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學科要著力于中國技術、中國方案、中國標準、中國隊伍、中國學科建設,將器官捐獻與移植作為學科工程建設,實現中國模式先進性的引領與示范。”近日,西安交通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中國人體健康科技促進會副會長、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主任委員薛武軍在接受《醫學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六十多年來,經過幾代中國移植人的持續奮斗,我國器官移植實現了從神話想象—技術突破—標準規范—倫理構建—中國方案的跨越式發展,為人類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世界器官移植領域實現了從“追趕者”到“領跑者”的轉型。
薛武軍(受訪者供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經過十幾年的探索、改革與實踐,在國家層面建立起了完整的器官捐獻和移植體系,建立健全《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等法律法規、優化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全面推行公民自愿捐獻等系統性改革,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數量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二,量質雙升,得到國際移植界高度贊揚和支持。
然而,當前我國移植學科仍面臨器官捐獻率相對偏低、區域發展不均衡、公眾認知度不足等現實挑戰。
如何推動中國器官移植事業高質量發展,為全球器官移植事業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薛武軍等在《中華器官移植雜志》發表的《我國器官移植的發展、改革與體系建設》一文給出了答案。
逐步走上科學化、法治化、規范化
相比國際,中國器官移植起步較晚,但進入21世紀,我國涌現出了一批國際一流的移植中心和創新性的移植技術。
薛武軍表示,目前我國建立了符合中國實際和實踐的遺體器官捐獻供者與器官評估的“中國標準”;建立了人類白細胞抗原(HLA)庫,開創了HLA抗原高分辨和抗體檢測技術平臺等器官移植關鍵的“中國技術”;建立了肝癌肝移植治療的“中國標準”。以血型不相容腎移植、器官保存與供器官維護、乙肝肝移植、自體肝移植、“無缺血”器官移植、劈裂式肺移植、異種移植等為代表的多項技術領先國際。
取得上述這樣的成就,薛武軍認為,與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切相關。
2006年,原國家衛生部(以下簡稱原衛生部)組建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委員會(OTC),發表了“廣州宣言”,表達了我國器官移植改革的決心,出臺了我國第一部器官移植行業管理規范——《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并相繼印發了肝臟、腎臟、心臟和肺移植技術管理規范。
2007年,國務院頒布了我國首部醫療技術法規《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確立了自愿、無償的捐獻原則,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嚴格行業內部評審和準入,原有600多家器官移植醫療機構削減至164家。
2010年,原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啟動遺體器官捐獻的試點工作,下發《衛生部辦公廳關于啟動心臟死亡捐獻器官移植試點工作的通知》,出臺“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分類標準”。
2013年2月25日,遺體器官捐獻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頒布《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規定所有捐獻器官必須經過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分配,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在系統外擅自分配和接收遺體捐獻器官,確保了人體捐獻器官公平、公正、公開可溯源的共享與分配原則。
2014年,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正式成立,發表了“杭州宣言”,展現了器官移植的中國擔當。
2014年,在中國器官移植大會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表示,自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途徑,由此我國器官移植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2024年5月1日,《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正式施行,新增“捐獻”二字,使其成為我國首部將公民自愿捐獻全面納入的法規。
據統計,截至2025年4月30日,我國累計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人數超過707萬,完成遺體器官捐獻(DD)58896例,捐獻大器官182474個。2024年全國共實施實體器官移植24684例,遺體捐獻器官移植20180例。
“可以說,從法律保障到政策支撐,從監管與質控到規范與標準,國家出臺的有關器官移植的一系列法規和政策性文件,提振了專業人員的信心,也提升了我國器官移植整體水平,使我國器官捐獻和移植事業進入了有法可依、有制可循、有策可保的發展時代。”薛武軍表示。
繼續深化完善的器官捐獻體系建設
但器官捐獻是一個輻射多學科、多部門的復雜的醫療和社會行為,具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涉及文化、倫理、法律、社會和國際通則等多個深層次問題。
薛武軍指出,我國每百萬人口的器官捐獻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區域間差異等問題,器官捐獻率遠低于器官移植患者就醫增長率且矛盾日益突出。
自2019年以來,我國器官捐獻始終處在發展瓶頸期,主要表現為器官捐獻率低和專業化程度不高,其表面原因為志愿登記率低和發現潛在捐獻者難,其深層次的原因為器官捐獻宣傳不夠深入,進機關、進高校、進社區、進單位“四進”落實不夠;醫療衛生系統在政策措施方面和工作實施方面從急救到救治、到死亡上報和轉介等的執行力度不夠;省、市、縣、院級器官捐獻的體系建設不健全,現有的醫療衛生及相關社會資源未能充分服務和推動器官捐獻的實施和發展。
為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獻體系,落實各級鏈接的中國實踐,薛武軍認為,需在國家法規政策的指引下,貫徹執行《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落實《關于促進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健康發展的意見》的14部委等文件精神和其他政策,建立起省級出政策、市級定措施、縣區抓落實、醫院/基層做執行的完整的分級與鏈接體系。
具體來說,要以醫療衛生系統落實執行力、紅十字會系統扎實宣傳和志愿登記、聯合多部門聯動為機制核心,落實省級出政策建機制創條件、市級定措施做監管,縣/區抓落實做實踐、醫療機構和基層做執行的辦法和措施,切實做好宣傳“四進”、公益廣告、志愿登記,并延伸到基層醫療應急到醫院救治轉介的工作,落實死亡患者和放棄治療非醫囑自動出院患者上報及死亡證明管理,特別是要夯實各級醫療機構的捐獻責任、工作目標和結果考核考評機制。
此外,論文還特別對在市級/縣區級及以上層面的措施和監管重點內容進行了闡述。
最后,薛武軍表示,我國器官移植的發展經過了開拓、發展、改革與體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下的重點是要在器官獲取組織的臨床服務屬性、醫療專業屬性下,做好技術體系、隊伍體系、工作體系(規范)和組織體系(模式)建設,期望在制度優勢與技術創新的雙重驅動力下,“中國模式”為世界器官移植發展貢獻智慧。
相關論文信息:
https://doi.org/10.3760/cma.j.cn421203-20250506-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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