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峇峇娘惹的世界——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
展期:2025年5月18日-8月17日
地點:首都博物館
正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峇峇(bā)娘惹的世界——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中,展出了一組陳明遠夫婦的肖像畫、陳設和家具。這些展品像是在提醒觀眾關注南洋土生華人的存在和歷史意義,重點在被畫人的身份,而非畫作的美學價值。
如果我們站在馬來人的視角來看,“土生華人”是指由海上絲綢之路來到東南亞做生意的華人男性與馬來或非華裔女性所生的后代。這條古代水上貿易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他們后代中的男性被稱作峇峇,女性被稱為娘惹。需要注意的是峇峇娘惹群體與后來下南洋(為了討生活或因戰爭等原因遷徙到東南亞的移民現象)的“新客華人”有所不同。峇峇娘惹群體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能力,被稱為馬來半島經濟黃金年代的推手。
此次展覽涵蓋了土生華人的社會角色、祭祖活動、婚禮習俗、服飾花色以及峇峇娘惹生活方式等內容。展覽在結尾處提到三部具有參考價值的影視作品:六集歷史人文紀錄片《共生緣——峇峇娘惹情》、大型室內情景體驗劇《又見馬六甲》和電視連續劇《小娘惹》。參觀完整個展覽,展品似乎是在回答一個問題:“我是誰?”尤其是開頭提到的這兩幅作為檔案的肖像作品,讓人不禁停下腳步思考:他們是誰?這個哲學和心理學上的經典問題,其答案深埋在自我認知、社會角色、心理特征等多個維度。
一幅肖像畫帶來的疑問
陳明遠夫婦肖像畫由兩幅單人肖像組成,右邊這幅具有視覺象征意義的肖像畫是土生華人男性的代表。在新加坡國家遺產委員會網站上,這幅肖像畫被命名為“祖先肖像”,而沒有采用左邊肖像命名的格式告知人物姓名。祖先肖像,一般是先人去世后才完成的、用于祭拜的標準像。
從此次展覽介紹中,我們知道畫面上的人物是陳明遠(1851-1891)。他的衣裳具有典型的清朝服飾特點,頭戴黑色西瓜皮圓帽,內穿藍色暗花長袍,外罩無領黑色馬褂,腳穿白襪和厚底敞口淺藍色布鞋。從細節上看:帽頂有紅色圓珠,馬褂上有暗紋團花、對襟五扣襻、平端袖,長袍的袖口露在馬褂袖口之外,鞋前用黑色線繡花卉圖案等。他端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扶手椅上,右臂搭在方幾上,右手握著一把沒有打開的折疊扇,食指和左手的小拇指上各戴有淺色戒面的戒指。左臂落在扶手上,手自然下垂。陳明遠的右邊是一張黑色方幾:上面擺有瓶花和蓋碗,下面一層上有一套六冊的書籍。從展覽介紹上得知,扶手椅和方幾均為黑檀嵌螺鈿工藝制成。
亞洲文明博物館出版的《偉大的土生華人》(2015)一書中指出,陳明遠臉部的描繪,是根據一張相片完成的。這幅畫作未署名,完成于1896年,也就是陳明遠去世后的第五年。畫家描繪臉部時,運用了明暗對比法對人物的臉龐進行渲染,賦予了膚色質感。人物嘴唇的顏色,讓他看起來血氣方剛。那件顯得過度寬松、仿佛被撐起來的馬褂,在增強了視覺印象的同時,更凸顯了陳明遠的氣宇不凡。畫中的服飾和擺設都非常講究,例如陳戒指上的寶石,有著當時頂級鉆石的特征;瓶花,在中文世界中代表高雅和自然;書籍則代表了腹有詩書的氣質;尤其是手中的折扇,其開合之間的風云變幻也暗示著主人的運籌帷幄與瀟灑自如。肖像畫中的這些范式,體現著人物與高尚道德情操的緊密聯系。
陳明遠出生于越南,與養父陳金殿(1832-1882)于1865年共同創立了“陳金殿父子輪船公司”。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土生華人主要從事海上貿易、銀行和洋行買辦等行業,這些職業選擇與當時社會背景相關。1826年,英國將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三個港口(也稱三州府)合并成一個殖民地,最初交由英屬印度管理,后來成為英國直轄殖民地。大多數土生華人從小接受英式教育,其中很多人成為了英國殖民者與華人社區之間的“橋梁”。
展覽中出現的另一個人,生于馬六甲的陳篤生(1798-1850)便是這樣一位人物。他與英國商人合伙經營,遂成巨富,展覽中的“中西相融的峇峇娘惹住宅建筑”,是西方對他們在文化和生活上影響的例證。
個人形象的人文烙印
《偉大的土生華人》一書寫道,19世紀后期,新加坡的中國商人特別喜歡送給英國行政官員畫有官員形象的肖像畫。我認為這與英國人對收藏肖像畫的熱愛以及他們在肖像畫技法上高超的水平有關。在倫敦,建于1856年的國家肖像館是世界上最大的肖像藝術類機構。書中還提到19世紀由歐洲人經營的攝影工作室喜歡以精心繪制的田園場景為背景來拍攝全身照,而中國人的工作室卻傾向于使用道具和家具,中國的樣式和風格在東南亞廣受歡迎。在中國人經營的工作室里,攝影師多來自中國的通商口岸城市,他們最初是細密畫或玻璃畫藝術家,既能拍照又能繪畫。19世紀90年代,根據工作室肖像攝影作品而完成的肖像繪畫在馬來半島風靡一時。
書中提到這樣一個細節:陳明遠這幅肖像畫的臉部是依據照片繪制好后,再納入到預先畫好的人體上,是一張“合作肖像畫”。有學者指出,肖像畫家通常只負責渲染一張或多張臉,而將圖像的其余部分留給更知名、能力更全面的藝術家。這同樣是業界流行的做法。按照民族志理論,個人形象的記錄蘊含著該地區社群的人文烙印,包括清朝的服飾特點、18至19世紀的現代性以及祭祖的風俗習慣。
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不同,其區別之一在于土生華人的妻子通常不是華人。陳明遠夫人這幅肖像畫為我們呈現了當地人的經典形象。畫中的她名叫Lim Imm Neo,身穿黑色長款可峇雅(印度尼西亞民族服裝),其上裝飾著由點組合而成的花形圖案,上衣扣是一枚有鏈子的胸針,下裝是有著細密幾何圖案的棕褐色“紗籠”,長度覆蓋到腳面,腳穿一雙單頭繡花拖鞋,發飾是“丘丘克”發簪,左手握有手帕,小拇指上有淺色戒指,耳朵上戴著耳飾,戒指與耳飾看起來和陳明遠的戒指材質相同。方幾上的檳榔盒套裝、綠植盆景、地上的帶有裝飾花紋的痰盂,這些細節反映的是那個時代有錢人家的常見物品。
兩幅肖像畫的并置,清晰地展現了土生華人的形象特點。紀錄片《共生緣》解說詞里提到這樣的內容:“從1830年到1930年,是峇峇娘惹最黃金的100年,三州府是他們興盛的舞臺。”這同樣是這幅肖像畫創作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峇峇娘惹的中國心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開始(1840年)標志著清政府的衰落,而在清朝中晚期,生活在馬來半島的土生華人卻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催生峇峇娘惹群體的形成。此次展覽特別提到了林文慶(1896-1957)和宋旺相(1871-1941)對華夏大地現代化做出的貢獻。
林文慶是廈門大學的第二任校長,他曾協助廈門大學創建者陳嘉庚成為橡膠大王。林文慶在蘇格蘭留學時已經獲得博士學位,但他卻看不懂中文。當有人請求他將中國卷軸畫上的文字翻譯成英文時,他發現自己無法做到。這促使他開始反思,看不懂中文的華人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自學中文,將《離騷》翻譯成了英文,并于1914年完成了《民國必要孔教大綱》一書。宋旺相是新加坡著名律師,他于1923年以英文出版《新加坡華人百年史》。
談到峇峇娘惹群體的貢獻,同樣著名的還有生于檳榔嶼的辜鴻銘(1856-1928)和伍連德(1879-1960),前者在張之洞幕府任職,后者在中國行醫34年并于193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提名。紀錄片用“心系母國”來形容這些峇峇娘惹群體的代表人物。
陳明遠夫婦的肖像畫,畫的不僅僅是自我社會化的外部標志,更是一個群體記憶的載體。無需借助想象,我們就可以將“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這一概念直觀呈現在今天的觀眾面前。張明敏1984年在央視春晚上演唱的這首《我的中國心》,是對文章開頭“我是誰”這一問題的吟唱,也是亙古不變的答案。
展覽:峇峇娘惹的世界——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
展期:2025年5月18日-8月17日
地點:首都博物館
正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峇峇(bā)娘惹的世界——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中,展出了一組陳明遠夫婦的肖像畫、陳設和家具。這些展品像是在提醒觀眾關注南洋土生華人的存在和歷史意義,重點在被畫人的身份,而非畫作的美學價值。
如果我們站在馬來人的視角來看,“土生華人”是指由海上絲綢之路來到東南亞做生意的華人男性與馬來或非華裔女性所生的后代。這條古代水上貿易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他們后代中的男性被稱作峇峇,女性被稱為娘惹。需要注意的是峇峇娘惹群體與后來下南洋(為了討生活或因戰爭等原因遷徙到東南亞的移民現象)的“新客華人”有所不同。峇峇娘惹群體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能力,被稱為馬來半島經濟黃金年代的推手。
此次展覽涵蓋了土生華人的社會角色、祭祖活動、婚禮習俗、服飾花色以及峇峇娘惹生活方式等內容。展覽在結尾處提到三部具有參考價值的影視作品:六集歷史人文紀錄片《共生緣——峇峇娘惹情》、大型室內情景體驗劇《又見馬六甲》和電視連續劇《小娘惹》。參觀完整個展覽,展品似乎是在回答一個問題:“我是誰?”尤其是開頭提到的這兩幅作為檔案的肖像作品,讓人不禁停下腳步思考:他們是誰?這個哲學和心理學上的經典問題,其答案深埋在自我認知、社會角色、心理特征等多個維度。
一幅肖像畫帶來的疑問
陳明遠夫婦肖像畫由兩幅單人肖像組成,右邊這幅具有視覺象征意義的肖像畫是土生華人男性的代表。在新加坡國家遺產委員會網站上,這幅肖像畫被命名為“祖先肖像”,而沒有采用左邊肖像命名的格式告知人物姓名。祖先肖像,一般是先人去世后才完成的、用于祭拜的標準像。
從此次展覽介紹中,我們知道畫面上的人物是陳明遠(1851-1891)。他的衣裳具有典型的清朝服飾特點,頭戴黑色西瓜皮圓帽,內穿藍色暗花長袍,外罩無領黑色馬褂,腳穿白襪和厚底敞口淺藍色布鞋。從細節上看:帽頂有紅色圓珠,馬褂上有暗紋團花、對襟五扣襻、平端袖,長袍的袖口露在馬褂袖口之外,鞋前用黑色線繡花卉圖案等。他端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扶手椅上,右臂搭在方幾上,右手握著一把沒有打開的折疊扇,食指和左手的小拇指上各戴有淺色戒面的戒指。左臂落在扶手上,手自然下垂。陳明遠的右邊是一張黑色方幾:上面擺有瓶花和蓋碗,下面一層上有一套六冊的書籍。從展覽介紹上得知,扶手椅和方幾均為黑檀嵌螺鈿工藝制成。
亞洲文明博物館出版的《偉大的土生華人》(2015)一書中指出,陳明遠臉部的描繪,是根據一張相片完成的。這幅畫作未署名,完成于1896年,也就是陳明遠去世后的第五年。畫家描繪臉部時,運用了明暗對比法對人物的臉龐進行渲染,賦予了膚色質感。人物嘴唇的顏色,讓他看起來血氣方剛。那件顯得過度寬松、仿佛被撐起來的馬褂,在增強了視覺印象的同時,更凸顯了陳明遠的氣宇不凡。畫中的服飾和擺設都非常講究,例如陳戒指上的寶石,有著當時頂級鉆石的特征;瓶花,在中文世界中代表高雅和自然;書籍則代表了腹有詩書的氣質;尤其是手中的折扇,其開合之間的風云變幻也暗示著主人的運籌帷幄與瀟灑自如。肖像畫中的這些范式,體現著人物與高尚道德情操的緊密聯系。
陳明遠出生于越南,與養父陳金殿(1832-1882)于1865年共同創立了“陳金殿父子輪船公司”。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土生華人主要從事海上貿易、銀行和洋行買辦等行業,這些職業選擇與當時社會背景相關。1826年,英國將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三個港口(也稱三州府)合并成一個殖民地,最初交由英屬印度管理,后來成為英國直轄殖民地。大多數土生華人從小接受英式教育,其中很多人成為了英國殖民者與華人社區之間的“橋梁”。
展覽中出現的另一個人,生于馬六甲的陳篤生(1798-1850)便是這樣一位人物。他與英國商人合伙經營,遂成巨富,展覽中的“中西相融的峇峇娘惹住宅建筑”,是西方對他們在文化和生活上影響的例證。
個人形象的人文烙印
《偉大的土生華人》一書寫道,19世紀后期,新加坡的中國商人特別喜歡送給英國行政官員畫有官員形象的肖像畫。我認為這與英國人對收藏肖像畫的熱愛以及他們在肖像畫技法上高超的水平有關。在倫敦,建于1856年的國家肖像館是世界上最大的肖像藝術類機構。書中還提到19世紀由歐洲人經營的攝影工作室喜歡以精心繪制的田園場景為背景來拍攝全身照,而中國人的工作室卻傾向于使用道具和家具,中國的樣式和風格在東南亞廣受歡迎。在中國人經營的工作室里,攝影師多來自中國的通商口岸城市,他們最初是細密畫或玻璃畫藝術家,既能拍照又能繪畫。19世紀90年代,根據工作室肖像攝影作品而完成的肖像繪畫在馬來半島風靡一時。
書中提到這樣一個細節:陳明遠這幅肖像畫的臉部是依據照片繪制好后,再納入到預先畫好的人體上,是一張“合作肖像畫”。有學者指出,肖像畫家通常只負責渲染一張或多張臉,而將圖像的其余部分留給更知名、能力更全面的藝術家。這同樣是業界流行的做法。按照民族志理論,個人形象的記錄蘊含著該地區社群的人文烙印,包括清朝的服飾特點、18至19世紀的現代性以及祭祖的風俗習慣。
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不同,其區別之一在于土生華人的妻子通常不是華人。陳明遠夫人這幅肖像畫為我們呈現了當地人的經典形象。畫中的她名叫Lim Imm Neo,身穿黑色長款可峇雅(印度尼西亞民族服裝),其上裝飾著由點組合而成的花形圖案,上衣扣是一枚有鏈子的胸針,下裝是有著細密幾何圖案的棕褐色“紗籠”,長度覆蓋到腳面,腳穿一雙單頭繡花拖鞋,發飾是“丘丘克”發簪,左手握有手帕,小拇指上有淺色戒指,耳朵上戴著耳飾,戒指與耳飾看起來和陳明遠的戒指材質相同。方幾上的檳榔盒套裝、綠植盆景、地上的帶有裝飾花紋的痰盂,這些細節反映的是那個時代有錢人家的常見物品。
兩幅肖像畫的并置,清晰地展現了土生華人的形象特點。紀錄片《共生緣》解說詞里提到這樣的內容:“從1830年到1930年,是峇峇娘惹最黃金的100年,三州府是他們興盛的舞臺。”這同樣是這幅肖像畫創作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峇峇娘惹的中國心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開始(1840年)標志著清政府的衰落,而在清朝中晚期,生活在馬來半島的土生華人卻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催生峇峇娘惹群體的形成。此次展覽特別提到了林文慶(1896-1957)和宋旺相(1871-1941)對華夏大地現代化做出的貢獻。
林文慶是廈門大學的第二任校長,他曾協助廈門大學創建者陳嘉庚成為橡膠大王。林文慶在蘇格蘭留學時已經獲得博士學位,但他卻看不懂中文。當有人請求他將中國卷軸畫上的文字翻譯成英文時,他發現自己無法做到。這促使他開始反思,看不懂中文的華人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自學中文,將《離騷》翻譯成了英文,并于1914年完成了《民國必要孔教大綱》一書。宋旺相是新加坡著名律師,他于1923年以英文出版《新加坡華人百年史》。
談到峇峇娘惹群體的貢獻,同樣著名的還有生于檳榔嶼的辜鴻銘(1856-1928)和伍連德(1879-1960),前者在張之洞幕府任職,后者在中國行醫34年并于193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提名。紀錄片用“心系母國”來形容這些峇峇娘惹群體的代表人物。
陳明遠夫婦的肖像畫,畫的不僅僅是自我社會化的外部標志,更是一個群體記憶的載體。無需借助想象,我們就可以將“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這一概念直觀呈現在今天的觀眾面前。張明敏1984年在央視春晚上演唱的這首《我的中國心》,是對文章開頭“我是誰”這一問題的吟唱,也是亙古不變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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