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大地山川之美往往因人而生，他們相遇，彼此映照生輝。杭州的煙霞嶺就是這樣。
曉霞
這是我去過最多的山。煙霞嶺上立有一篆書石碑：“煙霞此地多”。碑上這五個字令我心曠神怡，時不時就想去看霞光。一千多年前，柳永寫下千古名篇《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它從來都是這大地上不可缺少的景致。一日，無意在一本胡適傳記中讀到，1923年6月，胡適住進煙霞嶺上的煙霞寺，在此過了一段養病、讀書的悠閑生活。新文化運動后，胡適已名滿天下。在不斷上山造訪胡適的人中，有24歲的瞿秋白。
我沒想到，一百年前的煙霞嶺有過瞿秋白的足跡。煙霞嶺因為這個拾級上山的年輕身影，那刻的霞光變得獨一無二。我之前未曾見的，現在不由想去一一找尋。
1923年6月的一天，瞿秋白在俞平伯陪同下上煙霞嶺，拜訪了胡適。早在兩個多月前，陳獨秀曾致信胡適：“秋白兄的書頗有價值，想必兄已看過。國人對于新俄，譽之者以為天堂，毀之者視為地獄，此皆不知社會進化為何物者之觀察。”陳獨秀認為“秋白此書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誤解”，他托請胡適“早日介紹于商務，并催其早日出版為要”。
陳獨秀信中所言的“秋白兄的書”即《赤都心史》。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報》特派員的身份，由北京經哈爾濱、滿洲里踏上了赴蘇俄路程，于次年1月抵達莫斯科。以這段心路歷程為底稿，瞿秋白完成了兩部著作《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因肺病復發咯血，部分文稿是他在病榻上寫出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記錄了一個覺醒者尋路的精神成長史，是“五四”后早期文壇的名篇佳作。大凡傳世下來的文學作品，不止因作品本身的魅力，還因作品背后作者深邃寬廣的人生觸動人心。契訶夫寫《薩哈林旅行記》也是這樣千里迢迢走往異路。他們成就杰作，才華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勇氣、意志和信念才是。
1922年9月，《餓鄉紀程》出版問世。陳獨秀此番將《赤都心史》出版一事托付給了胡適。胡適為此親往商務印書館商談，后又寫信給王云五，介紹瞿秋白到商務印書館做兼職編輯。以胡適的學識和眼光，他敏銳地看到了瞿秋白的滿腹才華。這次會面，樂于提攜晚輩的胡適顯然被眼前這位青年才俊吸引，他囑瞿秋白今后能多做些學問。
在蘇俄兩年多，瞿秋白曾因患肺病在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療養院治療。一個清晨，云氣氤氳而來，天邊紫赤光焰，熱熱烈烈，照耀萬壑。這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提筆寫下《曉霞》一文：“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曉霞。”在結尾，他寫道：“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曉霞在此么？”這般熱烈的生命感受如此獨特，以至于今天讀之，仍讓我不由怦然心動。有的人，他們真的會讓人看到生如曉霞般的瑰麗和絢爛。
這不只是他才華橫溢。當年陳獨秀率團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會議時，為陳獨秀做翻譯的是他，他俄語水平之高是公認的。他擔任上海大學教務長、社會學系主任時，他的學生丁玲回憶說：“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我常懷疑他為什么不在文學系教書而在社會科學系教書？……為了幫助我們能很快懂得普希金語言的美麗，他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當我們讀了三四首詩后，我們簡直以為已經掌握俄文了。”他音樂造詣頗深，《國際歌》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的風琴上，照著曲譜一遍遍彈奏、吟唱，根據俄譯本譯配出了中文歌詞。他還刻得一手好印，寫得一手好字。文學上更是流光溢彩，《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一出手就是扛鼎之作，那時他才二十出頭。
也不止是那些真實而充滿靈性與生趣的日常。他和好友對飲起酒來，豪興干云，兩人一夜喝掉過三瓶白蘭地。他送給妻子楊之華的結婚禮物，是一枚胸針，他在胸針上親手刻了七個字：“贈我生命的伴侶”。
光焰
在常州的瞿秋白故居和紀念館，我看遍了陳列于館內他的每一張照片。他的樣子真是好看，俊逸清秀的面孔透出的儒雅之氣，有黑白光影里難掩的風華。這等好相貌配上他不凡的經歷，眼神里凝練了歷經滄桑波瀾不驚的氣度。在所有照片里，最觸目驚心的莫過于一張臨刑前的遺照：他身著中式對襟黑褂、黑襪黑布鞋，齊膝白色短褲，雙手背后，面帶微笑，孑立在涼亭前，淡定自若的神情讓人想不到這是走向刑場的人。他向行刑者提出了兩個要求：不能屈膝跪著死；從正面開槍，不要打我的頭。當年天津《大公報》報道說，瞿秋白在羅漢嶺下一塊草坪上，從容坐下，面向槍口，說了此生最后一句話：“此地很好！”
大丈夫當如斯，可他文弱的樣子，完全看不出還有另一面剛烈和血性。有時想，他何以令后人如此無法釋懷？是他孑立在涼亭前不可冒犯的凜然之氣，還是在失去自由的囚室，他書寫下那些最后的絕筆？抑或還有“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而生的回響？
在獄中，他作了七首詩詞、未成稿目錄、致郭沫若的信，以及近兩萬字《多余的話》。舍生取義本已壯烈，足可青史留名，他卻將身后名棄之不顧，非要百轉千回，走入黑暗深處，不偽飾不溢美，真誠坦蕩地徹底剖析自己，并為前進中走過的彎路，犯下的錯，承擔下歷史的責任。絕筆中，他還說自己是“多年的肺結核者”，“愿意把這軀殼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這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
這是我一直最不忍卒讀的書，每回讀，都心緒難平。有人評價瞿秋白，十分恰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敘述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復調式的、精微的革命者，都是需要勇氣和洞察力的。我自以為讀懂了他的慷慨赴死，現在才知只是剛剛開始懂得了他的壯烈。大概只有到了一定年齡，才會真正理解當面臨各種不堪、打擊乃至命不保夕時，一個唯有內心至真至純的人，才能夠筆端蘸著無畏的靈魂，寫完他命運最后的樂章。
倘若他依胡適希望的那樣，在象牙塔里做學問，鐘情他酷愛的文學，傾力他心念的“我所愿意干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必會取得不斐成就，且安樂順遂，不至于日后如此跌宕多舛。陷溺在輕薄蒼白現實中，當我面對瞿秋白這類人的精神與生活，不由有一份觸痛于心的欽仰。那些在日常中透露出的精神氣質，早已暗示了他日后選擇的必然。在《餓鄉紀程》里，他說他要“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我所以決定到俄國去走一走，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大革命失敗后，他主持八七會議，被推上了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位置。當他在獄中寫信給郭沫若，存于心底的遺憾才在此刻道出一二：“只有讀著你和許多朋友翻譯歐美文學名著，心上覺著有說不出的遺憾。我自己知道雖然一知半解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只有俄國文還有相當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沒有翻譯過一部好好的文學書。這個心愿恐怕沒有可能實現的了。”
他的生命停止在了36歲。最為他痛惜的，莫過于魯迅了。沒有誰能像魯迅一樣如此理解他、懷念他。魯迅說：“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注：指果戈理《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當年瞿秋白被重金懸賞兩萬元通緝，魯迅的家曾一次次成了他的避難地。瞿秋白死后，魯迅不顧自己身患重病，和茅盾、鄭振鐸、陳望道等商定收集、整理瞿秋白譯作遺稿，托名“諸夏懷霜社”出版《海上述林》。所謂“諸夏”即中國，“霜”源自瞿秋白幼年時曾用名“瞿霜”，這四字深埋了他對亡友的深情。在魯迅1935年10月之后的日記里，記錄了他為出版《海上述林》，從編輯、校稿、設計封面、籌款、撰寫廣告等各個繁雜瑣事，他全都親力親為。當上卷《海上述林》印畢問世，人們驚艷不已，其裝幀和印刷質量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唐弢撰文回憶說：“書印得特別講究……在中國出版界中，當時曾被認為是從來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可惜魯迅沒能看到下卷出版，十多天后，先生與世長辭。
魯迅書贈過瞿秋白一副聯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何其感懷！思想深邃尖銳的魯迅，為何將與自己年齡迥異、經歷迥異、身份迥異的瞿秋白視為知己？個中隱含了太多的風云激蕩。想想那時的上海，若沒有他們在，該有多黯然無光。在東照里12號的四個夜晚，瞿秋白揮就的洋洋萬余言《<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如黃鐘大呂，迄今為止這一鴻篇之作一直作為魯迅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存在著。而魯迅在大陸新村9號的最后時光，撐著病體耗盡心力編印《海上述林》，是他為守護摯友的最后一搏，他“懷霜”其生命落盡見真純的云山蒼蒼，為后人留存了瞿秋白的另一面。
于瞿秋白而言，這些流溢在他追求理想路上的才情，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從寫《餓鄉紀程》《赤都心史》那刻起，下筆為文已非寄托才情，而是基于一種自覺式使命感的以筆為纛。熱愛里最深刻的，是放棄熱愛。坦蕩里最深刻的，是拷問靈魂。儒雅里最深刻的，是舍生取義。他的曉霞一直都在，就如去煙霞嶺，有一天你會看見一個紫赤光焰、熱熱烈烈的清晨，霞光萬丈，映照大地，溫煦了每一位來者。
有一種大地山川之美往往因人而生，他們相遇，彼此映照生輝。杭州的煙霞嶺就是這樣。
曉霞
這是我去過最多的山。煙霞嶺上立有一篆書石碑：“煙霞此地多”。碑上這五個字令我心曠神怡，時不時就想去看霞光。一千多年前，柳永寫下千古名篇《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它從來都是這大地上不可缺少的景致。一日，無意在一本胡適傳記中讀到，1923年6月，胡適住進煙霞嶺上的煙霞寺，在此過了一段養病、讀書的悠閑生活。新文化運動后，胡適已名滿天下。在不斷上山造訪胡適的人中，有24歲的瞿秋白。
我沒想到，一百年前的煙霞嶺有過瞿秋白的足跡。煙霞嶺因為這個拾級上山的年輕身影，那刻的霞光變得獨一無二。我之前未曾見的，現在不由想去一一找尋。
1923年6月的一天，瞿秋白在俞平伯陪同下上煙霞嶺，拜訪了胡適。早在兩個多月前，陳獨秀曾致信胡適：“秋白兄的書頗有價值，想必兄已看過。國人對于新俄，譽之者以為天堂，毀之者視為地獄，此皆不知社會進化為何物者之觀察。”陳獨秀認為“秋白此書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誤解”，他托請胡適“早日介紹于商務，并催其早日出版為要”。
陳獨秀信中所言的“秋白兄的書”即《赤都心史》。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報》特派員的身份，由北京經哈爾濱、滿洲里踏上了赴蘇俄路程，于次年1月抵達莫斯科。以這段心路歷程為底稿，瞿秋白完成了兩部著作《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因肺病復發咯血，部分文稿是他在病榻上寫出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記錄了一個覺醒者尋路的精神成長史，是“五四”后早期文壇的名篇佳作。大凡傳世下來的文學作品，不止因作品本身的魅力，還因作品背后作者深邃寬廣的人生觸動人心。契訶夫寫《薩哈林旅行記》也是這樣千里迢迢走往異路。他們成就杰作，才華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勇氣、意志和信念才是。
1922年9月，《餓鄉紀程》出版問世。陳獨秀此番將《赤都心史》出版一事托付給了胡適。胡適為此親往商務印書館商談，后又寫信給王云五，介紹瞿秋白到商務印書館做兼職編輯。以胡適的學識和眼光，他敏銳地看到了瞿秋白的滿腹才華。這次會面，樂于提攜晚輩的胡適顯然被眼前這位青年才俊吸引，他囑瞿秋白今后能多做些學問。
在蘇俄兩年多，瞿秋白曾因患肺病在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療養院治療。一個清晨，云氣氤氳而來，天邊紫赤光焰，熱熱烈烈，照耀萬壑。這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提筆寫下《曉霞》一文：“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曉霞。”在結尾，他寫道：“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曉霞在此么？”這般熱烈的生命感受如此獨特，以至于今天讀之，仍讓我不由怦然心動。有的人，他們真的會讓人看到生如曉霞般的瑰麗和絢爛。
這不只是他才華橫溢。當年陳獨秀率團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會議時，為陳獨秀做翻譯的是他，他俄語水平之高是公認的。他擔任上海大學教務長、社會學系主任時，他的學生丁玲回憶說：“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我常懷疑他為什么不在文學系教書而在社會科學系教書？……為了幫助我們能很快懂得普希金語言的美麗，他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當我們讀了三四首詩后，我們簡直以為已經掌握俄文了。”他音樂造詣頗深，《國際歌》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的風琴上，照著曲譜一遍遍彈奏、吟唱，根據俄譯本譯配出了中文歌詞。他還刻得一手好印，寫得一手好字。文學上更是流光溢彩，《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一出手就是扛鼎之作，那時他才二十出頭。
也不止是那些真實而充滿靈性與生趣的日常。他和好友對飲起酒來，豪興干云，兩人一夜喝掉過三瓶白蘭地。他送給妻子楊之華的結婚禮物，是一枚胸針，他在胸針上親手刻了七個字：“贈我生命的伴侶”。
光焰
在常州的瞿秋白故居和紀念館，我看遍了陳列于館內他的每一張照片。他的樣子真是好看，俊逸清秀的面孔透出的儒雅之氣，有黑白光影里難掩的風華。這等好相貌配上他不凡的經歷，眼神里凝練了歷經滄桑波瀾不驚的氣度。在所有照片里，最觸目驚心的莫過于一張臨刑前的遺照：他身著中式對襟黑褂、黑襪黑布鞋，齊膝白色短褲，雙手背后，面帶微笑，孑立在涼亭前，淡定自若的神情讓人想不到這是走向刑場的人。他向行刑者提出了兩個要求：不能屈膝跪著死；從正面開槍，不要打我的頭。當年天津《大公報》報道說，瞿秋白在羅漢嶺下一塊草坪上，從容坐下，面向槍口，說了此生最后一句話：“此地很好！”
大丈夫當如斯，可他文弱的樣子，完全看不出還有另一面剛烈和血性。有時想，他何以令后人如此無法釋懷？是他孑立在涼亭前不可冒犯的凜然之氣，還是在失去自由的囚室，他書寫下那些最后的絕筆？抑或還有“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而生的回響？
在獄中，他作了七首詩詞、未成稿目錄、致郭沫若的信，以及近兩萬字《多余的話》。舍生取義本已壯烈，足可青史留名，他卻將身后名棄之不顧，非要百轉千回，走入黑暗深處，不偽飾不溢美，真誠坦蕩地徹底剖析自己，并為前進中走過的彎路，犯下的錯，承擔下歷史的責任。絕筆中，他還說自己是“多年的肺結核者”，“愿意把這軀殼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這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
這是我一直最不忍卒讀的書，每回讀，都心緒難平。有人評價瞿秋白，十分恰當：無論從哪個角度來敘述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復調式的、精微的革命者，都是需要勇氣和洞察力的。我自以為讀懂了他的慷慨赴死，現在才知只是剛剛開始懂得了他的壯烈。大概只有到了一定年齡，才會真正理解當面臨各種不堪、打擊乃至命不保夕時，一個唯有內心至真至純的人，才能夠筆端蘸著無畏的靈魂，寫完他命運最后的樂章。
倘若他依胡適希望的那樣，在象牙塔里做學問，鐘情他酷愛的文學，傾力他心念的“我所愿意干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必會取得不斐成就，且安樂順遂，不至于日后如此跌宕多舛。陷溺在輕薄蒼白現實中，當我面對瞿秋白這類人的精神與生活，不由有一份觸痛于心的欽仰。那些在日常中透露出的精神氣質，早已暗示了他日后選擇的必然。在《餓鄉紀程》里，他說他要“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我所以決定到俄國去走一走，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大革命失敗后，他主持八七會議，被推上了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位置。當他在獄中寫信給郭沫若，存于心底的遺憾才在此刻道出一二：“只有讀著你和許多朋友翻譯歐美文學名著，心上覺著有說不出的遺憾。我自己知道雖然一知半解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只有俄國文還有相當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沒有翻譯過一部好好的文學書。這個心愿恐怕沒有可能實現的了。”
他的生命停止在了36歲。最為他痛惜的，莫過于魯迅了。沒有誰能像魯迅一樣如此理解他、懷念他。魯迅說：“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注：指果戈理《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當年瞿秋白被重金懸賞兩萬元通緝，魯迅的家曾一次次成了他的避難地。瞿秋白死后，魯迅不顧自己身患重病，和茅盾、鄭振鐸、陳望道等商定收集、整理瞿秋白譯作遺稿，托名“諸夏懷霜社”出版《海上述林》。所謂“諸夏”即中國，“霜”源自瞿秋白幼年時曾用名“瞿霜”，這四字深埋了他對亡友的深情。在魯迅1935年10月之后的日記里，記錄了他為出版《海上述林》，從編輯、校稿、設計封面、籌款、撰寫廣告等各個繁雜瑣事，他全都親力親為。當上卷《海上述林》印畢問世，人們驚艷不已，其裝幀和印刷質量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唐弢撰文回憶說：“書印得特別講究……在中國出版界中，當時曾被認為是從來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可惜魯迅沒能看到下卷出版，十多天后，先生與世長辭。
魯迅書贈過瞿秋白一副聯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何其感懷！思想深邃尖銳的魯迅，為何將與自己年齡迥異、經歷迥異、身份迥異的瞿秋白視為知己？個中隱含了太多的風云激蕩。想想那時的上海，若沒有他們在，該有多黯然無光。在東照里12號的四個夜晚，瞿秋白揮就的洋洋萬余言《<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如黃鐘大呂，迄今為止這一鴻篇之作一直作為魯迅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存在著。而魯迅在大陸新村9號的最后時光，撐著病體耗盡心力編印《海上述林》，是他為守護摯友的最后一搏，他“懷霜”其生命落盡見真純的云山蒼蒼，為后人留存了瞿秋白的另一面。
于瞿秋白而言，這些流溢在他追求理想路上的才情，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從寫《餓鄉紀程》《赤都心史》那刻起，下筆為文已非寄托才情，而是基于一種自覺式使命感的以筆為纛。熱愛里最深刻的，是放棄熱愛。坦蕩里最深刻的，是拷問靈魂。儒雅里最深刻的，是舍生取義。他的曉霞一直都在，就如去煙霞嶺，有一天你會看見一個紫赤光焰、熱熱烈烈的清晨，霞光萬丈，映照大地，溫煦了每一位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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