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是燕東園
在中國現(xiàn)當代史上，馮至、何其芳、陳夢家、金岳霖是一個個響當當?shù)拿郑麄兌荚≡谕粋€地方，那就是別名“東大地”的燕東園。燕東園在北大東門附近，前身是明清時期的成府，據(jù)說在乾隆年間為太監(jiān)營房，老太監(jiān)們從宮里出來，死后就葬于此地。20世紀20年代，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買下這77畝地，建成了如今的燕東園。從此，一代代知識人與這里產(chǎn)生交集，這份名單包括但不限于游國恩、趙蘿蕤、翦伯贊、洪謙等。
從20世紀20年代起，燕東園囊括了一批批杰出學人，但20世紀是革命與巨變的年代，知識分子也無法獨善其身，他們的學識令人欽佩，他們在后半生不同的境遇，更令人唏噓。
因此，燕東園是一個重要的坐標。但長期以來，缺乏一部專門挖掘其文化價值的專著，直到徐泓填補了這一空缺。打開此書，你既能發(fā)現(xiàn)王世襄的樂園、何其芳的讀書會，也能看到馮至和楊晦“一個甲子的友誼”、周一良對于陳寅恪的愧疚，還有不能忘卻的陳夢家與趙蘿蕤。徐泓以扎實的筆觸，書寫了一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搶救了一段不該被遺忘的過去。
燕東園由兩個住宅區(qū)組成，中間以一座水泥橋相連，分別叫“橋東”“橋西”。作者徐泓的家就在橋西坡腳下。徐泓出身于學者家庭：她的母親韓德常是幼兒音樂教育家、作曲家，譜寫了《搖啊搖》《小小鴨子》《粗心的小畫家》等曲子；她的父親是中國計算數(shù)學學科的開拓者之一徐獻瑜。此公先后執(zhí)教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涉獵廣泛，一直活到百歲高齡。
徐泓有志于寫作，畢業(yè)后成為一名新聞記者，主張新聞報道的專業(yè)性和研究性。為了完成《燕東園左鄰右舍》，她耗費數(shù)年，采訪、調(diào)研了燕東園22棟小樓192個住戶共211人。此書在敘事上有四層結(jié)構(gòu)：其一是總介紹；其二寫燕東園內(nèi)已經(jīng)被掛上“北京市歷史建筑”牌匾的小樓；其三是九棟沒有掛牌，但在燕東園（東大地）歷史上不容忽視的小樓；其四是回顧作者自己的家庭，并對全書進行總結(jié)——這一部分也包括了后記。作者思路清晰，用一種建筑的方式搭建起了文本。通過96歲的胡路犀阿姨、原燕大宗教系主任趙紫宸先生的兒子趙景倫先生、“燕二代”關(guān)家麒等關(guān)鍵人物，作者不僅詳細地整理出了燕東園及其前身東大地的住戶名單，也打撈出不少與燕東園有關(guān)的逸聞趣事。
比方說：1950年之前，東大地有不少外籍住客。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上頭文件下來，燕大的外籍教師按照規(guī)定必須離開。于是在幾乎同一時間，作者的家里突然多了好幾件家具，“一對西式的高背床，兩個西式柜子，還有幾把造型別致的椅子，圓形椅面，帶有一個略呈弧線的小椅背”，還有一條墨綠色的美國大兵用的軍毯。
再比方說住在燕東園東區(qū)21號北半側(cè)的金岳霖。他喜歡斗蛐蛐，燕東園的小孩傳說他是斗蛐蛐界的高手。他家有幾十個特大號的蛐蛐罐，有一個呈灰色、圓柱形，直徑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配套有小碟、小水槽。他給外人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他一輩子獨身，只帶著一名廚師住進燕東園，烤的面包挺好吃。
捎帶在書中，徐泓還澄清了一件事。世人皆知金岳霖與林徽因是知己，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時，金岳霖寫下挽聯(lián)∶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林徽因去世后不久，金岳霖就離開了燕東園。私下里有人說，這是因為林徽因不在了，金先生已經(jīng)盡完了守候的責任。這是一個浪漫的講法，但徐泓發(fā)現(xiàn)∶當時有幾戶人家和金岳霖同時搬出了燕東園，包括詩人何其芳。原來，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建立了學部體制，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為四個學部之一，下設(shè)七個研究所。這些學者隨工作調(diào)動，被調(diào)至各所任職。1957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遷至建國門內(nèi)貢院一帶辦公，這些先生隨之搬進城里安家落戶。
在燕東園有世俗喜樂，也有婉轉(zhuǎn)悲哀
對于學問的執(zhí)著，和日常交往中的人情味，是全書屢次著墨的兩點。在橋西34號樓下，游國恩抱病修訂《中國文學史》和對《離騷》的正文校勘工作。在教室授課時，身形瘦矮的他嗓音洪亮，對古典文學爛熟于胸，在課堂上能隨意背誦，不差分毫。也是在燕東園，何其芳會在家里定期舉辦《詩經(jīng)》討論會。1956年上半年，游國恩作為特邀人選出席。據(jù)說何其芳曾向游老當面請教研究《詩經(jīng)》有哪些參考書，游國恩不假思索，列出了幾十種書目。
在燕東園，你能看到馮至、姚可崑夫婦，他們家“院門口和樓門口都有藤蘿架，春天垂下清香的淡紫色花串，家里拿來做藤蘿餅吃”；你也能看到住在橋東21號的林啟武，他曾因直腸癌手術(shù)而被切除肛門，卻奇跡般地活過100歲，并為中國羽毛球事業(yè)做出過突出貢獻。1952年手術(shù)后，他的腸胃改道，只能通過在腹部切口造瘺排便。肅反時，有些會必須參加，他拿著一個充氣的小橡皮圈去開會，墊在身下，褲子上經(jīng)常是血。女兒那時候不懂事，埋怨父親又帶著“你的屁墊兒”，父親說∶“NO！這是Donut（甜甜圈）！”
你還能看到王世襄。他是大收藏家、雜家，也是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住的王家花園緊挨東大地南墻，并非豪門深宅，更像一個大菜園子和數(shù)間房舍。就在這片花園里，王世襄種葫蘆，養(yǎng)蟋蟀，遛狗捉獾，上課懷里揣著蟈蟈葫蘆，下課胳膊上架著鷹。1936年，趙蘿蕤和陳夢家新婚，借住在王家花園。某日深夜，他二人被嘈雜聲驚醒，以為家中進來強盜，嚇得不敢吱聲。結(jié)果，這所謂的“強盜”就是王世襄自己！前一天夜半時分，他和同伴牽著四條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曉歸來，料想學長夫婦早已入睡，便“拖狗帶獾”翻墻入院。
而曾住在燕東園42號甲、出生于江蘇吳江鄭氏家族的鄭芳，很多人知道她的丈夫是清華大學心理系教授周先庚。而她本人的才華、能力毫不遜色于丈夫：她是一個很有趣的妙人，在操持家務(wù)瑣事的同時，竟能用半年時間自學俄語，所用的是一本很厚的用英文注釋的俄語教材。生前，朋友們知道她語言學習能力很強，有一手好廚藝，又很喜歡養(yǎng)小動物。在她去世后，當70萬字的《鄭芳文集》出版，讀者才知道無論是散文、小說還是人物速寫，鄭芳都能寫得妙趣橫生——而這些是她一邊做家務(wù)帶孩子，一邊筆耕不輟完成的。
在燕東園，有甜蜜，也有沉痛。1952年，歷史學家翦伯贊任北大歷史系主任，住燕南園64號。十余載后，他被批判為“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改住燕東園28號。1968年12月19日，當工人杜銓師傅發(fā)覺不對勁，將門撞開時，翦伯贊與妻子平臥于床，穿新衣服，合蓋一床新棉被。他們已經(jīng)服用過量“速可眠”自盡了。
20世紀50年代，燕大西語系有五位著名教授，分別是趙蘿蕤、俞大絪、胡稼貽、吳興華、巫寧坤。十年后，除了巫寧坤和趙蘿蕤，其余三人均在20世紀60年代死于非命。
1966年，陳夢家去世后，趙蘿蕤與父親趙紫宸同住在美術(shù)館后街22號。趙紫宸在這個明末清初風格的兩進四合院里住了29年，于1979年病逝，享年91歲。12年后，199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全譯本，譯者趙蘿蕤。她花了12年精心翻譯這部作品。這一年，她79歲，一直活到了1998年。
此書無一字有怨憤 卻處處可見執(zhí)著
從抗戰(zhàn)到改革開放，小小一片燕東園，經(jīng)歷了多次大時代的風浪。只不過，它也在走向自己的黃昏。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歷史建筑示范掛牌，燕東園21-24號樓、31-37號樓、39號樓、40號樓入選并掛牌。往昔的熱鬧已成歷史，這也是促成徐泓加快完成此書的原因。
《燕東園左鄰右舍》既有史料價值，也是一部飽含人情味的故事集。講述者如同歷史導游，重返故地，走進舊樓，娓娓道來一個個門牌號背后的故事。作者的語調(diào)平和、熨帖，既不焦躁，也沒有渴望煽動人心而產(chǎn)生的功利感。此書出版以后，我注意到一種聲音，認為此書是精英寫作，與普通人無關(guān)。這個觀點是值得繼續(xù)思辨下去的。
首先，在表面上看，這的確是一本記錄精英的書。燕東園內(nèi)居住的多是高校學者，他們中不乏社會名流。從社會地位上來看，他們是事實上的精英。但是，讀完整本書，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精英寫作常見的炫耀與粉飾，而是作者對一個個具體之人的認真追索，以及在這份耗費多年心力的追索之上，對于歷史現(xiàn)場盡可能的去偽存真，和對于歷史悲劇的婉轉(zhuǎn)反思。
此書無一字有怨憤，卻處處可見執(zhí)著。在有限的出版尺度之內(nèi)，作者盡可能地記錄了一代學者在歷史大變局中的選擇與爭議。作者不去評判那些選擇的好壞，而是恪守自己作為記錄者的分寸，用人物生命的厚度，代替擲地有聲的論斷。
在與許知遠等人對談中，徐泓直言：“在做這些采訪的時候，我是在與遺忘抗爭……作為一個社會，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群體，如果遺忘，而且是故意地、選擇性地遺忘它所受的苦難，那就非常可悲了。一旦遺忘，同樣的苦難就會發(fā)生第二次、第三次。”
讀完全書，回味陳夢家、趙蘿蕤、翦伯贊等先賢的往事，我才更了然作者所說“不遺忘”三個字的分量，也明白她為什么要在當下完成這本書。這是一部知識人的精神圖譜，也是以小見大、關(guān)于一段崎嶇年代的痛史——它不應(yīng)該被遺忘。正因如此，作者不僅是為知識分子而寫，她也在為有骨氣、有信仰、心存善念與求真精神的人們而寫。
為何是燕東園
在中國現(xiàn)當代史上，馮至、何其芳、陳夢家、金岳霖是一個個響當當?shù)拿郑麄兌荚≡谕粋€地方，那就是別名“東大地”的燕東園。燕東園在北大東門附近，前身是明清時期的成府，據(jù)說在乾隆年間為太監(jiān)營房，老太監(jiān)們從宮里出來，死后就葬于此地。20世紀20年代，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買下這77畝地，建成了如今的燕東園。從此，一代代知識人與這里產(chǎn)生交集，這份名單包括但不限于游國恩、趙蘿蕤、翦伯贊、洪謙等。
從20世紀20年代起，燕東園囊括了一批批杰出學人，但20世紀是革命與巨變的年代，知識分子也無法獨善其身，他們的學識令人欽佩，他們在后半生不同的境遇，更令人唏噓。
因此，燕東園是一個重要的坐標。但長期以來，缺乏一部專門挖掘其文化價值的專著，直到徐泓填補了這一空缺。打開此書，你既能發(fā)現(xiàn)王世襄的樂園、何其芳的讀書會，也能看到馮至和楊晦“一個甲子的友誼”、周一良對于陳寅恪的愧疚，還有不能忘卻的陳夢家與趙蘿蕤。徐泓以扎實的筆觸，書寫了一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搶救了一段不該被遺忘的過去。
燕東園由兩個住宅區(qū)組成，中間以一座水泥橋相連，分別叫“橋東”“橋西”。作者徐泓的家就在橋西坡腳下。徐泓出身于學者家庭：她的母親韓德常是幼兒音樂教育家、作曲家，譜寫了《搖啊搖》《小小鴨子》《粗心的小畫家》等曲子；她的父親是中國計算數(shù)學學科的開拓者之一徐獻瑜。此公先后執(zhí)教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涉獵廣泛，一直活到百歲高齡。
徐泓有志于寫作，畢業(yè)后成為一名新聞記者，主張新聞報道的專業(yè)性和研究性。為了完成《燕東園左鄰右舍》，她耗費數(shù)年，采訪、調(diào)研了燕東園22棟小樓192個住戶共211人。此書在敘事上有四層結(jié)構(gòu)：其一是總介紹；其二寫燕東園內(nèi)已經(jīng)被掛上“北京市歷史建筑”牌匾的小樓；其三是九棟沒有掛牌，但在燕東園（東大地）歷史上不容忽視的小樓；其四是回顧作者自己的家庭，并對全書進行總結(jié)——這一部分也包括了后記。作者思路清晰，用一種建筑的方式搭建起了文本。通過96歲的胡路犀阿姨、原燕大宗教系主任趙紫宸先生的兒子趙景倫先生、“燕二代”關(guān)家麒等關(guān)鍵人物，作者不僅詳細地整理出了燕東園及其前身東大地的住戶名單，也打撈出不少與燕東園有關(guān)的逸聞趣事。
比方說：1950年之前，東大地有不少外籍住客。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上頭文件下來，燕大的外籍教師按照規(guī)定必須離開。于是在幾乎同一時間，作者的家里突然多了好幾件家具，“一對西式的高背床，兩個西式柜子，還有幾把造型別致的椅子，圓形椅面，帶有一個略呈弧線的小椅背”，還有一條墨綠色的美國大兵用的軍毯。
再比方說住在燕東園東區(qū)21號北半側(cè)的金岳霖。他喜歡斗蛐蛐，燕東園的小孩傳說他是斗蛐蛐界的高手。他家有幾十個特大號的蛐蛐罐，有一個呈灰色、圓柱形，直徑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配套有小碟、小水槽。他給外人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他一輩子獨身，只帶著一名廚師住進燕東園，烤的面包挺好吃。
捎帶在書中，徐泓還澄清了一件事。世人皆知金岳霖與林徽因是知己，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時，金岳霖寫下挽聯(lián)∶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林徽因去世后不久，金岳霖就離開了燕東園。私下里有人說，這是因為林徽因不在了，金先生已經(jīng)盡完了守候的責任。這是一個浪漫的講法，但徐泓發(fā)現(xiàn)∶當時有幾戶人家和金岳霖同時搬出了燕東園，包括詩人何其芳。原來，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建立了學部體制，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為四個學部之一，下設(shè)七個研究所。這些學者隨工作調(diào)動，被調(diào)至各所任職。1957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遷至建國門內(nèi)貢院一帶辦公，這些先生隨之搬進城里安家落戶。
在燕東園有世俗喜樂，也有婉轉(zhuǎn)悲哀
對于學問的執(zhí)著，和日常交往中的人情味，是全書屢次著墨的兩點。在橋西34號樓下，游國恩抱病修訂《中國文學史》和對《離騷》的正文校勘工作。在教室授課時，身形瘦矮的他嗓音洪亮，對古典文學爛熟于胸，在課堂上能隨意背誦，不差分毫。也是在燕東園，何其芳會在家里定期舉辦《詩經(jīng)》討論會。1956年上半年，游國恩作為特邀人選出席。據(jù)說何其芳曾向游老當面請教研究《詩經(jīng)》有哪些參考書，游國恩不假思索，列出了幾十種書目。
在燕東園，你能看到馮至、姚可崑夫婦，他們家“院門口和樓門口都有藤蘿架，春天垂下清香的淡紫色花串，家里拿來做藤蘿餅吃”；你也能看到住在橋東21號的林啟武，他曾因直腸癌手術(shù)而被切除肛門，卻奇跡般地活過100歲，并為中國羽毛球事業(yè)做出過突出貢獻。1952年手術(shù)后，他的腸胃改道，只能通過在腹部切口造瘺排便。肅反時，有些會必須參加，他拿著一個充氣的小橡皮圈去開會，墊在身下，褲子上經(jīng)常是血。女兒那時候不懂事，埋怨父親又帶著“你的屁墊兒”，父親說∶“NO！這是Donut（甜甜圈）！”
你還能看到王世襄。他是大收藏家、雜家，也是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住的王家花園緊挨東大地南墻，并非豪門深宅，更像一個大菜園子和數(shù)間房舍。就在這片花園里，王世襄種葫蘆，養(yǎng)蟋蟀，遛狗捉獾，上課懷里揣著蟈蟈葫蘆，下課胳膊上架著鷹。1936年，趙蘿蕤和陳夢家新婚，借住在王家花園。某日深夜，他二人被嘈雜聲驚醒，以為家中進來強盜，嚇得不敢吱聲。結(jié)果，這所謂的“強盜”就是王世襄自己！前一天夜半時分，他和同伴牽著四條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曉歸來，料想學長夫婦早已入睡，便“拖狗帶獾”翻墻入院。
而曾住在燕東園42號甲、出生于江蘇吳江鄭氏家族的鄭芳，很多人知道她的丈夫是清華大學心理系教授周先庚。而她本人的才華、能力毫不遜色于丈夫：她是一個很有趣的妙人，在操持家務(wù)瑣事的同時，竟能用半年時間自學俄語，所用的是一本很厚的用英文注釋的俄語教材。生前，朋友們知道她語言學習能力很強，有一手好廚藝，又很喜歡養(yǎng)小動物。在她去世后，當70萬字的《鄭芳文集》出版，讀者才知道無論是散文、小說還是人物速寫，鄭芳都能寫得妙趣橫生——而這些是她一邊做家務(wù)帶孩子，一邊筆耕不輟完成的。
在燕東園，有甜蜜，也有沉痛。1952年，歷史學家翦伯贊任北大歷史系主任，住燕南園64號。十余載后，他被批判為“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改住燕東園28號。1968年12月19日，當工人杜銓師傅發(fā)覺不對勁，將門撞開時，翦伯贊與妻子平臥于床，穿新衣服，合蓋一床新棉被。他們已經(jīng)服用過量“速可眠”自盡了。
20世紀50年代，燕大西語系有五位著名教授，分別是趙蘿蕤、俞大絪、胡稼貽、吳興華、巫寧坤。十年后，除了巫寧坤和趙蘿蕤，其余三人均在20世紀60年代死于非命。
1966年，陳夢家去世后，趙蘿蕤與父親趙紫宸同住在美術(shù)館后街22號。趙紫宸在這個明末清初風格的兩進四合院里住了29年，于1979年病逝，享年91歲。12年后，199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全譯本，譯者趙蘿蕤。她花了12年精心翻譯這部作品。這一年，她79歲，一直活到了1998年。
此書無一字有怨憤 卻處處可見執(zhí)著
從抗戰(zhàn)到改革開放，小小一片燕東園，經(jīng)歷了多次大時代的風浪。只不過，它也在走向自己的黃昏。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歷史建筑示范掛牌，燕東園21-24號樓、31-37號樓、39號樓、40號樓入選并掛牌。往昔的熱鬧已成歷史，這也是促成徐泓加快完成此書的原因。
《燕東園左鄰右舍》既有史料價值，也是一部飽含人情味的故事集。講述者如同歷史導游，重返故地，走進舊樓，娓娓道來一個個門牌號背后的故事。作者的語調(diào)平和、熨帖，既不焦躁，也沒有渴望煽動人心而產(chǎn)生的功利感。此書出版以后，我注意到一種聲音，認為此書是精英寫作，與普通人無關(guān)。這個觀點是值得繼續(xù)思辨下去的。
首先，在表面上看，這的確是一本記錄精英的書。燕東園內(nèi)居住的多是高校學者，他們中不乏社會名流。從社會地位上來看，他們是事實上的精英。但是，讀完整本書，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精英寫作常見的炫耀與粉飾，而是作者對一個個具體之人的認真追索，以及在這份耗費多年心力的追索之上，對于歷史現(xiàn)場盡可能的去偽存真，和對于歷史悲劇的婉轉(zhuǎn)反思。
此書無一字有怨憤，卻處處可見執(zhí)著。在有限的出版尺度之內(nèi)，作者盡可能地記錄了一代學者在歷史大變局中的選擇與爭議。作者不去評判那些選擇的好壞，而是恪守自己作為記錄者的分寸，用人物生命的厚度，代替擲地有聲的論斷。
在與許知遠等人對談中，徐泓直言：“在做這些采訪的時候，我是在與遺忘抗爭……作為一個社會，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群體，如果遺忘，而且是故意地、選擇性地遺忘它所受的苦難，那就非常可悲了。一旦遺忘，同樣的苦難就會發(fā)生第二次、第三次。”
讀完全書，回味陳夢家、趙蘿蕤、翦伯贊等先賢的往事，我才更了然作者所說“不遺忘”三個字的分量，也明白她為什么要在當下完成這本書。這是一部知識人的精神圖譜，也是以小見大、關(guān)于一段崎嶇年代的痛史——它不應(yīng)該被遺忘。正因如此，作者不僅是為知識分子而寫，她也在為有骨氣、有信仰、心存善念與求真精神的人們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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