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博物志》記載：“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指出張騫出使西域歸國，帶回了胡桃種子。“胡桃”和“核桃”這兩個概念，胡桃指植物，核桃則為胡桃這一植物的種子，《博物志》謂張騫帶回的“胡桃種”，即是核桃。后人根據該記載，多認為核桃原產域外，因張騫“鑿空”，始傳入中土。
其實，核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外來之物。
植物分類學上，胡桃歸入殼斗目，胡桃科，胡桃屬。胡桃科植物可能最早出現于1.05億年前白堊紀的北美地區，此后通過北大西洋陸橋向歐洲遷移，繼而向東擴散至東亞。數千萬年來，地球經歷過多次氣候變冷的冰期，大量胡桃科植物滅絕。幸存者向南退卻，躲進一個個適宜生存的避難所，形成了間斷分布格局。
中國境內分布著許多植物避難所，經過漫長的演變，“躲”在中國的胡桃屬植物獨立分化出多種中國特有的植物，如俗稱“山核桃”的野核桃、適合把玩的核桃楸和麻核桃。而我們日常食用的普通核桃，雖然不是在中國獨立分化起源，但13萬年前至7.5萬年前的第四紀末次間冰期，也已經廣泛生長在中國南北方。重慶銅梁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2.5萬年）、北京門頭溝東胡林遺址（距今11000—9000年）、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距今8000—7000年）均出土過核桃碎塊、堅果殼或整顆堅果。
可惜的是，西漢以前，中國分布的普通核桃很少被栽培。而中國原產的一些品種，像核桃楸和麻核桃，殼厚肉少，充當文玩得其所哉；拿來食用，實在不太方便——花大力氣砸開一顆，果仁卻少得可憐。張騫及其后繼者的貢獻，與其說帶回了核桃，不如說讓國人分清了哪種核桃皮薄肉多。自張騫通西域后，漢地開始有意識地種植適合食用的胡桃。根據《西京雜記》記載，漢武帝應是最早下令在中國大規模種植胡桃的人：“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胡桃，出西域。”上林苑正是漢武帝時期“初修”起來的，修造之時，群臣競獻奇花異木，西域胡桃樹也引種了進來，隨后在宮苑之外開枝散葉。李時珍《本草綱目》“（胡桃）植之秦中，漸及東土”，指出了胡桃的傳播軌跡。
胡桃向東傳播，洛陽必是其中一站。東漢甚至將洛陽的一座宮殿直接命名為胡桃宮。東漢“醫圣”張仲景《金匱要略》直言“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說明核桃產量可觀，足以構成“多食”的條件，且食用過量引發不適的病例一定不少，才被醫家留意。漢末孔融曾收到過朋友贈送的核桃，他感激地寫信致謝道：“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核桃在士人之間作為禮物流通，又是“多惠”，亦反映了產出之豐。
自漢武帝在御花園里種胡桃，后世紛紛效仿。西晉洛陽的華林園，據載也種了八十四株胡桃樹。這個數字看上去似乎不多，但華林園的性質是皇家宮苑，給皇上一家散心的園子，不是專門的果園。再看華林園栽植的其他花木：橘子十一株，梔子花五株，枇杷四株，栗子一株，相比之下，八十四株胡桃已經不少。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介紹石栗的味道，舉了核桃為參照，說石栗味像核桃。另一位西晉名士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提及一種榛栗，也取核桃參照。能夠用來做參照物的，必是尋常之物，世人熟知其味，方能用作類比。
晉代的核桃產量大，品質也不錯。晉人郭義恭的《廣志》記錄了類似現代紙皮核桃的品種：陳倉（陜西寶雞）的核桃，皮薄肉多；陰平（在今甘肅）的核桃，大而皮脆，“急捉則碎”，使勁一捏就能裂開。
其實，直到晉代，關于胡桃異域產地信息的文獻記載都不多見，當年張騫究竟是從何地帶回的核桃，尚不明確。張騫第二次西使，他的副手率領一支團隊于公元前115年抵達波斯（安息）。帕提亞國王米特里達提二世派出兩萬騎兵迎接漢使，如此鄭重其事，漢使辭別之際，行囊會不會被熱情過頭的國王塞滿包括核桃在內的“土特產”，大有想象空間。
波斯核桃可謂馳名世界。在西方，核桃被直接稱為“波斯核桃”。美索不達米亞發現的一些楔形銘文揭示了4500年前，新亞述帝國尼姆魯德皇家花園和尼尼微空中花園里胡桃林的存在。歷史上，波斯與羅馬那沒完沒了的戰爭，以及兩大帝國的征服和擴張，加速了胡桃在近東及歐洲的傳播。胡桃的拉丁名“Juglans”，由古拉丁語兩個單詞合成，“Jovis”指羅馬神話 至高神朱庇特，“glans”意為堅果，合起來就是“朱庇特的堅果”。在古羅馬時代，出于對朱庇特的崇拜，婚禮上的新郎會將核桃撒向賓客，核桃跌落的聲音象征朱庇特的祝福，聲音越響亮，婚姻越美滿。
中國人給核桃取名“胡桃”，跟西方人說的“波斯核桃”異曲同工，都是指“胡地的著名核桃”。南宋孫奕《履齋示兒編》說“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中原未必沒有原產的核桃，但由于“胡人常食”，就取名叫“胡桃”了。
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提供了絲綢之路沿線“胡人”聚居之地，食用核桃的大量資料。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隨葬品中發現了核桃，與之一同陪葬的還有干棗、葡萄和梨。一份出自唐代于闐的《唐菓物狀》記錄了兩千顆核桃的大交易。那時核桃售價不菲，唐玄宗天寶二年（743）交河（今屬吐魯番）市場上，一兩核桃仁，上品者要價6文錢，次品5文，下品4文；同樣的價錢，足夠買1升大棗，或者三分之一升葡萄干。開元盛世國力鼎盛、物價最便宜的時候，長安城的即食熟核桃，也賣到10錢一盤，而那時1斗米（將近10斤）售價才3錢而已。
唐風豪邁眾所周知，唐人玩核桃也玩得豪邁，“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要玩就玩大的，跳過文玩階段，直接將核桃開發成了兵器投入戰爭。這里說的兵器，并不是像武俠小說摘葉飛花那樣，取核桃為暗器投擲傷敵。核桃硬歸硬，可畢竟小而輕，殺傷力肯定比不上同等大小的石塊，在戰場上投擲核桃，除了投喂敵軍零食外，毫無作用。唐人的辦法，乃是用核桃制造燃燒彈。挖空的核桃填充適量火藥，扦入引信，掛在野雞脖子上。點燃后，持針猛刺雞屁股，野雞飛奔撲向前方草叢引燃，可謂貨真價實的生物化學武器，名副其實的“核彈”。唐人杜佑《通典》記載道：“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系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說不定雙方一場廝殺，戰后清理戰場，順便回收烤雞，晚餐就有著落了。
唐代之后，文獻關于核桃的記載益發豐富，有搗碎了烙餅的，有榨油的，有制作微雕的，但所取核桃似乎多出本土，不再提及域外輸入。
西晉《博物志》記載：“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指出張騫出使西域歸國，帶回了胡桃種子。“胡桃”和“核桃”這兩個概念，胡桃指植物，核桃則為胡桃這一植物的種子，《博物志》謂張騫帶回的“胡桃種”，即是核桃。后人根據該記載，多認為核桃原產域外，因張騫“鑿空”，始傳入中土。
其實，核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外來之物。
植物分類學上，胡桃歸入殼斗目，胡桃科，胡桃屬。胡桃科植物可能最早出現于1.05億年前白堊紀的北美地區，此后通過北大西洋陸橋向歐洲遷移，繼而向東擴散至東亞。數千萬年來，地球經歷過多次氣候變冷的冰期，大量胡桃科植物滅絕。幸存者向南退卻，躲進一個個適宜生存的避難所，形成了間斷分布格局。
中國境內分布著許多植物避難所，經過漫長的演變，“躲”在中國的胡桃屬植物獨立分化出多種中國特有的植物，如俗稱“山核桃”的野核桃、適合把玩的核桃楸和麻核桃。而我們日常食用的普通核桃，雖然不是在中國獨立分化起源，但13萬年前至7.5萬年前的第四紀末次間冰期，也已經廣泛生長在中國南北方。重慶銅梁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2.5萬年）、北京門頭溝東胡林遺址（距今11000—9000年）、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距今8000—7000年）均出土過核桃碎塊、堅果殼或整顆堅果。
可惜的是，西漢以前，中國分布的普通核桃很少被栽培。而中國原產的一些品種，像核桃楸和麻核桃，殼厚肉少，充當文玩得其所哉；拿來食用，實在不太方便——花大力氣砸開一顆，果仁卻少得可憐。張騫及其后繼者的貢獻，與其說帶回了核桃，不如說讓國人分清了哪種核桃皮薄肉多。自張騫通西域后，漢地開始有意識地種植適合食用的胡桃。根據《西京雜記》記載，漢武帝應是最早下令在中國大規模種植胡桃的人：“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胡桃，出西域。”上林苑正是漢武帝時期“初修”起來的，修造之時，群臣競獻奇花異木，西域胡桃樹也引種了進來，隨后在宮苑之外開枝散葉。李時珍《本草綱目》“（胡桃）植之秦中，漸及東土”，指出了胡桃的傳播軌跡。
胡桃向東傳播，洛陽必是其中一站。東漢甚至將洛陽的一座宮殿直接命名為胡桃宮。東漢“醫圣”張仲景《金匱要略》直言“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說明核桃產量可觀，足以構成“多食”的條件，且食用過量引發不適的病例一定不少，才被醫家留意。漢末孔融曾收到過朋友贈送的核桃，他感激地寫信致謝道：“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核桃在士人之間作為禮物流通，又是“多惠”，亦反映了產出之豐。
自漢武帝在御花園里種胡桃，后世紛紛效仿。西晉洛陽的華林園，據載也種了八十四株胡桃樹。這個數字看上去似乎不多，但華林園的性質是皇家宮苑，給皇上一家散心的園子，不是專門的果園。再看華林園栽植的其他花木：橘子十一株，梔子花五株，枇杷四株，栗子一株，相比之下，八十四株胡桃已經不少。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介紹石栗的味道，舉了核桃為參照，說石栗味像核桃。另一位西晉名士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提及一種榛栗，也取核桃參照。能夠用來做參照物的，必是尋常之物，世人熟知其味，方能用作類比。
晉代的核桃產量大，品質也不錯。晉人郭義恭的《廣志》記錄了類似現代紙皮核桃的品種：陳倉（陜西寶雞）的核桃，皮薄肉多；陰平（在今甘肅）的核桃，大而皮脆，“急捉則碎”，使勁一捏就能裂開。
其實，直到晉代，關于胡桃異域產地信息的文獻記載都不多見，當年張騫究竟是從何地帶回的核桃，尚不明確。張騫第二次西使，他的副手率領一支團隊于公元前115年抵達波斯（安息）。帕提亞國王米特里達提二世派出兩萬騎兵迎接漢使，如此鄭重其事，漢使辭別之際，行囊會不會被熱情過頭的國王塞滿包括核桃在內的“土特產”，大有想象空間。
波斯核桃可謂馳名世界。在西方，核桃被直接稱為“波斯核桃”。美索不達米亞發現的一些楔形銘文揭示了4500年前，新亞述帝國尼姆魯德皇家花園和尼尼微空中花園里胡桃林的存在。歷史上，波斯與羅馬那沒完沒了的戰爭，以及兩大帝國的征服和擴張，加速了胡桃在近東及歐洲的傳播。胡桃的拉丁名“Juglans”，由古拉丁語兩個單詞合成，“Jovis”指羅馬神話 至高神朱庇特，“glans”意為堅果，合起來就是“朱庇特的堅果”。在古羅馬時代，出于對朱庇特的崇拜，婚禮上的新郎會將核桃撒向賓客，核桃跌落的聲音象征朱庇特的祝福，聲音越響亮，婚姻越美滿。
中國人給核桃取名“胡桃”，跟西方人說的“波斯核桃”異曲同工，都是指“胡地的著名核桃”。南宋孫奕《履齋示兒編》說“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中原未必沒有原產的核桃，但由于“胡人常食”，就取名叫“胡桃”了。
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提供了絲綢之路沿線“胡人”聚居之地，食用核桃的大量資料。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隨葬品中發現了核桃，與之一同陪葬的還有干棗、葡萄和梨。一份出自唐代于闐的《唐菓物狀》記錄了兩千顆核桃的大交易。那時核桃售價不菲，唐玄宗天寶二年（743）交河（今屬吐魯番）市場上，一兩核桃仁，上品者要價6文錢，次品5文，下品4文；同樣的價錢，足夠買1升大棗，或者三分之一升葡萄干。開元盛世國力鼎盛、物價最便宜的時候，長安城的即食熟核桃，也賣到10錢一盤，而那時1斗米（將近10斤）售價才3錢而已。
唐風豪邁眾所周知，唐人玩核桃也玩得豪邁，“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要玩就玩大的，跳過文玩階段，直接將核桃開發成了兵器投入戰爭。這里說的兵器，并不是像武俠小說摘葉飛花那樣，取核桃為暗器投擲傷敵。核桃硬歸硬，可畢竟小而輕，殺傷力肯定比不上同等大小的石塊，在戰場上投擲核桃，除了投喂敵軍零食外，毫無作用。唐人的辦法，乃是用核桃制造燃燒彈。挖空的核桃填充適量火藥，扦入引信，掛在野雞脖子上。點燃后，持針猛刺雞屁股，野雞飛奔撲向前方草叢引燃，可謂貨真價實的生物化學武器，名副其實的“核彈”。唐人杜佑《通典》記載道：“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系野雞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說不定雙方一場廝殺，戰后清理戰場，順便回收烤雞，晚餐就有著落了。
唐代之后，文獻關于核桃的記載益發豐富，有搗碎了烙餅的，有榨油的，有制作微雕的，但所取核桃似乎多出本土，不再提及域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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