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僅是“過去的故事”，或者說不僅是一堆史料，它還是一種認識問題的視角。歷史讓人謙卑，也賦予人以希望。在現代學科劃分體系之中，社會科學研究者尤其社會學者對歷史包括本土歷史的了解是短缺的——盡管有人如賴特·米爾斯提出一切社會科學都是歷史學，也有歷史學家推動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地方”一詞在政治學、公共管理學中，通常被用來指稱相對于“中央”的行政層級及社會區域，如“地方政府”“地方社會”“央-地關系”等；在日常用語中，它也被理解為首都以外的城鄉區域，如“地方上”“地方城市”。不過如果我們將“地方”還原到社會地理學的“place”詞義上，那么人類所處的、所認知的區域或場所，都可被指稱為“地方”，就如人們常說的“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那樣。在本期專欄中，陳映芳講述的是，作為聚落的“那個地方”的京城。
甲午年，按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紀年方法，每六十年就會輪到一年。不過如果你問在中國上過中學的人，“甲午年是哪一年？”人們多半會回答“1894年”，而很少提及距今更近的“1954年”或“2014年”。原因很簡單，1894年發生過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戰。
本文所說的甲午年，就是1894年。
去京城做官
1894年的農歷二月十二（3月18日），江南初春，過完大年的常熟人徐兆瑋離開何市鎮老家，開啟了新一年的赴京之旅——到北京“做官”去。出生于1867年的徐兆瑋是光緒十五年（1889）考中的進士，次年庚寅恩科（光緒皇帝親政恩科）時補行殿試，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兩年后散館授職翰林院編修。按今天的說法，徐兆瑋是少年得志、年紀輕輕就當上了京官。不過吳地一帶的人以前習慣把離家外出當官叫作出去“做官”，那“做”的用法就好比去外地“做生意”、去地里“做生活”，說的是一種謀生的工作，這里試著還原一下。
《徐兆瑋日記》第一冊的開頭篇章所記的，正是那一次旅程。從中可知，那時的江南士紳出門，已經有了近代的輪船作為交通工具——先坐小火輪從常熟、蘇州到上海，再坐海輪出吳淞口、入大沽口，最后舟車交替一路進京。到抵達總布胡同的寓所時，已經是二月二十九（4月4日）了，路上整整花了半個多月，其中一個原因是那年“會試公車云集，擁擠異常”，以致在上海等輪船多待了幾日。
徐的旅途日記行文扼要，不過有些文字頗可玩味，如“過黑水洋，風浪平善，如履實地。同邑薛君敏、楊寶書暨陸綬卿、杜仲如同年均附飛鯨輪北上，又遇婁江姚柳屏，談藝甚樂，幾忘身在瀛海中。”當中“北上”一詞，我以前曾經好奇過：像“北上”“南下”這樣的習慣說法，出處到底為何？考據者有說那是西方地圖“上北下南”的標示法傳入中國后形成的，也有的說典出戰國《禮記》，指的是天子面南而立、三公諸臣向北朝見天子的禮儀。似各有各的理。不過用“北上”來指稱晚清年間南方士子去北京趕考或做官的旅途，還真是恰當的，畢竟京城是頂級的政治場域，是讀書人通往權力高層的窄門。
上文中“同邑”（或稱“同鄉”）一詞，在整套《徐兆瑋日記》中，則處處可見。確切的所指，應該是常熟的士紳圈——那是他社會交往的主要網絡。如日記一開始提到的幫他在上海預訂輪船的王新之，到京后即相見的黃謙齋，都是常熟徐市（何市鄰鎮）的士子，后者時為翰林院庶吉士（后面還會提到）。而在京城一俟安頓下來，徐兆瑋第一要做的事，就是花兩天時間，出門去“拜城內同鄉”和“拜城外同鄉”。
說到常熟同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的蘇南地區的大規模析縣歷史——那一次蘇松常三府各縣一下子被分拆出了十三個新縣，其中原來的常熟縣被分成了常熟、昭文兩縣（縣治同在原縣城，至辛亥革命后兩縣重新合并為常熟縣），徐兆瑋所在的何市屬于昭文縣。有意思的是，雖然1894年時常熟、昭文在行政區劃上已經被分開整整一百六十年了，可常熟人的“同邑”“同鄉”關系卻依然如故，有時雖以“常昭兩邑”稱之，也是不言自明的同鄉范圍。像徐兆瑋剛到北京，日記中即記有“會試常昭兩邑約二十人……”，隔日又記確切的人數為“同鄉會試共二十一人”。可見朝廷以行政區劃之政治力，并不一定真能改變地域社會的邊界、鄉緣及其人文傳統。事實上京城中常熟人的同鄉會館也一直是兩縣共用的“常昭會館”。
光緒年間常熟士紳圈的核心人物，無疑是翁同龢。徐兆瑋亦尊其為師（日記中言必稱“翁瓶生師”）。雖然在這一年滯留北京的日記中，似乎未記有他與翁同龢的直接交集，但翁氏家族與京城中同邑士紳盤根錯節的關系，字里行間比比皆是。
考、考、考，皇權的恩與威
甲午這一年里，北京城里除了曾發生過與中日戰爭相關的軍事、政治事務外，當然還有其他各類大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慶典是一件，還有就是科舉大考——這一年的北京不僅有例行的順天府鄉試，還有一次恩科會試。本來，按照正科每三年一次（丑、未、辰、戌年）的科舉制度，甲午并不是會試年，次年（乙未年，即發生了“公車上書”的那一年）才是。但因為慈禧大壽，朝廷就加開了恩科。對全國的士子而言，進京趕考是件天大的事。
不過，京城里的考試還不只有鄉試和會試。對不同身份的士紳而言，各種考試也遠不像今人常說的“一考定終身”那樣簡單。徐兆瑋的日記中，就曾一一記下了甲午年的各場考試，包括日期、考題，以及同鄉好友的結果等。
會試一般在春季，由禮部主持，所以有“春闈”“禮闈”之稱。投考的舉人們，不僅要辛辛苦苦地從全國各地趕往京城，參加的考試也不止一場，光是貢院的初試就有三場，分別考“四書”“五經”和“策問”，例于農歷四月十五放榜（因時值杏花盛開，故稱“杏榜”）。這以后，合格者還需參加一場復試（甲午這年欽命題《經界既正三句》《拂水柳花千萬點得“花”字》），才能取得殿試的資格。等通過了皇帝主考的殿試，新貢士們終于迎來“臚唱”（“金榜題名傳臚日”），這才正式取得一甲、二甲、三甲不同等第的進士身份。然而這還沒完，除一甲前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和編修外，新進士們一個個的具體仕途怎樣，還需經過一場皇帝主持的“朝考”（本次欽命題《荀卿論擬李絳請崇國學疏》《賦得天祿琳瑯得“書”字》），即俗稱的“皇帝點翰林”，才能知道自己是入翰林院（庶吉士），還是入部院（主事、中書），抑或外放當個知縣官。最后，君臣之間還有一次“新進士引見”——據徐兆瑋日記已經是五月初十（6月17日）。至此，廣義的會試才算正式結束。
這兒插一句，這一年大考的新科狀元，就是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張謇——這一年已是他第五次參加會試了。張謇是江蘇南通人，因為其祖籍為常熟，與翁同龢走得很近，加之政見相同，故而得到了翁氏的鼎力推薦，這有不少研究及傳說，此處不贅。
這次會試，徐兆瑋的內兄張澄（隱南、映南）因落第而捐了個內閣中書，改名張鴻。好友孫雄（師鄭）、沈鵬（北山）以二甲入翰林院，孫國楨（筱川）以三甲分戶部。這幾位中，沈鵬后來因為向慈禧太后狀告當紅權臣大學士榮祿、剛毅、太監李蓮英而震驚了朝野（《告訐三兇疏》）；而孫國楨就是后來將清末常熟士紳圈故事寫成了小說《轟天雷》的孫希孟的父親。讀者如果有時間，拿這部小說與徐兆瑋的日記對照著讀，應該別有趣味。事實上徐氏后來在日記中也提到過《轟天雷》——小說稿在他們這些角色原型中是傳閱過的。人生如戲，虛虛實實，看來他們對自己作為歷史劇中的角色身份是有自知的，京城只是他們人生的舞臺之一。
會試大考在6月剛落幕，7月開始，徐兆瑋的寓所里就有入京準備參加順天府鄉試（“秋闈”）的同鄉開始登門了。順天鄉試本來主要面對的是順天、直隸及關外各府、州、縣學的生員與貢生，但京城是全國權力中心，歷來就有不少權貴子弟或京官門生等自全國各地趕來投考。徐兆瑋記述：“同鄉應順天試者甚多，始則潘毅遠、吳護青，繼則章輔臣、章景云，又有歸善卿自天津來，濟濟蹌蹌，會館中幾無隙地。”也是初試三場再加復試，至10月9日放榜，“吾邑中吳護青一人。”其時的北京城，已經秋涼而“可穿棉衣”了。
自春季至秋季，像徐兆瑋這些江南的京官，除例行的日常政務外，還要心心念念地維護鄉緣，照拂同邑后輩。而他們自己雖然已經功名在身，其實也還要繼續應對朝廷的各種選拔和獎懲——甲午這年的日記中，徐兆瑋就記述了在京士紳的幾次考試，如“翰詹大考”“考試差”，還有庶吉士的“散館”。
“翰詹大考”指的是清代對翰林院、詹事府的翰林官進行的不定期的突擊式考試，為的是不讓翰林們有所懈怠（因故未參加的要補考，借故規避者要受罰）。考試結果分四等及不入等，分別予以留任及升職、加級、記名、賜物，或降調、罰俸、休致、革職等懲罰。這樣的考試清代歷史上曾經四到六年有一次，但光緒朝已久未舉行。
甲午這年，徐兆瑋進京當天（4月4日）就聽到傳言，“聞有大考之說”。至23日最終確認，“晚，知奉旨大考翰詹，自光緒元年大考后已廿年矣。”5月1日正式考試。“黎明，點名入保和殿，欽命題《水火金木土谷賦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為韻，書貞觀政要于屏風論》《賦得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韻，六下鐘交卷，回至總布胡同已天黑矣。”整整一天好不辛苦。待5日結果出來，一等六人，二等七十八人，余均三等，四等的二人。徐兆瑋列二等四十名。他的同鄉龐鴻文（絅堂，當代著名畫家龐薰琹祖父）得三等。據徐的判斷，列三等者“恐有降黜之慮”。難怪清代歷史上有“翰林怕大考”“翰林出痘”之說，或謂“金頂朝珠褂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
“考試差”亦稱考差、考試試差，是清代科舉考試制度的一個環節，指朝廷通過考試從被推舉的翰林等官員中選拔鄉試主副考官的制度。這一年在四月十五（5月19日），徐兆瑋記有一筆：“保和殿考試差，欽命題《論篤是與君子者乎，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槐陰清潤麥風涼，得‘清’字》。”本次考試徐兆瑋的常熟同鄉龐鴻文和蘇州大同鄉江標（建霞）都有幸得了學差。徐不免感慨道，“絅堂大考列三等，頗怏怏，然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也。”
“散館”類似于庶吉士的結業考試，本次庶吉士散館欽命題為《職貢圖賦，以寫其形貌為之圖為韻》《壁聞絲竹聲，得“堂”字》。徐兆瑋主要關心的，是同鄉黃謙齋。黃是翁同龢門生，這次得了一等第二十七名，列江蘇第四。事后徐在日記中特別補記了一筆：“謙齋散館試帖中有一聯云：‘管弦周法物，第宅魯靈光。’翁瓶生師述誦于人，以為非時輩所能夢見，大臣愛才若師者，洵朝端之麟鳳矣。”從考核制度、出題類型到評價標準，士紳官員的辭章詩詞被看重到這樣的地步，如今讀來，聯想到甲午當年的時局危機，頗讓人無語。
以愛才著稱的翁同龢在這一年的各場考試中所贊賞、提攜的，還不止黃謙齋和張謇。徐兆瑋的日記中記翰詹大考的結果，“一等本定五人，王蓮生師懿榮系三等中拔入，聞翁瓶生師復看所定。”這位僥幸進入一等的王師懿，下面要講到，當年居然還被光緒皇帝拿來當成了教育其他翰林的榜樣。
徐兆瑋的甲午年京城生活，在7月5日這一天迎來了一個小小的高潮——皇帝召見。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述。
寅刻，召見。先一日，托陳瑤圃備履歷，招呼內監蘇拉，瑤圃時為軍機章京也。兆瑋于第三起叫入，問：“你是哪里人？”答：“江蘇人。”問：“是哪一科進士？”答：“己丑科進士，庚寅殿試，蒙點庶常。”問：“今年幾歲？”答：“年二十六歲。”問：“在家讀什么書？”答：“讀《史記》《前漢書》，近稍習洋務書。”問：“放過試差沒有？”答：“沒有放過。”問：“放過學差沒有？”答：“沒有放過。”問：“考過幾回差？”答：“今歲共考過兩回差。”問：“江蘇今歲年成可好？”答：“菜麥尚好。”問：“今年大考賦題頗不容易做？”答：“是。”問：“王懿榮認識否？”答：“是館中教習，認識。”問：“王懿榮這本卷子便好，經也有史也有。”答：“是。”問：“衙門里無事，可常常讀書，開卷有益。”答：“是。”皇上哈腰，即退出。
若不是有當事人這么詳細的文字留下，今人斷難想象，王朝的金鑾殿上，坐著的君與跪著的臣之間，是如此這般地問話和回話的。
其中光緒皇帝提到的王懿榮，徐兆瑋稍后的日記中又補記道：“王蓮生師懿榮獨蒙圣注，召見后入直南齋，以侍讀署祭酒。兆瑋召見時，猶垂詢及之，蓮生師大考因詩中‘堠’字誤書‘侯’字置三等末。翁瓶生師覆閱時將侯字改去，然后請旨，奉旨置一等末，然嫉妒者已不少矣。”恩寵或懲罰，真正是系于文人一字以及考官與皇帝的一念之間。士紳命運之乖離和官場之險惡，由此例可窺一斑。而這位王師懿本是學問精深的金石學家，還是甲骨文最早的發現者，由這次大考一等，得以直接升遷為侍讀。又因在隨后的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主動請歸老家山東登州，辦團練御敵有功，回京后入值南書房，任了國子監祭酒，在朝廷的復雜政治中盡心盡忠。最后至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以“看街老兵”自稱的王師懿，竟留下絕命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為近之”，在東城區錫拉胡同自宅內，偕繼夫人和守寡的長媳一起自殺以殉節。令人唏噓。
北上與南歸：士紳的入仕
時間進入夏秋季節，徐兆瑋的日記中，事情一下子紛繁忙亂起來。同鄉好友或因大考結束或因家中急事等，已經開始陸續“回南”。而京城之中，從氣候到外交局勢、官場習氣，諸事令他心緒不寧。
時與日本爭高麗，合肥中堂今歲巡閱海軍，俱不足用，有自餒之心，現雖壹意主戰，恐亦外強中干耳，當軸者頗慎密，和戰尚未有的音。自六月底至七月初，雨多晴少，街衢積水，泥滑難行，即使晴霽，而炎日熏蒸，房中俱作霉氣，從前京師氣候六月后即涼爽，今年較江南更熱，豈地氣已轉邪？高麗戰事已成，海口雖未封禁，而信息稍阻滯矣，京師人情頗麻木不仁，一方之痛不甚覺，終日酒食征逐，不暇遑計其他。（六月十五日）
雖然皇帝下旨停辦了頤和園的慶典，但至七月下旬，“得平壤敗報，人心頗惶惑，各路征兵皆至京師，桂公赴山海關防堵，捉車運兵，驛騷廛市，大街無賣買車一輛。西城自西安門至西直門，自西直門出城至頤和園、萬壽山，五十余里木牌樓經棚戲臺一一完工，惟未施畫彩耳。”九月二十八（10月26日）更記道：“廿七日聞高麗警電，宋慶退兵鳳皇城，倭人有直逼盛京之勢，京官家眷紛紛遷移，人心動搖，可為太息。”到十月（11月）初，“京官宅眷”已“遷徙一空”。
人心惶惶的情勢下，徐兆瑋在京城先后送走了家中仆人和同鄉好友，最后自己也離京赴津，于十月十九日（11月15日）乘上了連升輪，“日人攻陷旅順之時，即余等南歸之際也”。
“北上”與“南歸”，向來是徐兆瑋及許多南方京官的生活內容。所謂仕途，真的就是他們在南北間的往返之途。即使在清王朝統治結束后，徐兆瑋在投入地方事務的同時，還由于成功當選了國會眾議院議員，所以繼續往來于家鄉和北京之間。直到1923年因為拒絕曹錕賄選總統，他才選擇了真正意義上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南歸”。
傳統士紳乃至近代文官辭官歸鄉的故事，歷史上有很多。不過在各種正史/野史中，故事中的主角或者被視為政壇失意之人，或者被理解為剛正不阿之士，總之似乎在中國有官不當是需要有特殊的理由的。但我對江南士紳的北上“做官”，卻一直隱約有個疑問：路途艱辛，官場險惡，且北方生活環境大異于江南，那些書生前赴后繼趕赴京城，究竟為何？
“讀書做官”“當官發財”，傳統中國社會中家產傳承的種種困境，以及家族政治地位的沉浮與社會經濟地位間的息息相關，無疑是當時人們熱衷于讀書當官的主要動因。以常熟翁氏家族為例，研究者常常會提及“綿世澤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的祖訓，以及翁同龢父親翁心存“富貴不足保，惟詩書忠厚之澤可及于無窮”的齊家理念。此外，士紳在政治、經濟和司法各方面享受的種種特殊待遇，尤其如清代士紳得以減免部分賦稅徭役的特權，無疑也是吸引書生入仕的制度因素。
然而除這些原因之外，江南社會史的不少研究也讓我們了解到，明清之際，江南士紳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的興衰，還與江南地域社會和朝廷之間尖銳復雜的政治關系的演變有種種關聯，且與文化精英群體為地方爭利益的政治需求直接相關。以研究淮北地區歷史而著名的馬俊亞教授在他的另一項區域比較研究（《區域社會發展與社會沖突比較研究：以江南淮北為中心（1680～1949）》）中，就曾分析指出：明清期間的江南地區盡管一直是國家最重要的賦稅來源地，但它最終得以避免陷入與淮北地區相同的“被犧牲”的命運，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江南的士紳群體發揮了政治博弈功能，從治水政治到對地方文化秩序和社會結構的維護。《徐兆瑋日記》無疑為馬俊亞的觀點提供了佐證。從日記中的大量內容看，無論是人在家鄉還是在京城，利用各種權力網絡主導或介入家鄉的地方事務、維護地方經濟利益，確實是徐兆瑋政治生涯中極重要的內容。
關于江南士紳與明清皇權的政治關系，以及這個群體對江南社會的深刻影響，徐茂明的《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一書有詳細而深刻的分析說明。這項研究告訴我們，圍繞朝廷嚴苛的“重征江南”政策，江南龐大的知識群體與朝廷之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構成了一部特殊的明清政治史；而江南士紳的政治地位、經濟特權以及文化權力的起伏，是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在一些歷史時期，他們的權力地位上升與朝廷陷于政治危機時地方勢力所發揮的政治作用有關。
此外，涉及書生的入仕，事實上，讀書當官并不是江南書生的唯一選擇，“隱逸”也曾是他們的一個文化傳統和一種生活方式。關于這一點，徐茂明以及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研究告訴我們：雖然明初和清初的皇權都曾對士紳群體加以嚴厲的打擊，但是引誘知識群體進入政權，同樣是朝廷的政治需要，甚至是皇權對書生的強制性要求。如明初江南士紳因為畏于皇權之威（“悲哉，仕宦真畏途也！”），曾紛紛退隱。但這樣的逃避仕途亦被朝廷視為故意不合作的政治態度，竟至皇帝下詔：“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朱元璋甚至曾對一些退隱歸鄉者狠下毒手。在這樣的進退皆危的處境中，江南士紳群體中漸漸形成一種隱其心志而不拘形跡的“市隱”觀念及生活方式（詳見徐茂明著《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中西書局2021年版第一章）。
這樣的視角，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徐兆瑋等江南士紳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的政治選擇和生活軌跡。
歷史不僅是“過去的故事”，或者說不僅是一堆史料，它還是一種認識問題的視角。歷史讓人謙卑，也賦予人以希望。在現代學科劃分體系之中，社會科學研究者尤其社會學者對歷史包括本土歷史的了解是短缺的——盡管有人如賴特·米爾斯提出一切社會科學都是歷史學，也有歷史學家推動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地方”一詞在政治學、公共管理學中，通常被用來指稱相對于“中央”的行政層級及社會區域，如“地方政府”“地方社會”“央-地關系”等；在日常用語中，它也被理解為首都以外的城鄉區域，如“地方上”“地方城市”。不過如果我們將“地方”還原到社會地理學的“place”詞義上，那么人類所處的、所認知的區域或場所，都可被指稱為“地方”，就如人們常說的“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那樣。在本期專欄中，陳映芳講述的是，作為聚落的“那個地方”的京城。
甲午年，按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紀年方法，每六十年就會輪到一年。不過如果你問在中國上過中學的人，“甲午年是哪一年？”人們多半會回答“1894年”，而很少提及距今更近的“1954年”或“2014年”。原因很簡單，1894年發生過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戰。
本文所說的甲午年，就是1894年。
去京城做官
1894年的農歷二月十二（3月18日），江南初春，過完大年的常熟人徐兆瑋離開何市鎮老家，開啟了新一年的赴京之旅——到北京“做官”去。出生于1867年的徐兆瑋是光緒十五年（1889）考中的進士，次年庚寅恩科（光緒皇帝親政恩科）時補行殿試，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兩年后散館授職翰林院編修。按今天的說法，徐兆瑋是少年得志、年紀輕輕就當上了京官。不過吳地一帶的人以前習慣把離家外出當官叫作出去“做官”，那“做”的用法就好比去外地“做生意”、去地里“做生活”，說的是一種謀生的工作，這里試著還原一下。
《徐兆瑋日記》第一冊的開頭篇章所記的，正是那一次旅程。從中可知，那時的江南士紳出門，已經有了近代的輪船作為交通工具——先坐小火輪從常熟、蘇州到上海，再坐海輪出吳淞口、入大沽口，最后舟車交替一路進京。到抵達總布胡同的寓所時，已經是二月二十九（4月4日）了，路上整整花了半個多月，其中一個原因是那年“會試公車云集，擁擠異常”，以致在上海等輪船多待了幾日。
徐的旅途日記行文扼要，不過有些文字頗可玩味，如“過黑水洋，風浪平善，如履實地。同邑薛君敏、楊寶書暨陸綬卿、杜仲如同年均附飛鯨輪北上，又遇婁江姚柳屏，談藝甚樂，幾忘身在瀛海中。”當中“北上”一詞，我以前曾經好奇過：像“北上”“南下”這樣的習慣說法，出處到底為何？考據者有說那是西方地圖“上北下南”的標示法傳入中國后形成的，也有的說典出戰國《禮記》，指的是天子面南而立、三公諸臣向北朝見天子的禮儀。似各有各的理。不過用“北上”來指稱晚清年間南方士子去北京趕考或做官的旅途，還真是恰當的，畢竟京城是頂級的政治場域，是讀書人通往權力高層的窄門。
上文中“同邑”（或稱“同鄉”）一詞，在整套《徐兆瑋日記》中，則處處可見。確切的所指，應該是常熟的士紳圈——那是他社會交往的主要網絡。如日記一開始提到的幫他在上海預訂輪船的王新之，到京后即相見的黃謙齋，都是常熟徐市（何市鄰鎮）的士子，后者時為翰林院庶吉士（后面還會提到）。而在京城一俟安頓下來，徐兆瑋第一要做的事，就是花兩天時間，出門去“拜城內同鄉”和“拜城外同鄉”。
說到常熟同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的蘇南地區的大規模析縣歷史——那一次蘇松常三府各縣一下子被分拆出了十三個新縣，其中原來的常熟縣被分成了常熟、昭文兩縣（縣治同在原縣城，至辛亥革命后兩縣重新合并為常熟縣），徐兆瑋所在的何市屬于昭文縣。有意思的是，雖然1894年時常熟、昭文在行政區劃上已經被分開整整一百六十年了，可常熟人的“同邑”“同鄉”關系卻依然如故，有時雖以“常昭兩邑”稱之，也是不言自明的同鄉范圍。像徐兆瑋剛到北京，日記中即記有“會試常昭兩邑約二十人……”，隔日又記確切的人數為“同鄉會試共二十一人”。可見朝廷以行政區劃之政治力，并不一定真能改變地域社會的邊界、鄉緣及其人文傳統。事實上京城中常熟人的同鄉會館也一直是兩縣共用的“常昭會館”。
光緒年間常熟士紳圈的核心人物，無疑是翁同龢。徐兆瑋亦尊其為師（日記中言必稱“翁瓶生師”）。雖然在這一年滯留北京的日記中，似乎未記有他與翁同龢的直接交集，但翁氏家族與京城中同邑士紳盤根錯節的關系，字里行間比比皆是。
考、考、考，皇權的恩與威
甲午這一年里，北京城里除了曾發生過與中日戰爭相關的軍事、政治事務外，當然還有其他各類大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慶典是一件，還有就是科舉大考——這一年的北京不僅有例行的順天府鄉試，還有一次恩科會試。本來，按照正科每三年一次（丑、未、辰、戌年）的科舉制度，甲午并不是會試年，次年（乙未年，即發生了“公車上書”的那一年）才是。但因為慈禧大壽，朝廷就加開了恩科。對全國的士子而言，進京趕考是件天大的事。
不過，京城里的考試還不只有鄉試和會試。對不同身份的士紳而言，各種考試也遠不像今人常說的“一考定終身”那樣簡單。徐兆瑋的日記中，就曾一一記下了甲午年的各場考試，包括日期、考題，以及同鄉好友的結果等。
會試一般在春季，由禮部主持，所以有“春闈”“禮闈”之稱。投考的舉人們，不僅要辛辛苦苦地從全國各地趕往京城，參加的考試也不止一場，光是貢院的初試就有三場，分別考“四書”“五經”和“策問”，例于農歷四月十五放榜（因時值杏花盛開，故稱“杏榜”）。這以后，合格者還需參加一場復試（甲午這年欽命題《經界既正三句》《拂水柳花千萬點得“花”字》），才能取得殿試的資格。等通過了皇帝主考的殿試，新貢士們終于迎來“臚唱”（“金榜題名傳臚日”），這才正式取得一甲、二甲、三甲不同等第的進士身份。然而這還沒完，除一甲前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和編修外，新進士們一個個的具體仕途怎樣，還需經過一場皇帝主持的“朝考”（本次欽命題《荀卿論擬李絳請崇國學疏》《賦得天祿琳瑯得“書”字》），即俗稱的“皇帝點翰林”，才能知道自己是入翰林院（庶吉士），還是入部院（主事、中書），抑或外放當個知縣官。最后，君臣之間還有一次“新進士引見”——據徐兆瑋日記已經是五月初十（6月17日）。至此，廣義的會試才算正式結束。
這兒插一句，這一年大考的新科狀元，就是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張謇——這一年已是他第五次參加會試了。張謇是江蘇南通人，因為其祖籍為常熟，與翁同龢走得很近，加之政見相同，故而得到了翁氏的鼎力推薦，這有不少研究及傳說，此處不贅。
這次會試，徐兆瑋的內兄張澄（隱南、映南）因落第而捐了個內閣中書，改名張鴻。好友孫雄（師鄭）、沈鵬（北山）以二甲入翰林院，孫國楨（筱川）以三甲分戶部。這幾位中，沈鵬后來因為向慈禧太后狀告當紅權臣大學士榮祿、剛毅、太監李蓮英而震驚了朝野（《告訐三兇疏》）；而孫國楨就是后來將清末常熟士紳圈故事寫成了小說《轟天雷》的孫希孟的父親。讀者如果有時間，拿這部小說與徐兆瑋的日記對照著讀，應該別有趣味。事實上徐氏后來在日記中也提到過《轟天雷》——小說稿在他們這些角色原型中是傳閱過的。人生如戲，虛虛實實，看來他們對自己作為歷史劇中的角色身份是有自知的，京城只是他們人生的舞臺之一。
會試大考在6月剛落幕，7月開始，徐兆瑋的寓所里就有入京準備參加順天府鄉試（“秋闈”）的同鄉開始登門了。順天鄉試本來主要面對的是順天、直隸及關外各府、州、縣學的生員與貢生，但京城是全國權力中心，歷來就有不少權貴子弟或京官門生等自全國各地趕來投考。徐兆瑋記述：“同鄉應順天試者甚多，始則潘毅遠、吳護青，繼則章輔臣、章景云，又有歸善卿自天津來，濟濟蹌蹌，會館中幾無隙地。”也是初試三場再加復試，至10月9日放榜，“吾邑中吳護青一人。”其時的北京城，已經秋涼而“可穿棉衣”了。
自春季至秋季，像徐兆瑋這些江南的京官，除例行的日常政務外，還要心心念念地維護鄉緣，照拂同邑后輩。而他們自己雖然已經功名在身，其實也還要繼續應對朝廷的各種選拔和獎懲——甲午這年的日記中，徐兆瑋就記述了在京士紳的幾次考試，如“翰詹大考”“考試差”，還有庶吉士的“散館”。
“翰詹大考”指的是清代對翰林院、詹事府的翰林官進行的不定期的突擊式考試，為的是不讓翰林們有所懈怠（因故未參加的要補考，借故規避者要受罰）。考試結果分四等及不入等，分別予以留任及升職、加級、記名、賜物，或降調、罰俸、休致、革職等懲罰。這樣的考試清代歷史上曾經四到六年有一次，但光緒朝已久未舉行。
甲午這年，徐兆瑋進京當天（4月4日）就聽到傳言，“聞有大考之說”。至23日最終確認，“晚，知奉旨大考翰詹，自光緒元年大考后已廿年矣。”5月1日正式考試。“黎明，點名入保和殿，欽命題《水火金木土谷賦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為韻，書貞觀政要于屏風論》《賦得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韻，六下鐘交卷，回至總布胡同已天黑矣。”整整一天好不辛苦。待5日結果出來，一等六人，二等七十八人，余均三等，四等的二人。徐兆瑋列二等四十名。他的同鄉龐鴻文（絅堂，當代著名畫家龐薰琹祖父）得三等。據徐的判斷，列三等者“恐有降黜之慮”。難怪清代歷史上有“翰林怕大考”“翰林出痘”之說，或謂“金頂朝珠褂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
“考試差”亦稱考差、考試試差，是清代科舉考試制度的一個環節，指朝廷通過考試從被推舉的翰林等官員中選拔鄉試主副考官的制度。這一年在四月十五（5月19日），徐兆瑋記有一筆：“保和殿考試差，欽命題《論篤是與君子者乎，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槐陰清潤麥風涼，得‘清’字》。”本次考試徐兆瑋的常熟同鄉龐鴻文和蘇州大同鄉江標（建霞）都有幸得了學差。徐不免感慨道，“絅堂大考列三等，頗怏怏，然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也。”
“散館”類似于庶吉士的結業考試，本次庶吉士散館欽命題為《職貢圖賦，以寫其形貌為之圖為韻》《壁聞絲竹聲，得“堂”字》。徐兆瑋主要關心的，是同鄉黃謙齋。黃是翁同龢門生，這次得了一等第二十七名，列江蘇第四。事后徐在日記中特別補記了一筆：“謙齋散館試帖中有一聯云：‘管弦周法物，第宅魯靈光。’翁瓶生師述誦于人，以為非時輩所能夢見，大臣愛才若師者，洵朝端之麟鳳矣。”從考核制度、出題類型到評價標準，士紳官員的辭章詩詞被看重到這樣的地步，如今讀來，聯想到甲午當年的時局危機，頗讓人無語。
以愛才著稱的翁同龢在這一年的各場考試中所贊賞、提攜的，還不止黃謙齋和張謇。徐兆瑋的日記中記翰詹大考的結果，“一等本定五人，王蓮生師懿榮系三等中拔入，聞翁瓶生師復看所定。”這位僥幸進入一等的王師懿，下面要講到，當年居然還被光緒皇帝拿來當成了教育其他翰林的榜樣。
徐兆瑋的甲午年京城生活，在7月5日這一天迎來了一個小小的高潮——皇帝召見。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述。
寅刻，召見。先一日，托陳瑤圃備履歷，招呼內監蘇拉，瑤圃時為軍機章京也。兆瑋于第三起叫入，問：“你是哪里人？”答：“江蘇人。”問：“是哪一科進士？”答：“己丑科進士，庚寅殿試，蒙點庶常。”問：“今年幾歲？”答：“年二十六歲。”問：“在家讀什么書？”答：“讀《史記》《前漢書》，近稍習洋務書。”問：“放過試差沒有？”答：“沒有放過。”問：“放過學差沒有？”答：“沒有放過。”問：“考過幾回差？”答：“今歲共考過兩回差。”問：“江蘇今歲年成可好？”答：“菜麥尚好。”問：“今年大考賦題頗不容易做？”答：“是。”問：“王懿榮認識否？”答：“是館中教習，認識。”問：“王懿榮這本卷子便好，經也有史也有。”答：“是。”問：“衙門里無事，可常常讀書，開卷有益。”答：“是。”皇上哈腰，即退出。
若不是有當事人這么詳細的文字留下，今人斷難想象，王朝的金鑾殿上，坐著的君與跪著的臣之間，是如此這般地問話和回話的。
其中光緒皇帝提到的王懿榮，徐兆瑋稍后的日記中又補記道：“王蓮生師懿榮獨蒙圣注，召見后入直南齋，以侍讀署祭酒。兆瑋召見時，猶垂詢及之，蓮生師大考因詩中‘堠’字誤書‘侯’字置三等末。翁瓶生師覆閱時將侯字改去，然后請旨，奉旨置一等末，然嫉妒者已不少矣。”恩寵或懲罰，真正是系于文人一字以及考官與皇帝的一念之間。士紳命運之乖離和官場之險惡，由此例可窺一斑。而這位王師懿本是學問精深的金石學家，還是甲骨文最早的發現者，由這次大考一等，得以直接升遷為侍讀。又因在隨后的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主動請歸老家山東登州，辦團練御敵有功，回京后入值南書房，任了國子監祭酒，在朝廷的復雜政治中盡心盡忠。最后至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以“看街老兵”自稱的王師懿，竟留下絕命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為近之”，在東城區錫拉胡同自宅內，偕繼夫人和守寡的長媳一起自殺以殉節。令人唏噓。
北上與南歸：士紳的入仕
時間進入夏秋季節，徐兆瑋的日記中，事情一下子紛繁忙亂起來。同鄉好友或因大考結束或因家中急事等，已經開始陸續“回南”。而京城之中，從氣候到外交局勢、官場習氣，諸事令他心緒不寧。
時與日本爭高麗，合肥中堂今歲巡閱海軍，俱不足用，有自餒之心，現雖壹意主戰，恐亦外強中干耳，當軸者頗慎密，和戰尚未有的音。自六月底至七月初，雨多晴少，街衢積水，泥滑難行，即使晴霽，而炎日熏蒸，房中俱作霉氣，從前京師氣候六月后即涼爽，今年較江南更熱，豈地氣已轉邪？高麗戰事已成，海口雖未封禁，而信息稍阻滯矣，京師人情頗麻木不仁，一方之痛不甚覺，終日酒食征逐，不暇遑計其他。（六月十五日）
雖然皇帝下旨停辦了頤和園的慶典，但至七月下旬，“得平壤敗報，人心頗惶惑，各路征兵皆至京師，桂公赴山海關防堵，捉車運兵，驛騷廛市，大街無賣買車一輛。西城自西安門至西直門，自西直門出城至頤和園、萬壽山，五十余里木牌樓經棚戲臺一一完工，惟未施畫彩耳。”九月二十八（10月26日）更記道：“廿七日聞高麗警電，宋慶退兵鳳皇城，倭人有直逼盛京之勢，京官家眷紛紛遷移，人心動搖，可為太息。”到十月（11月）初，“京官宅眷”已“遷徙一空”。
人心惶惶的情勢下，徐兆瑋在京城先后送走了家中仆人和同鄉好友，最后自己也離京赴津，于十月十九日（11月15日）乘上了連升輪，“日人攻陷旅順之時，即余等南歸之際也”。
“北上”與“南歸”，向來是徐兆瑋及許多南方京官的生活內容。所謂仕途，真的就是他們在南北間的往返之途。即使在清王朝統治結束后，徐兆瑋在投入地方事務的同時，還由于成功當選了國會眾議院議員，所以繼續往來于家鄉和北京之間。直到1923年因為拒絕曹錕賄選總統，他才選擇了真正意義上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南歸”。
傳統士紳乃至近代文官辭官歸鄉的故事，歷史上有很多。不過在各種正史/野史中，故事中的主角或者被視為政壇失意之人，或者被理解為剛正不阿之士，總之似乎在中國有官不當是需要有特殊的理由的。但我對江南士紳的北上“做官”，卻一直隱約有個疑問：路途艱辛，官場險惡，且北方生活環境大異于江南，那些書生前赴后繼趕赴京城，究竟為何？
“讀書做官”“當官發財”，傳統中國社會中家產傳承的種種困境，以及家族政治地位的沉浮與社會經濟地位間的息息相關，無疑是當時人們熱衷于讀書當官的主要動因。以常熟翁氏家族為例，研究者常常會提及“綿世澤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的祖訓，以及翁同龢父親翁心存“富貴不足保，惟詩書忠厚之澤可及于無窮”的齊家理念。此外，士紳在政治、經濟和司法各方面享受的種種特殊待遇，尤其如清代士紳得以減免部分賦稅徭役的特權，無疑也是吸引書生入仕的制度因素。
然而除這些原因之外，江南社會史的不少研究也讓我們了解到，明清之際，江南士紳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的興衰，還與江南地域社會和朝廷之間尖銳復雜的政治關系的演變有種種關聯，且與文化精英群體為地方爭利益的政治需求直接相關。以研究淮北地區歷史而著名的馬俊亞教授在他的另一項區域比較研究（《區域社會發展與社會沖突比較研究：以江南淮北為中心（1680～1949）》）中，就曾分析指出：明清期間的江南地區盡管一直是國家最重要的賦稅來源地，但它最終得以避免陷入與淮北地區相同的“被犧牲”的命運，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江南的士紳群體發揮了政治博弈功能，從治水政治到對地方文化秩序和社會結構的維護。《徐兆瑋日記》無疑為馬俊亞的觀點提供了佐證。從日記中的大量內容看，無論是人在家鄉還是在京城，利用各種權力網絡主導或介入家鄉的地方事務、維護地方經濟利益，確實是徐兆瑋政治生涯中極重要的內容。
關于江南士紳與明清皇權的政治關系，以及這個群體對江南社會的深刻影響，徐茂明的《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一書有詳細而深刻的分析說明。這項研究告訴我們，圍繞朝廷嚴苛的“重征江南”政策，江南龐大的知識群體與朝廷之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構成了一部特殊的明清政治史；而江南士紳的政治地位、經濟特權以及文化權力的起伏，是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在一些歷史時期，他們的權力地位上升與朝廷陷于政治危機時地方勢力所發揮的政治作用有關。
此外，涉及書生的入仕，事實上，讀書當官并不是江南書生的唯一選擇，“隱逸”也曾是他們的一個文化傳統和一種生活方式。關于這一點，徐茂明以及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研究告訴我們：雖然明初和清初的皇權都曾對士紳群體加以嚴厲的打擊，但是引誘知識群體進入政權，同樣是朝廷的政治需要，甚至是皇權對書生的強制性要求。如明初江南士紳因為畏于皇權之威（“悲哉，仕宦真畏途也！”），曾紛紛退隱。但這樣的逃避仕途亦被朝廷視為故意不合作的政治態度，竟至皇帝下詔：“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朱元璋甚至曾對一些退隱歸鄉者狠下毒手。在這樣的進退皆危的處境中，江南士紳群體中漸漸形成一種隱其心志而不拘形跡的“市隱”觀念及生活方式（詳見徐茂明著《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中西書局2021年版第一章）。
這樣的視角，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徐兆瑋等江南士紳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的政治選擇和生活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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