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數次清書，然每每憶及實施時那種優柔寡斷的情形，實感不可道也；但正因如此，我竟留下了好些在別人看來或許已不具留存價值的書，即如這冊《長長的流水》便是其中之一；而留下的原因，主要的竟是喜歡它的封面和插圖。董橋云：最后迷的是裝幀。說的原來不錯。
《長長的流水》的外觀，看上去的確很美。錢君匋在其《談藝錄》中說：“一本書放在一千本書中，要能第一個吸引讀者的視線，使之不忍離去，不由自主地想翻開看上一眼，這本書的裝幀才算是成功的。”（轉引自章桂征主編《中國當代裝幀藝術文集》）倘比照如此標準，則《長長的流水》的外觀設計無疑是成功的。然而，作為資深書裝藝術家，錢老先生的這番話里，卻嵌入了“第一個吸引讀者視線”和“算是”的詞句，這似乎在提點我們，欲真正品賞一本書的裝幀之美，則回到文字文本之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
《長長的流水》是劉真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八月初版。撿其所錄，凡十四篇，其中《長長的流水》一篇，大約乃作者頗為自得者，故而徑直以篇名作了書名。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角度，敘述了“我”與李云風大姐在抗戰休整期，于太行山深處共同學習、生活的一段經歷。大姐是一個資歷深且有信仰、有文化、有情義的縣婦救會主任。而“我”雖只十三四歲，但卻是一個有著三年情報經驗的排職女戰士，多少有些自負和任性。從前線來到后方，且被分配到由大姐任組長的學習班，“我”甚至有些不服。但在相處的一年多里，大姐卻不僅在生活上像長輩般呵護著“我”，而尤其在思想和文化學習上，更像啟蒙老師一般，循循善誘，言傳身教，引導、督促“我”多讀書、寫日記，猶涓涓細流滋潤著“我”，使“我”逐步明白了她的“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的訓誨，而逐步成長為一個出色的文藝戰士。總的看，這篇小說雖無奇崛結構，也無華麗辭藻，但形象鮮明，感情真摯，允為集中上乘之作。
這部小說集的封面即是這篇小說的“文意圖”。這種封面、書脊和封底使用同一圖案裝飾圖書的方式，目前在專業上似乎還沒有統一的叫法，我權且也稱之為封面罷。倘試著將頁碼自正中分開，再反向置于桌面，則映入眼簾的乃是一條小溪；這小溪逶逶迤迤，自右而左，由遠及近，穿過封面、書脊、封底，從眼前汩汩流過；除卻三五農舍之外，溪旁一切全無，而透窗的如豆燈光，似乎提示著夜的寂靜，這寂靜讓讀者似乎能夠聽到那小溪低聲細語的訴說。倘若仔細品賞，那溪水中既無落紅浮綠，亦不見大頭小尾，似乎在宣示它拒絕喧囂的、浮躁的、無向的流動；而被畫成三個“S”形，不僅具有音樂的節奏，且也象征著一波三折的哲理，暗寓著在殘酷的戰爭年代里，特殊的個體生命在運行中的曲折、艱辛、抗爭、前進，以及痛苦和歡愉。畫面清雅秀麗、沖夷空靈，卻又因此愈加深邃、悠遠，在整體上顯得統一、協調，極為悅目。尤其是那線條，畫家并無刻意用力，但卻極為流暢、寫意，似是自然而然的生成，著實令人回味不已。
寫下這些，乃自以為已然有得。但卻又忽然想到《白石道人詩說》中的一句：“知其妙，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遂不免惴惴，疑心自己是否已經過度解讀，但為真正得到這“文意圖”的妙諦而一圖快意，我卻不免又要因書及人、因畫及人了。
《長長的流水》的作者劉真，原名劉清蓮；一九三〇年生，山東夏津人，后隨父母遷住河北，十歲于冀南參加八路軍，當過交通員、文工隊長，堅持自學寫作，較早開始發表作品。新中國成立后嘗于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進修，并先后在作協武漢分會、河北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其《我與小榮》曾獲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乃彼時與茹志鵑齊名的女作家。需要指出的是，通讀這部小說集，我發覺其中大多留有她自己真實的影子，其主人公若不是“我”，則徑直以“青蓮”“小劉”現身，且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均可與現實對號。她的小說，似乎不大追求構思和技巧，卻又讓人分明感到她有一種特別的“技巧”，真人、真事、真景、真情、真意，均借以從心田自然流出，竟無絲毫造作。然而，這位對當代軍旅文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女作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提及了。
為此書作裝幀、插圖的是孫滋溪。他原名孫龐德，曾用名孫子系，一九二九年生，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九歲即參加抗日斗爭，當過兒童團長、游擊隊勤務員，十五歲正式參加八路軍，此后又在平津、渡江等多次戰役中從事文藝宣傳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仍在部隊從事美術創作，一九五五年入中央美術學院進修油畫和版畫，畢業后留校任教，后加入多個國家級美術組織并參與領導工作。繁忙的教學和工作之余創作不輟，其石版畫《小八路》和油畫《天安門前》《母親》等于海內外均極具口碑。相對于劉真，我較早就知道了孫滋溪的大名，但卻是因為喜歡他為曲波的《林海雪原》所作的插圖，那是其油畫藝術的成名作。但若非《長長的流水》的版權頁有明確標示，則任是如何我也不會想到這純正的白描，竟是出自他的手筆。事實上，油畫只是他所有作品中的冰山一角，更多不被人提及以至于遺忘的，乃是散落在圖書、報刊中的白描插圖，而表現的主題，正是他以小見大、以樸素見純真的思想情感和美學追求。
我不知道以上算不算“癥候式分析”，但卻由此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即劉真和孫滋溪均乃山東人，年齡相仿，經歷相似，且志趣亦同。倘索性猶四川書友那樣“擺一擺龍門陣”，我發覺他們的筆名更有意思：劉真者，“留真”也，留下自己真實的心跡也；滋溪，不就是被源頭之水滋潤著的溪水嗎。此端的是無由而為的隨心，還是出自肺腑的刻意？《長長的流水》的目次，乃以寫作時間順序編排，由此似可梳理出作家思想“溪水”的源頭。而孫滋溪的裝幀（彼時所謂“裝幀”，大多僅指書籍封面）和插圖，卻完全舍棄了自己擅長的油畫，改用純粹的白描，其表現的情感，便不僅僅是為了配合作品的清麗風格了罷。就其選擇插圖的篇目來看，《我和小榮》與《親家》表現人民群眾抑或兄弟姐妹及母親無私的愛，《長長的流水》則表現師長、戰友純真的愛，如此逐層推進，合并成為如封面那樣的、一條暗含生命律動的潺潺小溪；倘說這是為劉真而畫出的“留下的真跡”，則又何妨認為，這其實是他自己的一種訴說方式，是被滋潤的小溪對其生命源頭的懷戀、感恩和紀念。這一點，我們從他的多數作品中也可以得到求證，他甚至說過：《小八路》畫的就是我自己。
如此看來，作家和畫家，由于生命體驗相同，故靈魂融洽，思想共振，他們一寫一畫，筆筆皆述心之語，幅幅均自家寫照，如此書里書外，畫前畫后，既已高度契合，由此得以制作出一個時過六十多年，卻仍然被我乃至更多的人心心念念的文本。
七百年前的朱晦庵《觀書有感》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明白如話卻又直指人心。而《長長的流水》的作家、藝術家之所以能夠制作出如此優秀的文本，其“源頭”正是他們懷抱的純真與愛；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批具有美好心靈的作家、藝術家，我們才得葆一縷書香的悠悠不絕。
我嘗數次清書，然每每憶及實施時那種優柔寡斷的情形，實感不可道也；但正因如此，我竟留下了好些在別人看來或許已不具留存價值的書，即如這冊《長長的流水》便是其中之一；而留下的原因，主要的竟是喜歡它的封面和插圖。董橋云：最后迷的是裝幀。說的原來不錯。
《長長的流水》的外觀，看上去的確很美。錢君匋在其《談藝錄》中說：“一本書放在一千本書中，要能第一個吸引讀者的視線，使之不忍離去，不由自主地想翻開看上一眼，這本書的裝幀才算是成功的。”（轉引自章桂征主編《中國當代裝幀藝術文集》）倘比照如此標準，則《長長的流水》的外觀設計無疑是成功的。然而，作為資深書裝藝術家，錢老先生的這番話里，卻嵌入了“第一個吸引讀者視線”和“算是”的詞句，這似乎在提點我們，欲真正品賞一本書的裝幀之美，則回到文字文本之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
《長長的流水》是劉真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八月初版。撿其所錄，凡十四篇，其中《長長的流水》一篇，大約乃作者頗為自得者，故而徑直以篇名作了書名。這篇小說以第一人稱角度，敘述了“我”與李云風大姐在抗戰休整期，于太行山深處共同學習、生活的一段經歷。大姐是一個資歷深且有信仰、有文化、有情義的縣婦救會主任。而“我”雖只十三四歲，但卻是一個有著三年情報經驗的排職女戰士，多少有些自負和任性。從前線來到后方，且被分配到由大姐任組長的學習班，“我”甚至有些不服。但在相處的一年多里，大姐卻不僅在生活上像長輩般呵護著“我”，而尤其在思想和文化學習上，更像啟蒙老師一般，循循善誘，言傳身教，引導、督促“我”多讀書、寫日記，猶涓涓細流滋潤著“我”，使“我”逐步明白了她的“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的訓誨，而逐步成長為一個出色的文藝戰士。總的看，這篇小說雖無奇崛結構，也無華麗辭藻，但形象鮮明，感情真摯，允為集中上乘之作。
這部小說集的封面即是這篇小說的“文意圖”。這種封面、書脊和封底使用同一圖案裝飾圖書的方式，目前在專業上似乎還沒有統一的叫法，我權且也稱之為封面罷。倘試著將頁碼自正中分開，再反向置于桌面，則映入眼簾的乃是一條小溪；這小溪逶逶迤迤，自右而左，由遠及近，穿過封面、書脊、封底，從眼前汩汩流過；除卻三五農舍之外，溪旁一切全無，而透窗的如豆燈光，似乎提示著夜的寂靜，這寂靜讓讀者似乎能夠聽到那小溪低聲細語的訴說。倘若仔細品賞，那溪水中既無落紅浮綠，亦不見大頭小尾，似乎在宣示它拒絕喧囂的、浮躁的、無向的流動；而被畫成三個“S”形，不僅具有音樂的節奏，且也象征著一波三折的哲理，暗寓著在殘酷的戰爭年代里，特殊的個體生命在運行中的曲折、艱辛、抗爭、前進，以及痛苦和歡愉。畫面清雅秀麗、沖夷空靈，卻又因此愈加深邃、悠遠，在整體上顯得統一、協調，極為悅目。尤其是那線條，畫家并無刻意用力，但卻極為流暢、寫意，似是自然而然的生成，著實令人回味不已。
寫下這些，乃自以為已然有得。但卻又忽然想到《白石道人詩說》中的一句：“知其妙，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遂不免惴惴，疑心自己是否已經過度解讀，但為真正得到這“文意圖”的妙諦而一圖快意，我卻不免又要因書及人、因畫及人了。
《長長的流水》的作者劉真，原名劉清蓮；一九三〇年生，山東夏津人，后隨父母遷住河北，十歲于冀南參加八路軍，當過交通員、文工隊長，堅持自學寫作，較早開始發表作品。新中國成立后嘗于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進修，并先后在作協武漢分會、河北省文聯從事專業創作，其《我與小榮》曾獲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乃彼時與茹志鵑齊名的女作家。需要指出的是，通讀這部小說集，我發覺其中大多留有她自己真實的影子，其主人公若不是“我”，則徑直以“青蓮”“小劉”現身，且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均可與現實對號。她的小說，似乎不大追求構思和技巧，卻又讓人分明感到她有一種特別的“技巧”，真人、真事、真景、真情、真意，均借以從心田自然流出，竟無絲毫造作。然而，這位對當代軍旅文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女作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提及了。
為此書作裝幀、插圖的是孫滋溪。他原名孫龐德，曾用名孫子系，一九二九年生，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九歲即參加抗日斗爭，當過兒童團長、游擊隊勤務員，十五歲正式參加八路軍，此后又在平津、渡江等多次戰役中從事文藝宣傳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仍在部隊從事美術創作，一九五五年入中央美術學院進修油畫和版畫，畢業后留校任教，后加入多個國家級美術組織并參與領導工作。繁忙的教學和工作之余創作不輟，其石版畫《小八路》和油畫《天安門前》《母親》等于海內外均極具口碑。相對于劉真，我較早就知道了孫滋溪的大名，但卻是因為喜歡他為曲波的《林海雪原》所作的插圖，那是其油畫藝術的成名作。但若非《長長的流水》的版權頁有明確標示，則任是如何我也不會想到這純正的白描，竟是出自他的手筆。事實上，油畫只是他所有作品中的冰山一角，更多不被人提及以至于遺忘的，乃是散落在圖書、報刊中的白描插圖，而表現的主題，正是他以小見大、以樸素見純真的思想情感和美學追求。
我不知道以上算不算“癥候式分析”，但卻由此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即劉真和孫滋溪均乃山東人，年齡相仿，經歷相似，且志趣亦同。倘索性猶四川書友那樣“擺一擺龍門陣”，我發覺他們的筆名更有意思：劉真者，“留真”也，留下自己真實的心跡也；滋溪，不就是被源頭之水滋潤著的溪水嗎。此端的是無由而為的隨心，還是出自肺腑的刻意？《長長的流水》的目次，乃以寫作時間順序編排，由此似可梳理出作家思想“溪水”的源頭。而孫滋溪的裝幀（彼時所謂“裝幀”，大多僅指書籍封面）和插圖，卻完全舍棄了自己擅長的油畫，改用純粹的白描，其表現的情感，便不僅僅是為了配合作品的清麗風格了罷。就其選擇插圖的篇目來看，《我和小榮》與《親家》表現人民群眾抑或兄弟姐妹及母親無私的愛，《長長的流水》則表現師長、戰友純真的愛，如此逐層推進，合并成為如封面那樣的、一條暗含生命律動的潺潺小溪；倘說這是為劉真而畫出的“留下的真跡”，則又何妨認為，這其實是他自己的一種訴說方式，是被滋潤的小溪對其生命源頭的懷戀、感恩和紀念。這一點，我們從他的多數作品中也可以得到求證，他甚至說過：《小八路》畫的就是我自己。
如此看來，作家和畫家，由于生命體驗相同，故靈魂融洽，思想共振，他們一寫一畫，筆筆皆述心之語，幅幅均自家寫照，如此書里書外，畫前畫后，既已高度契合，由此得以制作出一個時過六十多年，卻仍然被我乃至更多的人心心念念的文本。
七百年前的朱晦庵《觀書有感》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明白如話卻又直指人心。而《長長的流水》的作家、藝術家之所以能夠制作出如此優秀的文本，其“源頭”正是他們懷抱的純真與愛；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批具有美好心靈的作家、藝術家，我們才得葆一縷書香的悠悠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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