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春日之一大盛景，當推玉淵潭的櫻花。在梅花、山桃、迎春報得春信之后，漸次蘇醒的，便是這枝頭上躍動的粉雪。和風初暢，淺淺勻紅，花枝招展嬌艷，吸引無數游客駐足觀賞。
中國賞櫻的歷史由來已久，只是長期未形成規模，注重“實用”的古人更看重其果實價值，對于其花，則重視程度不高。不過散見于各種典籍之中的記載，還是顯示出在“雪后尋梅、霜前訪菊、雨際護蘭、風外聽竹”之外的美學意趣，方便今人打撈起一個又一個因春櫻之美而動情的賞花故事。
關于“櫻”的記載很早便已出現，識得其物，賦予其名，足見古人對這種植物的熟悉。漢揚雄的《蜀都賦》中有“被以櫻梅，樹以木蘭”之句，描繪了蜀地繁茂的植被景象，其中“櫻梅”與“木蘭”并列，可見櫻在當時已是常見植物。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更為具體，羅列了上林苑中豐富的物產，提到“櫻桃蒲陶”，直指這種水果在當時受人重視，且已進入宮廷貴族的飲食之中。
隨著個體意識的覺醒之際，“美”的發現便成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了，櫻花其美也被人們所注意。唐代之前，賞櫻并為之賦詩的文人已不乏其例。南朝宋王僧達有詩云：“初櫻動時艷，擅藻灼輝芳。緗葉未開蕊，紅葩已發光。”葉子尚未舒展，花蕾便已綻放出奪目的光彩。以現代植物學的眼光來看，這種“先花后葉”的特征正是早櫻或中櫻的典型表現，說明王僧達所見到的很可能是這類櫻花品種。沈約在《早發定山》一詩中寫道：“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以“發欲然”形容山櫻怒放之景，仿佛花朵紅艷如火，即將燃燒，不難想象其絢爛之美。到了隋朝，江總有《春日詩》描寫櫻花：“水苔宜溜色，山櫻助落暉。”他將山櫻與落日余暉相結合，描繪出一幅靜謐而壯麗的春日圖景。此時的櫻花多生長于山野之中，它們獨自綻放，與山水相伴，偶被文人墨客所見，便成為詩中的點睛之筆。
“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丁仙芝的《馀杭醉歌贈吳山人》如此落筆，唐人的偏好完全在這句詩中透露出來了：櫻花已非山野中自開自落的孤芳，而成為普羅大眾隨處可見的觀賞植物，乃至進入私家庭院。在這樣的氛圍中，如李白《久別離》中“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杜甫“朱櫻此日垂朱實”，孟郊“櫻桃花參差，香雨紅霏霏”便有了現實基礎。詩文為歷史開了一扇窗，讓今人在觀覽櫻花之際，可以想見古時花樹之參差，多了一分今古交疊的意味。
櫻花還與“離別”形成了一種微妙的聯系，王維送錢少府還藍田，想象友人之隱居生活：鳥鳴山幽，櫻花綻放。同是春光，而不同景致，兩地相隔，多少有些寂寞。杜甫也曾在櫻花開放的季節送別友人。春光漸濃，而友人將離去，怎不讓人傷懷？此時櫻花已成為春天的一個注解，點綴起詩文中的傷懷時刻。
有兩位櫻花愛好者值得特別提及，其一便是張籍。他有多首詩寫到其賞櫻的情景，其中《和裴仆射看櫻桃花》一詩尤為生動：“昨日南園新雨后，櫻桃花發舊枝柯。天明不待人同看，繞樹重重履跡多。”新雨過后，庭院里的櫻桃花在老枝上悄然綻放。詩人迫不及待，等不及友人同賞，便獨自繞樹徘徊，一遍遍觀賞，以至于樹下留下了重重腳印。放在今天，怕是要被人提醒：不要踩踏綠地。另一首《病中酬元宗簡》寫自己生病，不能陪友人賞櫻，惆悵中帶些許牢騷：“東風漸暖滿城春，獨占幽居養病身。莫說櫻桃花已發，今年不作看花人。”
還有一位白居易，可謂是櫻花資深愛好者，即使知道是官舍，也要從山里掘回山櫻植于庭院觀賞：“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櫻滿院栽。”而美麗的櫻花也能勾起他的各種心緒，有時他會在櫻樹下感嘆自己的年老：“紅櫻滿眼日，白發半頭時”，有時他會帶客人一起去看花：“曉報櫻桃發，春攜酒客過”。長慶元年春，韓愈邀請張籍和白居易前往曲江賞春，白居易這次爽約了，面對韓愈寄詩略帶嗔怪的責問，白居易回詩道：“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游。何必更隨鞍馬隊，沖泥蹋雨曲江頭。”自家小園中的櫻花足以勝過曲江春景，無須遠行。白居易對櫻花的偏愛可見一斑。
梅花謝后櫻花綻，淺淺勻紅，自唐以后，櫻花的觀賞價值與文化意義得到認可，成為春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直到今日。現在的賞櫻習俗多少受日本的影響，這源自長期以來的互相交流，宋濂曾記錄過“賞櫻日本盛于唐，如被牡丹兼海棠”，明代文人祝允明在與日本僧人的唱和詩中寫道：“剪云雕雪下瑤空，綴向蒼柯翠葉中。晉代桃源何足問，蓬山異卉是仙風。”
盡管明代曾實行海禁政策，與日本之間時有沖突，但雙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并未完全中斷，近現代日本對于文化的輸出自然更不必說。不過,若大談民族主義，將櫻花視為日本之獨特象征，并加以排斥，這種事則大可不必。賞櫻則賞其美，賞其怒放之生機，自然之美高于一切人為附加于其的所謂意義。
北京春日之一大盛景，當推玉淵潭的櫻花。在梅花、山桃、迎春報得春信之后，漸次蘇醒的，便是這枝頭上躍動的粉雪。和風初暢，淺淺勻紅，花枝招展嬌艷，吸引無數游客駐足觀賞。
中國賞櫻的歷史由來已久，只是長期未形成規模，注重“實用”的古人更看重其果實價值，對于其花，則重視程度不高。不過散見于各種典籍之中的記載，還是顯示出在“雪后尋梅、霜前訪菊、雨際護蘭、風外聽竹”之外的美學意趣，方便今人打撈起一個又一個因春櫻之美而動情的賞花故事。
關于“櫻”的記載很早便已出現，識得其物，賦予其名，足見古人對這種植物的熟悉。漢揚雄的《蜀都賦》中有“被以櫻梅，樹以木蘭”之句，描繪了蜀地繁茂的植被景象，其中“櫻梅”與“木蘭”并列，可見櫻在當時已是常見植物。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更為具體，羅列了上林苑中豐富的物產，提到“櫻桃蒲陶”，直指這種水果在當時受人重視，且已進入宮廷貴族的飲食之中。
隨著個體意識的覺醒之際，“美”的發現便成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了，櫻花其美也被人們所注意。唐代之前，賞櫻并為之賦詩的文人已不乏其例。南朝宋王僧達有詩云：“初櫻動時艷，擅藻灼輝芳。緗葉未開蕊，紅葩已發光。”葉子尚未舒展，花蕾便已綻放出奪目的光彩。以現代植物學的眼光來看，這種“先花后葉”的特征正是早櫻或中櫻的典型表現，說明王僧達所見到的很可能是這類櫻花品種。沈約在《早發定山》一詩中寫道：“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以“發欲然”形容山櫻怒放之景，仿佛花朵紅艷如火，即將燃燒，不難想象其絢爛之美。到了隋朝，江總有《春日詩》描寫櫻花：“水苔宜溜色，山櫻助落暉。”他將山櫻與落日余暉相結合，描繪出一幅靜謐而壯麗的春日圖景。此時的櫻花多生長于山野之中，它們獨自綻放，與山水相伴，偶被文人墨客所見，便成為詩中的點睛之筆。
“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丁仙芝的《馀杭醉歌贈吳山人》如此落筆，唐人的偏好完全在這句詩中透露出來了：櫻花已非山野中自開自落的孤芳，而成為普羅大眾隨處可見的觀賞植物，乃至進入私家庭院。在這樣的氛圍中，如李白《久別離》中“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杜甫“朱櫻此日垂朱實”，孟郊“櫻桃花參差，香雨紅霏霏”便有了現實基礎。詩文為歷史開了一扇窗，讓今人在觀覽櫻花之際，可以想見古時花樹之參差，多了一分今古交疊的意味。
櫻花還與“離別”形成了一種微妙的聯系，王維送錢少府還藍田，想象友人之隱居生活：鳥鳴山幽，櫻花綻放。同是春光，而不同景致，兩地相隔，多少有些寂寞。杜甫也曾在櫻花開放的季節送別友人。春光漸濃，而友人將離去，怎不讓人傷懷？此時櫻花已成為春天的一個注解，點綴起詩文中的傷懷時刻。
有兩位櫻花愛好者值得特別提及，其一便是張籍。他有多首詩寫到其賞櫻的情景，其中《和裴仆射看櫻桃花》一詩尤為生動：“昨日南園新雨后，櫻桃花發舊枝柯。天明不待人同看，繞樹重重履跡多。”新雨過后，庭院里的櫻桃花在老枝上悄然綻放。詩人迫不及待，等不及友人同賞，便獨自繞樹徘徊，一遍遍觀賞，以至于樹下留下了重重腳印。放在今天，怕是要被人提醒：不要踩踏綠地。另一首《病中酬元宗簡》寫自己生病，不能陪友人賞櫻，惆悵中帶些許牢騷：“東風漸暖滿城春，獨占幽居養病身。莫說櫻桃花已發，今年不作看花人。”
還有一位白居易，可謂是櫻花資深愛好者，即使知道是官舍，也要從山里掘回山櫻植于庭院觀賞：“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櫻滿院栽。”而美麗的櫻花也能勾起他的各種心緒，有時他會在櫻樹下感嘆自己的年老：“紅櫻滿眼日，白發半頭時”，有時他會帶客人一起去看花：“曉報櫻桃發，春攜酒客過”。長慶元年春，韓愈邀請張籍和白居易前往曲江賞春，白居易這次爽約了，面對韓愈寄詩略帶嗔怪的責問，白居易回詩道：“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游。何必更隨鞍馬隊，沖泥蹋雨曲江頭。”自家小園中的櫻花足以勝過曲江春景，無須遠行。白居易對櫻花的偏愛可見一斑。
梅花謝后櫻花綻，淺淺勻紅，自唐以后，櫻花的觀賞價值與文化意義得到認可，成為春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直到今日。現在的賞櫻習俗多少受日本的影響，這源自長期以來的互相交流，宋濂曾記錄過“賞櫻日本盛于唐，如被牡丹兼海棠”，明代文人祝允明在與日本僧人的唱和詩中寫道：“剪云雕雪下瑤空，綴向蒼柯翠葉中。晉代桃源何足問，蓬山異卉是仙風。”
盡管明代曾實行海禁政策，與日本之間時有沖突，但雙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并未完全中斷，近現代日本對于文化的輸出自然更不必說。不過,若大談民族主義，將櫻花視為日本之獨特象征，并加以排斥，這種事則大可不必。賞櫻則賞其美，賞其怒放之生機，自然之美高于一切人為附加于其的所謂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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