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播劇《長安的荔枝》中，這枚生長于嶺南瘴癘蠻荒之地的小小果實，經歷了好一番山高水長的算計，終于在天寶十四載的盛夏時節，跨越萬水千山，運抵長安，呈獻在貴妃的壽筵之上。盡管運送荔枝的小吏，乃至荔枝出處的嶺南果園的峒人們，不會看到宮禁之中的貴妃那輕啟的朱唇，是如何咬下那瑩玉剔透的果肉，又是如何對身邊那位本該是自己公公的七旬老朽擠出必要的歡顏。但這就是傳奇的結局——“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荔枝、長安、美人、帝國，傳奇總少不了這些元素。
但這畢竟只是個傳奇，是文人用以托物言志的寓言故事，而在真實的大唐天寶十四載，荔枝恐怕是最不重要的角色，它只是這場宏大帝國爆裂史詩的導火索上的一根線頭。
在這場真實的歷史大戲中，那些在小說影視中出場的角色，并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怎樣的命運劇本：我們會看到踏著血海登上權位的帝王，駕馭著大唐帝國的航船已歷四紀，他不會嗅不出雷暴的氣息，卻拒絕承認危機的存在；而傳說中的美人，業已年近不惑，漸老芳華與龍心貪欲之間的競技，落敗只是時間問題；權臣的專擅與失寵的恐懼，讓他在步步驚心的算計中行差踏錯——帝都長安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動，對大唐萬千臣民來說，一滴飛濺的水珠，就會化作滅頂之災的滔天洪水，但在洪水來臨前，他們還要日復一日地活著，以他們的數量，作為鋪陳在這大唐盛世背景上必要卻又不得不自生自滅的點綴。只有少數人會感知到，那只棲息在范陽的鷙鷹，此刻正眈眈凝視著這熟透了荔枝般的盛世長安。
大唐天寶十四載，長安。無數的命運的線，似乎都在不可避免地將大唐帝國推向那個注定的結局。一如凜冬終會到來，枝頭的荔枝也必將落下。
《長安的荔枝》熱播，一場楊貴妃的生辰宴，攪動了一群小人物的命運，結尾處更隱約暗示了不久后的天崩之變。“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天寶十四載（755年）宛如大唐王朝歷史的分割線，將它分為安史之亂前的初唐、盛唐，之后的中唐、晚唐。
這條分割線，同樣割開了無數人的命運，在這之前，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所說的，“（天寶）十四載……此國家之極盛也。”這一年不只是唐代戶口的頂峰，也是第一次超越隋朝大業五年的八百九十萬戶，成就空前的盛世。
這之后，卻是“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杜甫這樣的小人物是如此，安祿山、哥舒翰之流的大人物，一樣不能幸免。
安祿山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部下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15萬人，號稱20萬，舉旗反叛。盡管我們都知道安祿山在占領洛陽后，自稱大燕皇帝，但在起兵前夜，仍然不忘演戲。
當時，派往長安奏事的官員胡逸回返，安祿山把部下的將領全都召集在一起，借胡逸之手，拿出了一份偽造的敕書，號稱奉唐玄宗密旨，令安祿山率兵馬入朝，并特意叮囑，“莫令那人知”，用“那人”暗指楊國忠，面對這個巨大變故，將領們的反應是面面相覷，沒人敢提出異議，事后，更是各自“引兵夜發”，即趁著夜晚秘密發兵。
可見，無論是對領兵入朝，還是對唐玄宗給安祿山下達相關密旨，諸將都不意外，且毫無抗拒之意，為什么呢？
因為這一年里，很多事情都做好了鋪墊。
當年七月時，安祿山上表獻馬三千匹，每匹馬帶馬夫二人，由蕃將二十二人押送，河南尹達奚珣懷疑有問題，就建議唐玄宗宣諭安祿山，進貢車馬可以等到冬天，由沿路官府押運。唐玄宗此時也對安祿山有所懷疑，又趕上之前派去探查安祿山虛實的宦官輔璆琳受賄事發，疑竇更深，于是采納達奚珣的建議，親筆寫詔書給安祿山，要他冬天再獻馬，等十月份來華清池一起泡溫泉。
這里面，冬天，手詔、密旨，送馬、帶兵，每一條都說在了前頭，安祿山還給唐玄宗帶了口信，“十月灼然詣京師”，相當于君臣約定，可送走朝廷使者后，自八月起，范陽等軍就開始厲兵秣馬，犒賞士卒，安祿山也與自己的心腹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盡快造反，而不是原計劃的，等唐玄宗死后再反叛，原因就是安祿山由拒絕獻馬一事，敏銳察覺到老皇帝已經對自己產生了懷疑，楊國忠持續的讒毀，即將摧毀他的權力大廈。
要知道，安祿山與右相楊國忠的矛盾，在朝野上下，早已不是秘密。自天寶十二載起，楊國忠就在唐玄宗面前斷言安祿山必反，并不斷獻計試探、逼迫安祿山反叛，至天寶十四載二月，楊國忠更指示京兆尹包圍安祿山在長安的府邸，抓捕安的門客李超等人，送往御史臺監獄拷問，并秘密處決。
只不過，在前述獻馬事件之前，唐玄宗一直表現出對安祿山有求必應的信任姿態，除了召他入朝為相之外，一切可以賜予人臣的榮寵，都毫不吝惜，更是將其視為牽制楊國忠這個擁有空前權力宰相的重要棋子。所以，當安祿山舉兵南下時，太原、東受降城的守將紛紛上奏反叛，唐玄宗都不相信，認為是厭惡安祿山的朝中勢力騙自己，說白了，就是右相楊國忠或太子李亨的黨羽。
唐玄宗尚且如此，冷眼旁觀安祿山榮寵的軍將們，自然不疑有他。安祿山起兵之后，受命留守范陽的是節度副使賈循、留守平盧的是節度副使呂知誨，留守大同的則是別將高秀巖，這里面賈循是京兆華原人，高秀巖是絳州稷山人，呂知誨籍貫不詳，看姓氏也不像胡將，仨人應該都是漢將。
就事跡來看，賈循留守范陽，為顏杲卿所招，想反正歸唐，被安祿山部下誘殺；呂知誨則與忠唐的安東副大都護馬靈察（原名夫蒙靈察）相安無事兩個多月，直到安祿山稱帝，才用平盧節度使官位招誘呂知誨斬殺夫蒙靈察；高秀巖則是哥舒翰的西北舊部，曾參與石堡城之戰，一直為叛軍據守大同軍，至德二載（757年）安慶緒敗北，他也反正歸唐。
正是在這樣的舉國驚愕之中，兼任河北道采訪使的安祿山，大軍南下河北道如入無人之境，直驅河南道，以至于唐玄宗感嘆：“（河北道）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安祿山大軍一路向東，抵達陳留郡，城中兵馬不敢抵抗，開門投降。
接下來，就是封常清與安祿山的大戰，自滎陽至虎牢，又到洛陽城東葵園、上東門內、都亭驛、宣仁門，從洛陽東門打到西門，封常清連戰連敗，站不住腳，一路敗退到陜郡，與另一位安西軍名將高仙芝匯合，繼續西退至潼關，在叛軍追擊下，人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
正是靠著這些敗兵，整修戰備，守住了潼關，把叛軍暫時阻擋在了關中之外。
當然，絆住安祿山西進腳步的不止一座雄關，還有兩件事：其一，看到洛陽的宮殿壯麗，安祿山已經起了稱帝的念頭；其二，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在河北道舉起了義旗，十七郡反正歸唐，合兵二十余萬，只剩下范陽、盧龍、密云、漁陽、汲、鄴六郡還在安祿山的控制之下，他要分兵討伐，穩固后方，這才給了唐廷以喘息之機，得以任命一位西北宿將，幻想迅速翻盤。
哥舒翰
剛剛確認安祿山反叛消息的唐玄宗，非常憤怒。這個已經七十歲的老皇帝，一輩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無論是一起造反的發小王毛仲，還是姑姑太平公主，或是三個親兒子，只要觸及這片逆鱗，都免不了一死。
所以，唐玄宗在華清宮時，就開始布置各路大軍進剿叛軍。盡管他也像楊國忠一樣樂觀，認為只有安祿山想反，將士們都不愿意，只要朝廷擺出強硬的姿態，旬日之間，就會有人砍下安祿山的腦袋，送到宮里來。所以，他的第一步應對，只是防守，派出特進畢思琛到洛陽，金吾將軍程千里到河東，各自募兵數萬人，堵塞叛軍西進之路。
有趣的是，入朝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見到唐玄宗后，也順著他的想象吹牛，說自己以順討逆，只要到東京招募驍勇，就可以“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這種話，唐玄宗當然愛聽，于是任命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在洛陽旬日間募兵六萬，截斷河陽橋，整軍備戰。
回到長安宮中，唐玄宗的第一道旨意就是斬殺安祿山在長安的兒子太仆卿安慶宗，并把安祿山的親戚安思順從朔方節度使調回京城，任戶部尚書，盡管安思順曾多次警告朝廷，安祿山必反，免于連坐，卻遭哥舒翰構陷，詐稱唐軍在潼關截獲了安思順與安祿山勾結的書信，請奏誅殺了安思順及其弟安元貞。這一冤案，一直到唐代宗時，才由郭子儀上奏昭雪。
與解除后患同時，唐玄宗又任命衛尉卿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程千里為潞州長史，寄希望于將叛軍阻擊于洛陽之外，結果，陳留郡開門迎賊，兵士降者近萬人，安祿山初聞兒子安慶宗的死訊，痛哭著說：“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盡殺降卒，斬張介然于軍門，可以說，至此終于扒下了“反奸臣不反皇帝”的面具。
面對洶洶西來的叛軍，唐玄宗一波波地派將升格，先是任命榮王李琬為元帥，高仙芝為副帥實際指揮，宦官邊令誠為監軍，領兵五萬，自長安出發至陜郡駐扎，這還不夠，不久后，下制書宣布自己要親征，命令朔方、河西、隴右各鎮兵馬除了守城兵之外，二十天內趕赴行營，由節度使親自統帥，組成征討大軍。可是，等到真的商議皇帝親征，太子監國的大事時，楊國忠嚇得不行，拉著楊氏姐妹勸說唐玄宗，把這事兒給勸沒了。
唐玄宗親自出馬，叛軍立刻會土崩瓦解的幻覺被戳破之后，封常清、高仙芝的慘敗，在邊令誠的添油加醋之下，觸發了老皇帝的大怒，命令斬殺封、高二將，可潼關的大軍仍需統帥，唐玄宗就想起了在家養兵的老將，哥舒翰。
哥舒翰與安祿山不同，一生戰績主要是在河西與吐蕃拼殺，個人武力非常強悍，他擅使長槍，追趕上吐蕃兵后，常用槍搭在對手肩上大喝，吐蕃兵驚恐回頭時，哥舒翰就刺其喉嚨，將人往上挑起三五尺再甩下，就沒有不死的。
可是，天寶十四載二月，沉迷酒色的哥舒翰在土門軍洗澡時，突然中風，昏迷很久才醒過來，正好要入朝，就到長安長期養病，可楊國忠因為與安祿山交惡，一直重賞拉攏哥舒翰，故此，哪怕哥舒翰重病在身，河西、隴右雙節度使的職位也沒有免除。
唐玄宗要借助他的威名與安祿山抗衡，且他素來與安祿山兄弟關系極差，正好可以保障忠誠，于是任命他為持節統領處置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領兵八萬討伐安祿山，哥舒翰稱病推辭，唐玄宗堅決不許，反而給他配齊了幕府班子，高仙芝舊部也劃給他指揮，號稱二十萬人，鎮守潼關。
哥舒翰仍在病中，就把軍政事務全權委托給行軍司馬田良丘，可田良丘也不敢負責，就讓王思禮管騎兵，李承光管步兵，幾個人爭權奪勢，搞得號令不一，而且，哥舒翰的軍法嚴明又少有安撫，就導致軍中士卒懈怠又沒有斗志，兵馬雖多，戰斗力卻不強。
待到天寶十五載，長期僵持的局面，引發了安祿山的恐懼，尤其是在哥舒翰擊敗安慶緒對潼關的進攻之后，一直只守不攻，還吞并后路各軍，更激起了楊國忠和唐玄宗的恐慌，反復逼迫哥舒翰主動出戰，哥舒翰大哭出關，唐軍果真大敗，二十萬兵只剩下八千人逃回，哥舒翰本人也被蕃將火拔歸仁綁在馬上，裹挾著投降了叛軍。
當然，從潼關之戰中哥舒翰騎馬逃回，并能上馬、下馬的記錄來看，他的風疾是真的，可絕非無法理事，更大的可能還是對唐玄宗君臣信用的懷疑，不愿理事，以回避猜忌，誰能想到，最終的戰敗，還是栽在了猜忌上。
李亨
天寶十四載的大唐朝廷中，太子李亨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角色，他所受的猜忌，遠比哥舒翰要大得多。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安祿山席卷河南的時候，唐玄宗突發奇想，要親自領兵出征，攻打叛軍，讓太子臨朝，還對宰相說，我已經當了五十年的皇帝，有點疲倦了，去年秋天就想傳位給太子，可是趕上了水旱災害，不想把余災留給子孫，就想等等豐年，沒想到，安祿山造反了，我應該親征，讓他監國，待平定天下之后，我就可以好好頤養天年了。
聽到這話，楊國忠嚇壞了，拉著楊貴妃的三個姐妹說，太子厭惡我們家專橫已經很久了，如果他得了天下，咱們都得死啊！幾個人抱頭痛哭，于是，請姐妹游說貴妃，請求唐玄宗收回成命，這事兒就不了了之。
可是，皇帝不親征總得有個交代，哥舒翰的職務其實就說明了一切，他是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元帥是誰呢？自然是太子李亨本人，也就是說，太子遙領潼關大軍，哥舒翰是代他實際指揮部隊，勝了，理所應當，敗了，元帥當然也有責任。而這個，也是太子李亨這個皇位繼承人，在安史之亂爆發時，所能參與的有限政事，哪怕只是個名義。
其實，早在天寶十三載（754年），楊國忠說安祿山要反時，太子李亨也曾勸諫父親，安祿山必反，可惜唐玄宗就是不聽。
這倒不是說，唐玄宗鬼迷了心竅，他在逃亡四川后，曾經和近臣閑談評點大臣將相們，句句都在點上，可是，當時他為什么仍要任用奸臣呢？道理很簡單，他舍不得手里的權柄，就像天寶六載（747年）安祿山刻意不拜太子，卻對唐玄宗說，“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這種口頭的忠誠，對于一個倦于政事的老皇帝來說，無疑有一種權力緊緊握在手中的實在感，所以，哪怕他明知道是假話，也會“私甚憐之……嘉其純誠”。
正因為唐玄宗對權力幻覺的癡迷，太子李亨在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逃亡的路上，只能用暴力來打破這種幻覺，六月十四日，他聯合了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在馬嵬驛發動兵變，斬殺了楊國忠兄妹，終于與父親分道揚鑣，在朔方軍治所靈武，登上了皇位，尊唐玄宗為太上皇，終結了他的時代。
李泌
到達靈武的太子李亨登基稱帝，是為唐肅宗。肅宗即位后，就派出使者尋訪召見李泌，正好當時李泌從隱居的嵩山、潁川之地，不懼艱辛，趕赴靈武行在，在彭原郡見到了唐肅宗，為他分析天下大勢和成敗之機，說到了皇帝的心坎兒上，非要給他授官，李泌堅決不同意，說自己一心修道，只愿以賓客的身份跟隨。
李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七歲時就有神童之名，熟讀經史，寫得一手好文章和詩賦，以王佐之才自負，可又仰慕神仙不死之術，樂于山中修道，出世、入世兩頭占。
天寶十載（751年），隱居嵩山的李泌向玄宗獻《復明堂九鼎議》，被召入宮中講解《老子》，因為講得好，玄宗命他待詔翰林，供奉東宮，太子李亨待他甚為優厚。不過，李泌看不慣楊國忠和安祿山，就寫詩諷刺他們，楊國忠恨他又忌他，就污蔑他寫的《感遇詩》諷刺時政，把他送往蘄春郡安置，也就是監視居住，而李泌不想受這個約束，偷偷隱遁名山，修道去了。
直到安史之亂爆發，李泌才投奔唐肅宗身邊輔佐。唐肅宗也給予了他極大的尊重，日常向他問計，都稱先生而不稱名，從制書文誥到將相升遷，全都聽取他的意見，史稱“權逾宰相”，兩人外出同乘車輦，眾人則會指點著說，穿黃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山人。唐肅宗聽說后，反而賜他金紫，任命他為兒子廣平王李俶（唐代宗）的行軍司馬，還說，你上是太上皇的侍臣，中是我的老師，下任我兒子的司馬，我們父子都借助了你的道義。
可就是這樣的關系，在安史之亂即將平定之際，還是引來了權臣崔圓和權閹李輔國的猜忌，李泌在收復兩京后，為了避禍，主動離開朝廷，隱遁衡山修道，直到廣平王即位，才重任翰林學士，而這已經是很久后的故事了。
魚朝恩
與李泌類似，魚朝恩也是唐肅宗信任的近臣，命運也仰賴于天寶十四載的這場戰亂改變。
天寶末年，瀘州人魚朝恩進入內侍省，成為一名低階宦官，他的能力，在《新唐書》《舊唐書》里記錄不同，一個說他“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另一個說他“內陰黠，善宣納詔令”，共同點就是生性狡猾，擅長宣答詔令，不同點就是，他還擅長書法、文字和算術。
如果沒有安史之亂，他在長安宮中或許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底層宦官，可是，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唐玄宗、太子自長安逃亡，宮人四散，百官都沒多少跟上隊伍的，能夠在身邊隨侍的宦官更是少數。史書記載，唐肅宗至德初年，魚朝恩擔任李光弼弟弟李光進的監軍，此事應為至德元載（756年）十月初三，西京招討兼防御使、蒲潼兩關兵馬使房琯率兵攻打長安，楊希文、劉貴哲、李光進等各將一軍之時，此戰后，楊希文、劉貴哲降敵，李光進地位尤重，得以與李輔國并掌禁軍。
正是由于這樣的身份和功績，魚朝恩才得以在日后的平叛戰爭中扶搖直上，收復長安后，他任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待到九節度兵圍困安慶緒于相州時，不設統帥，只以魚朝恩擔任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相當于實際的統帥，他的瞎指揮釀成大敗，讓叛軍勢力復熾，也沒有受到懲處，之后，反而因為統領禁軍的救駕之功，地位越來越高。
杜甫
不同于因緣際會的大人物們，杜甫的人生，在天寶十四載拐了一個大彎。
這一年，杜甫四十四歲，被授予了河西尉的職務，他予以拒絕，說“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朝廷改任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新唐書》作胄曹參軍），他終于走上了仕途，為之前十年在長安的奔走，討了一個說法。
早在天寶六載（747年），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就參加了，可當時的宰相李林甫為了向玄宗表演行為藝術，宣稱“野無余賢”，將所有士子黜落。天寶九載（750年），杜甫預先準備了《三大禮賦》獻上，被唐玄宗贊賞，命杜甫待制集賢院，由宰相出題考校文章，得以“參列選序”，也就是獲得了做官資格，由吏部排隊候選，可是等待的時間，太過漫長。
一直到天寶十三載（754年），熬不住的杜甫準備效法高適，投奔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卻不被理睬，畢竟他不是進士科的驕子，也不是高階的品官，這種請求與日常的干謁、行卷，并沒什么不同。可是日子還得過下去，被楊國忠瞞報的關中暴雨，引發了當年的饑荒，杜甫只得帶著家人遷居奉先縣。
這么一比，天寶十四載的日子好像就要好起來了，可是，安史之亂在十一月爆發，戰火雖然沒有燒到關中，可兵馬、賦役紛至沓來，當杜甫在年底回到奉先探望妻兒，一進家門，聽到的卻是噩耗，他的小兒子餓死了，“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也正是在同一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里，鑲嵌著千古名句：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日子，真的好起來了嗎？
在熱播劇《長安的荔枝》中，這枚生長于嶺南瘴癘蠻荒之地的小小果實，經歷了好一番山高水長的算計，終于在天寶十四載的盛夏時節，跨越萬水千山，運抵長安，呈獻在貴妃的壽筵之上。盡管運送荔枝的小吏，乃至荔枝出處的嶺南果園的峒人們，不會看到宮禁之中的貴妃那輕啟的朱唇，是如何咬下那瑩玉剔透的果肉，又是如何對身邊那位本該是自己公公的七旬老朽擠出必要的歡顏。但這就是傳奇的結局——“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荔枝、長安、美人、帝國，傳奇總少不了這些元素。
但這畢竟只是個傳奇，是文人用以托物言志的寓言故事，而在真實的大唐天寶十四載，荔枝恐怕是最不重要的角色，它只是這場宏大帝國爆裂史詩的導火索上的一根線頭。
在這場真實的歷史大戲中，那些在小說影視中出場的角色，并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怎樣的命運劇本：我們會看到踏著血海登上權位的帝王，駕馭著大唐帝國的航船已歷四紀，他不會嗅不出雷暴的氣息，卻拒絕承認危機的存在；而傳說中的美人，業已年近不惑，漸老芳華與龍心貪欲之間的競技，落敗只是時間問題；權臣的專擅與失寵的恐懼，讓他在步步驚心的算計中行差踏錯——帝都長安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動，對大唐萬千臣民來說，一滴飛濺的水珠，就會化作滅頂之災的滔天洪水，但在洪水來臨前，他們還要日復一日地活著，以他們的數量，作為鋪陳在這大唐盛世背景上必要卻又不得不自生自滅的點綴。只有少數人會感知到，那只棲息在范陽的鷙鷹，此刻正眈眈凝視著這熟透了荔枝般的盛世長安。
大唐天寶十四載，長安。無數的命運的線，似乎都在不可避免地將大唐帝國推向那個注定的結局。一如凜冬終會到來，枝頭的荔枝也必將落下。
《長安的荔枝》熱播，一場楊貴妃的生辰宴，攪動了一群小人物的命運，結尾處更隱約暗示了不久后的天崩之變。“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天寶十四載（755年）宛如大唐王朝歷史的分割線，將它分為安史之亂前的初唐、盛唐，之后的中唐、晚唐。
這條分割線，同樣割開了無數人的命運，在這之前，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所說的，“（天寶）十四載……此國家之極盛也。”這一年不只是唐代戶口的頂峰，也是第一次超越隋朝大業五年的八百九十萬戶，成就空前的盛世。
這之后，卻是“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杜甫這樣的小人物是如此，安祿山、哥舒翰之流的大人物，一樣不能幸免。
安祿山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部下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15萬人，號稱20萬，舉旗反叛。盡管我們都知道安祿山在占領洛陽后，自稱大燕皇帝，但在起兵前夜，仍然不忘演戲。
當時，派往長安奏事的官員胡逸回返，安祿山把部下的將領全都召集在一起，借胡逸之手，拿出了一份偽造的敕書，號稱奉唐玄宗密旨，令安祿山率兵馬入朝，并特意叮囑，“莫令那人知”，用“那人”暗指楊國忠，面對這個巨大變故，將領們的反應是面面相覷，沒人敢提出異議，事后，更是各自“引兵夜發”，即趁著夜晚秘密發兵。
可見，無論是對領兵入朝，還是對唐玄宗給安祿山下達相關密旨，諸將都不意外，且毫無抗拒之意，為什么呢？
因為這一年里，很多事情都做好了鋪墊。
當年七月時，安祿山上表獻馬三千匹，每匹馬帶馬夫二人，由蕃將二十二人押送，河南尹達奚珣懷疑有問題，就建議唐玄宗宣諭安祿山，進貢車馬可以等到冬天，由沿路官府押運。唐玄宗此時也對安祿山有所懷疑，又趕上之前派去探查安祿山虛實的宦官輔璆琳受賄事發，疑竇更深，于是采納達奚珣的建議，親筆寫詔書給安祿山，要他冬天再獻馬，等十月份來華清池一起泡溫泉。
這里面，冬天，手詔、密旨，送馬、帶兵，每一條都說在了前頭，安祿山還給唐玄宗帶了口信，“十月灼然詣京師”，相當于君臣約定，可送走朝廷使者后，自八月起，范陽等軍就開始厲兵秣馬，犒賞士卒，安祿山也與自己的心腹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盡快造反，而不是原計劃的，等唐玄宗死后再反叛，原因就是安祿山由拒絕獻馬一事，敏銳察覺到老皇帝已經對自己產生了懷疑，楊國忠持續的讒毀，即將摧毀他的權力大廈。
要知道，安祿山與右相楊國忠的矛盾，在朝野上下，早已不是秘密。自天寶十二載起，楊國忠就在唐玄宗面前斷言安祿山必反，并不斷獻計試探、逼迫安祿山反叛，至天寶十四載二月，楊國忠更指示京兆尹包圍安祿山在長安的府邸，抓捕安的門客李超等人，送往御史臺監獄拷問，并秘密處決。
只不過，在前述獻馬事件之前，唐玄宗一直表現出對安祿山有求必應的信任姿態，除了召他入朝為相之外，一切可以賜予人臣的榮寵，都毫不吝惜，更是將其視為牽制楊國忠這個擁有空前權力宰相的重要棋子。所以，當安祿山舉兵南下時，太原、東受降城的守將紛紛上奏反叛，唐玄宗都不相信，認為是厭惡安祿山的朝中勢力騙自己，說白了，就是右相楊國忠或太子李亨的黨羽。
唐玄宗尚且如此，冷眼旁觀安祿山榮寵的軍將們，自然不疑有他。安祿山起兵之后，受命留守范陽的是節度副使賈循、留守平盧的是節度副使呂知誨，留守大同的則是別將高秀巖，這里面賈循是京兆華原人，高秀巖是絳州稷山人，呂知誨籍貫不詳，看姓氏也不像胡將，仨人應該都是漢將。
就事跡來看，賈循留守范陽，為顏杲卿所招，想反正歸唐，被安祿山部下誘殺；呂知誨則與忠唐的安東副大都護馬靈察（原名夫蒙靈察）相安無事兩個多月，直到安祿山稱帝，才用平盧節度使官位招誘呂知誨斬殺夫蒙靈察；高秀巖則是哥舒翰的西北舊部，曾參與石堡城之戰，一直為叛軍據守大同軍，至德二載（757年）安慶緒敗北，他也反正歸唐。
正是在這樣的舉國驚愕之中，兼任河北道采訪使的安祿山，大軍南下河北道如入無人之境，直驅河南道，以至于唐玄宗感嘆：“（河北道）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安祿山大軍一路向東，抵達陳留郡，城中兵馬不敢抵抗，開門投降。
接下來，就是封常清與安祿山的大戰，自滎陽至虎牢，又到洛陽城東葵園、上東門內、都亭驛、宣仁門，從洛陽東門打到西門，封常清連戰連敗，站不住腳，一路敗退到陜郡，與另一位安西軍名將高仙芝匯合，繼續西退至潼關，在叛軍追擊下，人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
正是靠著這些敗兵，整修戰備，守住了潼關，把叛軍暫時阻擋在了關中之外。
當然，絆住安祿山西進腳步的不止一座雄關，還有兩件事：其一，看到洛陽的宮殿壯麗，安祿山已經起了稱帝的念頭；其二，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在河北道舉起了義旗，十七郡反正歸唐，合兵二十余萬，只剩下范陽、盧龍、密云、漁陽、汲、鄴六郡還在安祿山的控制之下，他要分兵討伐，穩固后方，這才給了唐廷以喘息之機，得以任命一位西北宿將，幻想迅速翻盤。
哥舒翰
剛剛確認安祿山反叛消息的唐玄宗，非常憤怒。這個已經七十歲的老皇帝，一輩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無論是一起造反的發小王毛仲，還是姑姑太平公主，或是三個親兒子，只要觸及這片逆鱗，都免不了一死。
所以，唐玄宗在華清宮時，就開始布置各路大軍進剿叛軍。盡管他也像楊國忠一樣樂觀，認為只有安祿山想反，將士們都不愿意，只要朝廷擺出強硬的姿態，旬日之間，就會有人砍下安祿山的腦袋，送到宮里來。所以，他的第一步應對，只是防守，派出特進畢思琛到洛陽，金吾將軍程千里到河東，各自募兵數萬人，堵塞叛軍西進之路。
有趣的是，入朝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見到唐玄宗后，也順著他的想象吹牛，說自己以順討逆，只要到東京招募驍勇，就可以“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這種話，唐玄宗當然愛聽，于是任命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在洛陽旬日間募兵六萬，截斷河陽橋，整軍備戰。
回到長安宮中，唐玄宗的第一道旨意就是斬殺安祿山在長安的兒子太仆卿安慶宗，并把安祿山的親戚安思順從朔方節度使調回京城，任戶部尚書，盡管安思順曾多次警告朝廷，安祿山必反，免于連坐，卻遭哥舒翰構陷，詐稱唐軍在潼關截獲了安思順與安祿山勾結的書信，請奏誅殺了安思順及其弟安元貞。這一冤案，一直到唐代宗時，才由郭子儀上奏昭雪。
與解除后患同時，唐玄宗又任命衛尉卿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程千里為潞州長史，寄希望于將叛軍阻擊于洛陽之外，結果，陳留郡開門迎賊，兵士降者近萬人，安祿山初聞兒子安慶宗的死訊，痛哭著說：“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盡殺降卒，斬張介然于軍門，可以說，至此終于扒下了“反奸臣不反皇帝”的面具。
面對洶洶西來的叛軍，唐玄宗一波波地派將升格，先是任命榮王李琬為元帥，高仙芝為副帥實際指揮，宦官邊令誠為監軍，領兵五萬，自長安出發至陜郡駐扎，這還不夠，不久后，下制書宣布自己要親征，命令朔方、河西、隴右各鎮兵馬除了守城兵之外，二十天內趕赴行營，由節度使親自統帥，組成征討大軍。可是，等到真的商議皇帝親征，太子監國的大事時，楊國忠嚇得不行，拉著楊氏姐妹勸說唐玄宗，把這事兒給勸沒了。
唐玄宗親自出馬，叛軍立刻會土崩瓦解的幻覺被戳破之后，封常清、高仙芝的慘敗，在邊令誠的添油加醋之下，觸發了老皇帝的大怒，命令斬殺封、高二將，可潼關的大軍仍需統帥，唐玄宗就想起了在家養兵的老將，哥舒翰。
哥舒翰與安祿山不同，一生戰績主要是在河西與吐蕃拼殺，個人武力非常強悍，他擅使長槍，追趕上吐蕃兵后，常用槍搭在對手肩上大喝，吐蕃兵驚恐回頭時，哥舒翰就刺其喉嚨，將人往上挑起三五尺再甩下，就沒有不死的。
可是，天寶十四載二月，沉迷酒色的哥舒翰在土門軍洗澡時，突然中風，昏迷很久才醒過來，正好要入朝，就到長安長期養病，可楊國忠因為與安祿山交惡，一直重賞拉攏哥舒翰，故此，哪怕哥舒翰重病在身，河西、隴右雙節度使的職位也沒有免除。
唐玄宗要借助他的威名與安祿山抗衡，且他素來與安祿山兄弟關系極差，正好可以保障忠誠，于是任命他為持節統領處置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領兵八萬討伐安祿山，哥舒翰稱病推辭，唐玄宗堅決不許，反而給他配齊了幕府班子，高仙芝舊部也劃給他指揮，號稱二十萬人，鎮守潼關。
哥舒翰仍在病中，就把軍政事務全權委托給行軍司馬田良丘，可田良丘也不敢負責，就讓王思禮管騎兵，李承光管步兵，幾個人爭權奪勢，搞得號令不一，而且，哥舒翰的軍法嚴明又少有安撫，就導致軍中士卒懈怠又沒有斗志，兵馬雖多，戰斗力卻不強。
待到天寶十五載，長期僵持的局面，引發了安祿山的恐懼，尤其是在哥舒翰擊敗安慶緒對潼關的進攻之后，一直只守不攻，還吞并后路各軍，更激起了楊國忠和唐玄宗的恐慌，反復逼迫哥舒翰主動出戰，哥舒翰大哭出關，唐軍果真大敗，二十萬兵只剩下八千人逃回，哥舒翰本人也被蕃將火拔歸仁綁在馬上，裹挾著投降了叛軍。
當然，從潼關之戰中哥舒翰騎馬逃回，并能上馬、下馬的記錄來看，他的風疾是真的，可絕非無法理事，更大的可能還是對唐玄宗君臣信用的懷疑，不愿理事，以回避猜忌，誰能想到，最終的戰敗，還是栽在了猜忌上。
李亨
天寶十四載的大唐朝廷中，太子李亨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角色，他所受的猜忌，遠比哥舒翰要大得多。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安祿山席卷河南的時候，唐玄宗突發奇想，要親自領兵出征，攻打叛軍，讓太子臨朝，還對宰相說，我已經當了五十年的皇帝，有點疲倦了，去年秋天就想傳位給太子，可是趕上了水旱災害，不想把余災留給子孫，就想等等豐年，沒想到，安祿山造反了，我應該親征，讓他監國，待平定天下之后，我就可以好好頤養天年了。
聽到這話，楊國忠嚇壞了，拉著楊貴妃的三個姐妹說，太子厭惡我們家專橫已經很久了，如果他得了天下，咱們都得死啊！幾個人抱頭痛哭，于是，請姐妹游說貴妃，請求唐玄宗收回成命，這事兒就不了了之。
可是，皇帝不親征總得有個交代，哥舒翰的職務其實就說明了一切，他是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元帥是誰呢？自然是太子李亨本人，也就是說，太子遙領潼關大軍，哥舒翰是代他實際指揮部隊，勝了，理所應當，敗了，元帥當然也有責任。而這個，也是太子李亨這個皇位繼承人，在安史之亂爆發時，所能參與的有限政事，哪怕只是個名義。
其實，早在天寶十三載（754年），楊國忠說安祿山要反時，太子李亨也曾勸諫父親，安祿山必反，可惜唐玄宗就是不聽。
這倒不是說，唐玄宗鬼迷了心竅，他在逃亡四川后，曾經和近臣閑談評點大臣將相們，句句都在點上，可是，當時他為什么仍要任用奸臣呢？道理很簡單，他舍不得手里的權柄，就像天寶六載（747年）安祿山刻意不拜太子，卻對唐玄宗說，“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這種口頭的忠誠，對于一個倦于政事的老皇帝來說，無疑有一種權力緊緊握在手中的實在感，所以，哪怕他明知道是假話，也會“私甚憐之……嘉其純誠”。
正因為唐玄宗對權力幻覺的癡迷，太子李亨在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逃亡的路上，只能用暴力來打破這種幻覺，六月十四日，他聯合了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在馬嵬驛發動兵變，斬殺了楊國忠兄妹，終于與父親分道揚鑣，在朔方軍治所靈武，登上了皇位，尊唐玄宗為太上皇，終結了他的時代。
李泌
到達靈武的太子李亨登基稱帝，是為唐肅宗。肅宗即位后，就派出使者尋訪召見李泌，正好當時李泌從隱居的嵩山、潁川之地，不懼艱辛，趕赴靈武行在，在彭原郡見到了唐肅宗，為他分析天下大勢和成敗之機，說到了皇帝的心坎兒上，非要給他授官，李泌堅決不同意，說自己一心修道，只愿以賓客的身份跟隨。
李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七歲時就有神童之名，熟讀經史，寫得一手好文章和詩賦，以王佐之才自負，可又仰慕神仙不死之術，樂于山中修道，出世、入世兩頭占。
天寶十載（751年），隱居嵩山的李泌向玄宗獻《復明堂九鼎議》，被召入宮中講解《老子》，因為講得好，玄宗命他待詔翰林，供奉東宮，太子李亨待他甚為優厚。不過，李泌看不慣楊國忠和安祿山，就寫詩諷刺他們，楊國忠恨他又忌他，就污蔑他寫的《感遇詩》諷刺時政，把他送往蘄春郡安置，也就是監視居住，而李泌不想受這個約束，偷偷隱遁名山，修道去了。
直到安史之亂爆發，李泌才投奔唐肅宗身邊輔佐。唐肅宗也給予了他極大的尊重，日常向他問計，都稱先生而不稱名，從制書文誥到將相升遷，全都聽取他的意見，史稱“權逾宰相”，兩人外出同乘車輦，眾人則會指點著說，穿黃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山人。唐肅宗聽說后，反而賜他金紫，任命他為兒子廣平王李俶（唐代宗）的行軍司馬，還說，你上是太上皇的侍臣，中是我的老師，下任我兒子的司馬，我們父子都借助了你的道義。
可就是這樣的關系，在安史之亂即將平定之際，還是引來了權臣崔圓和權閹李輔國的猜忌，李泌在收復兩京后，為了避禍，主動離開朝廷，隱遁衡山修道，直到廣平王即位，才重任翰林學士，而這已經是很久后的故事了。
魚朝恩
與李泌類似，魚朝恩也是唐肅宗信任的近臣，命運也仰賴于天寶十四載的這場戰亂改變。
天寶末年，瀘州人魚朝恩進入內侍省，成為一名低階宦官，他的能力，在《新唐書》《舊唐書》里記錄不同，一個說他“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另一個說他“內陰黠，善宣納詔令”，共同點就是生性狡猾，擅長宣答詔令，不同點就是，他還擅長書法、文字和算術。
如果沒有安史之亂，他在長安宮中或許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底層宦官，可是，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唐玄宗、太子自長安逃亡，宮人四散，百官都沒多少跟上隊伍的，能夠在身邊隨侍的宦官更是少數。史書記載，唐肅宗至德初年，魚朝恩擔任李光弼弟弟李光進的監軍，此事應為至德元載（756年）十月初三，西京招討兼防御使、蒲潼兩關兵馬使房琯率兵攻打長安，楊希文、劉貴哲、李光進等各將一軍之時，此戰后，楊希文、劉貴哲降敵，李光進地位尤重，得以與李輔國并掌禁軍。
正是由于這樣的身份和功績，魚朝恩才得以在日后的平叛戰爭中扶搖直上，收復長安后，他任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待到九節度兵圍困安慶緒于相州時，不設統帥，只以魚朝恩擔任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相當于實際的統帥，他的瞎指揮釀成大敗，讓叛軍勢力復熾，也沒有受到懲處，之后，反而因為統領禁軍的救駕之功，地位越來越高。
杜甫
不同于因緣際會的大人物們，杜甫的人生，在天寶十四載拐了一個大彎。
這一年，杜甫四十四歲，被授予了河西尉的職務，他予以拒絕，說“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朝廷改任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新唐書》作胄曹參軍），他終于走上了仕途，為之前十年在長安的奔走，討了一個說法。
早在天寶六載（747年），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就參加了，可當時的宰相李林甫為了向玄宗表演行為藝術，宣稱“野無余賢”，將所有士子黜落。天寶九載（750年），杜甫預先準備了《三大禮賦》獻上，被唐玄宗贊賞，命杜甫待制集賢院，由宰相出題考校文章，得以“參列選序”，也就是獲得了做官資格，由吏部排隊候選，可是等待的時間，太過漫長。
一直到天寶十三載（754年），熬不住的杜甫準備效法高適，投奔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卻不被理睬，畢竟他不是進士科的驕子，也不是高階的品官，這種請求與日常的干謁、行卷，并沒什么不同。可是日子還得過下去，被楊國忠瞞報的關中暴雨，引發了當年的饑荒，杜甫只得帶著家人遷居奉先縣。
這么一比，天寶十四載的日子好像就要好起來了，可是，安史之亂在十一月爆發，戰火雖然沒有燒到關中，可兵馬、賦役紛至沓來，當杜甫在年底回到奉先探望妻兒，一進家門，聽到的卻是噩耗，他的小兒子餓死了，“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也正是在同一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里，鑲嵌著千古名句：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日子，真的好起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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