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盡管《醬園弄》分成兩半之后，在上部加了個“懸案”的副題，但其實此案并不太“懸”。畢竟，這類有真實案件作為底本的作品，大半的故事早就被歷史給劇透了。
案情不算復雜，有明確的兇嫌（與《開膛手杰克》或者《黑色大麗花》那樣的真正意義上的“懸案”有顯著區別），也有從逮捕到判決再到大赦的清晰軌跡，所以經典的懸念公式——“猜猜兇手是誰”不可能成為故事最重要的動力。
詹周氏有沒有殺人？到底是怎么殺的？與其說編導將這兩個問題作為本片的懸疑機制，倒不如說是在用它們“懸置”動蕩年代（1945年3月）的世態人心。
第一幕，分尸的血，透過天花板，一滴滴落在樓下算命瞎子的臉上，這還只是尋常的類型驚悚；但瞎子臉都不抹一把，就徑自穿過幽暗的弄堂（路上還跟阿嫂吐槽了一句樓上滴水），在大街上被太陽照得滿頭血光——這一幕的簡潔、兇狠與戲謔（盲人對“血”的無視），從視覺直抵肺腑，進入隱喻層。
后來，從詹周氏視角出發的閃回：她被當街家暴，從石階上一步步拖下來。在邊上小吃攤檔圍觀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臉上的表情，與看不到淋漓鮮血的瞎子，沒什么兩樣。
與之配套的視聽符號俯拾皆是：老式弄堂里的奇特空間，瞎子用來給詹周氏算命的那團亂麻，舞臺上根據殺夫案改編的“文明戲”里那句撕心裂肺的臺詞（“那只頭在哪里？”），解剖臺上過于觸目驚心的尸塊，女囚行刑時一個接一個喊出的號碼——每個號碼給一個鏡頭，對應一聲槍響。凡此種種，都是與情節的懸疑性若即若離的元素，卻是看完影片以后鮮明浮現的記憶點。
這奠定了《醬園弄》的基調：殺人案是在時代大潮中顛簸而行的一條破船。船過處，多重視角下卷起的浪花，蕩開的漣漪，才是陳可辛想抓住的瞬間。
二
既然是多重視角，那同一個故事就有不同的講法。看起來，最容易簡化也最適合當下語境的故事線，就是女性的困境與抗爭。
因此，我們看到，詹周氏在案發前被丈夫詹云影虐待，案發后被警探薛至武壓迫——在她的幻覺中，這兩個男人的陰影，不時交融在一起。
為了加固這個故事的形態，編導甚至動用了近乎漫畫式的重場戲：審訊室內，野豬咆哮，詹周氏倉皇間扔下菜刀，攀援扶梯求生；樓梯頂，薛至武的臉上疊著詹云影的臉，其恐怖恫嚇的效果壓過了下面的野豬，以至于驚恐萬狀的詹周氏寧愿節節后退，躺平赴死……
這一幕視覺奇觀，符號的效果十分強烈，但是否過于強烈，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于我而言，這場戲還是過火了那么一點。
詹周氏是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何以堅決翻供，最終又如何翻案成功——這是檔案的黑洞，也是虛構的起點。在本片中，編導沒有從事實層面設置迷魂陣，而是選擇將重點落在自（獄）外而（牢）內的傳播鏈條上。女作家西林為被告辯護的文章成了撬動巨石的杠桿，但劇作聰明地為這個動作提供了一個支點：詹周氏的獄友王許梅。
劇本刻畫王許梅的敘事效率，是整部影片中最高的。從簡短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大致拼接出她的身世：念過書走過江湖，被男人騙過也騙過男人；入獄是因為終日周旋在偽政府的男性世界里，陷入復雜的政治旋渦；深諳十里洋場的游戲規則并因此而自得，哪怕坐進死牢仍然氣定神閑地展開自救；與獄卒康忠良的錢色交易，以及從外國嬤嬤那里搞來的懷孕證明，是讓她篤定的“雙保險”；順便，她還從報紙上找到了可能幫助詹周氏脫罪的輿論工具，教會她認重要的字（自己的名字），說關鍵的話，看到“女人休掉男人”的可能。
惟其如此，王許梅這個人物弧光的最終落點，才更令人震驚與唏噓。機關算盡，迎來的卻是時局急轉直下之后的滅口式處決。而在此之前，王許梅剛剛讓詹周氏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奶油蛋糕，領著一眾獄友齊唱了一段越劇。
這段戲，王許梅整個人先是沐浴在高光中，旋即滑入深淵。對于墜落的速度，編劇寫得夠堅決，陳可辛拍得夠老練，楊冪也演得夠扎實——那字字清醒的臺詞，眼神里噴射著的怒火與不甘，至死不休的求生欲，都一滴不漏地傳遞到詹周氏弱小而枯槁的身軀里。憑著這一個支點，詹周氏在法庭上的翻供，才不是為了反轉而反轉，才有了邏輯上的可能和情感上的支撐。
相比之下，影片最后部分詹周氏的畫外音，那些文化含量過于充分、覺醒意識過于強烈的口號，就像是搭上了讓主題升華的高速直通車。此時的詹周氏，與前期那個連死尸的頭顱都不敢面對的詹周氏，似乎割裂成了兩個人。
三
但《醬園弄》的敘事企圖還不止于此。我們總能瞥見時代的冰山，不時露出猙獰的一角。
最典型的人物當屬薛至武。至少在《醬園弄·懸案》中，他的行為邏輯時常呈現尖銳的矛盾。他沒有道德底線，雜志副主編拿出五條小黃魚，要他害牢里主編的一條性命，他接過來，藏好，伸出手來再多要五條；可另一方面，他又異乎尋常地爭強斗狠。警察局長趕在日本人投降之前避走香港，他卻寧愿用船票去跟法官換一個“結案”，理由是詹周氏的翻供讓他丟盡了顏面，非要把這口氣給爭回來。終日在偽政權里當差，這個人物的底色理應是貪生怕死，可他偏偏對于“哪朝哪代都需要我來維持治安”抱有狂妄的自信和莫名的執念。
如此具有內在激烈沖突的性格，讓這個人物的行為邏輯變得很難用常理去解釋——包括對于詹周氏的強烈仇恨。難道僅僅因為這個女人殺了“當家男人”？還是因為在偽政權的畸形高壓生態中，薛警探的心理狀況早就處于崩潰的邊緣？在本片的末尾，究竟是什么，使得一個漢奸把“捍衛男性權威”看成比茍且保命更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在大廈將傾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殺手無寸鐵的詹周氏？
我并不反對寫人物的反常邏輯——只要寫得夠深夠透，就能激發出真正的新意。但薛至武的狀況是，如果把他看成服務于醬園案的頭號功能性人物，那么現在的篇幅偏多；如果要把他塑造成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講到的“圓形人物”，那至少得通過合適的細節把他的行為邏輯鋪墊清楚。
僅從上半部來看，編導賦予這個人物的內容，微妙地介于“扁”和“圓”之間——以至于，當雷佳音把整整一張臉狠狠地擠壓在監獄的柵欄上時，他也不知道應該把這個人物刻畫得更兇狠，還是更復雜；應該將他的內心世界表達得更含蓄，還是揭示得更透徹。
我想，這不是雷佳音的問題。我也相信，到了下半部，編導能通過更有力的細節，讓這個人物“閉合”成一個“圓”。
四
像薛至武這樣“半圓半扁”的人物，片中應該還有不少，包括在這個故事里的每個關鍵節點都起到轉折作用的西林（趙麗穎飾），上半部生死未卜的主編（沈佳妮飾）以及她的敵人副主編（尹昉飾），還有下半部才會出場的主導翻案的律師葉伯修一家（分別由范偉、王陽、張子楓飾）。這些都可能會牽涉到《醬園弄》的敘事策略與其總體容量之間的平衡問題。
我記得，《醬園弄》最初傳來的拍攝計劃是一個總時長超過四小時的限定劇。盡管計劃幾經變遷，但我在如今的成片中，還是能依稀看出限定劇的邏輯、框架和人物脈絡。可以想象，在更大的空間里，這些支線能更舒適地伸展開藤蔓，彼此錯綜交纏，最終殊途同歸。所以，關于時長問題，要看你從什么角度來衡量。從現有的更接近于限定劇的敘事框架看，這部戲也許不是太長，而是太短。
好在還有一整部100分鐘左右的戲可以期待。從下半部預告片里，我看到了一些更讓人興奮的角度。比如寄托著翻案命運的那枚轉動的銀元，比如西林說出的那一句意味深長的臺詞：
“我有一個故事，不僅緊跟潮流，而且走在潮流的前頭，你有興趣聽嗎？”
醬園案并不僅僅關乎法律、政治或者女性，而是一個具有真正現代性的傳播事件，是敘事干預現實的問題，是“故事”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的問題，是故事可以描摹現實，更可以制造現實的問題。“懸案”懸的是世態，“翻案”翻的是人心——兩者同樣波詭云譎。聯想到本片從開機到上映幾經輾轉的過程，以及全明星陣容的加持，使得這部電影本身也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傳播事件。戲里與戲外的這番對照，也許會讓下半部的觀影體驗更有意味。
作者：黃昱寧 作家 翻譯家 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一
盡管《醬園弄》分成兩半之后，在上部加了個“懸案”的副題，但其實此案并不太“懸”。畢竟，這類有真實案件作為底本的作品，大半的故事早就被歷史給劇透了。
案情不算復雜，有明確的兇嫌（與《開膛手杰克》或者《黑色大麗花》那樣的真正意義上的“懸案”有顯著區別），也有從逮捕到判決再到大赦的清晰軌跡，所以經典的懸念公式——“猜猜兇手是誰”不可能成為故事最重要的動力。
詹周氏有沒有殺人？到底是怎么殺的？與其說編導將這兩個問題作為本片的懸疑機制，倒不如說是在用它們“懸置”動蕩年代（1945年3月）的世態人心。
第一幕，分尸的血，透過天花板，一滴滴落在樓下算命瞎子的臉上，這還只是尋常的類型驚悚；但瞎子臉都不抹一把，就徑自穿過幽暗的弄堂（路上還跟阿嫂吐槽了一句樓上滴水），在大街上被太陽照得滿頭血光——這一幕的簡潔、兇狠與戲謔（盲人對“血”的無視），從視覺直抵肺腑，進入隱喻層。
后來，從詹周氏視角出發的閃回：她被當街家暴，從石階上一步步拖下來。在邊上小吃攤檔圍觀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臉上的表情，與看不到淋漓鮮血的瞎子，沒什么兩樣。
與之配套的視聽符號俯拾皆是：老式弄堂里的奇特空間，瞎子用來給詹周氏算命的那團亂麻，舞臺上根據殺夫案改編的“文明戲”里那句撕心裂肺的臺詞（“那只頭在哪里？”），解剖臺上過于觸目驚心的尸塊，女囚行刑時一個接一個喊出的號碼——每個號碼給一個鏡頭，對應一聲槍響。凡此種種，都是與情節的懸疑性若即若離的元素，卻是看完影片以后鮮明浮現的記憶點。
這奠定了《醬園弄》的基調：殺人案是在時代大潮中顛簸而行的一條破船。船過處，多重視角下卷起的浪花，蕩開的漣漪，才是陳可辛想抓住的瞬間。
二
既然是多重視角，那同一個故事就有不同的講法。看起來，最容易簡化也最適合當下語境的故事線，就是女性的困境與抗爭。
因此，我們看到，詹周氏在案發前被丈夫詹云影虐待，案發后被警探薛至武壓迫——在她的幻覺中，這兩個男人的陰影，不時交融在一起。
為了加固這個故事的形態，編導甚至動用了近乎漫畫式的重場戲：審訊室內，野豬咆哮，詹周氏倉皇間扔下菜刀，攀援扶梯求生；樓梯頂，薛至武的臉上疊著詹云影的臉，其恐怖恫嚇的效果壓過了下面的野豬，以至于驚恐萬狀的詹周氏寧愿節節后退，躺平赴死……
這一幕視覺奇觀，符號的效果十分強烈，但是否過于強烈，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于我而言，這場戲還是過火了那么一點。
詹周氏是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何以堅決翻供，最終又如何翻案成功——這是檔案的黑洞，也是虛構的起點。在本片中，編導沒有從事實層面設置迷魂陣，而是選擇將重點落在自（獄）外而（牢）內的傳播鏈條上。女作家西林為被告辯護的文章成了撬動巨石的杠桿，但劇作聰明地為這個動作提供了一個支點：詹周氏的獄友王許梅。
劇本刻畫王許梅的敘事效率，是整部影片中最高的。從簡短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大致拼接出她的身世：念過書走過江湖，被男人騙過也騙過男人；入獄是因為終日周旋在偽政府的男性世界里，陷入復雜的政治旋渦；深諳十里洋場的游戲規則并因此而自得，哪怕坐進死牢仍然氣定神閑地展開自救；與獄卒康忠良的錢色交易，以及從外國嬤嬤那里搞來的懷孕證明，是讓她篤定的“雙保險”；順便，她還從報紙上找到了可能幫助詹周氏脫罪的輿論工具，教會她認重要的字（自己的名字），說關鍵的話，看到“女人休掉男人”的可能。
惟其如此，王許梅這個人物弧光的最終落點，才更令人震驚與唏噓。機關算盡，迎來的卻是時局急轉直下之后的滅口式處決。而在此之前，王許梅剛剛讓詹周氏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奶油蛋糕，領著一眾獄友齊唱了一段越劇。
這段戲，王許梅整個人先是沐浴在高光中，旋即滑入深淵。對于墜落的速度，編劇寫得夠堅決，陳可辛拍得夠老練，楊冪也演得夠扎實——那字字清醒的臺詞，眼神里噴射著的怒火與不甘，至死不休的求生欲，都一滴不漏地傳遞到詹周氏弱小而枯槁的身軀里。憑著這一個支點，詹周氏在法庭上的翻供，才不是為了反轉而反轉，才有了邏輯上的可能和情感上的支撐。
相比之下，影片最后部分詹周氏的畫外音，那些文化含量過于充分、覺醒意識過于強烈的口號，就像是搭上了讓主題升華的高速直通車。此時的詹周氏，與前期那個連死尸的頭顱都不敢面對的詹周氏，似乎割裂成了兩個人。
三
但《醬園弄》的敘事企圖還不止于此。我們總能瞥見時代的冰山，不時露出猙獰的一角。
最典型的人物當屬薛至武。至少在《醬園弄·懸案》中，他的行為邏輯時常呈現尖銳的矛盾。他沒有道德底線，雜志副主編拿出五條小黃魚，要他害牢里主編的一條性命，他接過來，藏好，伸出手來再多要五條；可另一方面，他又異乎尋常地爭強斗狠。警察局長趕在日本人投降之前避走香港，他卻寧愿用船票去跟法官換一個“結案”，理由是詹周氏的翻供讓他丟盡了顏面，非要把這口氣給爭回來。終日在偽政權里當差，這個人物的底色理應是貪生怕死，可他偏偏對于“哪朝哪代都需要我來維持治安”抱有狂妄的自信和莫名的執念。
如此具有內在激烈沖突的性格，讓這個人物的行為邏輯變得很難用常理去解釋——包括對于詹周氏的強烈仇恨。難道僅僅因為這個女人殺了“當家男人”？還是因為在偽政權的畸形高壓生態中，薛警探的心理狀況早就處于崩潰的邊緣？在本片的末尾，究竟是什么，使得一個漢奸把“捍衛男性權威”看成比茍且保命更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在大廈將傾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殺手無寸鐵的詹周氏？
我并不反對寫人物的反常邏輯——只要寫得夠深夠透，就能激發出真正的新意。但薛至武的狀況是，如果把他看成服務于醬園案的頭號功能性人物，那么現在的篇幅偏多；如果要把他塑造成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講到的“圓形人物”，那至少得通過合適的細節把他的行為邏輯鋪墊清楚。
僅從上半部來看，編導賦予這個人物的內容，微妙地介于“扁”和“圓”之間——以至于，當雷佳音把整整一張臉狠狠地擠壓在監獄的柵欄上時，他也不知道應該把這個人物刻畫得更兇狠，還是更復雜；應該將他的內心世界表達得更含蓄，還是揭示得更透徹。
我想，這不是雷佳音的問題。我也相信，到了下半部，編導能通過更有力的細節，讓這個人物“閉合”成一個“圓”。
四
像薛至武這樣“半圓半扁”的人物，片中應該還有不少，包括在這個故事里的每個關鍵節點都起到轉折作用的西林（趙麗穎飾），上半部生死未卜的主編（沈佳妮飾）以及她的敵人副主編（尹昉飾），還有下半部才會出場的主導翻案的律師葉伯修一家（分別由范偉、王陽、張子楓飾）。這些都可能會牽涉到《醬園弄》的敘事策略與其總體容量之間的平衡問題。
我記得，《醬園弄》最初傳來的拍攝計劃是一個總時長超過四小時的限定劇。盡管計劃幾經變遷，但我在如今的成片中，還是能依稀看出限定劇的邏輯、框架和人物脈絡。可以想象，在更大的空間里，這些支線能更舒適地伸展開藤蔓，彼此錯綜交纏，最終殊途同歸。所以，關于時長問題，要看你從什么角度來衡量。從現有的更接近于限定劇的敘事框架看，這部戲也許不是太長，而是太短。
好在還有一整部100分鐘左右的戲可以期待。從下半部預告片里，我看到了一些更讓人興奮的角度。比如寄托著翻案命運的那枚轉動的銀元，比如西林說出的那一句意味深長的臺詞：
“我有一個故事，不僅緊跟潮流，而且走在潮流的前頭，你有興趣聽嗎？”
醬園案并不僅僅關乎法律、政治或者女性，而是一個具有真正現代性的傳播事件，是敘事干預現實的問題，是“故事”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的問題，是故事可以描摹現實，更可以制造現實的問題。“懸案”懸的是世態，“翻案”翻的是人心——兩者同樣波詭云譎。聯想到本片從開機到上映幾經輾轉的過程，以及全明星陣容的加持，使得這部電影本身也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傳播事件。戲里與戲外的這番對照，也許會讓下半部的觀影體驗更有意味。
作者：黃昱寧 作家 翻譯家 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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