他們衣履簡陋，捉襟見肘，表情里卻蘊藏著驕傲。他們知道，這樣一個創造出燦爛文化的民族，是堅不可摧的。我從歷史事件中看到了人的選擇，又從人的選擇中看到了未來。

那次與莊靈先生交談，他說了一件事。他父親晚年病重，在臺北的醫院里搶救，彌留之際嘴里反復念叨著兩個字，聲音微弱含混，身邊的人都聽不清楚。莊靈先生湊到父親的嘴邊反復聆聽，終于聽清了那兩個字：“北平”。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還是他的故鄉——北平。那是故宮文物南遷出發的地方，也是他一生魂牽夢縈的地方。

周末周刊：這一路上還有許多當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大家同心協力保護這份人類文化的遺產。

祝勇：我曾翻過許多史料，考證了南遷路上發生的許多意外。

1943年6月8日，峨眉縣發生的一場火災，危及故宮文物，《峨眉縣志》中記載了這件事。

我曾經不止一次到峨眉考察。今天的峨眉縣城，依然保留著當年的風貌，一條青石板砌成的主街兩邊，全是木構的房屋。那時的峨眉還沒有自來水，更沒有自來水槍，人們從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滅火，只能是杯水車薪。大火一旦燒出西門，故宮文物將遭受滅頂之災。峨眉百姓和駐守士兵一起動手，紛紛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廟庫房周圍拆出了一片“隔離帶”，終于使文物躲過一劫，安然無恙。

周末周刊：在書中您以什么方式來再現這些感人的故事？

祝勇：我的關于故宮文物南遷的小說即將出版，下一步還將配合故宮博物院的整體計劃，對此進行影視轉化和話劇轉化，讓故宮文物南遷之旅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一個個重新“活起來”。

舉世公認的“中國符號”

周末周刊：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歷經百年發展，故宮成為一個舉世公認的“中國符號”。

祝勇：就像李文儒先生多年前說過的，故宮博物院最大的價值，絕不是讓我們去崇拜皇權，他希望人們在了解傳統文化時要有反思、有鑒戒、有以史為鏡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故宮從統治整個國家的皇權象征，變成人民的博物館、變成現代公共文化空間，這是人類歷史的巨大變遷，目的是要建設新的文明和文化。

周末周刊：今天的故宮博物院正在全力打造“活力故宮”，一系列引人矚目的舉措與活動讓公眾感受到，這種活力意味著讓古代的文物與今天的生命發生互動，讓文物所承載的文化與今天的時代產生對話。

祝勇：正如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所說：“故宮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著文化養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賦予了故宮文化以現代力量。”一個開放的故宮，一個讓文物活起來的故宮，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到故宮、讀懂故宮。而讀懂了故宮，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理解中國傳統文化。

周末周刊：優秀傳統文化從歷史中而來，在今天依然滋養著我們的日常。

祝勇：在古代中國人的文化觀里，往事并不如煙，它可以通過物質凝聚、固化。人所創造的物質是一個精神綜合體，是歷史，是哲學，也是法度。

古人早已學會了區分生命的有意義和無意義，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無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織的現實。他們既不做理想的人質，把自己逼得無路可走，也不會以世外桃源安慰自己，因此他們崇儒、愛道、尊佛。最終，中國人將其融匯成一種全新的人生觀——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溫情地注視著人世間，把自視甚高的理想主義，置換為溫暖的人間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