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個女孩一樣運動”意味著什么？
回看女性歷史，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長久以來，在女性與運動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兩種強烈而扭曲的觀念：一端是“運動不適合女性”，而另一端則是女性參與運動意味著對完美身材的追求。公共空間鮮少有真正的討論關注女性在運動中的真實感受。自近代西方體育傳入中國以來，女性運動又受到國家與國民關系的捆綁，始終未能將女性運動真正帶回女性的生活世界。
自1995年以來，臺灣學者游鑒明持續關注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史。她前后花了14年時間詳細梳理近代江南地區女子體育的史料，寫成《運動場內外：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1895—1937）》（以下簡稱《運動場內外》）等書。她既關注女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表現，也關心她們離場后的活動；同時，研究的視角也觸及那些沒有進入運動場的人，他們又是如何通過種種方式干預著女性運動的具體走向。在學術的象牙塔之外，從事十余年體育史研究的游鑒明卻“這輩子沒上過一次體育課”，她幾乎一直是運動的觀眾，但仍然著迷于生命中那些“難得的運動體驗”，也更深地看到了運動中女性突顯的主體性。
這種主體性是如今婦女史研究中不應被忽視的視角。不同于其他領域的變革，運動場是一個特別的空間，在那里常常激發出的是源自身體本能的力量。在游鑒明的印象中，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中國女性具有一種整體性的氣質，她們一旦有機會在公共領域活動，就不會放棄進入核心。她們爭取的不只是運動的空間，也是教育、政治和職業的空間。與此同時，運動場這一特殊空間也對傳統的“權力”關系構成了更直觀的沖擊，女性不完全是被觀看、被建構的客體，女性內部也存在著隱秘的“規訓”。這些都為我們理解如今更廣闊的女性議題提供鏡鑒。
近日，《運動場內外》簡體版正式出版。借此機會，我們通過郵件采訪了身在臺灣的游鑒明。我們需要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重新看待女性運動，它不只關乎身體，更是去競爭、去爭取、走出屋子去創造一些嶄新的東西。“最好的婦女史不只是告訴我們過去的女人。”
以下是記者和游鑒明的采訪整理。
研究體育史14年，“沒上過一次體育課”
新京報：你在序言中提到，盡管致力于運動史研究多年，但自己“這輩子從沒有上過一次體育課”。在進入正式采訪之前，可否先請你談談與運動相關的私人故事？
游鑒明：我三歲時罹患小兒麻痹癥，雙腳與左手都無法正常使用，更遑論運動。小時候，父親為了讓我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樣參加學校的年度盛事，曾背著我到學校看運動會，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運動。父親還曾帶著全家去海邊游泳，當時我只是浸泡雙腳。運動對我來說是很遙遠的事，但近年來倒是有一些運動經驗。有一年去臺東會見老同事，她帶我去紅葉溫泉區游覽，并鼓勵我在露天泳池做“SPA”（水療），于是我第一次穿上泳衣，被抱進泳池原地泡水。
2012年底，我因車禍，雙腳嚴重受傷，手術之后，我接受復健科醫師建議在振興醫院做水療，該院的水療早年就是幫助小兒麻痹癥兒童做肌肉復健，訓練出一群游泳健將，他們還參加殘奧運比賽。在水療過程中，我雖然無法用雙臂游泳，但我能借著水的力量在水中行走，這真的是很難得的運動經驗。
我最難忘的是，在“國中”教書時，校長指定我擔任運動會的播報員，對完全沒有上過體育課的我來說，這是不小的挑戰。因為運動會是全校師生的活動，每個老師都被安排工作，我也不能豁免，于是我硬著頭皮接下這份“特殊”的任務。這次播報的經驗不但讓我弄懂了什么是田賽，什么是徑賽，也體驗到運動會場上的形形色色，更沒料到當時對運動會的觀察，竟成為我鋪陳這本書的部分主軸。
新京報：是在怎樣的契機下，你開始進入運動史研究這個領域？或者說想寫這樣一本書？
游鑒明：之所以會寫這本書，是來自兩段談話。有次和母親閑聊她早年的讀書情形，她居然告訴我，在杭州市女中念書時，她打過乒乓球，當時我有點訝異，很難把賢淑柔弱的母親和拿著球拍跑跳的少女聯想在一起。
又有一回，歷史學家張玉法指導我論文時突然提到，臺灣的女運動選手曾在1948年到上海參加全國運動會，并問我是否了解這段歷史。坦白說，我的碩士論文只處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女學生的體育活動，對二戰后的體育或中國女學生的體育，我的了解是一片空白。1995年完成博士論文后，我決定把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列為我下一階段的研究，也因此展開長達14年的書寫過程。
新京報：《運動場內外》這本書主要關注的是1895-1937年間發生在江南地區的女子體育運動。為什么是這段時間以及這個地區？你也在導言中提到，“到了近代，中國女性的運動出現了很多大的變化”，可否展開談談這些變化出現背后的歷史背景？
游鑒明：江南地區包括江蘇、浙江和上海等。選擇江南地區，一方面是，近代女子學校多半集中在江南地區，女子體育又出自學校，這個地區學校的女子體育正可作為了解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指標；同時，專門訓練女子體育人才的學校，自清末到1936年，約計有15所，其中有11個科系和學校設在江南地區。
另一方面則是，首次有女子表演項目的第三屆“全國運動會”，是以地區為代表單位，江南地區便是其中之一，雖然這之后的三屆“全運會”以省、市為單位，運動會的地點卻先后選在杭州、南京和上海。而江南地區發起的學校聯合運動會早在清末就開始，到民國時期更不可勝數，以江蘇省為例，1914到1931年間，曾在江蘇重要城市輪流舉行10次的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一次運動會便有女學生的體操表演。在各類型運動中，球類比賽最是頻繁， 當時球賽活動到處可見，上海的球賽更居全國之冠。除此之外，國際性的運動會也集中在上海，例如，由中國、日本、菲律賓輪流主辦的十屆“遠東運動會”，有三屆是在上海召開。因此，審視江南地區的女子體育，可以較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梗概。
從1895年到1937年間，隨著時代思潮和政治環境的變遷，鼓勵女性運動的輿論相當多元，從19世紀末到1937年，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的政局中，連綿不斷的戰爭長期激蕩著中國人的生活，為恢復國勢、振作民心，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的主流意識。“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標簽被貼在有形或無形的事物上，“體育”這個來自西方的身體教育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尤其緊密，于是產生強國保種和體育救國的女子體育觀，“體育救國”承襲了“保國強種”的概念，呼吁民眾以強健的身體挽救中國。
然而，清末以降，中國的思想文化始終朝多元方向發展，當情欲觀念不時涌現、在女體物化現象相當普遍的都會地區，國族論述不是唯一的論述。20世紀20、30年代，來自西方的“健康美”（Health Beauty）觀念，傳入中國之后，經由媒體不斷宣傳，很快地走入女性的生活世界，這個對女性有較大吸引力的時髦名詞，很快被論者用來鼓勵女性運動，倡導女子體育的言論處在“體育救國”和“健康美”之間，并不以八股的國族論述為唯一觀點。由于“健康美”主要在挑戰“病態美”和“人工美”，也和強國保種的言論并行不悖，連女性也強調自己身體具有救國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唱兩性權利平等的時代，有人把“體育救國”或“健康美”當作為提升女性權利的籌碼，雖然這不是倡導女子體育的主軸，卻反映時代意義。
以運動場透視近代女性處境：“喊得喧天價響，實際阻力重重”
新京報：你在該書中曾談到，“相對于傳統女性的難得被看見，近代女性卻處處可見，但也因為無處不在的女性身影，讓社會大眾有機會以各種角度詮釋女性及女性有關的各類議題，因而顯得眾說紛紜”。可否談談從“難得被看見”到“處處可見”，這種轉變具體是如何發生的？這里的“可見”是何種意義上的“可見”？
游鑒明：我書中提到宋朝女性史學者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透過兩幅畫的研究，告訴我們傳統女性不容易被看見，而盡管在明清時代春秋兩季的江南廟會中，可找到較多女性的身影，但傳統女性畢竟“難得被看見”，近代女性卻處處可見。
20世紀中國女性開始拋頭露面后，人們對她們的行為舉止充滿好奇，女學生是最早受到注意的群體。在女學生出現之前，人們從未看過這么多女性走向戶外，并在公共場所進行各種活動，無論演講、學藝表演、體能運動或郊游旅行等，她們都以公開方式展現，毫不遮掩。當近代報刊的興起，人們對女學生的反應全披露在報刊上，從報道到評論，無奇不有。
事實上，媒體矚目的不只是女學生，凡是經常在大庭廣眾現身的女性都成為媒體捕捉的焦點。近代女性的身體運動或運動競賽，更是公開示眾，留下的文字數據或圖像數據超乎想象，這些不同來源的“可見”史料，讓我得以拼出完整的近代女子體育歷史。
新京報：以運動領域為例，盡管女性在近代體育史上的地位發生了很大轉變，但直到2024年巴黎奧運會，我們才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屆男女運動員人數相等的大型奧運賽事。一邊是公共空間女性運動相關話題的熱議，另一邊是真實運動場域中女性尋求“平等參與”的艱難歷程，這之中是否存在某些錯位？在關注運動史時，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表層的眾聲喧嘩與內在的實際處境之間的斷裂？
游鑒明：“錯位”是指事物發生改變或偏差，形成不正常的狀態，我認為這也是一種矛盾，它存在于各種事情中，特別是在具有競賽性質的運動場域。近代江南地區女學生參與運動競賽，除爭取平等參與外，更需要尊重大會規定，在《運動場內外》的“女學生的體育生活”這一節提到，運動會規章不但讓女運動員學習了如何規范自己的行為，也從中懂得爭取競賽權益，包括防范資格不符的運動員參賽、抗議裁判員 (或稱公正人)判決不公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諸多爭端中，和外國人的比賽問題最多，以球賽為例，起初中國女球員多采取全體退場而不是據理力爭的抗議方式，直到球場經驗日漸豐富，她們不再輕易俯首稱臣，正式向大會提出對裁判的抗訴。而這種現象在當前的國際運動會依舊存在，比如對選手性別或是否“嗑藥”的判定不時引發爭端，無論男女選手或其所代表的國家都會極力討回公道，追尋平等，不希望形成任何錯位。
民國時期許多有關女性平等權利的言論，總是喊得喧天價響，但實際執行時，不免遭到阻攔。例如，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倡導女性獨立自主，一旦女性走向獨身、不婚，知識分子就以鋪天蓋地的言論批評女性獨身的害處。
其實，倡導女性運動的言論固然眾聲喧嘩，面對女性實際運動的批判也如排山倒海。例如，有人指出月經期間未暫停運動，造成經期失常或月經異色，甚至有人球踢多了“把子宮牽向右面”。并非鼓勵女性運動的論者，都同意經期不宜運動，有人甚至說經期中運動有助于行經，不過，反對月經期內劇烈運動的看法相當一致，直到當今，還是存在著這個觀念。因此，多數人建議月經期間實行輕度運動，學校也訂定例假 (Monthly Excuse)，讓學生能在體育課時，自動請假。
運動場內浮動的權力關系：重思“規訓”與“觀看”
新京報：接下來以“運動”為切口談談女性研究領域的幾個傳統議題。你在書中提到的對“規訓”的思考耐人尋味。如果規訓是權力的展現，那么對中國的女子體育來說，支配身體權力的，不完全是父權或男權，女性潛在的權力也不容小覷。而受近代教育的女性，她們掌握權力的機會和人數，遠在傳統女性之上。因此，她們不只通過書寫，還通過組織、行動和團體的力量更徹底地規訓同性的身體。那么，這種女性宰制同性的權力與來自男性的宰制有何不同？這對于我們理解今時今日女性內部存在的撕裂又有怎樣的啟發？
游鑒明：對此，我的答案是浮動的。例如，讓女性纏足是來自男女兩性，女性要求自己女兒纏足，表面看來是向同性施展女性權利，但背后是服膺男性建構的體制。我從口述歷史也看到父親反對女兒纏足，而體制是男性建構的。
最有趣的是，江蘇立松江女中首屆校長江學珠終身未婚，年輕時，她曾鼓勵女學生保持獨身，為國家社會貢獻力量，也曾因不準女學生交男友，被學生視為心理不正常；同時，她對已婚女教師能否專一頗有異議。中晚年以后，她在臺灣北一女中當校長時，逐漸體會到自己固然可以堅持獨身，卻不能要求別人。因此，她曾通過學校導師轉告學生不要效仿她不婚，甚至親口鼓勵女學生進入大學之后，應結交異性，尋覓好的歸宿。江學珠在職場的女性權利明顯隨時空而變動。所以我的答案是浮動的。進一步說，必須從不同地區、階級與事件去考察，不能輕易斷言。
我不清楚大陸女性內部存在何種撕裂，但所有組織或團體都會有內部矛盾，而且沒有性別區隔，女性之間會有傾軋，女性也有可能與男性合作對抗另一性別，我認為這是“競爭”，不是“撕裂”，彼此在競爭中成長。
新京報：除了“規訓”，運動場域另一個明顯的特征是“觀看”。不過在這里，“觀看”似乎不再是只有男性掌握的特權。從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運動場上不少女性都曾力爭不被男性觀看的權力；以及當觀眾席上的男性在凝視女性時，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實女性也在凝視著女性。這種來自不同方向的凝視具體又是如何影響運動員的行為的？以及你在書中提到，“‘看’或‘被看’的權力并不是男性獨有的，而是操縱在男女手上的”，可否展開談談這點？
游鑒明：從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近代中國女子體育所衍生的觀看行為，在記者、漫畫家、論評者筆下，充滿各種復雜的情況。早期觀賞運動會的觀眾并不多，觀眾席井然有序，到運動競賽越來越普遍的20世紀20年代末期，因為運動場的擴建，觀眾人數激增，看臺逐漸變得失序、混亂，觀眾鬧場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變了調的場面，除了和比賽的競爭激烈有關之外，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觀眾爭睹女運動員的風采。
在男性凝視下，的確有女性不敢在男性逼視下運動，但有部分人則不是默默承受，大體上有兩種反映：一種是女子體育正在起步的時候，女性擺出禁止觀看或不愿意被看的態度，天津嚴家家塾采用男女學生輪流使用操場，上海光華中學在女學生的專用操場圍上籬笆，就是防范男學生觀看；而《女界特別現像 （象）》這幅畫的副題，寫著一位在自行車上耍把戲的旗人婦女，痛罵拍掌叫好的男學生，還有交通大學的男女學生因為游泳池的使用，大打筆戰，也是為了不讓男同學觀看。如果說“被看”是弱勢，在男學生觀看過程中，光華中學的女學生從弱勢轉為特權擁有者，旗人婦女和交大女學生則不甘示弱，力爭不被男學生觀看的權利。
另一種是運動競賽變成熱門活動后，運動女性逐漸能接受大眾的凝視，由不愿意被看轉成愿意被看，從女運動選手在運動會上的刻意打扮、在攝影機下擺出健美姿態、或是提供寫真照給報刊，還有女性觀眾，她們試圖在運動場邊或其他運動場所引起注意，女性渴望被看的心態都被漫畫家巧妙地描繪下來。由上可知，女性不全然是被觀看的客體，有時她們還掌控了觀看的權力，這也是我的歸論：“看”或“被看”的權力并不是男性獨有，是操縱在男女手上。
我之所以“不從權力歸屬的角度”討論，是因為“權力”會隨著誰在運作(或說使用)而轉變，前述女性參與體能運動的實際過程，即可看出其中奧妙。
從運動場開始的變革
新京報：你在書中關注到了“女運動員形象建構”這個方面。相較于傳統研究較為關注“被建構”的女性形象，你提出了在運動場這個空間，作為昔日被建構者的女性其實也在不斷為自己的形象創造更大爆發力，且這一趨勢沿襲了晚明的消費文化與晚清的都市生活，這些共同構成了一條有別于此前的縱深的研究方向。可否展開談談這條脈絡，以及它對于我們回看歷史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哪些不同的思路？
游鑒明：受晚明消費文化、晚清都市生活影響，女性對自我形象的凸顯、自炫，從妓女到閨閣女子，都有跡可循。而跨到近代，清末女性的形象有很大轉變，除出現讀書、放足、就業女性外，在高唱救亡、保國、強種的國族論述與鼓吹軍國民思潮下，一時間，英雌、女杰、女英雄、女志士這類充滿陽剛的女性形象受到大力鼓吹。由運動改變身體的女性，也不斷被打造成尚武和健美形象，各種與女性有關的書籍、刊物、教科書、小說、戲曲、運動歌曲、廣告、電影、漫畫，以植入的方式帶給運動女性。
20世紀20、30年代，都會時尚、身體文化、商業消費的興起，運動場上的表演者或選手被認為最能體現尚武和健美的典范，許多新聞記者全方位地介紹這群新女性形象時，喜歡把“尚武”“健美”套用在獲勝的女運動員身上，至于張貼女運動員的照片或把自己包裝成女運動員的這些舉動，也都顯示“女運動員”如何的魅力十足。
重要的是，當女運動員不斷超越自我、挑戰男性的同時，社會各界也幫她們撼動以男性為中心社會價值。除了來自學校的各種禮遇之外，在江南地區舉行的地方運動會和全國運動會中，運動員的出場順序、受獎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優先，第六屆的運動會時，除女選手之外，不少女性穿梭其中，有人夸張地說：“全運會是屬于女人的！”此外，杰出的女運動員或女球隊，還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出國演出，享有許多男運動員沒有的“特”。這點與過去女性形象的建構頗為不同。
新京報：由此引出一個新的話題是，隨著“女運動員形象”越來越被關注和談論，當時不少媒體和公眾群體其實也開始有意無意合理化對女運動員的評價。賽場之外，圍繞女運動員私人生活的爆料層出不窮，性別議題的公私界限在這期間幾乎不復存在。回看當時的輿論態勢，可否談談這對于此后國內公共空間圍繞性別議題的討論氛圍有哪些潛在的影響？
游鑒明：在《臺灣地區的婦運》《走出自我：民國百年婦女四部曲》這兩篇論文中，我曾提到20世紀90年代的臺灣婦運，因為1987年臺灣解嚴后，各種社會運動接連啟動，婦運團體和婦女運動也相繼出現，并從體制外抗爭走入體制內改革，由于公共空間圍繞性別議題的討論，凡是與女性權益的政治、經濟、家庭婚姻、工作或法律等方面都受到檢視，讓性別平等主流化。由于臺灣地區面積不大，這類政策雖然還有待加強的空間，但多數得以落實。因此，近年公共空間討論性別議題，不如20世紀90年代火熱。
至于大陸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坦白說，我知道得有限，但請教大陸男女學者、專家和研究生，得知目前這個議題正受到各界關注，從專書、翻譯論著、小說、電視連續劇、電影，乃至網紅，都在蓬勃地討論性別議題。多數人指出這幾年來，大陸性別平等問題有明顯轉變，有人提到學校女性領導比以前多，還有人指出，在推進性別平等的過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落實越來越受重視，在執行過程中關注婦女權益的保護，政府各部門也陸續出臺實施細則和典型案例。
然而，有人則憂心，性別議題經常被看作為搞性別對立，男女學生常為此對立，很多是出自對“女性權利”的誤讀，而且當今性別問題是大熱點，隨便說點什么都會引發輿論大潮，許多嚴肅學者都對此敬而遠之。更有學者認為性別平等議題，不但地區、城鄉的差異大，每個家庭內的地位也有不小差異。
根據以上大陸學者與研究生的看法，我認為，這是把性別議題放入公共空間所不能忽視的問題。此外，我強調男女間應該平心靜氣地面對性別問題，我的運動史研究即發現男女學生會因為運動空間對抗，但也不乏在運動技術上相互切磋。再說，打破性別權力結構，必須接受攜手合作。
從運動史回看婦女史：不容忽略的女性主體性
新京報：不同于思想領域的艱難革新，從運動史的視角回看近代婦女史時常涌動著一股昂揚的生命能量。書中反復提到中國女性一旦有機會在公共領域活動，就不會放棄進入核心。她們爭取的不只是運動的空間，也是教育、政治和職業的空間。在你看來，這是20世紀20、30年代許多中國女性的特質。我很好奇，在寫作這本書期間，你是否對運動領域體現出的女性的主體性會有更深的感受？這種力量會鼓舞你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個人生活嗎？
游鑒明：透過1895到1937年近代江南女子體育史的研究，確實讓我對女性的主體性有更深感受。我的研究有女性權利運動、女子教育、職業婦女、家政教育、獨身女性、戰爭前后婦女、女性與知識建構、公衛與女性等議題，均討論到女性如何呈現主體。而在這本書中，我運用包括檔案、專書、報刊、學校刊物、口述史料、傳記、自傳、回憶錄、日記、書信、歌曲、小說、照片、漫畫、圖畫、實物、廣告圖案、電影等多元史料，竟然看到無處不在的女性主體性。
對我而言，我的人生中不曾出現性別歧視的問題，從家庭、學校到工作場域，我始終受到公平待遇。我的父親對兒女一視同仁，甚至更寵愛女兒，而我就讀的學校也從未壓抑女學生，甚至在我工作的場域也是男女待遇平等，讓我能獨立執行各種研究計劃、口述訪問計劃，以及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因此，體育運動體現的女性主體性力量，鼓舞的不是我個人生活，而是提醒我進行女性史研究時，不能受限于性別宰制等說法，而且不僅是近代女性，前近代女性的主體性也不容忽略。
新京報：相對于整個大的婦女史而言，婦女運動史是一個更精細的方向。可否綜合談談婦女運動史研究對于婦女史研究、乃至整個近代史研究究竟有怎樣的價值或意義？它能夠為我們提供哪些新的視角？
游鑒明：這本書通過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和性別史研究對話，也與近代中國史相互參照，我發現女子體育的倡導、實踐和公開演出都是屬于公共領域的事情，和當時的歷史演進相伏相倚，更不能脫離近代中國史的脈絡。
在這本書的結論，我提出三項觀察：
一是中央與地方的問題，一直存在于中國歷史上，清代中葉以后，地域主義不斷擴大，盡管因地域主義產生的政治分割不再那么盛行，地域主義的觀念并沒有從中國人的生活里退出，中國人的語言和各種人際關系，都和各自地域緊密相系。以在江南地區舉辦的全國運動會為例，1930年在杭州舉行的“全運會”，共有36個團體參加，女選手計200多人，每個地區展現不同的姿容或服裝。這些因女子運動帶來的地方差異呈現，雖然只是小插曲，卻提醒我們，研究中央與地方或是地域問題時，如果能在關懷政治、外交事件之外，增加女子體育或與社會、文化有關的體育，應該會有新的發現。
二是“運動到底是為誰？”為了國家而運動，不是中國獨創，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把體育和民族主義緊密結合，即使是當下的國際性運動會或球賽，也沒有不標榜國族主義的。但近代中國因各種政治事件和經濟問題，造成體育倡導和實際作為的背道而馳，許多地區或學校紛紛出現體能教育無法持續發展的難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因為和與世界接軌的各種事業一樣，中國女子體育的推動，無論是為了誰，都不能跳脫這背后沉重的歷史因素。
三是1928到1937年間的國民政府對運動賽事的態度，許多研究指出，這時的國民政府深具威權，但當時國民政府大力推動的三屆全運會，經常爆發運動員斗毆、觀眾脫序的情形，不見政府出面管理；而媒體對女子體育的描寫、對女運動員公私領域的報道，更是前所未有的繽紛多元。因此，我認為在許多被認為專制、集權、保守的時代里，有時還是存在一個讓民眾發泄的空間。
探究近代女子體育的發展，我不只看到以國家為主的體育宣傳，還讀到女學生、媒體與社會大眾的各方反映；此外，進行同時期、同一議題的研究，不能偏信單一言論，我發現輿論間充滿糾葛。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在這本書之后，你對女子體育史這個領域還有哪些新產生的興趣點嗎？可否簡單談談之后想做的研究。
游鑒明：這本書出版前后，我還出版了《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以報刊雜志為主的討論》《當體育遇上性別》等論文。
在研究中發現，無論江南或臺灣地區的女子體育，均是區域史研究，因此，我建議對女子體育史有興趣的學者可繼續挖掘各地區的女子體育，因為受不同地形、氣候以及體能教育、體育設備與體育人才的影響，每個地區產生不同的體育文化。此外，建議站在全球體育史視角，讓中國女子體育史研究與其他國家的女子體育相互比較，從中可看到現代化、性別、族群、階級、殖民性等多樣發展。
我還提出如下可進行的研究課題：女子體育與經濟、物質文明、消費文化、運動產品、廣告、女子體育與外交、女子體育與娛樂、女子體育與科技（建筑、聲、光、電、相機、廣播、電視）、女子體育與外國人（基督教會、基督教學校）、女子體育與人物（倡導體育者、體育學校的校長、教練、解說員、裁判、明星女運動員、體育記者）、女子體育與醫療衛生（游泳前的沐浴、身體檢查）、女子體育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等)、女子體育與大眾生活（一般民眾、大家族）、戰爭時期的體育活動。
不過，我應該暫時不會再做女子體育史研究，留待其他學者繼續開花結果。我未來將以女性的大眾文化史為研究焦點，并關注與其他地區的比較研究。
“像個女孩一樣運動”意味著什么？
回看女性歷史，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長久以來，在女性與運動的關系上一直存在著兩種強烈而扭曲的觀念：一端是“運動不適合女性”，而另一端則是女性參與運動意味著對完美身材的追求。公共空間鮮少有真正的討論關注女性在運動中的真實感受。自近代西方體育傳入中國以來，女性運動又受到國家與國民關系的捆綁，始終未能將女性運動真正帶回女性的生活世界。
自1995年以來，臺灣學者游鑒明持續關注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史。她前后花了14年時間詳細梳理近代江南地區女子體育的史料，寫成《運動場內外：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1895—1937）》（以下簡稱《運動場內外》）等書。她既關注女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表現，也關心她們離場后的活動；同時，研究的視角也觸及那些沒有進入運動場的人，他們又是如何通過種種方式干預著女性運動的具體走向。在學術的象牙塔之外，從事十余年體育史研究的游鑒明卻“這輩子沒上過一次體育課”，她幾乎一直是運動的觀眾，但仍然著迷于生命中那些“難得的運動體驗”，也更深地看到了運動中女性突顯的主體性。
這種主體性是如今婦女史研究中不應被忽視的視角。不同于其他領域的變革，運動場是一個特別的空間，在那里常常激發出的是源自身體本能的力量。在游鑒明的印象中，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中國女性具有一種整體性的氣質，她們一旦有機會在公共領域活動，就不會放棄進入核心。她們爭取的不只是運動的空間，也是教育、政治和職業的空間。與此同時，運動場這一特殊空間也對傳統的“權力”關系構成了更直觀的沖擊，女性不完全是被觀看、被建構的客體，女性內部也存在著隱秘的“規訓”。這些都為我們理解如今更廣闊的女性議題提供鏡鑒。
近日，《運動場內外》簡體版正式出版。借此機會，我們通過郵件采訪了身在臺灣的游鑒明。我們需要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重新看待女性運動，它不只關乎身體，更是去競爭、去爭取、走出屋子去創造一些嶄新的東西。“最好的婦女史不只是告訴我們過去的女人。”
以下是記者和游鑒明的采訪整理。
研究體育史14年，“沒上過一次體育課”
新京報：你在序言中提到，盡管致力于運動史研究多年，但自己“這輩子從沒有上過一次體育課”。在進入正式采訪之前，可否先請你談談與運動相關的私人故事？
游鑒明：我三歲時罹患小兒麻痹癥，雙腳與左手都無法正常使用，更遑論運動。小時候，父親為了讓我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樣參加學校的年度盛事，曾背著我到學校看運動會，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運動。父親還曾帶著全家去海邊游泳，當時我只是浸泡雙腳。運動對我來說是很遙遠的事，但近年來倒是有一些運動經驗。有一年去臺東會見老同事，她帶我去紅葉溫泉區游覽，并鼓勵我在露天泳池做“SPA”（水療），于是我第一次穿上泳衣，被抱進泳池原地泡水。
2012年底，我因車禍，雙腳嚴重受傷，手術之后，我接受復健科醫師建議在振興醫院做水療，該院的水療早年就是幫助小兒麻痹癥兒童做肌肉復健，訓練出一群游泳健將，他們還參加殘奧運比賽。在水療過程中，我雖然無法用雙臂游泳，但我能借著水的力量在水中行走，這真的是很難得的運動經驗。
我最難忘的是，在“國中”教書時，校長指定我擔任運動會的播報員，對完全沒有上過體育課的我來說，這是不小的挑戰。因為運動會是全校師生的活動，每個老師都被安排工作，我也不能豁免，于是我硬著頭皮接下這份“特殊”的任務。這次播報的經驗不但讓我弄懂了什么是田賽，什么是徑賽，也體驗到運動會場上的形形色色，更沒料到當時對運動會的觀察，竟成為我鋪陳這本書的部分主軸。
新京報：是在怎樣的契機下，你開始進入運動史研究這個領域？或者說想寫這樣一本書？
游鑒明：之所以會寫這本書，是來自兩段談話。有次和母親閑聊她早年的讀書情形，她居然告訴我，在杭州市女中念書時，她打過乒乓球，當時我有點訝異，很難把賢淑柔弱的母親和拿著球拍跑跳的少女聯想在一起。
又有一回，歷史學家張玉法指導我論文時突然提到，臺灣的女運動選手曾在1948年到上海參加全國運動會，并問我是否了解這段歷史。坦白說，我的碩士論文只處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女學生的體育活動，對二戰后的體育或中國女學生的體育，我的了解是一片空白。1995年完成博士論文后，我決定把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列為我下一階段的研究，也因此展開長達14年的書寫過程。
新京報：《運動場內外》這本書主要關注的是1895-1937年間發生在江南地區的女子體育運動。為什么是這段時間以及這個地區？你也在導言中提到，“到了近代，中國女性的運動出現了很多大的變化”，可否展開談談這些變化出現背后的歷史背景？
游鑒明：江南地區包括江蘇、浙江和上海等。選擇江南地區，一方面是，近代女子學校多半集中在江南地區，女子體育又出自學校，這個地區學校的女子體育正可作為了解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指標；同時，專門訓練女子體育人才的學校，自清末到1936年，約計有15所，其中有11個科系和學校設在江南地區。
另一方面則是，首次有女子表演項目的第三屆“全國運動會”，是以地區為代表單位，江南地區便是其中之一，雖然這之后的三屆“全運會”以省、市為單位，運動會的地點卻先后選在杭州、南京和上海。而江南地區發起的學校聯合運動會早在清末就開始，到民國時期更不可勝數，以江蘇省為例，1914到1931年間，曾在江蘇重要城市輪流舉行10次的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一次運動會便有女學生的體操表演。在各類型運動中，球類比賽最是頻繁， 當時球賽活動到處可見，上海的球賽更居全國之冠。除此之外，國際性的運動會也集中在上海，例如，由中國、日本、菲律賓輪流主辦的十屆“遠東運動會”，有三屆是在上海召開。因此，審視江南地區的女子體育，可以較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梗概。
從1895年到1937年間，隨著時代思潮和政治環境的變遷，鼓勵女性運動的輿論相當多元，從19世紀末到1937年，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的政局中，連綿不斷的戰爭長期激蕩著中國人的生活，為恢復國勢、振作民心，民族主義成為時代的主流意識。“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標簽被貼在有形或無形的事物上，“體育”這個來自西方的身體教育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尤其緊密，于是產生強國保種和體育救國的女子體育觀，“體育救國”承襲了“保國強種”的概念，呼吁民眾以強健的身體挽救中國。
然而，清末以降，中國的思想文化始終朝多元方向發展，當情欲觀念不時涌現、在女體物化現象相當普遍的都會地區，國族論述不是唯一的論述。20世紀20、30年代，來自西方的“健康美”（Health Beauty）觀念，傳入中國之后，經由媒體不斷宣傳，很快地走入女性的生活世界，這個對女性有較大吸引力的時髦名詞，很快被論者用來鼓勵女性運動，倡導女子體育的言論處在“體育救國”和“健康美”之間，并不以八股的國族論述為唯一觀點。由于“健康美”主要在挑戰“病態美”和“人工美”，也和強國保種的言論并行不悖，連女性也強調自己身體具有救國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唱兩性權利平等的時代，有人把“體育救國”或“健康美”當作為提升女性權利的籌碼，雖然這不是倡導女子體育的主軸，卻反映時代意義。
以運動場透視近代女性處境：“喊得喧天價響，實際阻力重重”
新京報：你在該書中曾談到，“相對于傳統女性的難得被看見，近代女性卻處處可見，但也因為無處不在的女性身影，讓社會大眾有機會以各種角度詮釋女性及女性有關的各類議題，因而顯得眾說紛紜”。可否談談從“難得被看見”到“處處可見”，這種轉變具體是如何發生的？這里的“可見”是何種意義上的“可見”？
游鑒明：我書中提到宋朝女性史學者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透過兩幅畫的研究，告訴我們傳統女性不容易被看見，而盡管在明清時代春秋兩季的江南廟會中，可找到較多女性的身影，但傳統女性畢竟“難得被看見”，近代女性卻處處可見。
20世紀中國女性開始拋頭露面后，人們對她們的行為舉止充滿好奇，女學生是最早受到注意的群體。在女學生出現之前，人們從未看過這么多女性走向戶外，并在公共場所進行各種活動，無論演講、學藝表演、體能運動或郊游旅行等，她們都以公開方式展現，毫不遮掩。當近代報刊的興起，人們對女學生的反應全披露在報刊上，從報道到評論，無奇不有。
事實上，媒體矚目的不只是女學生，凡是經常在大庭廣眾現身的女性都成為媒體捕捉的焦點。近代女性的身體運動或運動競賽，更是公開示眾，留下的文字數據或圖像數據超乎想象，這些不同來源的“可見”史料，讓我得以拼出完整的近代女子體育歷史。
新京報：以運動領域為例，盡管女性在近代體育史上的地位發生了很大轉變，但直到2024年巴黎奧運會，我們才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屆男女運動員人數相等的大型奧運賽事。一邊是公共空間女性運動相關話題的熱議，另一邊是真實運動場域中女性尋求“平等參與”的艱難歷程，這之中是否存在某些錯位？在關注運動史時，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表層的眾聲喧嘩與內在的實際處境之間的斷裂？
游鑒明：“錯位”是指事物發生改變或偏差，形成不正常的狀態，我認為這也是一種矛盾，它存在于各種事情中，特別是在具有競賽性質的運動場域。近代江南地區女學生參與運動競賽，除爭取平等參與外，更需要尊重大會規定，在《運動場內外》的“女學生的體育生活”這一節提到，運動會規章不但讓女運動員學習了如何規范自己的行為，也從中懂得爭取競賽權益，包括防范資格不符的運動員參賽、抗議裁判員 (或稱公正人)判決不公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諸多爭端中，和外國人的比賽問題最多，以球賽為例，起初中國女球員多采取全體退場而不是據理力爭的抗議方式，直到球場經驗日漸豐富，她們不再輕易俯首稱臣，正式向大會提出對裁判的抗訴。而這種現象在當前的國際運動會依舊存在，比如對選手性別或是否“嗑藥”的判定不時引發爭端，無論男女選手或其所代表的國家都會極力討回公道，追尋平等，不希望形成任何錯位。
民國時期許多有關女性平等權利的言論，總是喊得喧天價響，但實際執行時，不免遭到阻攔。例如，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倡導女性獨立自主，一旦女性走向獨身、不婚，知識分子就以鋪天蓋地的言論批評女性獨身的害處。
其實，倡導女性運動的言論固然眾聲喧嘩，面對女性實際運動的批判也如排山倒海。例如，有人指出月經期間未暫停運動，造成經期失常或月經異色，甚至有人球踢多了“把子宮牽向右面”。并非鼓勵女性運動的論者，都同意經期不宜運動，有人甚至說經期中運動有助于行經，不過，反對月經期內劇烈運動的看法相當一致，直到當今，還是存在著這個觀念。因此，多數人建議月經期間實行輕度運動，學校也訂定例假 (Monthly Excuse)，讓學生能在體育課時，自動請假。
運動場內浮動的權力關系：重思“規訓”與“觀看”
新京報：接下來以“運動”為切口談談女性研究領域的幾個傳統議題。你在書中提到的對“規訓”的思考耐人尋味。如果規訓是權力的展現，那么對中國的女子體育來說，支配身體權力的，不完全是父權或男權，女性潛在的權力也不容小覷。而受近代教育的女性，她們掌握權力的機會和人數，遠在傳統女性之上。因此，她們不只通過書寫，還通過組織、行動和團體的力量更徹底地規訓同性的身體。那么，這種女性宰制同性的權力與來自男性的宰制有何不同？這對于我們理解今時今日女性內部存在的撕裂又有怎樣的啟發？
游鑒明：對此，我的答案是浮動的。例如，讓女性纏足是來自男女兩性，女性要求自己女兒纏足，表面看來是向同性施展女性權利，但背后是服膺男性建構的體制。我從口述歷史也看到父親反對女兒纏足，而體制是男性建構的。
最有趣的是，江蘇立松江女中首屆校長江學珠終身未婚，年輕時，她曾鼓勵女學生保持獨身，為國家社會貢獻力量，也曾因不準女學生交男友，被學生視為心理不正常；同時，她對已婚女教師能否專一頗有異議。中晚年以后，她在臺灣北一女中當校長時，逐漸體會到自己固然可以堅持獨身，卻不能要求別人。因此，她曾通過學校導師轉告學生不要效仿她不婚，甚至親口鼓勵女學生進入大學之后，應結交異性，尋覓好的歸宿。江學珠在職場的女性權利明顯隨時空而變動。所以我的答案是浮動的。進一步說，必須從不同地區、階級與事件去考察，不能輕易斷言。
我不清楚大陸女性內部存在何種撕裂，但所有組織或團體都會有內部矛盾，而且沒有性別區隔，女性之間會有傾軋，女性也有可能與男性合作對抗另一性別，我認為這是“競爭”，不是“撕裂”，彼此在競爭中成長。
新京報：除了“規訓”，運動場域另一個明顯的特征是“觀看”。不過在這里，“觀看”似乎不再是只有男性掌握的特權。從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運動場上不少女性都曾力爭不被男性觀看的權力；以及當觀眾席上的男性在凝視女性時，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實女性也在凝視著女性。這種來自不同方向的凝視具體又是如何影響運動員的行為的？以及你在書中提到，“‘看’或‘被看’的權力并不是男性獨有的，而是操縱在男女手上的”，可否展開談談這點？
游鑒明：從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近代中國女子體育所衍生的觀看行為，在記者、漫畫家、論評者筆下，充滿各種復雜的情況。早期觀賞運動會的觀眾并不多，觀眾席井然有序，到運動競賽越來越普遍的20世紀20年代末期，因為運動場的擴建，觀眾人數激增，看臺逐漸變得失序、混亂，觀眾鬧場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變了調的場面，除了和比賽的競爭激烈有關之外，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觀眾爭睹女運動員的風采。
在男性凝視下，的確有女性不敢在男性逼視下運動，但有部分人則不是默默承受，大體上有兩種反映：一種是女子體育正在起步的時候，女性擺出禁止觀看或不愿意被看的態度，天津嚴家家塾采用男女學生輪流使用操場，上海光華中學在女學生的專用操場圍上籬笆，就是防范男學生觀看；而《女界特別現像 （象）》這幅畫的副題，寫著一位在自行車上耍把戲的旗人婦女，痛罵拍掌叫好的男學生，還有交通大學的男女學生因為游泳池的使用，大打筆戰，也是為了不讓男同學觀看。如果說“被看”是弱勢，在男學生觀看過程中，光華中學的女學生從弱勢轉為特權擁有者，旗人婦女和交大女學生則不甘示弱，力爭不被男學生觀看的權利。
另一種是運動競賽變成熱門活動后，運動女性逐漸能接受大眾的凝視，由不愿意被看轉成愿意被看，從女運動選手在運動會上的刻意打扮、在攝影機下擺出健美姿態、或是提供寫真照給報刊，還有女性觀眾，她們試圖在運動場邊或其他運動場所引起注意，女性渴望被看的心態都被漫畫家巧妙地描繪下來。由上可知，女性不全然是被觀看的客體，有時她們還掌控了觀看的權力，這也是我的歸論：“看”或“被看”的權力并不是男性獨有，是操縱在男女手上。
我之所以“不從權力歸屬的角度”討論，是因為“權力”會隨著誰在運作(或說使用)而轉變，前述女性參與體能運動的實際過程，即可看出其中奧妙。
從運動場開始的變革
新京報：你在書中關注到了“女運動員形象建構”這個方面。相較于傳統研究較為關注“被建構”的女性形象，你提出了在運動場這個空間，作為昔日被建構者的女性其實也在不斷為自己的形象創造更大爆發力，且這一趨勢沿襲了晚明的消費文化與晚清的都市生活，這些共同構成了一條有別于此前的縱深的研究方向。可否展開談談這條脈絡，以及它對于我們回看歷史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哪些不同的思路？
游鑒明：受晚明消費文化、晚清都市生活影響，女性對自我形象的凸顯、自炫，從妓女到閨閣女子，都有跡可循。而跨到近代，清末女性的形象有很大轉變，除出現讀書、放足、就業女性外，在高唱救亡、保國、強種的國族論述與鼓吹軍國民思潮下，一時間，英雌、女杰、女英雄、女志士這類充滿陽剛的女性形象受到大力鼓吹。由運動改變身體的女性，也不斷被打造成尚武和健美形象，各種與女性有關的書籍、刊物、教科書、小說、戲曲、運動歌曲、廣告、電影、漫畫，以植入的方式帶給運動女性。
20世紀20、30年代，都會時尚、身體文化、商業消費的興起，運動場上的表演者或選手被認為最能體現尚武和健美的典范，許多新聞記者全方位地介紹這群新女性形象時，喜歡把“尚武”“健美”套用在獲勝的女運動員身上，至于張貼女運動員的照片或把自己包裝成女運動員的這些舉動，也都顯示“女運動員”如何的魅力十足。
重要的是，當女運動員不斷超越自我、挑戰男性的同時，社會各界也幫她們撼動以男性為中心社會價值。除了來自學校的各種禮遇之外，在江南地區舉行的地方運動會和全國運動會中，運動員的出場順序、受獎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優先，第六屆的運動會時，除女選手之外，不少女性穿梭其中，有人夸張地說：“全運會是屬于女人的！”此外，杰出的女運動員或女球隊，還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出國演出，享有許多男運動員沒有的“特”。這點與過去女性形象的建構頗為不同。
新京報：由此引出一個新的話題是，隨著“女運動員形象”越來越被關注和談論，當時不少媒體和公眾群體其實也開始有意無意合理化對女運動員的評價。賽場之外，圍繞女運動員私人生活的爆料層出不窮，性別議題的公私界限在這期間幾乎不復存在。回看當時的輿論態勢，可否談談這對于此后國內公共空間圍繞性別議題的討論氛圍有哪些潛在的影響？
游鑒明：在《臺灣地區的婦運》《走出自我：民國百年婦女四部曲》這兩篇論文中，我曾提到20世紀90年代的臺灣婦運，因為1987年臺灣解嚴后，各種社會運動接連啟動，婦運團體和婦女運動也相繼出現，并從體制外抗爭走入體制內改革，由于公共空間圍繞性別議題的討論，凡是與女性權益的政治、經濟、家庭婚姻、工作或法律等方面都受到檢視，讓性別平等主流化。由于臺灣地區面積不大，這類政策雖然還有待加強的空間，但多數得以落實。因此，近年公共空間討論性別議題，不如20世紀90年代火熱。
至于大陸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坦白說，我知道得有限，但請教大陸男女學者、專家和研究生，得知目前這個議題正受到各界關注，從專書、翻譯論著、小說、電視連續劇、電影，乃至網紅，都在蓬勃地討論性別議題。多數人指出這幾年來，大陸性別平等問題有明顯轉變，有人提到學校女性領導比以前多，還有人指出，在推進性別平等的過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落實越來越受重視，在執行過程中關注婦女權益的保護，政府各部門也陸續出臺實施細則和典型案例。
然而，有人則憂心，性別議題經常被看作為搞性別對立，男女學生常為此對立，很多是出自對“女性權利”的誤讀，而且當今性別問題是大熱點，隨便說點什么都會引發輿論大潮，許多嚴肅學者都對此敬而遠之。更有學者認為性別平等議題，不但地區、城鄉的差異大，每個家庭內的地位也有不小差異。
根據以上大陸學者與研究生的看法，我認為，這是把性別議題放入公共空間所不能忽視的問題。此外，我強調男女間應該平心靜氣地面對性別問題，我的運動史研究即發現男女學生會因為運動空間對抗，但也不乏在運動技術上相互切磋。再說，打破性別權力結構，必須接受攜手合作。
從運動史回看婦女史：不容忽略的女性主體性
新京報：不同于思想領域的艱難革新，從運動史的視角回看近代婦女史時常涌動著一股昂揚的生命能量。書中反復提到中國女性一旦有機會在公共領域活動，就不會放棄進入核心。她們爭取的不只是運動的空間，也是教育、政治和職業的空間。在你看來，這是20世紀20、30年代許多中國女性的特質。我很好奇，在寫作這本書期間，你是否對運動領域體現出的女性的主體性會有更深的感受？這種力量會鼓舞你在學術研究之外的個人生活嗎？
游鑒明：透過1895到1937年近代江南女子體育史的研究，確實讓我對女性的主體性有更深感受。我的研究有女性權利運動、女子教育、職業婦女、家政教育、獨身女性、戰爭前后婦女、女性與知識建構、公衛與女性等議題，均討論到女性如何呈現主體。而在這本書中，我運用包括檔案、專書、報刊、學校刊物、口述史料、傳記、自傳、回憶錄、日記、書信、歌曲、小說、照片、漫畫、圖畫、實物、廣告圖案、電影等多元史料，竟然看到無處不在的女性主體性。
對我而言，我的人生中不曾出現性別歧視的問題，從家庭、學校到工作場域，我始終受到公平待遇。我的父親對兒女一視同仁，甚至更寵愛女兒，而我就讀的學校也從未壓抑女學生，甚至在我工作的場域也是男女待遇平等，讓我能獨立執行各種研究計劃、口述訪問計劃，以及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因此，體育運動體現的女性主體性力量，鼓舞的不是我個人生活，而是提醒我進行女性史研究時，不能受限于性別宰制等說法，而且不僅是近代女性，前近代女性的主體性也不容忽略。
新京報：相對于整個大的婦女史而言，婦女運動史是一個更精細的方向。可否綜合談談婦女運動史研究對于婦女史研究、乃至整個近代史研究究竟有怎樣的價值或意義？它能夠為我們提供哪些新的視角？
游鑒明：這本書通過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和性別史研究對話，也與近代中國史相互參照，我發現女子體育的倡導、實踐和公開演出都是屬于公共領域的事情，和當時的歷史演進相伏相倚，更不能脫離近代中國史的脈絡。
在這本書的結論，我提出三項觀察：
一是中央與地方的問題，一直存在于中國歷史上，清代中葉以后，地域主義不斷擴大，盡管因地域主義產生的政治分割不再那么盛行，地域主義的觀念并沒有從中國人的生活里退出，中國人的語言和各種人際關系，都和各自地域緊密相系。以在江南地區舉辦的全國運動會為例，1930年在杭州舉行的“全運會”，共有36個團體參加，女選手計200多人，每個地區展現不同的姿容或服裝。這些因女子運動帶來的地方差異呈現，雖然只是小插曲，卻提醒我們，研究中央與地方或是地域問題時，如果能在關懷政治、外交事件之外，增加女子體育或與社會、文化有關的體育，應該會有新的發現。
二是“運動到底是為誰？”為了國家而運動，不是中國獨創，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把體育和民族主義緊密結合，即使是當下的國際性運動會或球賽，也沒有不標榜國族主義的。但近代中國因各種政治事件和經濟問題，造成體育倡導和實際作為的背道而馳，許多地區或學校紛紛出現體能教育無法持續發展的難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因為和與世界接軌的各種事業一樣，中國女子體育的推動，無論是為了誰，都不能跳脫這背后沉重的歷史因素。
三是1928到1937年間的國民政府對運動賽事的態度，許多研究指出，這時的國民政府深具威權，但當時國民政府大力推動的三屆全運會，經常爆發運動員斗毆、觀眾脫序的情形，不見政府出面管理；而媒體對女子體育的描寫、對女運動員公私領域的報道，更是前所未有的繽紛多元。因此，我認為在許多被認為專制、集權、保守的時代里，有時還是存在一個讓民眾發泄的空間。
探究近代女子體育的發展，我不只看到以國家為主的體育宣傳，還讀到女學生、媒體與社會大眾的各方反映；此外，進行同時期、同一議題的研究，不能偏信單一言論，我發現輿論間充滿糾葛。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在這本書之后，你對女子體育史這個領域還有哪些新產生的興趣點嗎？可否簡單談談之后想做的研究。
游鑒明：這本書出版前后，我還出版了《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以報刊雜志為主的討論》《當體育遇上性別》等論文。
在研究中發現，無論江南或臺灣地區的女子體育，均是區域史研究，因此，我建議對女子體育史有興趣的學者可繼續挖掘各地區的女子體育，因為受不同地形、氣候以及體能教育、體育設備與體育人才的影響，每個地區產生不同的體育文化。此外，建議站在全球體育史視角，讓中國女子體育史研究與其他國家的女子體育相互比較，從中可看到現代化、性別、族群、階級、殖民性等多樣發展。
我還提出如下可進行的研究課題：女子體育與經濟、物質文明、消費文化、運動產品、廣告、女子體育與外交、女子體育與娛樂、女子體育與科技（建筑、聲、光、電、相機、廣播、電視）、女子體育與外國人（基督教會、基督教學校）、女子體育與人物（倡導體育者、體育學校的校長、教練、解說員、裁判、明星女運動員、體育記者）、女子體育與醫療衛生（游泳前的沐浴、身體檢查）、女子體育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等)、女子體育與大眾生活（一般民眾、大家族）、戰爭時期的體育活動。
不過，我應該暫時不會再做女子體育史研究，留待其他學者繼續開花結果。我未來將以女性的大眾文化史為研究焦點，并關注與其他地區的比較研究。
本文鏈接：運動場內外：近代女性爭取的不只是運動的空間http://www.sq15.cn/show-6-136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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