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區花園路6號院，如今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物院”，原二機部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的辦公區之一。這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事業開始的地方。
1964年，作為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優等生，杜祥琬畢業回國后被分配到二機部九院。如今，86歲的他仍經常來此上班。
從核物理到激光再到能源戰略和氣候變化，“跨界院士”是杜祥琬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但“跨界”背后不變的是，他為祖國科學奉獻一生的決心。
從大大的宇宙到小小的原子核
受蘇聯雜志《知識就是力量》的影響，1956年杜祥琬高三畢業填報志愿時，報考了當時全國高校唯一的天文系——南京大學天文系。恰在此時，國家從高中畢業生里選拔預備生留蘇學習核物理，整個河南省當年只有兩人入選，其中一人就是杜祥琬。
“大大的宇宙沒學成，學了小小的原子核。”杜祥琬卻很淡然，“你看，原子當中有一個核，外面有很多電子，和太陽系差不多。”
在杜祥琬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前，作為留蘇事務的具體推動者，錢三強來送行。杜祥琬至今記得，錢三強邊說邊拿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大意就是要大家出去以后學好知識，來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
在蘇聯學習期間，杜祥琬和同學們不時接到國內的指示，比如，學理論物理的同學要注意學好“中子在宏觀介質當中的輸運”。對這些指示背后隱藏的含義，杜祥琬并不理解，只是隱約感覺，回去肯定是干核工業。
臨答辯前的一天中午，杜祥琬和一位蘇聯同學在學校食堂吃飯。
對方問：“杜，你在這里學原子核物理，回中國之后有啥事可干嗎？”
在他們的認知中，1964年的中國很落后，核物理人才在中國沒有用武之地。杜祥琬聽出了弦外之音，這位同學當時的口氣讓他不太舒服。
轉機發生在杜祥琬答辯前的晚上。莫斯科電臺播出了一則驚人消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第二天，蘇聯的《真理報》上也刊登了這條消息。
答辯當天，那位蘇聯同學興沖沖地跑過來對杜祥琬說：“杜，祝賀你，我知道你回去干什么了。”
蘇聯同學前后巨大的態度反差，讓杜祥琬萬分感慨。
“國家的重大進步，在海外產生這么強烈的反響，我感到非常震撼。”杜祥琬說，“回國以后，如果是做這方面工作，不用給我作動員報告，我都能體會到干這件事對提高國家地位、增強國家科技實力的重大意義。”
1964年回國后，杜祥琬如愿被分配到二機部九院理論部。
剛一報到，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就給了杜祥琬一本參考書，是格拉斯登的《中子輸運理論》。杜祥琬這時恍然大悟，自己的工作是搞核武器研究。
當時美國、蘇聯已經成功研制氫彈。杜祥琬到理論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情報調研。他被派往相關機構，翻閱《真理報》等報紙雜志，尋找關于氫彈的蛛絲馬跡，然而能找到的有用信息幾乎為零。
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理論部只能內部進行“鳴放會”，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叫“頭腦風暴”。
在理論部的報告廳里，最前面是塊黑板。“鳴放會”由部主任主持，臺下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和四五十歲的科研工作者們，誰有想法就上臺將想法寫在黑板上，如果能做點計算就做點初步的演算。大家公開討論，現場論證，最后歸納了四種可能的氫彈構型。后來經過“百日會戰”，于敏帶領科研人員抓住了“牛鼻子”。我國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進行了一次“新的核試驗”，掌握了氫彈技術。
杜祥琬當時的工作是負責核試驗診斷理論研究，分析測試得到的數據。1975年到1984年，作為中子物理學研究室主任，他又帶領團隊，建立了我國第一個中子學計算敏感度程序，對核試驗診斷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總結。
“這個領域當時在國際上是保密的。”杜祥琬告訴記者，這項研究成果曾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后來，杜祥琬碰到錢三強時說：“錢老，您是改變了我人生道路的人。”錢三強問：“你后悔嗎？”杜祥琬馬上回答：“追隨您的事業，我很榮幸。”
組織激光科學研究“聯合艦隊”
1986年到2006年，是杜祥琬最繁忙、壓力最大的時期。1987年，他忽然被調轉了研究方向，從中子物理轉向激光。
20世紀80年代，為發展高科技，美國率先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歐洲搞了“尤里卡計劃”，我國也提出了發展高新技術的“863”計劃。
在該計劃規劃的首批七大研究領域里，就包括激光。杜祥琬擔任第一屆激光專家組成員兼秘書長，協助首席科學家陳能寬的工作。
和原子彈、氫彈工程不同，“863”計劃的專家組采取了全新的組織模式。它不僅打破了部門界限，實現了全國大協作，還實行專家組負責制，題目怎么定、由哪些單位來做、經費怎么分，都由專家組拍板，專家組自主性大大增強。
當時，國際上也剛開始開展激光相關研究。在我國激光研究打基礎、描繪藍圖的階段，專家組的掌控能力和戰略能力至關重要。
為了研究激光，杜祥琬重新學習了大量相關專業知識，同時倡導學術民主，組織了很多場“鳴放會”。
在杜祥琬看來，科學就是要在這種民主開放的狀態下才能發展，因為一個人的能力、知識畢竟有限。
1991年4月，激光專家組換屆，杜祥琬擔任第二屆專家組首席科學家。第二屆專家組成立后，作了第二次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修正了第一次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一些方向，同時把目標進一步具體化，技術路線更細。
在專家組的領導下，我國走出了一條適合國情的技術路線，開創了我國發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按照最早的規劃，“863”計劃持續到2000年。在2001年總結匯報時，一位組外的專家聽完激光專家組的匯報后評價：“15年產出這么多成果，你們是一個‘聯合艦隊’。”
60歲是可以從頭開始的
成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是杜祥琬自言“沒有想過要走的一段路”。
“我的想法不一定對，但當時就覺得，念了這么多書，應該干點具體的活。”杜祥琬告訴記者，1975年他曾婉拒擔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找王淦昌“說情”，讓領導收回起草好的中物院副院長任命（后于1993年擔任副院長），“我希望盡量延長在基層做學術研究的時間。”
2002年，在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杜祥琬被推薦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候選人，并順利當選，分管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同時擔任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
如何當這個副院長？杜祥琬其實沒經驗。他原來負責的是具體的研究工作。除了增選院士，中國工程院就是負責給國家做工程科技項目咨詢，和過去做具體研究不一樣。
當時恰巧剛剛卸任中物院副院長，杜祥琬便將更多精力投入中國工程院的工作。他發現，誠如時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所言，中國工程院的工作“有彈性”，但正因為“有彈性”，所以要用勁發力的話，可以沒完沒了地工作。
杜祥琬自謙對核能知識“多少了解一點”，但要從宏觀上開展能源戰略咨詢，“必須得學習，而且學習量得特別大”。
能源戰略咨詢也成了杜祥琬學術生涯的第三個方向。
在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期間，圍繞中國要不要加入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科技界有兩種不同意見。最后國家主管領導要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提供咨詢意見。
杜祥琬被委以重任，牽頭起草初稿。他組織持有不同意見的院士們，開了一次會，就把問題解決了。
“其實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焦點在于這項工作會不會影響現有的科研項目經費安排。”杜祥琬從中總結出心得，“解決問題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關心的內容，排除大家意見不一致的地方。”
2010年，杜祥琬卸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72歲的他本打算就此隱退，卻被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推薦，擔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
王淦昌曾在年過90歲時送給杜祥琬一句話：“60歲的人是可以從頭開始的！”杜祥琬回憶：“我一開始理解，他就是鼓勵我，可后來一想，他60歲以后真干了不少大事。”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杜祥琬對這句話有了切身感受。他保持著學者的風度，花白的頭發梳得一絲不亂，依舊忙碌、依舊“跨界”。他是論壇上的專家，是孩子們喜歡的杜爺爺，是記者們尊重的采訪對象——經歷豐富、才思敏捷、和藹可親、有問必答。
穿越60年風雨，他在《寫在科學邊上》一書中剖析了“跨界”背后的心路歷程：“有幸為祖國的富強和老百姓揚眉吐氣做一點實際的工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質享受難以比擬的。”
北京市海淀區花園路6號院，如今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物院”，原二機部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的辦公區之一。這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事業開始的地方。
1964年，作為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優等生，杜祥琬畢業回國后被分配到二機部九院。如今，86歲的他仍經常來此上班。
從核物理到激光再到能源戰略和氣候變化，“跨界院士”是杜祥琬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但“跨界”背后不變的是，他為祖國科學奉獻一生的決心。
從大大的宇宙到小小的原子核
受蘇聯雜志《知識就是力量》的影響，1956年杜祥琬高三畢業填報志愿時，報考了當時全國高校唯一的天文系——南京大學天文系。恰在此時，國家從高中畢業生里選拔預備生留蘇學習核物理，整個河南省當年只有兩人入選，其中一人就是杜祥琬。
“大大的宇宙沒學成，學了小小的原子核。”杜祥琬卻很淡然，“你看，原子當中有一個核，外面有很多電子，和太陽系差不多。”
在杜祥琬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前，作為留蘇事務的具體推動者，錢三強來送行。杜祥琬至今記得，錢三強邊說邊拿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大意就是要大家出去以后學好知識，來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
在蘇聯學習期間，杜祥琬和同學們不時接到國內的指示，比如，學理論物理的同學要注意學好“中子在宏觀介質當中的輸運”。對這些指示背后隱藏的含義，杜祥琬并不理解，只是隱約感覺，回去肯定是干核工業。
臨答辯前的一天中午，杜祥琬和一位蘇聯同學在學校食堂吃飯。
對方問：“杜，你在這里學原子核物理，回中國之后有啥事可干嗎？”
在他們的認知中，1964年的中國很落后，核物理人才在中國沒有用武之地。杜祥琬聽出了弦外之音，這位同學當時的口氣讓他不太舒服。
轉機發生在杜祥琬答辯前的晚上。莫斯科電臺播出了一則驚人消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第二天，蘇聯的《真理報》上也刊登了這條消息。
答辯當天，那位蘇聯同學興沖沖地跑過來對杜祥琬說：“杜，祝賀你，我知道你回去干什么了。”
蘇聯同學前后巨大的態度反差，讓杜祥琬萬分感慨。
“國家的重大進步，在海外產生這么強烈的反響，我感到非常震撼。”杜祥琬說，“回國以后，如果是做這方面工作，不用給我作動員報告，我都能體會到干這件事對提高國家地位、增強國家科技實力的重大意義。”
1964年回國后，杜祥琬如愿被分配到二機部九院理論部。
剛一報到，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就給了杜祥琬一本參考書，是格拉斯登的《中子輸運理論》。杜祥琬這時恍然大悟，自己的工作是搞核武器研究。
當時美國、蘇聯已經成功研制氫彈。杜祥琬到理論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情報調研。他被派往相關機構，翻閱《真理報》等報紙雜志，尋找關于氫彈的蛛絲馬跡，然而能找到的有用信息幾乎為零。
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理論部只能內部進行“鳴放會”，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叫“頭腦風暴”。
在理論部的報告廳里，最前面是塊黑板。“鳴放會”由部主任主持，臺下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和四五十歲的科研工作者們，誰有想法就上臺將想法寫在黑板上，如果能做點計算就做點初步的演算。大家公開討論，現場論證，最后歸納了四種可能的氫彈構型。后來經過“百日會戰”，于敏帶領科研人員抓住了“牛鼻子”。我國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進行了一次“新的核試驗”，掌握了氫彈技術。
杜祥琬當時的工作是負責核試驗診斷理論研究，分析測試得到的數據。1975年到1984年，作為中子物理學研究室主任，他又帶領團隊，建立了我國第一個中子學計算敏感度程序，對核試驗診斷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總結。
“這個領域當時在國際上是保密的。”杜祥琬告訴記者，這項研究成果曾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后來，杜祥琬碰到錢三強時說：“錢老，您是改變了我人生道路的人。”錢三強問：“你后悔嗎？”杜祥琬馬上回答：“追隨您的事業，我很榮幸。”
組織激光科學研究“聯合艦隊”
1986年到2006年，是杜祥琬最繁忙、壓力最大的時期。1987年，他忽然被調轉了研究方向，從中子物理轉向激光。
20世紀80年代，為發展高科技，美國率先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歐洲搞了“尤里卡計劃”，我國也提出了發展高新技術的“863”計劃。
在該計劃規劃的首批七大研究領域里，就包括激光。杜祥琬擔任第一屆激光專家組成員兼秘書長，協助首席科學家陳能寬的工作。
和原子彈、氫彈工程不同，“863”計劃的專家組采取了全新的組織模式。它不僅打破了部門界限，實現了全國大協作，還實行專家組負責制，題目怎么定、由哪些單位來做、經費怎么分，都由專家組拍板，專家組自主性大大增強。
當時，國際上也剛開始開展激光相關研究。在我國激光研究打基礎、描繪藍圖的階段，專家組的掌控能力和戰略能力至關重要。
為了研究激光，杜祥琬重新學習了大量相關專業知識，同時倡導學術民主，組織了很多場“鳴放會”。
在杜祥琬看來，科學就是要在這種民主開放的狀態下才能發展，因為一個人的能力、知識畢竟有限。
1991年4月，激光專家組換屆，杜祥琬擔任第二屆專家組首席科學家。第二屆專家組成立后，作了第二次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修正了第一次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一些方向，同時把目標進一步具體化，技術路線更細。
在專家組的領導下，我國走出了一條適合國情的技術路線，開創了我國發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按照最早的規劃，“863”計劃持續到2000年。在2001年總結匯報時，一位組外的專家聽完激光專家組的匯報后評價：“15年產出這么多成果，你們是一個‘聯合艦隊’。”
60歲是可以從頭開始的
成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是杜祥琬自言“沒有想過要走的一段路”。
“我的想法不一定對，但當時就覺得，念了這么多書，應該干點具體的活。”杜祥琬告訴記者，1975年他曾婉拒擔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找王淦昌“說情”，讓領導收回起草好的中物院副院長任命（后于1993年擔任副院長），“我希望盡量延長在基層做學術研究的時間。”
2002年，在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杜祥琬被推薦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候選人，并順利當選，分管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同時擔任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
如何當這個副院長？杜祥琬其實沒經驗。他原來負責的是具體的研究工作。除了增選院士，中國工程院就是負責給國家做工程科技項目咨詢，和過去做具體研究不一樣。
當時恰巧剛剛卸任中物院副院長，杜祥琬便將更多精力投入中國工程院的工作。他發現，誠如時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所言，中國工程院的工作“有彈性”，但正因為“有彈性”，所以要用勁發力的話，可以沒完沒了地工作。
杜祥琬自謙對核能知識“多少了解一點”，但要從宏觀上開展能源戰略咨詢，“必須得學習，而且學習量得特別大”。
能源戰略咨詢也成了杜祥琬學術生涯的第三個方向。
在擔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期間，圍繞中國要不要加入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科技界有兩種不同意見。最后國家主管領導要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提供咨詢意見。
杜祥琬被委以重任，牽頭起草初稿。他組織持有不同意見的院士們，開了一次會，就把問題解決了。
“其實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焦點在于這項工作會不會影響現有的科研項目經費安排。”杜祥琬從中總結出心得，“解決問題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關心的內容，排除大家意見不一致的地方。”
2010年，杜祥琬卸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72歲的他本打算就此隱退，卻被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推薦，擔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
王淦昌曾在年過90歲時送給杜祥琬一句話：“60歲的人是可以從頭開始的！”杜祥琬回憶：“我一開始理解，他就是鼓勵我，可后來一想，他60歲以后真干了不少大事。”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杜祥琬對這句話有了切身感受。他保持著學者的風度，花白的頭發梳得一絲不亂，依舊忙碌、依舊“跨界”。他是論壇上的專家，是孩子們喜歡的杜爺爺，是記者們尊重的采訪對象——經歷豐富、才思敏捷、和藹可親、有問必答。
穿越60年風雨，他在《寫在科學邊上》一書中剖析了“跨界”背后的心路歷程：“有幸為祖國的富強和老百姓揚眉吐氣做一點實際的工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質享受難以比擬的。”
本文鏈接：杜祥琬：三次轉換研究方向的“跨界院士”http://www.sq15.cn/show-2-96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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