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分別以“信步西東”“西行畫錄”“長春園跡”“旅歐畫錄”等為主題，開設了多場別開生面的水彩和鉛筆畫展，畫展的主人公并非是某位聲名顯赫的畫家，而是一位近年來才在專業領域之外為人知曉的建筑師，他的名字叫童寯。2023年正值童寯逝世40周年、出版代表作《東南園墅》60周年；北京、上海、南京，正是他求學深造、事業起步、傳道授業的三座重要城市，在這里，他結交了梁思成、趙深、陳植、楊廷寶、劉敦楨等一批重要的建筑師，和他們一起營造了那些歷久彌新的經典建筑。
北京
2018年，一本名為《長夜的獨行者：童寯1963-1983》的傳記，意外成為了出版界的“黑馬”。這本敘事上近乎白描、語言上極為簡練的“小傳”，記敘了作為“中國建筑四杰”之一的童寯人生最后20年的光景。在該書第六章《為費慰梅追記梁思成》中，身為作者和童寯孫媳“雙重身份”的張琴，講述了童寯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三重交集：一是他們結識于北京，早期是清華學堂的同學；二是他們一起留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既是同窗又是舍友；三是他們在東北大學建筑系共事，童寯還曾接替梁思成擔任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
然而，童寯與梁思成的交往，卻似乎有些“高開低走”。在人生的上半場，他們是最為親密的同學和同事，書中講述了“童寯毫不含糊地表達了對于梁思成一如既往的喜愛”，也引用了梁思成對童寯的激賞，稱童寯執教東北大學是“國破家亡、弦歌中輟之時的一線曙光”。而在共同抵御過苦難歲月的侵蝕之后，童寯對梁思成的態度卻有些轉冷?！堕L夜的獨行者》以影印的形式刊載了一封1950年梁思成寫給童寯的書信，在信中，梁思成自稱“弟思成”，稱童寯為“老童”，已足見關系之親密；短短一頁的書信正文里，邀請童寯北上清華任教的梁思成多次寫道：“我企盼你早早的（地）北來”，“我懇求你實踐我們在重慶的口約”，“他們（學生）都在切盼”，“我懇切的（地）求你來為母校養育后輩”，“懇切拜上”，言辭至真至誠可見一斑。不過，事情的后續似乎有些令人失望，童寯并未應邀北上，而對于梁思成的來信，童寯如何回復或者是否回復，也已不得而知，但用作者張琴的話來說，那就是“自1950年代起，這兩個昔日的同窗好友聯系似乎不那么頻繁了”。
所謂“聯系不那么頻繁”，意指的當然不是交惡，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是對于時事和社會的不同認知，導致了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的選擇差異，但即便如此，童寯和梁思成的英雄相惜、童家和梁家后人的世代交好，永遠都無法輕描。1994年，漢學家費慰梅撰寫的《林徽因與梁思成》在美國出版，并于數年后譯介到國內，正是這本書，把梁林夫婦從漫無天際的“花邊”和“八卦”中解放了出來，還原了他們作為“建筑學家”的本來面目。而此書的順利面世，也得益于童寯的貢獻，“從1980年起，童寯與費慰梅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系，以幫助她出版梁思成的遺作，并為她撰寫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傳記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童寯）手術后半年多即去世，在這期間他們（童寯和費慰梅）一直在為出版梁思成的書而頻繁溝通”。
此外，梁思成的繼配林洙在回憶童寯1982年的清華行時也講道：“我知道他是梁先生的好朋友，我也很敬重他。”在梁思成之女梁再冰所著的《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與母親》中，每次提及童寯，都尊稱“童伯伯”“童寯伯伯”，甚至還附帶一串長長的定語“爹爹的好友、他極為欣賞的童寯伯伯”；在該書后記中，梁再冰再次強調童寯是“父母最好的朋友”。而張琴所著的另外一本著作《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的后記中，也留下了童家后人對梁家后人的誠摯謝意：“感謝梁思成等先哲和先賢的親友，他們使此書的寫作充滿驚喜和溫暖。”
上海
在《長夜的獨行者》中記敘了這樣一個細節，童寯曾經為自己刻過一枚私章，上面寫著“童寯建筑師”；無獨有偶，《梁思成與林徽因》中也記錄了另一個細節：縱使林徽因有著各種耀眼的光環，但她的墓碑上也只是簡單鐫刻著“建筑師林徽因”六個字。無論在炮火連天還是和平安定的歲月，“建筑師”都是他們最為珍視的身份。
1933年元旦，同為賓大建筑系留學生的趙深、陳植和童寯，在上海成立華蓋建筑事務所。關于“華蓋”的理論觀點，蔣春倩所著的《華蓋建筑事務所1931-1952》引用了陳植的原話：“三人相約摒棄大屋頂”，也正因為此，華蓋建筑事務所被建筑界譽為“求新派”。至于“華蓋”的命名，《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中也有說明：“一寓意為中國建筑師在中國蓋樓；二愿景為在中國頂尖，蓋為‘超出、勝出’之意。”除此之外，童寯還有另外一番解釋，他認為：“紫禁城內的朝政三大殿，華蓋殿是最中心的宮殿。從星象角度來看，華蓋意味著高于凡人的成就和才華；在命理來看，系心情恬淡，資質聰穎，有文學才能和藝術才華，但又不免有些孤僻。”
童寯對“華蓋”的釋義，馳騁于建筑學、星象學、命理學等多個領域，足見其知識的廣博。事實上，同時代的中國建筑師們都不只是偏于一域的人才，除了林徽因早已詩名遠揚之外，根據《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介紹，梁思成和陳植在求學期間都擔任過小號手，陳植還舉辦過獨唱音樂會；岱峻所著的《發現李莊》中記錄了莫宗江“寫得一手好字”“他的畫很有表現力和藝術感”；《長夜的獨行者》也寫道，“對于西方文學和音樂的愛好幾乎貫穿童寯一生”。然而，即便貫通中西、多才多藝，也即便面臨過多種多樣的人生抉擇，他們都始終沒有動搖過對建筑事業的絕對熱愛，“為中華蓋樓”成為他們熱忱終身的無悔追求。
經歷百年風雨，如今的上海仍然留下了金城大戲院（現黃浦劇場）、浙江興業銀行大樓（現寶龍大酒樓）等諸多由華蓋建筑師嘔心瀝血設計的精品力作，在不少滬上名人的書中，這些偉大建筑師的故事，也在時代和歷史的浪濤中得以浮現。陳丹燕的《外灘：影像與傳奇》就記敘了記者楊俊和時年已經95歲高齡的陳植，因為1950年代保護匯豐銀行壁畫的往事而相識的經歷。初次見面時陳植正在華東醫院住院，在這位“穿著藍白條子病號服的老人”身上，已經完全看不出當年風華正茂的模樣，“握緊助聽器”的陳植面對記者的提問，“時不時用手拍打自己的頭”，無奈地聲稱“過去的事情我已經記不得了”。即便是后來已經努力回憶起了那段保護“世紀壁畫”的往事，陳植仍然如同幾十年前一樣淡泊名利，他逃避了電視臺的采訪，只是留下了一句：“保護壁畫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是當時所有有識之士的共同決定，我已經老了，就不再搶鏡頭了。”在《我要唱到永遠》中，曹可凡也借由自己童年少年時期居住的“錦園”，追憶起了錦園當年的建筑師趙深，曹可凡坦言，“近日讀到《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一書，得以一窺趙深先生作為一代建筑大師，對中國現代建筑事業所作的貢獻。”事實確實如此，若非“建筑可閱讀”浪潮的興起以及有識之士們的挖掘，諸如趙深這樣的建筑師以及他們作出的卓越貢獻，很可能已經永遠遮蔽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南京
1952年，華蓋建筑事務所解散，陳植和趙深留在上海繼續從事建筑設計工作，只有童寯一人去往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從事建筑教學工作。雖然沒有明確的著述出處，但是從童寯的畢生好友楊廷寶、劉敦楨當年都在南京工學院執教，或許可以窺知童寯離滬赴寧的主要原因。
《長夜的獨行者》用較大篇幅講述了童寯晚年與楊廷寶之間的深情厚誼，兩位建筑大師的友誼跨越半個多世紀，無論是經歷特殊年代的捶打還是聲色名利的考驗，都始終未曾變質，用作者張琴的話來說，那就是“兩位老人的命運似是緊相耦合”，童寯也曾說：“經過解放到現在，我們幾乎每天見面。”
1982年，楊廷寶因腦溢血已快進入彌留之際，但他仍然惦記著童寯，甚至還想著要與老朋友轉院住到一起；而童寯也是手術放療一有間隙，就催著兒子用三輪車拉著他去看楊廷寶，兩位老人只要見面，就總是“興奮異常”“長久緊緊握手”。黎志濤所著的《一位建筑師，半座南京城》，以尋訪的形式介紹了南京城里楊廷寶設計的現存建筑及其前世今生。值得一提的是，楊廷寶與童寯雖然至交，但書中言及童寯的文字卻少之又少，僅有幾處也只是一筆帶過。其原因想必是晚年的童寯已經完全絕緣于建筑設計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到了教學和研究，因此我們在楊廷寶聚光燈下的“建筑活動”中很難尋覓到童寯的身影，但倘若有一部“二老私語錄”，那童寯必是其中的重要存在。
童寯最初走入大眾視野，還是因為2017年王澍的建筑隨筆集《造房子》的“走紅”。這位一度被視為乖張另類的世界建筑學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獲獎建筑師，卻在書中用極為謙卑的言語，不厭其煩地引用童寯的造園理念，感佩童寯的為人處世，他認為“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氣質和意趣的”，“他幾乎代表了近代中國建筑史的一個精神高度”。2018年，由童寯之孫童明重譯的《東南園墅》出版，在前言中，作為《東南園墅》最早一批讀者的王澍，再次坦陳“《東南園墅》對我的建筑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并且回顧了在同濟大學求學期間與童明的交往舊事。在童寯的三代親屬中，兒輩有電子科學家童詩白和“九葉派”詩人鄭敏夫婦、物理學家童林夙、航天專家童林弼，孫輩也有從事電力、通訊、藝術等領域研究的童瑯、童文、童蔚等人，但繼承童寯建筑設計衣缽的就只有孫子童明了。2021年，童明選擇離開執教22年的同濟大學，回到祖父童寯曾經任教30余年的東南大學擔任特聘教授，這或許可以被視作一種精神和力量的接續，正如《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里所記敘的陳植在聽聞別人祝賀他的外孫和童明也選擇攻讀建筑專業時，所說的那句話：“總得一代勝一代，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還了得！”
2023年的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分別以“信步西東”“西行畫錄”“長春園跡”“旅歐畫錄”等為主題，開設了多場別開生面的水彩和鉛筆畫展，畫展的主人公并非是某位聲名顯赫的畫家，而是一位近年來才在專業領域之外為人知曉的建筑師，他的名字叫童寯。2023年正值童寯逝世40周年、出版代表作《東南園墅》60周年；北京、上海、南京，正是他求學深造、事業起步、傳道授業的三座重要城市，在這里，他結交了梁思成、趙深、陳植、楊廷寶、劉敦楨等一批重要的建筑師，和他們一起營造了那些歷久彌新的經典建筑。
北京
2018年，一本名為《長夜的獨行者：童寯1963-1983》的傳記，意外成為了出版界的“黑馬”。這本敘事上近乎白描、語言上極為簡練的“小傳”，記敘了作為“中國建筑四杰”之一的童寯人生最后20年的光景。在該書第六章《為費慰梅追記梁思成》中，身為作者和童寯孫媳“雙重身份”的張琴，講述了童寯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三重交集：一是他們結識于北京，早期是清華學堂的同學；二是他們一起留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既是同窗又是舍友；三是他們在東北大學建筑系共事，童寯還曾接替梁思成擔任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
然而，童寯與梁思成的交往，卻似乎有些“高開低走”。在人生的上半場，他們是最為親密的同學和同事，書中講述了“童寯毫不含糊地表達了對于梁思成一如既往的喜愛”，也引用了梁思成對童寯的激賞，稱童寯執教東北大學是“國破家亡、弦歌中輟之時的一線曙光”。而在共同抵御過苦難歲月的侵蝕之后，童寯對梁思成的態度卻有些轉冷?！堕L夜的獨行者》以影印的形式刊載了一封1950年梁思成寫給童寯的書信，在信中，梁思成自稱“弟思成”，稱童寯為“老童”，已足見關系之親密；短短一頁的書信正文里，邀請童寯北上清華任教的梁思成多次寫道：“我企盼你早早的（地）北來”，“我懇求你實踐我們在重慶的口約”，“他們（學生）都在切盼”，“我懇切的（地）求你來為母校養育后輩”，“懇切拜上”，言辭至真至誠可見一斑。不過，事情的后續似乎有些令人失望，童寯并未應邀北上，而對于梁思成的來信，童寯如何回復或者是否回復，也已不得而知，但用作者張琴的話來說，那就是“自1950年代起，這兩個昔日的同窗好友聯系似乎不那么頻繁了”。
所謂“聯系不那么頻繁”，意指的當然不是交惡，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是對于時事和社會的不同認知，導致了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的選擇差異，但即便如此，童寯和梁思成的英雄相惜、童家和梁家后人的世代交好，永遠都無法輕描。1994年，漢學家費慰梅撰寫的《林徽因與梁思成》在美國出版，并于數年后譯介到國內，正是這本書，把梁林夫婦從漫無天際的“花邊”和“八卦”中解放了出來，還原了他們作為“建筑學家”的本來面目。而此書的順利面世，也得益于童寯的貢獻，“從1980年起，童寯與費慰梅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系，以幫助她出版梁思成的遺作，并為她撰寫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傳記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童寯）手術后半年多即去世，在這期間他們（童寯和費慰梅）一直在為出版梁思成的書而頻繁溝通”。
此外，梁思成的繼配林洙在回憶童寯1982年的清華行時也講道：“我知道他是梁先生的好朋友，我也很敬重他。”在梁思成之女梁再冰所著的《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與母親》中，每次提及童寯，都尊稱“童伯伯”“童寯伯伯”，甚至還附帶一串長長的定語“爹爹的好友、他極為欣賞的童寯伯伯”；在該書后記中，梁再冰再次強調童寯是“父母最好的朋友”。而張琴所著的另外一本著作《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的后記中，也留下了童家后人對梁家后人的誠摯謝意：“感謝梁思成等先哲和先賢的親友，他們使此書的寫作充滿驚喜和溫暖。”
上海
在《長夜的獨行者》中記敘了這樣一個細節，童寯曾經為自己刻過一枚私章，上面寫著“童寯建筑師”；無獨有偶，《梁思成與林徽因》中也記錄了另一個細節：縱使林徽因有著各種耀眼的光環，但她的墓碑上也只是簡單鐫刻著“建筑師林徽因”六個字。無論在炮火連天還是和平安定的歲月，“建筑師”都是他們最為珍視的身份。
1933年元旦，同為賓大建筑系留學生的趙深、陳植和童寯，在上海成立華蓋建筑事務所。關于“華蓋”的理論觀點，蔣春倩所著的《華蓋建筑事務所1931-1952》引用了陳植的原話：“三人相約摒棄大屋頂”，也正因為此，華蓋建筑事務所被建筑界譽為“求新派”。至于“華蓋”的命名，《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中也有說明：“一寓意為中國建筑師在中國蓋樓；二愿景為在中國頂尖，蓋為‘超出、勝出’之意。”除此之外，童寯還有另外一番解釋，他認為：“紫禁城內的朝政三大殿，華蓋殿是最中心的宮殿。從星象角度來看，華蓋意味著高于凡人的成就和才華；在命理來看，系心情恬淡，資質聰穎，有文學才能和藝術才華，但又不免有些孤僻。”
童寯對“華蓋”的釋義，馳騁于建筑學、星象學、命理學等多個領域，足見其知識的廣博。事實上，同時代的中國建筑師們都不只是偏于一域的人才，除了林徽因早已詩名遠揚之外，根據《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介紹，梁思成和陳植在求學期間都擔任過小號手，陳植還舉辦過獨唱音樂會；岱峻所著的《發現李莊》中記錄了莫宗江“寫得一手好字”“他的畫很有表現力和藝術感”；《長夜的獨行者》也寫道，“對于西方文學和音樂的愛好幾乎貫穿童寯一生”。然而，即便貫通中西、多才多藝，也即便面臨過多種多樣的人生抉擇，他們都始終沒有動搖過對建筑事業的絕對熱愛，“為中華蓋樓”成為他們熱忱終身的無悔追求。
經歷百年風雨，如今的上海仍然留下了金城大戲院（現黃浦劇場）、浙江興業銀行大樓（現寶龍大酒樓）等諸多由華蓋建筑師嘔心瀝血設計的精品力作，在不少滬上名人的書中，這些偉大建筑師的故事，也在時代和歷史的浪濤中得以浮現。陳丹燕的《外灘：影像與傳奇》就記敘了記者楊俊和時年已經95歲高齡的陳植，因為1950年代保護匯豐銀行壁畫的往事而相識的經歷。初次見面時陳植正在華東醫院住院，在這位“穿著藍白條子病號服的老人”身上，已經完全看不出當年風華正茂的模樣，“握緊助聽器”的陳植面對記者的提問，“時不時用手拍打自己的頭”，無奈地聲稱“過去的事情我已經記不得了”。即便是后來已經努力回憶起了那段保護“世紀壁畫”的往事，陳植仍然如同幾十年前一樣淡泊名利，他逃避了電視臺的采訪，只是留下了一句：“保護壁畫不是我一個人的決定，是當時所有有識之士的共同決定，我已經老了，就不再搶鏡頭了。”在《我要唱到永遠》中，曹可凡也借由自己童年少年時期居住的“錦園”，追憶起了錦園當年的建筑師趙深，曹可凡坦言，“近日讀到《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一書，得以一窺趙深先生作為一代建筑大師，對中國現代建筑事業所作的貢獻。”事實確實如此，若非“建筑可閱讀”浪潮的興起以及有識之士們的挖掘，諸如趙深這樣的建筑師以及他們作出的卓越貢獻，很可能已經永遠遮蔽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南京
1952年，華蓋建筑事務所解散，陳植和趙深留在上海繼續從事建筑設計工作，只有童寯一人去往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從事建筑教學工作。雖然沒有明確的著述出處，但是從童寯的畢生好友楊廷寶、劉敦楨當年都在南京工學院執教，或許可以窺知童寯離滬赴寧的主要原因。
《長夜的獨行者》用較大篇幅講述了童寯晚年與楊廷寶之間的深情厚誼，兩位建筑大師的友誼跨越半個多世紀，無論是經歷特殊年代的捶打還是聲色名利的考驗，都始終未曾變質，用作者張琴的話來說，那就是“兩位老人的命運似是緊相耦合”，童寯也曾說：“經過解放到現在，我們幾乎每天見面。”
1982年，楊廷寶因腦溢血已快進入彌留之際，但他仍然惦記著童寯，甚至還想著要與老朋友轉院住到一起；而童寯也是手術放療一有間隙，就催著兒子用三輪車拉著他去看楊廷寶，兩位老人只要見面，就總是“興奮異常”“長久緊緊握手”。黎志濤所著的《一位建筑師，半座南京城》，以尋訪的形式介紹了南京城里楊廷寶設計的現存建筑及其前世今生。值得一提的是，楊廷寶與童寯雖然至交，但書中言及童寯的文字卻少之又少，僅有幾處也只是一筆帶過。其原因想必是晚年的童寯已經完全絕緣于建筑設計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到了教學和研究，因此我們在楊廷寶聚光燈下的“建筑活動”中很難尋覓到童寯的身影，但倘若有一部“二老私語錄”，那童寯必是其中的重要存在。
童寯最初走入大眾視野，還是因為2017年王澍的建筑隨筆集《造房子》的“走紅”。這位一度被視為乖張另類的世界建筑學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獲獎建筑師，卻在書中用極為謙卑的言語，不厭其煩地引用童寯的造園理念，感佩童寯的為人處世，他認為“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氣質和意趣的”，“他幾乎代表了近代中國建筑史的一個精神高度”。2018年，由童寯之孫童明重譯的《東南園墅》出版，在前言中，作為《東南園墅》最早一批讀者的王澍，再次坦陳“《東南園墅》對我的建筑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并且回顧了在同濟大學求學期間與童明的交往舊事。在童寯的三代親屬中，兒輩有電子科學家童詩白和“九葉派”詩人鄭敏夫婦、物理學家童林夙、航天專家童林弼，孫輩也有從事電力、通訊、藝術等領域研究的童瑯、童文、童蔚等人，但繼承童寯建筑設計衣缽的就只有孫子童明了。2021年，童明選擇離開執教22年的同濟大學，回到祖父童寯曾經任教30余年的東南大學擔任特聘教授，這或許可以被視作一種精神和力量的接續，正如《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里所記敘的陳植在聽聞別人祝賀他的外孫和童明也選擇攻讀建筑專業時，所說的那句話：“總得一代勝一代，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還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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