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四方”描述了古代中國人眼中宇宙的整體結構。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天地四方反映了宇宙的全面性和延伸性，包括天、地、東、西、南、北、上、下等多個方面。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響，古代中國人在天地四方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了相應的天下觀，使天下四方成為古代中國政治理想和文化觀念的重要載體之一。
“四方”是人探索的基礎
“四方”之稱，在殷商甲骨文中便有記載。而天在上，地在下，加上東、南、西、北四方，謂之“六合”。
莊子認為“六合”是劃分圣人對事物認識態度的界限。他在《齊物論》中說：“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過于遙遠，“圣人”明智的選擇便是“存而不論”，承認其存在，但不討論。而“六合之內”的區域，是可視、可聽、可觸的，因而也就有了對其進行探究、討論的基礎。不過，這種研究、討論也必受時間、空間、視角、水平等多方面條件的限制，故而，不能一勞永逸地議決。因為事物本身不斷發展，人對事物的認識也不斷深化，即便能進行評議，其結果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持之恒久而不衰，所以對“六合之內”的事物，“圣人”可以討論、探究，但要“論而不議”，這是明智的做法。這種基于對宇宙變化萬千、永無休止的認識而產生的不斷探索、進取的態度，不僅適用于“圣人”，也適用于我們每一個普通人。
人不斷探索的基礎，是我們可以切實體悟的四方，它是從我們腳下開始的。《山海經·海外南經》中稱“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四海”便是“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其內在的結構便是“四方”。“好男兒志在四方”這句流傳甚廣的勵志之語，化用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所載齊姜規勸重耳“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的典故，其意在規勸其夫晉公子重耳不要沉溺安樂，而要發憤復國。此處的“四方”便是從自己的腳下開始。
對于帝王來說，從他腳下開始的四方還意味著他統治的疆域。所以，《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以帝王腳下的四方為基礎來構筑普天之下。在確定“四方”之前，先得建“中”，有“中”才有四方。而“中”的概念，在國家一級文物青銅器“何尊”上便已言及，即“中國”，也就是“中央之國”或“中土”“中央”。由中央建中，而后方言四方。
以“五服”為基礎的天下觀不斷鞏固
四方與中央構成的天下結構背后還有更深的文化意味、政治意味。這一點，要從古文字“東”“西”“南”“北”的起源說起。
“東”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認為日出樹（木）梢即為東；“西”為鳥巢，日落鳥歸巢即為西。這兩個字的起源都與太陽在一天時間內的運行情況有關。“日在樹梢”是日出、日落時皆有可能出現的景象，為什么是“東”，而不是“西”？這是因為五行中東方屬木，所以，日所在的樹梢為東方，而非西方。“西”按《說文解字》解，為“鳥在巢上”。晨鳥出巢，覓食而飛；只有暮鳥才棲于巢，暮，日落，故而為西。“南”為懸系樂器以祭祀，其方位則為南。“南”字的源起說法頗多。《詩經·小雅·鼓鐘》記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這里“雅”“南”“ 籥”等皆為樂器。“雅”，狀如漆筒，兩頭蒙羊皮，而羊為周人祖先羌人的圖騰，故引申為天子之樂，或周王畿之樂，即正樂。“南”也是樂器名，形似鐘（類似銅鼓），懸于南。“籥”是南夷的蘆笙。也許，這才是“南”字的文化之源。“北”，則是兩人相背之狀。為何兩人相背之狀，可以表示“北”？這是因為“北”是相對于“中”而言的，“中”的冬天常刮猛烈的北風，人總是本能地蜷身抱胸以護臟腑，所以人與人便呈相背的狀態，這便是“北”。由此可見，“東”“西”“南”“北”四字在表示自然方位的同時，也承載著很多文化意涵。
飽含文化意蘊的東、南、西、北、中，構成了富有政治意味的一點四方的天下結構。按照《尚書·康誥》的說法，古者王之所在為王畿，其外圍，由近及遠，每五百里為一區劃，分別為甸服、侯服﹑綏服(一曰賓服)﹑要服﹑荒服等五服。所謂“服”，是臣服聽命于天子之意。《尚書·益稷》中有夏禹所言：“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可見，一點四方的天下結構，在夏朝便已確立。而且，此結構還規定了四方遠近與天子，即與中央的關系。到周朝時，雖五服名稱變為侯﹑甸﹑男﹑采﹑衛等，但天下結構與從前完全相同。其后，這一結構便定格為儒家禮制的一部分。
這種天下觀定型之后，通過天子的祭祀禮儀不斷得到宣揚和鞏固。如《禮記·曲禮下》言，“天子祭天地，祭四方”。因天地、四方，與四時、五行等相配，所以春祭東，東為木，天子著青衣，奉蒼璧，插青旗，面東而拜，這叫“祠”；夏祭南，南為火，天子著赤衣，奉赤璋，插赤旗，面南而拜，這叫“礿”；秋祭西，西為金，天子著白衣，奉白琥，插白旗，面西而拜，這叫“嘗”；冬祭北，北為水，天子著黑衣，奉玄璜，插玄旗，面北而拜，這叫“烝”；中央為土，天子著黃衣，執黃琮，插黃旗，拜社稷（即土地神和谷神），便是“祭天地”。這種天地、四時之祭，源自殷商，經周禮沿襲、完善而為儒家禮儀之一。
除四時之祭外，與“四方”相對應的，還有一種與“四神”有關的祭祀。所謂“四神”之祭，《禮記·曲禮下》中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的記載。鄭玄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這樣的“四神”，又與“盤古開天”用以撐天的“四柱”有關。
這種天下觀除了在國家層面不斷得到鞏固，也通過儒學教育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中代代相傳。《禮記·射義》載：“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可見作為六藝之一的射藝，便傳承著這樣的天地觀。又如為孩童啟蒙的《三字經》中，有“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的語句，為孩子們建立起最樸素的天下觀念。
古代為政者對澤被天下的政治追求
以四方為基礎，古人還創造了一系列相關概念。既有四方，便有四個相交處，即“四隅”。四方與四隅合起來，便是“八維”。于是，便有了東、南、西、北之外的東北、東南、西北、西南。由此八維再向外推，又有了“八殥”和“八纮”，前者意為“八方邊遠之地”，后者意為“八方極遠之地”。《淮南子》中說：“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而再遠，便是“八極”，即“八纮之外，乃有八極”。《荀子·解蔽》中有“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而《后漢書·顯宗孝明帝紀》中載“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這段話更是把“八極”為天下至遠的意思表達得淋漓盡致。“封泰山”，即有道之君祭天；“建明堂”，即有道之君行大典，施德政；“立辟雍”，即天子講學，行禮教；“起靈臺”，即如周文王般建靈臺，使天下之民依附、歸心。如此，則“大道”得以“恢弘”，既然極遠之“八極”都能被澤被（同“澤披”），遑論天下其余地方。為君者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就必須做到“四聰”。《尚書·舜典》中便提出為政者須得“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對這句話的注疏是“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四方也”。
遠聽四方需要一定的方法。古人認為，以太乙為核，以北斗為樞，天之運有四時八節，地之應有四方八極。古人由此創造出了“式”來表示這一關系，并制作了上圓是天盤、下方是地盤的式盤，用以模擬大道運行，進行推算。天盤左旋，上畫北斗、二十八宿、十干、十二支、十二月等方位﹐并刻有一百八十二個圓點﹐以合周天度數，即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度；地盤中則繪有八卦、十干、十二支等記號。天盤又稱“堪”，地盤又稱“輿”，合則為“堪輿”，這也是風水術的別稱。我們常說的“司南”，就是由式盤演變而來。后世看風水的羅盤，也是由此演化而來。唐朝司馬貞在《史記正義》中記有“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之語，這里的“天綱”即天盤，“地辰”即地盤。天上的二十八宿，分列于東南西北，當其與地下的四方、九州等正好對應之際，也就是天盤某神恰好對準地盤某辰的時候，這便是“臨”的情況。就其字面講，“臨”本義是從上往下看。當用于天上某神對準地下某辰的情形后，其意便有了神圣的意味。后來，“臨”便專用于君上。無論君上到哪兒，皆謂之“君臨”。后來，又派生出“蒞臨”“光臨”等詞匯。“臨”字的衍生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為政者弘大道、澤被八極的政治理想。而更直觀的是，從“臨”字字義的變遷，我們可以看到式盤背后反映的，是學理層面上的天地交感與和諧一體的宇宙觀。
天地四方的宇宙觀，從創生之初就是自然方位與文化認知的結合體，是天人合一理念的重要體現之一。這種宇宙觀包含著古代中國人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觀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留給我們的重要精神財富。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單笑斐
《中國民族教育》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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