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到《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視角從父親個體、家庭內部，轉移到臨終醫院場景里的老年病人和護工群體。書中，生的活力與死的陰霾穿插，愛的治愈力與疾病的破壞力交織，一點點揭開有關生命的醇厚底色。
“兩本書出了之后，我沒送給任何親戚，更不敢給我媽看。家里人好像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前不久，作家薛舒“生命兩部曲”《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出版，記錄父親患阿爾茨海默病并住進臨終病房的日子。這套非虛構新作不僅寫出了一個家庭面對病痛變故的體驗與思考，更將目光投向廣闊社會圖景，呈現當下老齡化社會的真實側影。
“我不能逃避，盡管我們害怕。這可能是送給即將老去的人們和未來一定會老的我們自己，以及現在還年輕著的你的禮物。我盡量沒有讓自己停留在某種個人情感的陷阱，情感是我寫作這兩本書的原動力，但不是唯一或最終的目的。我更愿意傳達的是某種生命氣象。”薛舒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多次新書分享會現場，不少年輕面孔聊起看完書后“更珍惜當下了”：“尚未老去的時候，你已經看到了老，這時你對自己的青春，以及正在擁有的生命的過程，會產生更踏實的熱愛，也慢慢練習如何告別。”
打撈正在消失的記憶碎片
2012年春天，70歲父親忘性越來越大，忘了回家的路，把妻子兒女當成陌路，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進醫院。“除了陪伴和照顧，我還能做什么？”薛舒形容，這趟寫作就像“自曝家丑”。“把家里的事情拿出來示眾，會有一種羞恥感，但我相信爸爸是一個開明的人，他不會怪我，也不會認為我是在丟他的臉，這是給我的最大底氣。”
書中記錄了父親身患阿爾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從出現早期癥狀到發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那樣一個父親，突然變成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全家人都是很難接受的。當時我覺得小說都寫不了，因為他一發病，我媽媽就把我叫過去，然后半夜三更也要開車去父母家……”薛舒發現父親各種不對勁，原本開朗樂觀、熱愛唱歌、幽默風趣的人經常莫名其妙發脾氣，忘東忘西，還愛挑刺；從家里的發言人、責任人、一家之主，漸漸變成缺乏邏輯“自私”的人。
漫長而艱難的照護，讓家庭深陷崩塌，“我無法敞開懷抱接納我那被‘困在時間’里、正在變成孩子的父親”。寫作成為她的光。“我開始記錄他每天的情況，搜羅打撈那些正在消失的記憶碎片。父親睡著時好不容易有一點點安靜的時刻，我就一邊寫一邊眼淚狂流，覺得日子沒法過了。而寫作給了我一點點出口和宣泄的機會。”
兩本書的黑白封面裹著亮黃色函套，仿若是要沖破一種“禁忌”。“小說的虛構已無法承擔我的焦躁，我必須毫不隱藏地袒露以及宣泄。要打破對病痛衰老的恐懼很難，但對我個人而言真的是一種治愈與救贖。”薛舒告訴記者，非虛構寫作可能更加考驗作者的價值觀與生活理念，“你不可以躲避在角色背后，你只能用自己的親歷經驗來告訴別人。作者的視角和眼光決定了你呈現給別人的精神世界。”
在終點站與死亡朝夕相處
從《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到《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視角從父親個體、家庭內部，轉移到臨終醫院場景里的老年病人和護工群體。在生命的終點站、一個人最后的光陰里，如何與死亡這件事朝夕相處？書中，生的活力與死的陰霾穿插，愛的治愈力與疾病的破壞力交織，一點點揭開有關生命的醇厚底色。
在“臨終醫院”里，并不是每天都在呼天搶地、肝腸寸斷的離別中，雖然死神隨時圍繞著那些老人，但活著的每一天，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吃喝拉撒，要清潔身軀，要打點滴吸氧氣，或和親人面面相覷，笑一笑，或相對無言……
“不會也不可能一口氣看完，因為它特別消耗感情和體力”“看兩頁要緩緩，刷會微短劇調整下心情”……評論家李敬澤與張莉不約而同談到：“有些東西，有些事情，我們不愿意面對，但它終究會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最好在有些事情沒來之前就有所準備。”李敬澤形容，現代文明中“有時沒有衰老的位置，沒有死亡的位置，這些都變成了隱私。我們自己不愛它，也不愿意窺探別人的事兒”。但最終，需要學習如何度過我們的一生，將那些暗黑的經驗化作基本的情感生命學習。
在張莉看來，寫作者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礙，把衰老的狼狽寫出來。“真正的衰老是非常不堪的，很大程度上，我們重新面對傷口，它讓我們意識到，如何和疾病共生。”
令薛舒欣慰的是，有讀者從書里讀到“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一種寬闊和釋放”。“這和我的處理方式有關，我傾向用一種更加明朗的方式來表達，這是我的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寫日常生活，但你站在哪個位置寫很重要。”她說，本來以一顆悲苦的心待在臨終病院，卻看到那里很多護工阿姨熱火朝天、轟轟烈烈地在生活，“你會感覺到一種積極向上的東西，你有一顆什么樣的心，看出來的世界就會是什么樣的”。
從《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到《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視角從父親個體、家庭內部，轉移到臨終醫院場景里的老年病人和護工群體。書中，生的活力與死的陰霾穿插，愛的治愈力與疾病的破壞力交織，一點點揭開有關生命的醇厚底色。
“兩本書出了之后，我沒送給任何親戚，更不敢給我媽看。家里人好像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前不久，作家薛舒“生命兩部曲”《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出版，記錄父親患阿爾茨海默病并住進臨終病房的日子。這套非虛構新作不僅寫出了一個家庭面對病痛變故的體驗與思考，更將目光投向廣闊社會圖景，呈現當下老齡化社會的真實側影。
“我不能逃避，盡管我們害怕。這可能是送給即將老去的人們和未來一定會老的我們自己，以及現在還年輕著的你的禮物。我盡量沒有讓自己停留在某種個人情感的陷阱，情感是我寫作這兩本書的原動力，但不是唯一或最終的目的。我更愿意傳達的是某種生命氣象。”薛舒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多次新書分享會現場，不少年輕面孔聊起看完書后“更珍惜當下了”：“尚未老去的時候，你已經看到了老，這時你對自己的青春，以及正在擁有的生命的過程，會產生更踏實的熱愛，也慢慢練習如何告別。”
打撈正在消失的記憶碎片
2012年春天，70歲父親忘性越來越大，忘了回家的路，把妻子兒女當成陌路，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進醫院。“除了陪伴和照顧，我還能做什么？”薛舒形容，這趟寫作就像“自曝家丑”。“把家里的事情拿出來示眾，會有一種羞恥感，但我相信爸爸是一個開明的人，他不會怪我，也不會認為我是在丟他的臉，這是給我的最大底氣。”
書中記錄了父親身患阿爾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從出現早期癥狀到發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那樣一個父親，突然變成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全家人都是很難接受的。當時我覺得小說都寫不了，因為他一發病，我媽媽就把我叫過去，然后半夜三更也要開車去父母家……”薛舒發現父親各種不對勁，原本開朗樂觀、熱愛唱歌、幽默風趣的人經常莫名其妙發脾氣，忘東忘西，還愛挑刺；從家里的發言人、責任人、一家之主，漸漸變成缺乏邏輯“自私”的人。
漫長而艱難的照護，讓家庭深陷崩塌，“我無法敞開懷抱接納我那被‘困在時間’里、正在變成孩子的父親”。寫作成為她的光。“我開始記錄他每天的情況，搜羅打撈那些正在消失的記憶碎片。父親睡著時好不容易有一點點安靜的時刻，我就一邊寫一邊眼淚狂流，覺得日子沒法過了。而寫作給了我一點點出口和宣泄的機會。”
兩本書的黑白封面裹著亮黃色函套，仿若是要沖破一種“禁忌”。“小說的虛構已無法承擔我的焦躁，我必須毫不隱藏地袒露以及宣泄。要打破對病痛衰老的恐懼很難，但對我個人而言真的是一種治愈與救贖。”薛舒告訴記者，非虛構寫作可能更加考驗作者的價值觀與生活理念，“你不可以躲避在角色背后，你只能用自己的親歷經驗來告訴別人。作者的視角和眼光決定了你呈現給別人的精神世界。”
在終點站與死亡朝夕相處
從《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到《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視角從父親個體、家庭內部，轉移到臨終醫院場景里的老年病人和護工群體。在生命的終點站、一個人最后的光陰里，如何與死亡這件事朝夕相處？書中，生的活力與死的陰霾穿插，愛的治愈力與疾病的破壞力交織，一點點揭開有關生命的醇厚底色。
在“臨終醫院”里，并不是每天都在呼天搶地、肝腸寸斷的離別中，雖然死神隨時圍繞著那些老人，但活著的每一天，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吃喝拉撒，要清潔身軀，要打點滴吸氧氣，或和親人面面相覷，笑一笑，或相對無言……
“不會也不可能一口氣看完，因為它特別消耗感情和體力”“看兩頁要緩緩，刷會微短劇調整下心情”……評論家李敬澤與張莉不約而同談到：“有些東西，有些事情，我們不愿意面對，但它終究會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最好在有些事情沒來之前就有所準備。”李敬澤形容，現代文明中“有時沒有衰老的位置，沒有死亡的位置，這些都變成了隱私。我們自己不愛它，也不愿意窺探別人的事兒”。但最終，需要學習如何度過我們的一生，將那些暗黑的經驗化作基本的情感生命學習。
在張莉看來，寫作者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礙，把衰老的狼狽寫出來。“真正的衰老是非常不堪的，很大程度上，我們重新面對傷口，它讓我們意識到，如何和疾病共生。”
令薛舒欣慰的是，有讀者從書里讀到“旺盛的生命力”，看到“一種寬闊和釋放”。“這和我的處理方式有關，我傾向用一種更加明朗的方式來表達，這是我的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寫日常生活，但你站在哪個位置寫很重要。”她說，本來以一顆悲苦的心待在臨終病院，卻看到那里很多護工阿姨熱火朝天、轟轟烈烈地在生活，“你會感覺到一種積極向上的東西，你有一顆什么樣的心，看出來的世界就會是什么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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