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峰北京報道
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研究制定“十五五”規劃建議，旨在對未來五年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推動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戰略任務取得重大突破。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圍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
放眼2035年，未來五年、乃至十年改革和發展的重點有哪些？21世紀經濟報道近日專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張占斌。
張占斌認為，按照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要求，2026—2035年是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沖刺、決勝階段，現在正處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時期。
跨越“雙重陷阱”
《21世紀》：黨的二十大提出，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十五年正好是從“十四五”到“十六五”的三個五年。如今，“十四五”即將收官，應該如何理解未來十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代坐標與挑戰？
張占斌：根據黨的二十大的戰略安排，2026—2035年，中國需完成從人均GDP1.3萬美元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通常以2—3萬美元為門檻）的跨越。未來十年，中國仍需努力保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這一階段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攀升，產業結構、社會形態、治理能力也會發生系統性重構。當前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和“中等技術陷阱”雙重突圍的局面，決定了未來十年必須在發展質量上實現突破性進展，努力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跨過“雙重陷阱”。
黨中央對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有新的判斷，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揭示了人民需求從“數量型滿足”向“質量型躍升”的轉變，是從過去的“有沒有”向“好不好”“優不優”轉變。這種變化對整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投資于人”寄予極大的期待。
然而，我國在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產業發展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堵點、痛點和短板亟待破除，需要以高質量發展破解發展難題、回應時代訴求。未來十年，我們要更加注重發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
《21世紀》：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動蕩變革期仍在持續，未來十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面臨怎樣的外部環境？
張占斌：近十多年來，中美戰略博弈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因素。當前中美已從貿易摩擦升級為科技、金融、人才、地緣的全方位角力，中美戰略博弈競爭出現多維格局與長期化趨勢。僅以半導體為例，中國28nm以上成熟制程芯片產能約占全球的30%，但7nm以下先進制程幾乎處于空白，這種“低端內卷、高端失守”的格局亟須突破。當然，無論是美國再工業化，還是貿易摩擦，都改變不了中國式現代化向前邁進的趨向。中美戰略博弈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對中國未來的國家安全、核心利益和發展戰略將產生深遠影響，我們必須穩住陣腳，在復雜國際環境中堅定打造自身核心競爭力，以應對和打破美國的戰略遏制。
保持經濟合理增長
《21世紀》：“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的目標，需要制定什么樣的增長目標？
張占斌：2021—2024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5.5%，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速近2個百分點。“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目標也應保持在一個合理區間。基于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測算，2026—2035年中國GDP年均增速需保持在4.5%—5.2%。“十五五”時期保持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將處于較高水平，有助于在與美國戰略博弈中占據主動，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繼續提升地位。“十六五”時期GDP增長率力爭保持在4.5%以上則將較為主動。
《21世紀》：規劃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引領作用，特別是將部署重大改革項目。未來十年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張占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項戰略性任務。如期完成這個戰略任務，十年的時間并不充裕。
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揮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兩個比較優勢，重塑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四梁八柱”，破解“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難題，是我們需要繼續探索的重大課題。各級政府還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努力捍衛市場經濟的尊嚴、規則，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特別是要落實好民營經濟促進法。
未來十年，只有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完善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才能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要推動完善高質量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包括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健全現代基礎設施建設體制機制，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等等。當前迫切需要加快推進這些方面的體制改革。
教育科技人才整體推進
《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動能正在發生轉換，科技創新越來越發揮決定性作用。邁過“中等技術陷阱”，實現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需要如何發力？
張占斌：當前，全球正處在新質生產力爆發的窗口期，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呈現“集成創新、多點突破、跨界融合”的特征。客觀地看，中國的整體科技水平和科技實力較強，高鐵技術、5G通信、航天科技、量子通信等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仍面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情況，主要體現在高端芯片、精密制造設備、關鍵原材料及基礎軟件等方面。
未來十年，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我們必須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更多實質性突破，徹底擺脫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科技創新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科技創新要從“跟跑追趕”轉向“并跑領跑”，到2035年中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未來十年科技創新的核心任務，是構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化”的全鏈條自主可控體系。從現在起，就要強化全社會特別是各級干部對科學技術重要性的深刻認識，特別是對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重要性的深刻認識。
《21世紀》：支持全面創新也對改革提出了重大課題。未來十年如何深化改革，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
張占斌：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新型舉國體制的核心是實現“集中力量”和“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我們需要探索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協同范式”。在組織模式上，借鑒“揭榜掛帥”“賽馬制”等新型科研組織方式；在投入機制上，建立“政府引導—企業主體—社會參與”的多元投入體系；在轉化機制上，推廣“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試點。重點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全面提高人才隊伍質量。未來十年，要將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整體推進，構建教育鏈、創新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實現1+1+1>3的協同效應、疊加優勢和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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