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寇鐵蹄步步緊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初生的中國現代科學飽受炮火洗禮，廣大中國科技工作者毫不屈服，始終將國家利益置于首位，“一切為了抗戰”成為最堅定的信念與行動。
這群特殊的戰士沒有鋼槍鐵甲，卻以試管、圖紙、銼刀為武器；他們未曾沖鋒陷陣，卻在實驗室、兵工廠、荒野深山里筑起了一道“科技長城”。
8月29日，“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科學家”專題展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正式開展。展覽中，嚴濟慈在昆明郊外黑龍潭的工作地、李承干帶領職工搶運設備、茅以升建造的錢塘江大橋現場等歷史照片一一呈現。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科學同樣是御敵的利器。
以科學為刃 從實驗室轉向戰場
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科學家將科研與國家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展現出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
1937年7月，物理學家嚴濟慈代表中國在法國參會，“七七事變”消息傳來，他不顧個人安危，多次發表抗日演講。他在接受法國《進步報》記者采訪時道出心聲：“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正義的事業，不管戰爭要持續多久、情況多么險惡，最后勝利必將屬于中國人民。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
會后，嚴濟慈立即準備回國。為躲避日軍特務監視，他最終選擇繞道香港、越南海防到達昆明，后遷至昆明黑龍潭的一座古廟中。他在極端簡陋的條件下，研制出1000多片水晶振蕩片、300多套測距鏡和望遠鏡、500臺顯微鏡，直接支援前線與后方的醫療、通信系統，用實際行動踐行“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的誓言。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美國留學的張光斗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計劃和哈佛大學獎學金，下定決心回國參加抗戰。他在寫給導師的信中多次表示“如果國都亡了，我念書還有什么用”。
1937年南京淪陷前夕，金陵兵工廠廠長李承干帶領全廠職工搶運5000噸設備，輾轉遷至重慶，將工廠更名為第21兵工廠。每次日軍轟炸后，他都率先沖在前面搶救傷員、搶修設備。整個抗戰期間，第21兵工廠供應了抗日軍隊所需2/3的槍械、彈藥。
在地質、化工、農業等領域，科學家們同樣以專業力量支撐抗戰。侯德榜在抗戰期間利用工廠設施，結合自身專業技術，生產硝酸銨炸藥和地雷殼等物資支援前線；黃汲清提出“陸相生油說”，為中國大型油田的發現奠定了理論基礎；金善寶將優質小麥種子秘密送往延安，支持邊區大生產運動。
自力更生 于絕境開新局
抗戰時期，物資匱乏、技術封鎖成為科學家們面臨的共同難題，但他們以驚人的創造力突破重重限制，在“無設備、無材料”的困境中開辟科研與生產的道路。
淮南抗日根據地，吳運鐸和8名技工在借住的兩間草房里，制造出生產子彈的所有工具、機床，建成年產60萬發的子彈廠。1942年，為搶修前方急需的炮彈，一顆雷管在他手中爆炸：左眼晶體炸裂，左膝蓋重傷，左手炸掉四個半指頭。昏迷十幾天后，他奇跡生還。醒來后硬是掙扎著重返工廠：“只要我活著一天，我一定為黨為人民工作一天。”
擁有無線電技術專長的羅沛霖自愿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當時八路軍通信器材極度短缺，他帶領團隊就地取材，用群眾收音機和手電筒里的干電池供電，以豬油代替潤滑油、燒酒代酒精、延安山中的杜梨木頭作為絕緣材料，成功研制出屬于八路軍自己的通信電臺。
此外，華壽俊用馬蘭草造紙、陳康白改良鹽業生產、沈鴻用“土辦法”制造機床……他們創立的“馬背實驗室”“窯洞兵工廠”，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創新的獨特風景。
科學家們深知，科研實力與人才儲備是民族復興的根基，他們在遷徙與動蕩中堅持研究、延續教育，為國家保存了珍貴的“科學火種”。抗戰全面爆發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師生輾轉千里，最終在昆明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師生在茅草屋中授課、實驗，譜寫了“飲水曲肱成學業，蓋茅筑室作經筵”的壯歌，培養出包括鄧稼先、楊振寧、李政道等在內的一大批杰出人才，為中國科技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
今天為何仍要聆聽抗戰科學家的故事
“抗戰時期的中國科學界是一個被戰火重塑的科學共同體。這些科學家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動我們，是因為他們展現了科學最本真的模樣。它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一代人在民族危亡時用知識和信念點燃的火種。”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首席專家張藜說。
嚴濟慈的孫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委員嚴慧英在分享中表示，祖父那代科學家的愛國情懷，藏在日常科研與報國實踐的細節里。“他們對國家的熱愛，是落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的，可能是在磨望遠鏡的過程之中，可能是在做顯微鏡的過程中。”
張藜從科技史研究的深層邏輯出發指出，面對戰爭，中國科學家的選擇絕非簡單的道德號召的結果，而是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特殊性的集中體現。從科技史視角看，至少有三重結構性因素塑造了這種精神。
一是“救亡壓倒啟蒙”的科技本土化。20世紀初的中國科學，本處于“移植西方”階段。但抗戰迫使科學家將“純學術”迅速轉化為戰時技術。物理學家們把光學研究轉向戰場急需的望遠鏡、顯微鏡的制造；農學家們把自己的育種試驗，直接服務于大后方糧食增產。這種“需求導向”的科研模式，形成了中國科學家特有的問題意識——科學必須回應民族生存的緊迫性。
二是科技創新活力往往在寬松環境中蓬勃生長。延安自然科學院、西南聯大等戰時科研機構雖為臨時建制，卻因突破常規而催生了跨學科協作的雛形。科技史研究表明，適度的制度留白往往能激發原始而旺盛的科研生命力。
三是科學家的代際傳承。抗戰一代科學家多受教于20世紀10年代第一批歸國學者，他們的選擇實則是中國現代科學啟蒙精神在戰時條件下的延續。
今天為何仍需要回顧和聆聽抗戰科學家的故事？“科學史是一面鏡子，既照射過去，也折射未來。”張藜擔任了《科學群星閃耀時：抗戰烽火中的科學家故事》少兒讀本的主編，她認為，聆聽科學家的故事，能夠讓青少年更深入地了解抗戰時期科學家的貢獻和精神，明白科學從來不是“真空中的實驗”。這本書刻意保留了一些“未完成的探索”，例如葉渚沛的鋼鐵實驗多次失敗、黃萬里的水利方案曾被質疑。這些“不完美”恰恰是科技史的教育意義：科學進步從不是線性敘事，而是在試錯中螺旋上升。
“回憶抗戰中科學家的故事是為了讓人們珍惜和平，用自己的力量創造未來，讓下一代能夠享受和平。”嚴慧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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