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人回憶》《漢江怪物》到橫掃奧斯卡的《寄生蟲》，從類型片創新到美學語言的自成一派，韓國電影在短短數十年間完成了從本土敘事到全球傳播的躍遷，不僅講述“韓國的故事”，更以獨特視角回應全球觀眾的情緒與困境。近年來的爆款劇集《魷魚游戲》《黑暗榮耀》《苦盡柑來》引發的全球追看熱潮，再次印證了韓國敘事跨越國界的強大魅力。
韓國電影究竟有何魅力？回顧過去，從1919年第1部電影上映，到21世紀迎來民族電影的崛起與輝煌，韓國電影走向世界，在這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奉俊昊、樸贊郁、金基德，他們如何定義“作者”與“工業”之間的邊界？第四世代“四大天王”如何接力塑造今天的韓影面貌？
近日，建投書局聯合上海三聯書店、《書城》雜志在上海舉辦了“韓國故事，從本土崛起到全球傳播的秘密”——《韓國電影100年》新書分享會。《韓國電影100年》作者范小青，攜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劉海波和作家、導演秋微做客活動現場，一同聚焦韓國電影的百年路徑、藝術語言、國際傳播與產業策略，并結合最新熱議人物，如洪常秀、奉俊昊、樸贊郁等，透析影像背后隱藏的文化邏輯。
“塵埃視角”催生了《熔爐》等撼動現實的力作
從日本殖民地時期的韓民族電影萌芽算起，韓國電影創作世代共經歷了五代，與之相對應的產業時代亦分為五個。按歷史順序依次為：前-忠武路時代、忠武路時代、后-忠武路時代、新-忠武路時代和江南時代。《韓國電影100年》一書以創作世代和產業時代為經緯為主軸，重點關照以李滄東、奉俊昊、樸贊郁、洪常秀為代表的386電影世代，將文化傳統、技術發展、社會意識演變等多維度線索交織在一起，圍繞韓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創新與傳承，娓娓道來，描繪出一幅全景式歷史圖景，也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面鏡子、一種參照。
活動現場，范小青以親身經歷對比了兩種創作范式：洪常秀以極簡、即興、獨立的姿態行走在藝術片的幽微小徑；奉俊昊則以嚴密的分鏡、工業化的流程、全球化的視野打造出既有類型快感也不乏問題意識的左右逢源的大片高峰。疫情三年中，全球大部分電影項目陷入停滯，洪常秀卻獨自拍完三部影片，并一人占據2020年《電影手冊》全球十佳中的兩席——《逃走的女人》與《江邊旅館》；而與此同時，奉俊昊則代表著韓國電影工業最極致的樣貌：嚴謹制定拍攝周期，無論是Netflix巨制《玉子》，還是知名的《寄生蟲》，他都以毫厘不差的精度完成拍攝計劃，體現出對預算、劇本與場景的控制力之強，近乎苛刻。韓國電影人嘗試用專業精神消弭藝術與商業的鴻溝——李滄東拍戲后親自參與收尾，確保片場“來時什么樣，走時什么樣”；在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Vulcan獎的柳星姬是在限定的預算中將想象力和執行力發揮到最佳的美術指導。這一對比，也讓在場嘉賓不禁反思中國電影當下的困境——明星片酬畸高、制作體系浮夸等。
范小青認為，這是“聰明人和精英的區別”——“聰明人想著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好，精英卻想改變他所處的環境。第四世代導演……用電影改變社會，卻始終住在市井而非云端。”在范小青看來，正是這種“塵埃視角”催生了《熔爐》《辯護人》等撼動現實的力作。
女性創作者不再只是配角
作為女性創作者，秋微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她對韓國導演樸贊郁的偏愛：“他的鏡頭下，女性可以美麗且有思想，而非單純地‘瘋婆子’或‘二傻子’。”在樸贊郁的“復仇三部曲”中，女性不僅是情節推動的工具，更是復仇的執行者、情感的承載體和主體性極強的敘事核心。秋微特別提及《小姐》這部影片：盡管在同性情欲的表達上引發多樣化解讀，但她認為，“如果能更純粹地表現女性之間的精神盟友關系，這部影片可能更具力量。”
范小青從學者的角度提供了更深層的結構性觀察。她指出，韓國電影工業中，美術指導、劇本策劃、制片統籌等多個關鍵環節，女性身影越來越多，女性創作者不再只是配角，而是主動塑造敘事、參與判斷審美與市場的關鍵角色。“你們知道貝克戴爾定律嗎？”范小青提起這個由美國女漫畫家貝克戴爾提出的著名電影性別測試標準——電影中至少要有兩位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她們之間要有超過3句的對話，且對話不是關于男性的……樸贊郁是韓國第一個把這個定律實踐進作品的男性導演，并且憑借《分手的決心》獲韓國“貝克戴爾選擇獎”。在她看來，樸贊郁的獨特之處在于——即使拍的是B級片題材，他也從不輕慢女性角色的尊嚴和深度。
在回顧韓國電影百年歷程的同時，嘉賓們也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個繞不開的關鍵詞——中韓文化交流。事實上，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電影學界與韓國電影的對話一度熱絡，形成了一條亞洲影像圈中最具活力的文化通道。
“我們是2000年前后開始大量接觸韓國電影的，”劉海波回憶說，“當時從高校里的VCD到釜山電影節的學術論壇，再到后來落地的合作項目，韓國電影給中國電影人帶來了極大震撼。”韓國人用同樣的東亞面孔，講出了令人驚艷的故事，不僅展現出成熟的工業化水平，也體現出對社會現實的深度反思。中韓曾在2010年前后就電影合作達成密切協議，甚至在上海大學附近設立了“中韓電影產業園”，可惜后面中斷了，如今再次回望，顯得頗為唏噓。然而，幾位嘉賓一致認為，韓國電影的成功經驗——從工業流程、劇作制度、創作倫理，到團隊精神與社會責任，依然對中國電影人有著極強的啟示意義。
從《殺人回憶》《漢江怪物》到橫掃奧斯卡的《寄生蟲》，從類型片創新到美學語言的自成一派，韓國電影在短短數十年間完成了從本土敘事到全球傳播的躍遷，不僅講述“韓國的故事”，更以獨特視角回應全球觀眾的情緒與困境。近年來的爆款劇集《魷魚游戲》《黑暗榮耀》《苦盡柑來》引發的全球追看熱潮，再次印證了韓國敘事跨越國界的強大魅力。
韓國電影究竟有何魅力？回顧過去，從1919年第1部電影上映，到21世紀迎來民族電影的崛起與輝煌，韓國電影走向世界，在這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奉俊昊、樸贊郁、金基德，他們如何定義“作者”與“工業”之間的邊界？第四世代“四大天王”如何接力塑造今天的韓影面貌？
近日，建投書局聯合上海三聯書店、《書城》雜志在上海舉辦了“韓國故事，從本土崛起到全球傳播的秘密”——《韓國電影100年》新書分享會。《韓國電影100年》作者范小青，攜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劉海波和作家、導演秋微做客活動現場，一同聚焦韓國電影的百年路徑、藝術語言、國際傳播與產業策略，并結合最新熱議人物，如洪常秀、奉俊昊、樸贊郁等，透析影像背后隱藏的文化邏輯。
“塵埃視角”催生了《熔爐》等撼動現實的力作
從日本殖民地時期的韓民族電影萌芽算起，韓國電影創作世代共經歷了五代，與之相對應的產業時代亦分為五個。按歷史順序依次為：前-忠武路時代、忠武路時代、后-忠武路時代、新-忠武路時代和江南時代。《韓國電影100年》一書以創作世代和產業時代為經緯為主軸，重點關照以李滄東、奉俊昊、樸贊郁、洪常秀為代表的386電影世代，將文化傳統、技術發展、社會意識演變等多維度線索交織在一起，圍繞韓國電影的興起與發展、創新與傳承，娓娓道來，描繪出一幅全景式歷史圖景，也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提供了一面鏡子、一種參照。
活動現場，范小青以親身經歷對比了兩種創作范式：洪常秀以極簡、即興、獨立的姿態行走在藝術片的幽微小徑；奉俊昊則以嚴密的分鏡、工業化的流程、全球化的視野打造出既有類型快感也不乏問題意識的左右逢源的大片高峰。疫情三年中，全球大部分電影項目陷入停滯，洪常秀卻獨自拍完三部影片，并一人占據2020年《電影手冊》全球十佳中的兩席——《逃走的女人》與《江邊旅館》；而與此同時，奉俊昊則代表著韓國電影工業最極致的樣貌：嚴謹制定拍攝周期，無論是Netflix巨制《玉子》，還是知名的《寄生蟲》，他都以毫厘不差的精度完成拍攝計劃，體現出對預算、劇本與場景的控制力之強，近乎苛刻。韓國電影人嘗試用專業精神消弭藝術與商業的鴻溝——李滄東拍戲后親自參與收尾，確保片場“來時什么樣，走時什么樣”；在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Vulcan獎的柳星姬是在限定的預算中將想象力和執行力發揮到最佳的美術指導。這一對比，也讓在場嘉賓不禁反思中國電影當下的困境——明星片酬畸高、制作體系浮夸等。
范小青認為，這是“聰明人和精英的區別”——“聰明人想著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好，精英卻想改變他所處的環境。第四世代導演……用電影改變社會，卻始終住在市井而非云端。”在范小青看來，正是這種“塵埃視角”催生了《熔爐》《辯護人》等撼動現實的力作。
女性創作者不再只是配角
作為女性創作者，秋微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她對韓國導演樸贊郁的偏愛：“他的鏡頭下，女性可以美麗且有思想，而非單純地‘瘋婆子’或‘二傻子’。”在樸贊郁的“復仇三部曲”中，女性不僅是情節推動的工具，更是復仇的執行者、情感的承載體和主體性極強的敘事核心。秋微特別提及《小姐》這部影片：盡管在同性情欲的表達上引發多樣化解讀，但她認為，“如果能更純粹地表現女性之間的精神盟友關系，這部影片可能更具力量。”
范小青從學者的角度提供了更深層的結構性觀察。她指出，韓國電影工業中，美術指導、劇本策劃、制片統籌等多個關鍵環節，女性身影越來越多，女性創作者不再只是配角，而是主動塑造敘事、參與判斷審美與市場的關鍵角色。“你們知道貝克戴爾定律嗎？”范小青提起這個由美國女漫畫家貝克戴爾提出的著名電影性別測試標準——電影中至少要有兩位有名有姓的女性角色，她們之間要有超過3句的對話，且對話不是關于男性的……樸贊郁是韓國第一個把這個定律實踐進作品的男性導演，并且憑借《分手的決心》獲韓國“貝克戴爾選擇獎”。在她看來，樸贊郁的獨特之處在于——即使拍的是B級片題材，他也從不輕慢女性角色的尊嚴和深度。
在回顧韓國電影百年歷程的同時，嘉賓們也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個繞不開的關鍵詞——中韓文化交流。事實上，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電影學界與韓國電影的對話一度熱絡，形成了一條亞洲影像圈中最具活力的文化通道。
“我們是2000年前后開始大量接觸韓國電影的，”劉海波回憶說，“當時從高校里的VCD到釜山電影節的學術論壇，再到后來落地的合作項目，韓國電影給中國電影人帶來了極大震撼。”韓國人用同樣的東亞面孔，講出了令人驚艷的故事，不僅展現出成熟的工業化水平，也體現出對社會現實的深度反思。中韓曾在2010年前后就電影合作達成密切協議，甚至在上海大學附近設立了“中韓電影產業園”，可惜后面中斷了，如今再次回望，顯得頗為唏噓。然而，幾位嘉賓一致認為，韓國電影的成功經驗——從工業流程、劇作制度、創作倫理，到團隊精神與社會責任，依然對中國電影人有著極強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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