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世博會博物館舉行的“如此漫長·如此濃郁——黃永玉新作展”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大展，是滬上當下的兩大“頂流”展覽，吸引了全國各地的觀眾前來觀展。
黃永玉與貝聿銘的人生并無交集，但他們年輕時都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座城市牽引著他們的夢，也汲取了他們的笑容。
背著木刻工具闖蕩上海
“這輩子，我最傾心的地方莫過于上海了。”2021年11月，97歲高齡的黃永玉為中華藝術宮、北京畫院主辦的“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撰文回憶道。
自稱“湘西老刁民”的他，對上海一往情深：“我永遠喜歡上海，雖然我年輕時代的生活無一天不緊張、不艱苦，我仍然懷念它，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替代。”
正在上海世博會博物館舉行的“如此漫長·如此濃郁——黃永玉新作展”呈現了黃永玉90歲后創作的200余件作品，涵蓋彩墨、版畫、雕塑及手稿等，其中的第一個板塊就是“要到上海來”。
1924年，黃永玉生于湖南，上中學時就愛上了木刻。二十多歲時，他為了湊齊來滬的路費，在廈門教了半年書。1946年底，他背著一袋木刻工具和他最愛的書，獨自闖蕩夢想中的上海。
《行囊》作于2021年，畫面中一個藍衣青年背著一袋重重的行囊，行囊是寒磣的，肩膀是瘦弱的。他在題跋中這樣寫道：“在上海，一個老人家開我的玩笑說：看這小癟三，討飯還背滿口袋書，還有十幾斤重的磨刀石……其實我那大口袋里豈只（止）書和磨刀石？還有刻過和沒刻過的木刻板、木刻刀、筆墨紙硯跟顏料盒。現在想來好笑，那時候誰個敢笑？具備這副家當的青年并不多，有的人連木刻刀怕還沒看見過。唉！那時候一個孩子在外，自己要養大自己、教育自己，真不容易。到得老來，一身里里外外都是傷，本老頭已算是個非常走運的人了！”
黃永玉初學木刻時“還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義，只嘗到它的快樂和興奮”。他曾按照野夫的《怎樣學習木刻》一邊自學，一邊創作。1948年，他創作的木刻作品《講故事》成為野夫《怎樣研究木刻》修訂版《木刻手冊》的封面。
到上海后，經野夫、李樺、陳煙橋等人的介紹，黃永玉加入了“中華全國木刻協會”，投入魯迅所倡導的新興版畫運動中，創作了《你這個壞東西》《消滅打手》等木刻作品。
1947年，馮雪峰的《今寓言》出版，需要木刻版畫作為插圖。經樓適夷介紹，黃永玉認識了馮雪峰，并為《今寓言》做了第一次木刻插圖。8年后，馮雪峰重新編選出版《寓言》，再次邀請黃永玉為其設計封面與插圖。
黃永玉還為沈從文的小說集畫過不少精彩的插圖，沈從文稱他是一位“吸收力既強，消化力又好”“技術優秀、特有個性”的木刻工作者。
上海是藝術家的天堂
“上海，過去是冒險家的樂園，如今是藝術家的天堂。誰不信，我揍他！”展廳中，許多觀眾在黃永玉詼諧的文字前莞爾。
黃永玉眼前的上海，不僅是中國最摩登的都市，也是前沿藝術的發源地，還是中國最早出現“漫畫”一詞的城市。
年少時，黃永玉便喜歡模仿《時代漫畫》和《上海漫畫》的風格，在鄉間壁報上畫諷刺當地陋習的漫畫。而父親送他的禮物《漫畫小事典》，令他愛不釋手。他從中認識了張正宇、張光宇、葉淺予、張樂平，他們筆下的“三毛”“王先生”“小陳”……仿佛是他身邊的朋友。黃永玉曾說：“我的‘美術事業’是從漫畫開始的。我抱著《上海漫畫》和《時代漫畫》不放，它們既是讓我認識世界的恩物，又是我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來到上海后，黃永玉不僅結識了李樺、野夫、陳煙橋等木刻界前輩，并與巴金、臧克家、樓適夷等文學名家交往，還與曾經在《漫畫小事典》中“認識”的一些漫畫家成了真正的朋友，并與陸志庠結下了一生的友誼。多年后，他這樣寫道：“很多小時候崇拜的人逐漸在上海成了自己的朋友，這種感覺太妙了。”
黃永玉、汪曾祺、黃裳曾被稱為上海文化界的“三劍客”。當時，黃永玉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致遠中學教書。每到周末，黃永玉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汪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
雖然黃永玉在上海只停留了一年，但這座包容的城市接納了這個外鄉人的才情，并將他淬煉成中國藝術的“跨界浪子”，在他的人生和藝術創作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建筑夢開始的地方
對黃永玉來說，上海是他一生最傾心的地方；對貝聿銘而言，上海則是他建筑夢想的啟航之地。
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大展呈現了他當年在上海生活的印記。1927年，10歲的貝聿銘隨家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先后就讀于上海青年會中學和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從1927年到1935年赴美留學，這8年時間里，貝聿銘主要居于上海，偶爾去蘇州。這種穿梭于江南庭院建筑與國際大都會現代景觀之間的多元文化空間體驗，為他日后在跨文化環境中進行建筑上的探索帶來了啟發。
在貝聿銘的記憶中，上海很國際化，也很開明和包容。“我在上海讀中學，許多新的思想令我獲益不淺。我接觸了新的建筑、藝術和生活方式。我從上海看到了我在蘇州未曾見過的未來或是未來的開始。”
1934年落成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是貝聿銘當時最喜歡的建筑。其設計者是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在設計國際飯店之前，他已經設計了8層高的諾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樓）、大光明電影院等多棟上海當時的地標性建筑。
每逢周末，貝聿銘都會去國際飯店附近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順便看一看建造中的國際飯店是如何一層一層“長高”的。回家后，他還像模像樣地畫了一張國際飯店的“建筑圖紙”。“在那時的上海，我已經看到西方新建筑的萌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國際飯店）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吸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做建筑師。”貝聿銘的建筑夢就這樣開啟了。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大展的聯合策展人王蕾在研究中發現，貝聿銘對國際飯店的興趣不僅在于建筑本身。國際飯店的主要投資方是由華人精英創立的四行儲蓄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他的愛國之心。他之所以選擇從事建筑事業，也帶有一定的實業救國的情懷。
創造屬于中國的建筑語言
1935年，18歲的貝聿銘離開上海前往美國求學。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后，他進入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深造，師從包豪斯建筑學派創始人格羅皮烏斯教授。
1946年，貝聿銘的碩士畢業設計是一座位于上海的中華藝術博物館。在此次展覽現場，觀眾可以看到貝聿銘當年設計的“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模型。有別于當時盛行的飛檐翹角式大屋頂設計，貝聿銘構思了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結構建筑，外覆大理石飾面。博物館的展廳圍繞景色優美的庭院而建，使建筑和自然環境融為一體。他認為，博物館應當讓人同時體驗藝術和自然。
格羅皮烏斯教授對這份畢業設計給予高度評價，尤其欣賞他設計的獨立庭院天井花園和素凈的中式圍墻，認為其既凸顯了“中國建筑的特色”，又“無損前衛的設計概念”。
展覽中還呈現了貝聿銘寫給同學弗雷德里克·羅斯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他做這份畢業設計的初衷：“我始終在思考如何尋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達……難就難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們所熟知的中國建筑裝飾元素與符號體系，創造出本質上屬于中國的建筑語言。”
有趣的是，這份未建成的設計與60年后他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有著諸多關聯。貝聿銘始終在探索如何超越對傳統形式的簡單模仿，他設計的不只是建筑，而是空間。
正在上海世博會博物館舉行的“如此漫長·如此濃郁——黃永玉新作展”和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大展，是滬上當下的兩大“頂流”展覽，吸引了全國各地的觀眾前來觀展。
黃永玉與貝聿銘的人生并無交集，但他們年輕時都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座城市牽引著他們的夢，也汲取了他們的笑容。
背著木刻工具闖蕩上海
“這輩子，我最傾心的地方莫過于上海了。”2021年11月，97歲高齡的黃永玉為中華藝術宮、北京畫院主辦的“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撰文回憶道。
自稱“湘西老刁民”的他，對上海一往情深：“我永遠喜歡上海，雖然我年輕時代的生活無一天不緊張、不艱苦，我仍然懷念它，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替代。”
正在上海世博會博物館舉行的“如此漫長·如此濃郁——黃永玉新作展”呈現了黃永玉90歲后創作的200余件作品，涵蓋彩墨、版畫、雕塑及手稿等，其中的第一個板塊就是“要到上海來”。
1924年，黃永玉生于湖南，上中學時就愛上了木刻。二十多歲時，他為了湊齊來滬的路費，在廈門教了半年書。1946年底，他背著一袋木刻工具和他最愛的書，獨自闖蕩夢想中的上海。
《行囊》作于2021年，畫面中一個藍衣青年背著一袋重重的行囊，行囊是寒磣的，肩膀是瘦弱的。他在題跋中這樣寫道：“在上海，一個老人家開我的玩笑說：看這小癟三，討飯還背滿口袋書，還有十幾斤重的磨刀石……其實我那大口袋里豈只（止）書和磨刀石？還有刻過和沒刻過的木刻板、木刻刀、筆墨紙硯跟顏料盒。現在想來好笑，那時候誰個敢笑？具備這副家當的青年并不多，有的人連木刻刀怕還沒看見過。唉！那時候一個孩子在外，自己要養大自己、教育自己，真不容易。到得老來，一身里里外外都是傷，本老頭已算是個非常走運的人了！”
黃永玉初學木刻時“還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義，只嘗到它的快樂和興奮”。他曾按照野夫的《怎樣學習木刻》一邊自學，一邊創作。1948年，他創作的木刻作品《講故事》成為野夫《怎樣研究木刻》修訂版《木刻手冊》的封面。
到上海后，經野夫、李樺、陳煙橋等人的介紹，黃永玉加入了“中華全國木刻協會”，投入魯迅所倡導的新興版畫運動中，創作了《你這個壞東西》《消滅打手》等木刻作品。
1947年，馮雪峰的《今寓言》出版，需要木刻版畫作為插圖。經樓適夷介紹，黃永玉認識了馮雪峰，并為《今寓言》做了第一次木刻插圖。8年后，馮雪峰重新編選出版《寓言》，再次邀請黃永玉為其設計封面與插圖。
黃永玉還為沈從文的小說集畫過不少精彩的插圖，沈從文稱他是一位“吸收力既強，消化力又好”“技術優秀、特有個性”的木刻工作者。
上海是藝術家的天堂
“上海，過去是冒險家的樂園，如今是藝術家的天堂。誰不信，我揍他！”展廳中，許多觀眾在黃永玉詼諧的文字前莞爾。
黃永玉眼前的上海，不僅是中國最摩登的都市，也是前沿藝術的發源地，還是中國最早出現“漫畫”一詞的城市。
年少時，黃永玉便喜歡模仿《時代漫畫》和《上海漫畫》的風格，在鄉間壁報上畫諷刺當地陋習的漫畫。而父親送他的禮物《漫畫小事典》，令他愛不釋手。他從中認識了張正宇、張光宇、葉淺予、張樂平，他們筆下的“三毛”“王先生”“小陳”……仿佛是他身邊的朋友。黃永玉曾說：“我的‘美術事業’是從漫畫開始的。我抱著《上海漫畫》和《時代漫畫》不放，它們既是讓我認識世界的恩物，又是我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來到上海后，黃永玉不僅結識了李樺、野夫、陳煙橋等木刻界前輩，并與巴金、臧克家、樓適夷等文學名家交往，還與曾經在《漫畫小事典》中“認識”的一些漫畫家成了真正的朋友，并與陸志庠結下了一生的友誼。多年后，他這樣寫道：“很多小時候崇拜的人逐漸在上海成了自己的朋友，這種感覺太妙了。”
黃永玉、汪曾祺、黃裳曾被稱為上海文化界的“三劍客”。當時，黃永玉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致遠中學教書。每到周末，黃永玉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汪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
雖然黃永玉在上海只停留了一年，但這座包容的城市接納了這個外鄉人的才情，并將他淬煉成中國藝術的“跨界浪子”，在他的人生和藝術創作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建筑夢開始的地方
對黃永玉來說，上海是他一生最傾心的地方；對貝聿銘而言，上海則是他建筑夢想的啟航之地。
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大展呈現了他當年在上海生活的印記。1927年，10歲的貝聿銘隨家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先后就讀于上海青年會中學和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從1927年到1935年赴美留學，這8年時間里，貝聿銘主要居于上海，偶爾去蘇州。這種穿梭于江南庭院建筑與國際大都會現代景觀之間的多元文化空間體驗，為他日后在跨文化環境中進行建筑上的探索帶來了啟發。
在貝聿銘的記憶中，上海很國際化，也很開明和包容。“我在上海讀中學，許多新的思想令我獲益不淺。我接觸了新的建筑、藝術和生活方式。我從上海看到了我在蘇州未曾見過的未來或是未來的開始。”
1934年落成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是貝聿銘當時最喜歡的建筑。其設計者是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在設計國際飯店之前，他已經設計了8層高的諾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樓）、大光明電影院等多棟上海當時的地標性建筑。
每逢周末，貝聿銘都會去國際飯店附近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順便看一看建造中的國際飯店是如何一層一層“長高”的。回家后，他還像模像樣地畫了一張國際飯店的“建筑圖紙”。“在那時的上海，我已經看到西方新建筑的萌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國際飯店）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吸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做建筑師。”貝聿銘的建筑夢就這樣開啟了。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大展的聯合策展人王蕾在研究中發現，貝聿銘對國際飯店的興趣不僅在于建筑本身。國際飯店的主要投資方是由華人精英創立的四行儲蓄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他的愛國之心。他之所以選擇從事建筑事業，也帶有一定的實業救國的情懷。
創造屬于中國的建筑語言
1935年，18歲的貝聿銘離開上海前往美國求學。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后，他進入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深造，師從包豪斯建筑學派創始人格羅皮烏斯教授。
1946年，貝聿銘的碩士畢業設計是一座位于上海的中華藝術博物館。在此次展覽現場，觀眾可以看到貝聿銘當年設計的“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模型。有別于當時盛行的飛檐翹角式大屋頂設計，貝聿銘構思了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結構建筑，外覆大理石飾面。博物館的展廳圍繞景色優美的庭院而建，使建筑和自然環境融為一體。他認為，博物館應當讓人同時體驗藝術和自然。
格羅皮烏斯教授對這份畢業設計給予高度評價，尤其欣賞他設計的獨立庭院天井花園和素凈的中式圍墻，認為其既凸顯了“中國建筑的特色”，又“無損前衛的設計概念”。
展覽中還呈現了貝聿銘寫給同學弗雷德里克·羅斯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他做這份畢業設計的初衷：“我始終在思考如何尋求建筑中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表達……難就難在如何不借助任何我們所熟知的中國建筑裝飾元素與符號體系，創造出本質上屬于中國的建筑語言。”
有趣的是，這份未建成的設計與60年后他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有著諸多關聯。貝聿銘始終在探索如何超越對傳統形式的簡單模仿，他設計的不只是建筑，而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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