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的江河，是一座城市的福祉。如果說永定河是北京的母親河，那么大運河就是北京的生命之河。正是由于縱橫北京的河流水系和優越的地理條件，孕育了北京原始人類，促進了北京城的發展，開啟了北京文明之光。
金中都奠基大運河
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薊城（在今北京城西南）有如華北平原北部的一個門戶。公元7世紀，隋唐大運河第一次全線貫通，將北京與中原地區和江南地區連接起來，形成溝通都城貫通黃淮和長江流域的漕糧通道。薊城位于隋唐大運河的最北端，從此躍居于北方軍事重鎮，而在大運河開通后的數百年里，北京逐漸發展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天德三年（1151），金主海陵王完顏亮將金朝都城從上京（今黑龍江哈爾濱阿城南白城子）南遷至燕京（今北京），遂改名為中都。中都城的建設，由海陵王完顏亮親自命左相張浩等遣畫工專門前往汴京繪制宮殿圖紙，提點設計繕修，“役民八十萬，兵夫四十萬”，按北宋汴京（開封）制度增廣燕城。宮城設在全城中央的南部，全部按北宋汴京皇宮規制構筑。“其宮闕壯麗”，“雖秦阿房，漢建章不過如是。”海陵王的遷都，不單在金朝的歷史上標志為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在北京的歷史上也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新紀元。
按照我國的傳統，作為一個封建帝王的都城，在城市建設上首先要考慮宮廷苑林的用水，同時要解決運糧河的開鑿。遼代之前，北京的城市規模不大，居民人數不過15.3萬，水資源需求不存在較大缺口。但自金代完顏亮將首都遷往北京，建立起一座擁有80萬人口的都城，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商業大都市，人多水少的矛盾就凸顯出來了。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功能的擴大，對飲用、灌溉、漕運、城池宮苑的建設，以及園林綠化、美化的水源需求也日益加大。如何滿足日益增長的都城水源、尤其是漕運水源的需求，開始成為這個城市的難題。
“中都運河”壩河的開鑿
中都城作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為鞏固統治，支持規模龐大的國家機器運營，開鑿運河以解決首都所必需的漕糧運輸問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隨著經濟的發展、中都人口的增加，要保證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的供給，當然需要數量可觀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盡管金朝在當時的中國僅統治著淮水（河）、秦嶺以北的地區，但還是想盡辦法把華北平原北部的糧食，通過衛河、滏陽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再經由海河相繼匯集到當時的海濱，然后再循潮白河（即潞水），逆流而上，輸送到通州。
通州在金朝以前一直稱潞縣。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取“漕運通濟”之意，升潞縣為通州，通州遂成為漕運重地，說明其已成為金中都的漕運樞紐。今北京市“通州”之名，便起于金朝。當時，每年的漕糧數字，少則數十萬石，多則百余萬石。如此巨大數量的漕糧，雖可依靠天然水路進行運輸，但是從通州向西，抵達中都城約25公里的路程，只能依靠陸運。這不僅需要一筆龐大的財政開支，而且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海陵王和金世宗初年，中都和通州之間的漕運主要依靠今北京城北的壩河。壩河在今北京朝陽區，西起今北京城北部德勝門附近，系高梁河的一條東支，屬北運河水系。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馬河和北土城溝等。這原是三國時劉靖修鑿戾陵渠工程，南北朝斛律羨引高梁水東接壩河以匯于潞水的故道，循今壩河河道向東偏北而下，在潞縣境內匯入潞水。金代為解決通往中都的漕運，修治漕渠，稱金漕渠。金世宗時又稱其為“運河”“澶渠”。只是壩河通漕的運力有限，而且還需要經常浚治，無法完全替代陸運。《金史·河渠志》記載如下：世宗大定四年（1164）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淤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陸運勞甚……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浚治。”從這段記載中可見，金初壩河已經通漕濟運，1165年曾予以浚治。
大定六年（1166），金世宗下令興建太寧宮，為了使高梁河上源的水量更加豐沛，擴大白蓮潭水域面積，并兼以周邊農田灌溉功能，便將玉泉山一帶的泉流向南引入甕山泊（又稱七里泊，即今昆明湖），然后開鑿從甕山泊通往高梁河上源的人工渠道，把西山水系引向東南，匯入太寧宮旁的白蓮潭。溝通甕山泊和高梁河的這條人工渠道，就是自今頤和園南門到今紫竹院湖，被稱為“長河”的那條河道。
侯仁之先生在《侯仁之文集·海淀附近的地形、水與聚落》一文中指出：“根據間接史料的推證，可以知道今日萬壽寺前長河河道最初的開鑿就是在太寧離宮修建的時候。其原因在于高梁河小，給水不足，因此只有開鑿新河，導引玉泉山水轉而東南，用以接濟高梁河的上源，結果就接近了今日長河河道的形勢。”據侯仁之先生考證，以地形推測，海拔約50米的甕山泊湖水，本應該徑向低洼的東北，合今萬泉莊北來之水，流注清河才是正理。因為這條河流與高梁河上源之間，有一帶約海拔52米的“海淀臺地”，形成了兩者之間的一小分水嶺。由此判斷從今昆明湖到紫竹院西墻外萬壽寺的河道（即今長河的上段）應為人工開鑿。他說：“假使此段河道不加開鑿，那么昆明湖水縱有強固的東堤以提高其水位，也斷無向東南流入北京城的可能。”長河的開鑿，不僅方便了從萬寧宮到西山行宮的聯系，助推了西山皇家園林的興起；也溝通了高梁河水系與西山水系，為壩河漕運開辟了新的水源，使西山水系（以玉泉為主，又稱玉泉水系）開始成為助推北京城發展壯大的主動脈。
但是，由于北京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壩河的河床坡度很大，難以存留足夠深度的水量來承載漕船。為此，金朝政府在其上游的高梁河上（約今高梁橋附近）和高梁河折而南下的白蓮潭（今積水潭橋下附近）兩處設置閘門來調節壩河的水量。這樣就可以先把高梁河、白蓮潭的流水攔蓄在湖中，當漕運繁忙時，就打開高梁閘，同時關閉白蓮潭閘，使高梁河水全部東入壩河以充實水量，便于行船。這時中都閘河還沒有出現，可見此二閘是早先為今壩河所設。
在《金史》中，還記有承安二年（1197）金章宗命“放白蓮潭東閘水與百姓溉田”“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承安三年（1198）“勿毀高梁河閘，從民灌溉”的記載。看來金代在今什剎海東岸的澄清閘處還建有東閘，用以灌溉附近稻田，這大概是澄清閘的前身。
韓玉開鑿通州漕渠
為保障中都的物質供應，1172年又開金口河，利用古代水利工程車箱渠上游的一段故道引水東下，然后再從北護城壕靠近東端的北岸，開鑿運河，一直向東，經通州城北與潞河（今潮白河，亦稱北運河）相匯。但是這條閘河開鑿之后，因永定河水性渾濁，泥淖淤塞，不能勝舟，從通州入京的漕糧，仍需陸運。因此，亟須開鑿一條水量豐富的人工運河使糧可直抵中都城內。
泰和四年（1204），又議“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這次討論，聽取了翰林院應奉韓玉的建議，放棄以金口河引盧溝水為漕河水源的思路，而改用引高梁河上源和白蓮潭等各路清水作為漕運水源；其二，在通州至中都的漕河中設置數座閘，以緩解因河床坡度過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問題，因此這次開鑿的渠道也被稱為“閘河”。
韓玉建議的關鍵，在于“節高良河（按同梁）、白蓮潭諸水”，也就是說，引入閘河的不僅是高梁河、白蓮潭水，還有由長河引來的西山水系，甚至是比玉泉山更往北、范圍更大的水源。此外，也包括今玉淵潭、蓮花池附近供給閘河的水泊泉流。
對此，清代學者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如下論述：京師至通州閘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韓）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升二階。是此河實自玉始。《郭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閘，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即玉遺跡也。
一畝泉，在今昌平區辛莊，是溫榆河上源的水源之一。明《長安客話》記載：“（一畝）泉在（昌平）州治西南十五新屯，廣約一畝，東流與高梁河合”。辛莊應是新屯的音轉，今尚有辛店河，其上游出自關溝。韓玉建言引一畝泉為源，開浚和擴大人工渠道長河，將一畝泉和玉泉山一帶的諸多泉流一并向南引入甕山泊，使高梁河獲得足夠的水源。而長河下段即自今紫竹院以東至積水潭的部分原本就是古高梁河的一段，一直保有充沛的水量。這些清澈水脈的注入，不僅增加了壩河的水量，也避免了重蹈金口河“泥淖淤塞，不能勝舟”的厄運。
為了增加閘河的水量，又從高梁河向積水潭上游開渠分水南下，直入中都城北護城河。從高梁河積水潭上游到中都北護城河的這條河道，稱“高梁河西河”。高梁河西河從積水潭西側的渠口，今板橋胡同東口外的湖岸向西彎曲處流出，由板橋胡同向西，在新街口七條西頭轉而向南，經新街口六條胡同西口繼續南下，與自北而南的菜園胡同相接，然后斜向西南，經崇元觀東側南下，沿今趙登禹路、佟麟閣路，流入中都城的北護城河，以供閘河漕運、宮苑用水和農田灌溉使用。明朝時，在今西直門大街與趙登禹路交接處，尚有座東西向的紅橋兒，又名橫橋，明張爵記此橋東南為“紅橋兒東南”。西直門大街紅橋兒以南的河道，明代稱“河槽”，清代稱“大明濠”，在清乾隆時尚存。
金章宗御賜“通濟河”
從中都城至通州的河道，仍利用金口河下段已開辟的舊河道。據考古發現，金代閘河的西端，即在今舊簾子胡同、高碑胡同一帶的河道，比原金口河道偏南有200米左右。2002年，在今西交民巷北，距地表5米處發現有金代閘河古碼頭遺存，該碼頭距金中都的東北隅不遠，有利于漕運的物資進出中都城。為調節閘河水量，金代在中都至通州約50里長的閘河上，大約設置了五六座閘門。閘河工程采納韓玉的設計方案，鑿渠引一畝泉和玉泉之水入白蓮潭，又引白蓮潭水入閘河，東至潞縣與白河相聯，實現了對后世起著重大作用的“潞水通漕”。
閘河工程不但包括從通州到金中都的漕渠，還包括疏通通州以南的運河道，使每年所擔負的上百萬石漕糧直抵中都。當金章宗看到大批漕糧“船運至都”時，非常高興，御賜河名“通濟河”。給予韓玉官升兩階、授同知陜西東路轉運使事，督辦慶壽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的獎勵。
歷史上，通濟河開通后，由于北京地區的氣候特點，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一遇雨季常常洪澇成災；冬季寒冷，河流結冰無法行舟，所以水運只有春秋兩季。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造成閘河或通或塞，仍然須用車馬陸路運輸補充。盡管如此，閘河仍為金中都的漕運發揮了十幾年的功效，尤其為后世元、明、清北京城的經濟命脈通惠河的開通奠定了基礎，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流淌的江河，是一座城市的福祉。如果說永定河是北京的母親河，那么大運河就是北京的生命之河。正是由于縱橫北京的河流水系和優越的地理條件，孕育了北京原始人類，促進了北京城的發展，開啟了北京文明之光。
金中都奠基大運河
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薊城（在今北京城西南）有如華北平原北部的一個門戶。公元7世紀，隋唐大運河第一次全線貫通，將北京與中原地區和江南地區連接起來，形成溝通都城貫通黃淮和長江流域的漕糧通道。薊城位于隋唐大運河的最北端，從此躍居于北方軍事重鎮，而在大運河開通后的數百年里，北京逐漸發展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天德三年（1151），金主海陵王完顏亮將金朝都城從上京（今黑龍江哈爾濱阿城南白城子）南遷至燕京（今北京），遂改名為中都。中都城的建設，由海陵王完顏亮親自命左相張浩等遣畫工專門前往汴京繪制宮殿圖紙，提點設計繕修，“役民八十萬，兵夫四十萬”，按北宋汴京（開封）制度增廣燕城。宮城設在全城中央的南部，全部按北宋汴京皇宮規制構筑。“其宮闕壯麗”，“雖秦阿房，漢建章不過如是。”海陵王的遷都，不單在金朝的歷史上標志為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在北京的歷史上也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新紀元。
按照我國的傳統，作為一個封建帝王的都城，在城市建設上首先要考慮宮廷苑林的用水，同時要解決運糧河的開鑿。遼代之前，北京的城市規模不大，居民人數不過15.3萬，水資源需求不存在較大缺口。但自金代完顏亮將首都遷往北京，建立起一座擁有80萬人口的都城，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商業大都市，人多水少的矛盾就凸顯出來了。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功能的擴大，對飲用、灌溉、漕運、城池宮苑的建設，以及園林綠化、美化的水源需求也日益加大。如何滿足日益增長的都城水源、尤其是漕運水源的需求，開始成為這個城市的難題。
“中都運河”壩河的開鑿
中都城作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為鞏固統治，支持規模龐大的國家機器運營，開鑿運河以解決首都所必需的漕糧運輸問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隨著經濟的發展、中都人口的增加，要保證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的供給，當然需要數量可觀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盡管金朝在當時的中國僅統治著淮水（河）、秦嶺以北的地區，但還是想盡辦法把華北平原北部的糧食，通過衛河、滏陽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再經由海河相繼匯集到當時的海濱，然后再循潮白河（即潞水），逆流而上，輸送到通州。
通州在金朝以前一直稱潞縣。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取“漕運通濟”之意，升潞縣為通州，通州遂成為漕運重地，說明其已成為金中都的漕運樞紐。今北京市“通州”之名，便起于金朝。當時，每年的漕糧數字，少則數十萬石，多則百余萬石。如此巨大數量的漕糧，雖可依靠天然水路進行運輸，但是從通州向西，抵達中都城約25公里的路程，只能依靠陸運。這不僅需要一筆龐大的財政開支，而且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海陵王和金世宗初年，中都和通州之間的漕運主要依靠今北京城北的壩河。壩河在今北京朝陽區，西起今北京城北部德勝門附近，系高梁河的一條東支，屬北運河水系。主要支流有北小河、亮馬河和北土城溝等。這原是三國時劉靖修鑿戾陵渠工程，南北朝斛律羨引高梁水東接壩河以匯于潞水的故道，循今壩河河道向東偏北而下，在潞縣境內匯入潞水。金代為解決通往中都的漕運，修治漕渠，稱金漕渠。金世宗時又稱其為“運河”“澶渠”。只是壩河通漕的運力有限，而且還需要經常浚治，無法完全替代陸運。《金史·河渠志》記載如下：世宗大定四年（1164）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淤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陸運勞甚……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浚治。”從這段記載中可見，金初壩河已經通漕濟運，1165年曾予以浚治。
大定六年（1166），金世宗下令興建太寧宮，為了使高梁河上源的水量更加豐沛，擴大白蓮潭水域面積，并兼以周邊農田灌溉功能，便將玉泉山一帶的泉流向南引入甕山泊（又稱七里泊，即今昆明湖），然后開鑿從甕山泊通往高梁河上源的人工渠道，把西山水系引向東南，匯入太寧宮旁的白蓮潭。溝通甕山泊和高梁河的這條人工渠道，就是自今頤和園南門到今紫竹院湖，被稱為“長河”的那條河道。
侯仁之先生在《侯仁之文集·海淀附近的地形、水與聚落》一文中指出：“根據間接史料的推證，可以知道今日萬壽寺前長河河道最初的開鑿就是在太寧離宮修建的時候。其原因在于高梁河小，給水不足，因此只有開鑿新河，導引玉泉山水轉而東南，用以接濟高梁河的上源，結果就接近了今日長河河道的形勢。”據侯仁之先生考證，以地形推測，海拔約50米的甕山泊湖水，本應該徑向低洼的東北，合今萬泉莊北來之水，流注清河才是正理。因為這條河流與高梁河上源之間，有一帶約海拔52米的“海淀臺地”，形成了兩者之間的一小分水嶺。由此判斷從今昆明湖到紫竹院西墻外萬壽寺的河道（即今長河的上段）應為人工開鑿。他說：“假使此段河道不加開鑿，那么昆明湖水縱有強固的東堤以提高其水位，也斷無向東南流入北京城的可能。”長河的開鑿，不僅方便了從萬寧宮到西山行宮的聯系，助推了西山皇家園林的興起；也溝通了高梁河水系與西山水系，為壩河漕運開辟了新的水源，使西山水系（以玉泉為主，又稱玉泉水系）開始成為助推北京城發展壯大的主動脈。
但是，由于北京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壩河的河床坡度很大，難以存留足夠深度的水量來承載漕船。為此，金朝政府在其上游的高梁河上（約今高梁橋附近）和高梁河折而南下的白蓮潭（今積水潭橋下附近）兩處設置閘門來調節壩河的水量。這樣就可以先把高梁河、白蓮潭的流水攔蓄在湖中，當漕運繁忙時，就打開高梁閘，同時關閉白蓮潭閘，使高梁河水全部東入壩河以充實水量，便于行船。這時中都閘河還沒有出現，可見此二閘是早先為今壩河所設。
在《金史》中，還記有承安二年（1197）金章宗命“放白蓮潭東閘水與百姓溉田”“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承安三年（1198）“勿毀高梁河閘，從民灌溉”的記載。看來金代在今什剎海東岸的澄清閘處還建有東閘，用以灌溉附近稻田，這大概是澄清閘的前身。
韓玉開鑿通州漕渠
為保障中都的物質供應，1172年又開金口河，利用古代水利工程車箱渠上游的一段故道引水東下，然后再從北護城壕靠近東端的北岸，開鑿運河，一直向東，經通州城北與潞河（今潮白河，亦稱北運河）相匯。但是這條閘河開鑿之后，因永定河水性渾濁，泥淖淤塞，不能勝舟，從通州入京的漕糧，仍需陸運。因此，亟須開鑿一條水量豐富的人工運河使糧可直抵中都城內。
泰和四年（1204），又議“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這次討論，聽取了翰林院應奉韓玉的建議，放棄以金口河引盧溝水為漕河水源的思路，而改用引高梁河上源和白蓮潭等各路清水作為漕運水源；其二，在通州至中都的漕河中設置數座閘，以緩解因河床坡度過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問題，因此這次開鑿的渠道也被稱為“閘河”。
韓玉建議的關鍵，在于“節高良河（按同梁）、白蓮潭諸水”，也就是說，引入閘河的不僅是高梁河、白蓮潭水，還有由長河引來的西山水系，甚至是比玉泉山更往北、范圍更大的水源。此外，也包括今玉淵潭、蓮花池附近供給閘河的水泊泉流。
對此，清代學者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如下論述：京師至通州閘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韓）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升二階。是此河實自玉始。《郭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閘，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即玉遺跡也。
一畝泉，在今昌平區辛莊，是溫榆河上源的水源之一。明《長安客話》記載：“（一畝）泉在（昌平）州治西南十五新屯，廣約一畝，東流與高梁河合”。辛莊應是新屯的音轉，今尚有辛店河，其上游出自關溝。韓玉建言引一畝泉為源，開浚和擴大人工渠道長河，將一畝泉和玉泉山一帶的諸多泉流一并向南引入甕山泊，使高梁河獲得足夠的水源。而長河下段即自今紫竹院以東至積水潭的部分原本就是古高梁河的一段，一直保有充沛的水量。這些清澈水脈的注入，不僅增加了壩河的水量，也避免了重蹈金口河“泥淖淤塞，不能勝舟”的厄運。
為了增加閘河的水量，又從高梁河向積水潭上游開渠分水南下，直入中都城北護城河。從高梁河積水潭上游到中都北護城河的這條河道，稱“高梁河西河”。高梁河西河從積水潭西側的渠口，今板橋胡同東口外的湖岸向西彎曲處流出，由板橋胡同向西，在新街口七條西頭轉而向南，經新街口六條胡同西口繼續南下，與自北而南的菜園胡同相接，然后斜向西南，經崇元觀東側南下，沿今趙登禹路、佟麟閣路，流入中都城的北護城河，以供閘河漕運、宮苑用水和農田灌溉使用。明朝時，在今西直門大街與趙登禹路交接處，尚有座東西向的紅橋兒，又名橫橋，明張爵記此橋東南為“紅橋兒東南”。西直門大街紅橋兒以南的河道，明代稱“河槽”，清代稱“大明濠”，在清乾隆時尚存。
金章宗御賜“通濟河”
從中都城至通州的河道，仍利用金口河下段已開辟的舊河道。據考古發現，金代閘河的西端，即在今舊簾子胡同、高碑胡同一帶的河道，比原金口河道偏南有200米左右。2002年，在今西交民巷北，距地表5米處發現有金代閘河古碼頭遺存，該碼頭距金中都的東北隅不遠，有利于漕運的物資進出中都城。為調節閘河水量，金代在中都至通州約50里長的閘河上，大約設置了五六座閘門。閘河工程采納韓玉的設計方案，鑿渠引一畝泉和玉泉之水入白蓮潭，又引白蓮潭水入閘河，東至潞縣與白河相聯，實現了對后世起著重大作用的“潞水通漕”。
閘河工程不但包括從通州到金中都的漕渠，還包括疏通通州以南的運河道，使每年所擔負的上百萬石漕糧直抵中都。當金章宗看到大批漕糧“船運至都”時，非常高興，御賜河名“通濟河”。給予韓玉官升兩階、授同知陜西東路轉運使事，督辦慶壽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的獎勵。
歷史上，通濟河開通后，由于北京地區的氣候特點，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一遇雨季常常洪澇成災；冬季寒冷，河流結冰無法行舟，所以水運只有春秋兩季。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造成閘河或通或塞，仍然須用車馬陸路運輸補充。盡管如此，閘河仍為金中都的漕運發揮了十幾年的功效，尤其為后世元、明、清北京城的經濟命脈通惠河的開通奠定了基礎，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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