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許爽 廣州報道
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成為當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
2月18日，龍年首個工作日，廣東省再度把高質量發展大會作為“開春第一會”，緊扣高質量發展主題，聚焦促進產業和科技互促雙強。
浙江大學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高端智庫）研究員、科技日報社原副社長房漢廷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活躍、創新要素集聚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特別是國家實驗室體系的密集程度、民營科技企業的規模和質量，為其成為新質生產力第一方隊創造了“先手”條件。
房漢廷提及，在目前的創新布局中，國家實驗室體系與企業技術創新體系二者還處在“各行其道”的階段，彼此之間還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系。為促進兩大創新體系產生“1+1”大于2的創新力量，因而他提出了建構三個層級的“國家實驗室體系與國家科技企業超融合創新體”。
浙江大學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高端智庫）研究員、科技日報社原副社長房漢廷。受訪者供圖
廣東具備成為新質生產力第一方隊“先手”條件
南方財經：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強調創新資源的賦能利用。廣東區域具備擔當“新質生產力第一行動集團軍”的哪些條件？
房漢廷：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活躍，創新要素集聚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特別是國家實驗室體系的密集程度、民營科技企業的規模和質量，為其成為新質生產力第一方隊創造了“先手”條件。
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實驗室體系，無疑是被視為一個國家搶占國際科技前沿制高點的主力軍和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的策源地，在中國當下的國家創新體系中被寄予著極大厚望。我認為，如何將國家實驗室體系的創新力量與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新力量有機協同起來，為新質生產力的涌現、涌流和高水平發展提供動能， 是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的重中之重。
南方財經：在你看來，當前我國實驗室體系中的各方陣有哪些特征？
房漢廷：國家實驗室體系主要分為三個方陣：國家實驗室是實驗室體系的核心，主要承擔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增強原始創新能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面向經濟主戰場，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深度融合，創造更大規模高質量的社會財富；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解決“卡脖子”問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給等四大戰略任務。
國家實驗室建設加速啟動以來，各地政府迅速行動起來，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各地政府，紛紛結合本地需求相繼申請籌建一批央地共建的國家實驗室。但其亦面臨實驗室規模過小，高水平科學家匱乏；人均科研經費不足國際同行1/5而難以開展“大創新”科研的短板。
國家重點實驗室（目前部分已經按照改革要求更名為全國重點實驗室）是我國實驗室體系的探路者。其中，企業類國家重點實驗室在聚焦“精創新”，在賦能“專精特新”科技企業路徑上已經下出“先手棋”。截至2022年底，國資委管理的91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出了200家“專精特新”企業。在省科技廳（委）、工信廳等管理的企業類國家重點實驗室中，也培育出了大量“專精特新”科技企業。同時，伴隨著國家實驗室的全面啟動，以及新型研發機構的勃然興起，這個科研國家隊進入到了一個“上不著天，下不落地”的尷尬位置。
新型研發機構是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產業落地者。中國的新型研發機構是國家實驗室體系的一個全新物種，具有政、產、學、研、資等多種要素聯合共建的特征，已經成為規模最大的實驗室類科研組織。20世紀80年代，科技活動漸漸走出象牙塔，隨之出現了多種類型的不同于已有固定模式的研發組織，從其誕生伊始就具有天然的市場經濟屬性，是直接賦能民營科技企業創業、創新、創富的天然平臺。新型研發機構所聚焦和專注的“小創新”，與小微科技企業普遍追逐的“微創新”，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契合性，將靈活多樣的新型研發機構進一步強化為“鋪天蓋地”小微企業賦能的主辦創新平臺，可以大幅度減輕小微科技企業創新成本，提高創新效率。
南方財經：廣東是民營經濟第一大省，也是創新大省，獨角獸企業、“小巨人”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數量均位列全國前列，如何看待廣東厚植新質生產力的潛力？
房漢廷：大型科技企業（含民企）是原創技術策源地，與作為實驗室體系核心的國家實驗室，在“大創新”訴求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足夠多的“頂天立地”的企業作為領軍，才能支撐起相關產業的競爭力。
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我國特別是在廣東民營企業群體中，已經成長出一大批領袖企業、領軍企業，有些企業甚至成為了相關產業的國際領軍企業。比如，領袖級企業華為、騰訊，領軍級企業大疆等均出自民營企業這個群體。從研發投入、研發人員規模、人均研發費用等指標來看，大型科技民營企業投入強度和投入規模，已經遠超國家實驗室的財政預算“天花板”；從技術產出看，以專利為核心的知識產權，十年增長36%，民營企業貢獻超過75%。
在數字經濟時代，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不僅要充分挖掘國有企業的潛能，更應該給這些已經“頂天立地”的民營企業參與、參加乃至主導國家“大創新”的機會。民營企業在“大創新”領域，特別是技術迭代快、市場變化快的產業領域，優勢更是明顯的，效率也更顯著的。
在構建國家創新企業力量布局中，“專精特新”科技企業群體上升為企業創新的關鍵力量。從國際上看，歐洲的瑞士、意大利、德國、瑞典等國家，往往是由一大批具有“絕活”的中小企業擔綱著重要的創新任務。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7月末，我國已累計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2萬余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9.8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達21.5萬家，新上市企業中“專精特新”企業占比過半。2023年10月末，廣東累計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1500家，數量居全國第一；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1.8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超4萬家。
構建“國家實驗室體系與科技企業超融合創新體”
南方財經：具體而言，如何將國家實驗室體系與民營科技企業有機組合？
房漢廷：國家實驗室體系無疑是以知識、技術研發為主的國家重器，國家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無疑是以知識、技術驅動財富創造的國家重器，在目前的創新布局中，二者還處在“各行其道”的階段，彼此之間還缺乏內在的有機聯系。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歷史上屢次出現的“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科技成果供給與科技成果應用不匹配”等老問題，還可能重新換顏登場。
為促進國家實驗室體系與國家科技企業體系兩大創新系統產生“1+1”大于2的創新力量，我們提出了建構“國家實驗室體系與國家科技企業超融合創新體”的考慮。“超級融合創新體”包括三個相互聯系的子系統。
這包括，聚焦“大創新”的“國家實驗室與大型科技企業的融合創新體”，建構以國家實驗室為核心，以民營大型科技企業為骨干的，以“大創新”為導向的融合創新機制，在任務、投入、人員、設備、管理等領域實現融合。
比如在任務融合上，國家實驗室在凝練“大創新”任務時，要充分征求相關大型民營科技企業意見，特別是面向市場的創新任務，應該以科技企業為主；在投入融合上，“大創新”任務確定后，由實驗室與科技企業等共同籌措，實驗室主要負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部分資金籌措，科技企業主要負責開發研究、創新和產品化、商業化部分資金籌措；在人員融合上，對“大創新”任務的人員需求，國家實驗室主要負責配備頂級科學家團隊，大量工程類、實驗類的科研人員主要由科技企業配備。在設備融合上，對“大創新”所需要的大科學裝置或裝備，由實驗室統一管理，對科技企業按規開放；在管理融合上，國家實驗室與民營大型科技企業在實驗室管理上，采取理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輪值制度等。
此外，聚焦“精創新”的“企業類國家重點實驗室與科技企業融合創新體”，在制度、管理、運行等層面形成融合機制。任務層面，建立以“專精特新”科技企業技術需求為主，以企業類國家重點實驗室自主選題為輔的“精創新”任務篩選機制；資金層面，點對點項目以需求者為主投入，點對多項目以眾籌為主；人員層面，針對不同任務，要以柔性團隊為主，突出微團隊創新的作用；設備層面，建立共投、共建、共享、共用機制，避免設備重復購置、閑置浪費。
最后是，聚焦“小創新”的“新型研發機構與小微科技企業的融合創新體”。在新型研發機構主辦下，新型研發機構不再是單純為市場提供技術供給和技術服務的研發機構，而是與眾多小微科技企業結成很深的、幾乎成為一體的關系。是中國式創新的重大成果，是對“三螺旋理論”的擴展性創造，即從亨利·埃茨科威茲的大學、產業、政府“三螺旋”互動創新，擴展為“政產學研資介用”的“七螺旋”的互動創新，它們是市場化實驗室的新形態。同時，該融合創新體并無定式，代表性品類可以歸納為“四不像”模式、微創新模式、生態林模式和三元耦合模式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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