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考古學打破傳統考古學線性考量“物”的桎梏，從而產生了重要的分野——“人”成為研究重點，而非人工遺物。在考古者看來，古物中帶有古人的信息，而且需要被后人知道，于是他們試圖在古人與今人間架設“媒介”。“透物見人”，成了考古學的核心要義：從靜態的物資特征到動態的人類行為，這一步在學科的漸進過程中，無疑是具有飛躍性意義的。
因為“人”這個關鍵因素的存在，若干“死”的文物遺存具有了骨架、血肉、情緒甚至靈魂。考古者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賦予古物以新的生命，還屢屢在古時和今日、古物和今人之間扮演“架橋者”的角色，又以專業之心和敬業之魂，悄然間化為“橋”本身。
歲月失語，唯石能言
理解記錄是很重要的一個考古環節。美國考古者路易斯·賓福德認為，考古出土的資料類似于一門有待翻譯的語言，考古者要對其進行解碼。但是，這個過程是非常艱苦的，被業界人士稱為“考古式的偵探工作”。這也是上個世紀強調自己動手、自己走路去尋找真憑實據的以傅斯年等為代表的“史語所”的學人，讓我們頓生感喟和敬意的緣由所在（《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4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究天人之際”，考古材料不會說話，但考古者需要在了解這些材料的基礎上使其“說話”或幫其“發聲”。
從研究對象來說，考古作家布賴恩·費根在《考古學入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中多次提出，考古者以過去的人類行為和生活方式作為研究對象，其中之一，便是作為人類生存跡象的重要標識物的實物資料即文化遺存。當代考古學的重要理論框架之一是將人置于歷史研究的核心，強調個體在歷史中的作用，考古學理論的分化也體現了人們對“人”這一重要角色認知的進步：與單向度地理解文化變遷、忽視人性的“過程考古學”不同，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后過程考古學”開始考慮人類行為的完整性，認為應該把人類意識、宗教與信仰、象征主義和符號研究的發展及表達作為考古學的一部分看待。“后過程考古學”強調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從而創設“背景關聯法”，致力于把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和當地的物質文化研究結合起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古學是一門人文學科。中國考古學的前身，追求“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境界的北宋金石學家們，也是去掉了過往人們賦予古物的神性光環，只是將其視為古人精神文化的遺留，通過研究、觀摩、鑒賞來繼承其中包含的精神文化。士大夫“把古物當成人本身，面對古物的時候，就仿佛面對他們敬重的先人”。如同歷史學家用文獻復原歷史，考古者們通過過去的物質遺存重建和還原祖先們的行為，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現場。比如，云岡石窟的考古者能從佛像腋下、手臂等不易發現的落刀之處，看出當年開鑿工匠的細致或敷衍。如第18窟主尊造像置于胸前的左手，細觀會見手指間如鴨鵝蹼趾般的縵網纖維，竟是工匠們為還原“手足縵相”的刻意為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彭明浩甚至認為，應該把這些古代的營建還原成人的東西去看，不要神化成“觀像坐禪”那樣的教條并渲染其藝術性；相反，因為這些石窟是“人的作品”，必然有人的遺憾和缺陷，反而更添加了藝術性。
“透物見人”，擊穿物料，見的是人性和理解。
與天地同久，見古今人心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考古不再像以往那樣圈囿在有限的專業圈子，“公眾考古”已經成為一種全新的開放的考古學形式。陳勝前先生在論及“公眾考古”時所說，考古是屬于詩和遠方的，當你的手觸摸到三萬多年前的火塘遺跡，當你坐在八千多年前的房址中央，當你走進一千年前的古城遺址，你的心里想不產生詩意都很難。所以，考古可以被看作一種方法、一種態度或是一種情趣，更要撩眾人之興。
正如《云岡：人和石窟的1500年》一書（蒯樂昊著，湖南美術出版社，2024年）中所述，云岡石窟是人的信仰、人的工程，是具名者和無名者共同締造和講述的人的故事、人的事業。恰是人的溫度和悲歡，讓這座偉大的石窟穿越歷史呈現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決定了它在未來可能呈現的模樣。比如，觀賞云岡石窟室，當代觀看者們在導游的導引下，將第17窟交腳彌勒與拓跋晃以身護法最后在政治斗爭中黯然早逝的故事結合起來時，也能從雄健的菩薩塑像上看到“佛—人”的跨接，感受到一些人間悲歡。
“人是萬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錄文附校注中所出現的“與天地而同久”，反映了云岡石窟開鑿者孜孜念念的雄心。考古者是把一系列的證據串聯起來，從前人的思想、行為、施工的痕跡中，回溯出一個施工的過程。更進一步說，當年那些能夠近距離端詳摩挲佛陀臉龐、一鑿一斧刻出佛國世界的工匠和今天站在同一位置用先進的VR設備進行數據采集的科研人員，仿佛進行著跨越時空的握手和對話。就連文物保護人員都十分“人化”這些無言的石窟，他們秉持最小干預的原則，盡量讓沉默的文物自己開口“說話”，說清楚自己哪里有“疼痛”。無怪乎陳丹青曾點評，每一個考古者觀看古物，就是“觀看我的一生”（《觀我生：壁畫上的中國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
“透物見人”，穿透物像，見的是煙火和人心。
一別兩地同風雨，我望明月月望你
由于考古學講究“透物見人”，因此，陳勝前提出，能夠打動人的還是人本身，與考古發現相結合的個人體驗更可能讓大家產生共鳴（《考古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并且，發掘者本身的體驗，“都進入到考古材料之中”。同時，其在探討中國考古學的未來時，首先就強調目前的“透物見人”離完整復原古代社會的目標還相差甚遠，所以，需要堅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文轉向”（《探索考古：作為人文的考古學》，陳勝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學者蕭易重走80多年前中國營造學社在川康的古建筑調查路線，集納見聞，形成《漫長的調查：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當年，營造學社調查的730多處川康古建筑、古遺址毀損于各種時代的變遷洪流，如今留下來的已不足一半。齊東方先生在《我在考古現場：絲綢之路考古十講》（中華書局，2021年）中感慨道，現實與歷史相差遙遠，卻未必毫無聯系，張騫、玄奘、馬可·波羅走過的路，我們可以重走，并產生與先賢心靈溝通的感覺。梁思成們當年參加考古，作為事件本身，也已成歷史。
藝術學者鄭巖回憶大學時參加西安大明宮太液池的試掘，在考古現場有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感受，看到環廊的遺跡，感覺似乎一轉身，就可以遇到當年在這里漫步的唐玄宗和楊貴妃。后來，他送一批文物去臺灣展出，像一位母親照顧未滿月的嬰兒一樣全程小心翼翼——的確，考古者是與歷史最近的人，他們能讓歷史有了人氣、溫度，他們又和古人天人合一、相遇神交：“那些文物被我們從地下喚醒以后，就和我們處在同一個空間，看得見，摸得著，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一塊泥巴，生長為一件器物，其背后有一雙富有創造力的手，有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活生生的人。詩比歷史真實，藝術離人心更近”，考古者是和古人能實現空中握手、心靈交融的“魔術師”。所以，帶著這份虔誠，鄭巖和擅長畫畫的女兒采取了“父親出文字、女兒出繪畫”的合作模式，對若干件文物進行了解讀，“激活文物內在的生命力，發現那些可以在今天繼續生長的東西”（《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父親，通過和女兒的第一次合作，“看到她努力做事，看到她的成長，我很高興”。那些動不動五六千歲的文物，連同親子血緣，在爸爸的文字中、女兒的畫筆下，“繼續生長”，這與《文物修復研究：文物醫院的理念與實踐》（沈軍著，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21年）中所提出來的“文物醫院”理念不謀而合：無論是物理層面的修復，還是精神層面的傳承，皆是施展了“重生技”，使文物“延年益壽”。
雖然石窟難免被風化的命運，好在有宿白先生這樣的大家一直致力于從云岡石窟的考察中發現文明內在的動力以及文明的進程，“為未來留下歷史的底本”，他研究的起點和終點，都在云岡，也是“圓滿的歸程”。他允許弟子杭侃在自己學術的根基上推陳出新，提出新觀點，而杭侃的弟子彭明浩，又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在三代學人的接棒下，學術源流綿綿不斷。學生時代在云岡調研的杭侃曾看到常惠先生60年前手書標注的數字，再過了30年后，他竟然作為守護者和主政官再次回到云岡，并偶遇了常惠先生的孫女——“一條隱秘的命運之線，把這些不同時代素不相識的人，通過云岡聯系了起來。”
在考古界，人和人，產生了動人的疊影。掩卷沉思，感動不由得油然而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考古學的終極使命。中華優秀文化的賡續，靠的是代代家風家傳，中國文博人的接力守護，讓中國故事精彩紛呈，讓中華大地熠熠生輝。
“透物見人”，穿過歲月，見的是文脈和人情。
現代考古學打破傳統考古學線性考量“物”的桎梏，從而產生了重要的分野——“人”成為研究重點，而非人工遺物。在考古者看來，古物中帶有古人的信息，而且需要被后人知道，于是他們試圖在古人與今人間架設“媒介”。“透物見人”，成了考古學的核心要義：從靜態的物資特征到動態的人類行為，這一步在學科的漸進過程中，無疑是具有飛躍性意義的。
因為“人”這個關鍵因素的存在，若干“死”的文物遺存具有了骨架、血肉、情緒甚至靈魂。考古者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賦予古物以新的生命，還屢屢在古時和今日、古物和今人之間扮演“架橋者”的角色，又以專業之心和敬業之魂，悄然間化為“橋”本身。
歲月失語，唯石能言
理解記錄是很重要的一個考古環節。美國考古者路易斯·賓福德認為，考古出土的資料類似于一門有待翻譯的語言，考古者要對其進行解碼。但是，這個過程是非常艱苦的，被業界人士稱為“考古式的偵探工作”。這也是上個世紀強調自己動手、自己走路去尋找真憑實據的以傅斯年等為代表的“史語所”的學人，讓我們頓生感喟和敬意的緣由所在（《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4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究天人之際”，考古材料不會說話，但考古者需要在了解這些材料的基礎上使其“說話”或幫其“發聲”。
從研究對象來說，考古作家布賴恩·費根在《考古學入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中多次提出，考古者以過去的人類行為和生活方式作為研究對象，其中之一，便是作為人類生存跡象的重要標識物的實物資料即文化遺存。當代考古學的重要理論框架之一是將人置于歷史研究的核心，強調個體在歷史中的作用，考古學理論的分化也體現了人們對“人”這一重要角色認知的進步：與單向度地理解文化變遷、忽視人性的“過程考古學”不同，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后過程考古學”開始考慮人類行為的完整性，認為應該把人類意識、宗教與信仰、象征主義和符號研究的發展及表達作為考古學的一部分看待。“后過程考古學”強調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從而創設“背景關聯法”，致力于把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和當地的物質文化研究結合起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古學是一門人文學科。中國考古學的前身，追求“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境界的北宋金石學家們，也是去掉了過往人們賦予古物的神性光環，只是將其視為古人精神文化的遺留，通過研究、觀摩、鑒賞來繼承其中包含的精神文化。士大夫“把古物當成人本身，面對古物的時候，就仿佛面對他們敬重的先人”。如同歷史學家用文獻復原歷史，考古者們通過過去的物質遺存重建和還原祖先們的行為，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現場。比如，云岡石窟的考古者能從佛像腋下、手臂等不易發現的落刀之處，看出當年開鑿工匠的細致或敷衍。如第18窟主尊造像置于胸前的左手，細觀會見手指間如鴨鵝蹼趾般的縵網纖維，竟是工匠們為還原“手足縵相”的刻意為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彭明浩甚至認為，應該把這些古代的營建還原成人的東西去看，不要神化成“觀像坐禪”那樣的教條并渲染其藝術性；相反，因為這些石窟是“人的作品”，必然有人的遺憾和缺陷，反而更添加了藝術性。
“透物見人”，擊穿物料，見的是人性和理解。
與天地同久，見古今人心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考古不再像以往那樣圈囿在有限的專業圈子，“公眾考古”已經成為一種全新的開放的考古學形式。陳勝前先生在論及“公眾考古”時所說，考古是屬于詩和遠方的，當你的手觸摸到三萬多年前的火塘遺跡，當你坐在八千多年前的房址中央，當你走進一千年前的古城遺址，你的心里想不產生詩意都很難。所以，考古可以被看作一種方法、一種態度或是一種情趣，更要撩眾人之興。
正如《云岡：人和石窟的1500年》一書（蒯樂昊著，湖南美術出版社，2024年）中所述，云岡石窟是人的信仰、人的工程，是具名者和無名者共同締造和講述的人的故事、人的事業。恰是人的溫度和悲歡，讓這座偉大的石窟穿越歷史呈現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決定了它在未來可能呈現的模樣。比如，觀賞云岡石窟室，當代觀看者們在導游的導引下，將第17窟交腳彌勒與拓跋晃以身護法最后在政治斗爭中黯然早逝的故事結合起來時，也能從雄健的菩薩塑像上看到“佛—人”的跨接，感受到一些人間悲歡。
“人是萬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錄文附校注中所出現的“與天地而同久”，反映了云岡石窟開鑿者孜孜念念的雄心。考古者是把一系列的證據串聯起來，從前人的思想、行為、施工的痕跡中，回溯出一個施工的過程。更進一步說，當年那些能夠近距離端詳摩挲佛陀臉龐、一鑿一斧刻出佛國世界的工匠和今天站在同一位置用先進的VR設備進行數據采集的科研人員，仿佛進行著跨越時空的握手和對話。就連文物保護人員都十分“人化”這些無言的石窟，他們秉持最小干預的原則，盡量讓沉默的文物自己開口“說話”，說清楚自己哪里有“疼痛”。無怪乎陳丹青曾點評，每一個考古者觀看古物，就是“觀看我的一生”（《觀我生：壁畫上的中國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
“透物見人”，穿透物像，見的是煙火和人心。
一別兩地同風雨，我望明月月望你
由于考古學講究“透物見人”，因此，陳勝前提出，能夠打動人的還是人本身，與考古發現相結合的個人體驗更可能讓大家產生共鳴（《考古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并且，發掘者本身的體驗，“都進入到考古材料之中”。同時，其在探討中國考古學的未來時，首先就強調目前的“透物見人”離完整復原古代社會的目標還相差甚遠，所以，需要堅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文轉向”（《探索考古：作為人文的考古學》，陳勝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學者蕭易重走80多年前中國營造學社在川康的古建筑調查路線，集納見聞，形成《漫長的調查：重走營造學社川康古建筑調查之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當年，營造學社調查的730多處川康古建筑、古遺址毀損于各種時代的變遷洪流，如今留下來的已不足一半。齊東方先生在《我在考古現場：絲綢之路考古十講》（中華書局，2021年）中感慨道，現實與歷史相差遙遠，卻未必毫無聯系，張騫、玄奘、馬可·波羅走過的路，我們可以重走，并產生與先賢心靈溝通的感覺。梁思成們當年參加考古，作為事件本身，也已成歷史。
藝術學者鄭巖回憶大學時參加西安大明宮太液池的試掘，在考古現場有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感受，看到環廊的遺跡，感覺似乎一轉身，就可以遇到當年在這里漫步的唐玄宗和楊貴妃。后來，他送一批文物去臺灣展出，像一位母親照顧未滿月的嬰兒一樣全程小心翼翼——的確，考古者是與歷史最近的人，他們能讓歷史有了人氣、溫度，他們又和古人天人合一、相遇神交：“那些文物被我們從地下喚醒以后，就和我們處在同一個空間，看得見，摸得著，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一塊泥巴，生長為一件器物，其背后有一雙富有創造力的手，有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活生生的人。詩比歷史真實，藝術離人心更近”，考古者是和古人能實現空中握手、心靈交融的“魔術師”。所以，帶著這份虔誠，鄭巖和擅長畫畫的女兒采取了“父親出文字、女兒出繪畫”的合作模式，對若干件文物進行了解讀，“激活文物內在的生命力，發現那些可以在今天繼續生長的東西”（《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父親，通過和女兒的第一次合作，“看到她努力做事，看到她的成長，我很高興”。那些動不動五六千歲的文物，連同親子血緣，在爸爸的文字中、女兒的畫筆下，“繼續生長”，這與《文物修復研究：文物醫院的理念與實踐》（沈軍著，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21年）中所提出來的“文物醫院”理念不謀而合：無論是物理層面的修復，還是精神層面的傳承，皆是施展了“重生技”，使文物“延年益壽”。
雖然石窟難免被風化的命運，好在有宿白先生這樣的大家一直致力于從云岡石窟的考察中發現文明內在的動力以及文明的進程，“為未來留下歷史的底本”，他研究的起點和終點，都在云岡，也是“圓滿的歸程”。他允許弟子杭侃在自己學術的根基上推陳出新，提出新觀點，而杭侃的弟子彭明浩，又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在三代學人的接棒下，學術源流綿綿不斷。學生時代在云岡調研的杭侃曾看到常惠先生60年前手書標注的數字，再過了30年后，他竟然作為守護者和主政官再次回到云岡，并偶遇了常惠先生的孫女——“一條隱秘的命運之線，把這些不同時代素不相識的人，通過云岡聯系了起來。”
在考古界，人和人，產生了動人的疊影。掩卷沉思，感動不由得油然而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考古學的終極使命。中華優秀文化的賡續，靠的是代代家風家傳，中國文博人的接力守護，讓中國故事精彩紛呈，讓中華大地熠熠生輝。
“透物見人”，穿過歲月，見的是文脈和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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