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第四十一回，寫妙玉讓寶釵和黛玉到耳房內(nèi)吃梯己茶，寶玉悄悄地隨后跟了來，有這樣一段描寫：“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瓟斝’三個隸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只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犀?’。妙玉斟了一?與黛玉。”
這里提到了“點犀?”，未言其材質(zhì)，只稱其形制“似缽而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3月北京第1版、2008年7月北京第3版《紅樓夢》（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注釋稱：“點犀?（qiáo 橋）——犀牛角做成的飲器。?:碗類器皿。《嶺表錄異》：墮羅犀，犀中最大，其角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額上有細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為胯具，斑散而淺者即治為杯盤器皿之類。?以‘點犀’取名，似借李商隱《無題》詩‘心有靈犀一點通’詩意，極言此?之珍貴。一說‘點犀’應作‘杏犀’：一般犀角制成的器皿，不論白天或燈光下，都呈不透明的灰褐色，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對著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黃色，但極罕見。”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學界幾乎不約而同地將“點犀?”的材質(zhì)”的材質(zhì)默認為犀角。實際上，對于“點犀?，也不是沒有過爭議，但爭議點不在于是不是犀角，而只在于具體是哪一種犀角。上述紅研所校注版《紅樓夢》相關(guān)注釋就頗有代表性，這個注釋在先入為主地將“點犀?”認定為犀角制品的前提下，匯集了兩種觀點。長期從事文物工作的沈從文先生曾經(jīng)對其前一種觀點加以辯駁，他提出：“至于明清人做酒器，則中心必須挖空，由于應用要求不同，再不會過問有無白透子。”并結(jié)合實踐經(jīng)驗，表示：“過我手的實物不下二百種，就沒有一件符合通犀情況的。可知酒器事實上不在那線白心！”
至于“杏犀”說，也是站不住腳的。沈從文先生撰文明確提出：“‘杏犀’名目殊可疑。因為就我所知，談犀角事諸書，實均無此名色。”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著200多件天然犀角及犀角器古董實物，據(jù)該院長期接觸這些藏品的專家介紹：“故宮藏品中的材質(zhì)既有非洲犀角，又有亞洲犀角……色澤二者在內(nèi)里基本都是蜂蜜色，亞洲犀角的透明度更好一些。所有的犀牛角一般在根部都是淺色，到了尖部就會變深，亞洲犀是黑褐色，非洲犀黑灰色。犀角杯把玩久色澤會變深。”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展示了其收藏的大量犀角與犀角制品實物照片，其色澤與上述專家所說一致。由此不難看出，所謂“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對著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黃色，但極罕見”，應屬接觸犀角及犀角器較少者的臆測。
既然“點犀”“杏犀”兩個名目用到犀角制品尤其是飲器上都十分牽強，那么較為合理的解釋就應當是：“點犀?”或許并非犀角制品。
“點犀?”之所以被普遍默認是犀角制品，只因為其名稱中帶一個“犀”字。實際上,在古代，名稱帶“犀”字的器物不光有犀角制品，還有漆器。現(xiàn)在僅存的古代漆器制造與漆工藝專書——明代黃成撰寫、楊明逐條加注的《髹飾錄》一書中就記錄了“犀皮”“剔犀”“攢犀”等名目：“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圓花、松鱗諸斑。近有紅面者，以光滑為美。”據(jù)王世襄先生考證，“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至宋而更為流行。”唐袁郊《甘澤謠》提到犀皮枕（見《紅線》篇，原文是“枕以文犀”）。宋吳自牧《夢粱錄》中提到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鋪，與游家漆鋪并列，說明當時已有以制造犀皮為主的漆工作坊。
正如袁荃猷先生在《談犀皮漆器》一文中所說，犀皮漆器“表面是光滑的，花紋由不同顏色的漆層構(gòu)成，或作行云流水之紋，或像松樹干上的鱗皴，乍看很勻稱，細看又富有變化，漫無定律，天然流動，色澤燦爛，非常美觀”。
至于“剔犀”工藝，《髹飾錄》稱：“剔犀，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烏間朱線，或紅間黑帶，或雕黸等復，或三色更疊。其文皆疏刻劍環(huán)、絳環(huán)、重圈回文、云鉤之類。純朱者不好。”明曹昭撰《格古要論》：“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為貴，如膠棗色，俗謂之棗兒犀。福州舊仿者，色黃滑地圓花兒者，謂之福犀。”清王士禎《香祖筆記》：“滑地紫犀，元時禾郡西塘楊匯所作。”
剔犀工藝十分繁復，因而制作出來的漆器十分精美、奢華。王世襄先生在《<髹飾錄>解說》一書中解釋說：“剔犀是用兩種或三種色漆（一般都是兩種色漆），在器物上有規(guī)律地逐層（每一色層都由若干道漆漆成，各層厚薄并不一致）積累起來，至相當?shù)暮穸龋缓笥玫短蘅坛鲈沏^、回文等圖案花紋。在刀口的斷面，可以看見不同的色層。”
北京故宮博物院就收藏著明代的剔犀盞托、剔犀碗，反映出明清時期剔犀工藝漆器作為奢華的餐飲器具在宮廷中的應用。
關(guān)于“攢犀”，《髹飾錄》稱：“鎗金間犀皮，即攢犀也。其紋宜折枝花、飛禽、蜂蝶及天寶海琛圖之類。”楊明注：“其間有磨斑者，有鉆斑者。”另據(jù)《格古要論》：“鎗金人物景致，用攢攢空閑處，故謂之攢犀。”王世襄先生提出：“據(jù)本文及楊注，可以知道鎗金間犀皮有兩種做法：（一）以鎗金作花鳥、昆蟲等花紋，紋內(nèi)填金。花紋之外，以犀皮作地子，也就是鎗金與犀皮相結(jié)合。這種做法即楊注所謂‘其間有磨斑者’（犀皮斑紋由填漆磨顯而成），也可以算是真正的鎗金間犀皮。（二）花紋做法與前相同，漆地則不是真正的犀皮而是用鉆鉆成密布的小眼，用這種不平的地子來襯托出鎗金花紋來。這種做法因漆地有鉆眼，稱之為攢犀較為恰當。”
《文物》1979年第3期所載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一文，介紹了武進南宋墓出土的鎗金填朱漆斑紋地山水花卉紋盒。此盒通高11厘米，長15.4厘米，寬8.3厘米。黑漆地，盒面用鎗金勾劃出一幅池塘小景。岸柳毿毿，下復塘水，水中有游魚荇藻菱芰之屬。物象之外，密鉆細斑，斑內(nèi)填朱漆后磨平。立墻鎗金纏枝花卉，花葉之內(nèi)均劃刷絲。花紋外空地也鉆斑填朱漆。盒蓋內(nèi)有朱書“庚申溫州丁字橋巷廨七叔上牢”十三字。王世襄先生認為，此盒雖是鉆斑，但鉆后填漆磨平，它又不是真正的犀皮地，因而不能說和鎗金間犀皮完全相同，這可能是鎗金間犀皮未定型前的一種做法。
此外，《髹飾錄》還提到“款彩間犀皮”，即“似攢犀而其紋款彩者。”楊注：“今謂之款紋攢犀。”王世襄先生解釋：“即用款彩作花紋，花紋之間的漆地，用鉆鉆成密布的小眼。”
由所引有關(guān)文獻可以看出，“鎗金間犀皮”“攢犀”“款彩間犀皮”這類漆工藝均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即在犀皮漆面上有許多密布的小眼，這些小眼亦可謂之“點”。《紅樓夢》里所謂“點犀”，或許就是曹雪芹根據(jù)這一特征而給這一類漆器所取的別名。
明清之際，犀牛在中國早已絕跡，犀角需要從海外進口，價格極其昂貴，故而犀角器的珍貴在于其材料之難得。在《紅樓夢》相關(guān)情節(jié)里，妙玉請賈府諸人吃茶，使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龍獻壽的小茶盤”“成窯五彩小蓋鐘”“官窯脫胎填白蓋碗”乃至“瓟斝”，分別是漆器、瓷器與匏器，材質(zhì)并不難得，其之所以珍貴，在于制作工藝的高超與制作過程的復雜，導致存世精品極少。從妙玉的為人來看，既然給薛寶釵使用的“瓟斝”系材質(zhì)尋常的匏器，那么給林黛玉使用的“點犀?”應該也不會是材質(zhì)珍奇罕見的犀角器。用“攢犀”漆器來解釋“點犀?”，恐怕倒是更符合妙玉的人設(shè)與當時的場景。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寫妙玉讓寶釵和黛玉到耳房內(nèi)吃梯己茶，寶玉悄悄地隨后跟了來，有這樣一段描寫：“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瓟斝’三個隸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只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犀?’。妙玉斟了一?與黛玉。”
這里提到了“點犀?”，未言其材質(zhì)，只稱其形制“似缽而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3月北京第1版、2008年7月北京第3版《紅樓夢》（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注釋稱：“點犀?（qiáo 橋）——犀牛角做成的飲器。?:碗類器皿。《嶺表錄異》：墮羅犀，犀中最大，其角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額上有細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為胯具，斑散而淺者即治為杯盤器皿之類。?以‘點犀’取名，似借李商隱《無題》詩‘心有靈犀一點通’詩意，極言此?之珍貴。一說‘點犀’應作‘杏犀’：一般犀角制成的器皿，不論白天或燈光下，都呈不透明的灰褐色，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對著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黃色，但極罕見。”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學界幾乎不約而同地將“點犀?”的材質(zhì)”的材質(zhì)默認為犀角。實際上，對于“點犀?，也不是沒有過爭議，但爭議點不在于是不是犀角，而只在于具體是哪一種犀角。上述紅研所校注版《紅樓夢》相關(guān)注釋就頗有代表性，這個注釋在先入為主地將“點犀?”認定為犀角制品的前提下，匯集了兩種觀點。長期從事文物工作的沈從文先生曾經(jīng)對其前一種觀點加以辯駁，他提出：“至于明清人做酒器，則中心必須挖空，由于應用要求不同，再不會過問有無白透子。”并結(jié)合實踐經(jīng)驗，表示：“過我手的實物不下二百種，就沒有一件符合通犀情況的。可知酒器事實上不在那線白心！”
至于“杏犀”說，也是站不住腳的。沈從文先生撰文明確提出：“‘杏犀’名目殊可疑。因為就我所知，談犀角事諸書，實均無此名色。”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著200多件天然犀角及犀角器古董實物，據(jù)該院長期接觸這些藏品的專家介紹：“故宮藏品中的材質(zhì)既有非洲犀角，又有亞洲犀角……色澤二者在內(nèi)里基本都是蜂蜜色，亞洲犀角的透明度更好一些。所有的犀牛角一般在根部都是淺色，到了尖部就會變深，亞洲犀是黑褐色，非洲犀黑灰色。犀角杯把玩久色澤會變深。”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展示了其收藏的大量犀角與犀角制品實物照片，其色澤與上述專家所說一致。由此不難看出，所謂“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對著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黃色，但極罕見”，應屬接觸犀角及犀角器較少者的臆測。
既然“點犀”“杏犀”兩個名目用到犀角制品尤其是飲器上都十分牽強，那么較為合理的解釋就應當是：“點犀?”或許并非犀角制品。
“點犀?”之所以被普遍默認是犀角制品，只因為其名稱中帶一個“犀”字。實際上,在古代，名稱帶“犀”字的器物不光有犀角制品，還有漆器。現(xiàn)在僅存的古代漆器制造與漆工藝專書——明代黃成撰寫、楊明逐條加注的《髹飾錄》一書中就記錄了“犀皮”“剔犀”“攢犀”等名目：“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圓花、松鱗諸斑。近有紅面者，以光滑為美。”據(jù)王世襄先生考證，“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至宋而更為流行。”唐袁郊《甘澤謠》提到犀皮枕（見《紅線》篇，原文是“枕以文犀”）。宋吳自牧《夢粱錄》中提到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鋪，與游家漆鋪并列，說明當時已有以制造犀皮為主的漆工作坊。
正如袁荃猷先生在《談犀皮漆器》一文中所說，犀皮漆器“表面是光滑的，花紋由不同顏色的漆層構(gòu)成，或作行云流水之紋，或像松樹干上的鱗皴，乍看很勻稱，細看又富有變化，漫無定律，天然流動，色澤燦爛，非常美觀”。
至于“剔犀”工藝，《髹飾錄》稱：“剔犀，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烏間朱線，或紅間黑帶，或雕黸等復，或三色更疊。其文皆疏刻劍環(huán)、絳環(huán)、重圈回文、云鉤之類。純朱者不好。”明曹昭撰《格古要論》：“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為貴，如膠棗色，俗謂之棗兒犀。福州舊仿者，色黃滑地圓花兒者，謂之福犀。”清王士禎《香祖筆記》：“滑地紫犀，元時禾郡西塘楊匯所作。”
剔犀工藝十分繁復，因而制作出來的漆器十分精美、奢華。王世襄先生在《<髹飾錄>解說》一書中解釋說：“剔犀是用兩種或三種色漆（一般都是兩種色漆），在器物上有規(guī)律地逐層（每一色層都由若干道漆漆成，各層厚薄并不一致）積累起來，至相當?shù)暮穸龋缓笥玫短蘅坛鲈沏^、回文等圖案花紋。在刀口的斷面，可以看見不同的色層。”
北京故宮博物院就收藏著明代的剔犀盞托、剔犀碗，反映出明清時期剔犀工藝漆器作為奢華的餐飲器具在宮廷中的應用。
關(guān)于“攢犀”，《髹飾錄》稱：“鎗金間犀皮，即攢犀也。其紋宜折枝花、飛禽、蜂蝶及天寶海琛圖之類。”楊明注：“其間有磨斑者，有鉆斑者。”另據(jù)《格古要論》：“鎗金人物景致，用攢攢空閑處，故謂之攢犀。”王世襄先生提出：“據(jù)本文及楊注，可以知道鎗金間犀皮有兩種做法：（一）以鎗金作花鳥、昆蟲等花紋，紋內(nèi)填金。花紋之外，以犀皮作地子，也就是鎗金與犀皮相結(jié)合。這種做法即楊注所謂‘其間有磨斑者’（犀皮斑紋由填漆磨顯而成），也可以算是真正的鎗金間犀皮。（二）花紋做法與前相同，漆地則不是真正的犀皮而是用鉆鉆成密布的小眼，用這種不平的地子來襯托出鎗金花紋來。這種做法因漆地有鉆眼，稱之為攢犀較為恰當。”
《文物》1979年第3期所載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一文，介紹了武進南宋墓出土的鎗金填朱漆斑紋地山水花卉紋盒。此盒通高11厘米，長15.4厘米，寬8.3厘米。黑漆地，盒面用鎗金勾劃出一幅池塘小景。岸柳毿毿，下復塘水，水中有游魚荇藻菱芰之屬。物象之外，密鉆細斑，斑內(nèi)填朱漆后磨平。立墻鎗金纏枝花卉，花葉之內(nèi)均劃刷絲。花紋外空地也鉆斑填朱漆。盒蓋內(nèi)有朱書“庚申溫州丁字橋巷廨七叔上牢”十三字。王世襄先生認為，此盒雖是鉆斑，但鉆后填漆磨平，它又不是真正的犀皮地，因而不能說和鎗金間犀皮完全相同，這可能是鎗金間犀皮未定型前的一種做法。
此外，《髹飾錄》還提到“款彩間犀皮”，即“似攢犀而其紋款彩者。”楊注：“今謂之款紋攢犀。”王世襄先生解釋：“即用款彩作花紋，花紋之間的漆地，用鉆鉆成密布的小眼。”
由所引有關(guān)文獻可以看出，“鎗金間犀皮”“攢犀”“款彩間犀皮”這類漆工藝均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即在犀皮漆面上有許多密布的小眼，這些小眼亦可謂之“點”。《紅樓夢》里所謂“點犀”，或許就是曹雪芹根據(jù)這一特征而給這一類漆器所取的別名。
明清之際，犀牛在中國早已絕跡，犀角需要從海外進口，價格極其昂貴，故而犀角器的珍貴在于其材料之難得。在《紅樓夢》相關(guān)情節(jié)里，妙玉請賈府諸人吃茶，使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龍獻壽的小茶盤”“成窯五彩小蓋鐘”“官窯脫胎填白蓋碗”乃至“瓟斝”，分別是漆器、瓷器與匏器，材質(zhì)并不難得，其之所以珍貴，在于制作工藝的高超與制作過程的復雜，導致存世精品極少。從妙玉的為人來看，既然給薛寶釵使用的“瓟斝”系材質(zhì)尋常的匏器，那么給林黛玉使用的“點犀?”應該也不會是材質(zhì)珍奇罕見的犀角器。用“攢犀”漆器來解釋“點犀?”，恐怕倒是更符合妙玉的人設(shè)與當時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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